“特犯不犯”“同而不同处有辨”

                 ——《水浒传》中人物描写特色欣赏

在《水浒传》中，作者匠心独运，写了许多性格相似的人物，以及他们做着颇为相似的事。他们虽相似、相同，但却又有细微之差，同中能见异，异中也能见同，在同于不同中让人领会到他们各自的不同。即“同而不同处有辨”(李卓吾容与堂刊本《水浒传》)他还举例说：“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不难明白，李卓吾所指的“都是急性的”，就是指人物性格中的一种类型，也就是“同”，而“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就是各个人物独特的个性，也就是“不同”。这就是说，在施耐庵的笔下，即使是描写同一类型性格的人物，也是各有特点，“一毫不差，半些不混”的，即能够让读者从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中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来。王进与林冲，同是禁军教头，同受高俅追害，但王进是王进，林冲是林冲。鲁智深与杨志同是军官，同在二龙山落草，但读者决不会把他们两人混淆。就是阮氏三弟兄也面目各异：阮小二老成持重，阮小五精明强悍，阮小七莽撞毛躁。

古人称之为“特犯”，即作者特意使事件雷同；所谓“不犯”，即着力表现性格的差异。如鲁达有“拳打镇关西”，武松有“拳打蒋门神”。他们做什么——“打”是相似的、雷同的；但怎样打、为什么要打，打得背景却各有差异。

鲁达打的是郑屠，是个卖肉操刀之徒，自然背景是肉舖。所以鲁达也是用肉来捉弄他。结果弄得郑屠头上、身上、案上、地上无处不是肉。这是拳打镇关西所需要的背景。武松打的是蒋忠，因它霸占了施恩的快活林酒店，而武松又是个酒豪，书中自然以酒店为背景，字里行间都带着酒。武松去快活林时就向施恩提出“无三不过望”。见一个酒店便请他吃三碗酒。他走一路、喝一路，故作醉态。来到快活林前，见上面写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武松先以尝酒寻闹，又以让老板娘陪酒找茬。而发作起来先将一坛酒打翻三个人被掷于缸里，两个被打得爬不动。闹的身上、案上、桌上、地上无处不是酒。这是醉打所需要的，也是表现武松的特定场景。一个无处不是肉，一个无处不是酒。不同的环境和背景，紧密地结合着不同的情节和人物。

鲁达是为了救人之难，怒打了郑屠；武松是因知遇之恩而抱打不平。一个像猫斗老鼠般的三次戏弄对手；一个将无理之徒掷于酒店，无事生非。一个三拳下去郑屠命归西天；一个以旋风般鸳鸯脚克敌制胜。一个既鲁莽又练达，勇猛而又精细；一个似醉不醉，胆大如虎而心有定数。鲁达的正义刚直令人钦佩，武松的精细和武艺超群令人赞赏。谁能把这两个人互相置换呢？谁又能将他们相混淆呢？武松不会去倒拔垂杨柳，鲁达也不会在三碗不过岗的酒店里豪饮。为什么？因为二者的性格不同、背景不同，各有各的活动特点。

我们看两位英雄是如何消遣两个恶霸的。他们都是先撩拨、激怒对方，让他跳出来，而后当众痛打。

在《鲁达拳打镇关西》中，侧重写鲁达的拳头威风，真有泰山压顶、雷铤万钧之力。写其力足劲猛，势不可挡，表现鲁达的满腔怒火。鲁达来到郑屠的肉舖前，并不动手，先轻蔑的叫声“郑屠”，然后打着经略相公的旗号，先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再要“十斤肥的，也要切做臊子”；还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剁成臊子”。并且都要郑屠亲自来切。郑屠虽恼怒却不敢发作，明知是消遣他，也得故做笑脸。鲁达觉得消遣的还不够，就将两包肉馅向郑屠劈面打去，以此激怒郑屠。鲁达这三次捉弄，就像狸猫玩弄老鼠，本来一口就可以把老鼠吃掉，可偏偏欲擒故纵，来回地摆弄，直到老鼠呲牙了他才真动手。

两位英雄都有嫉恶如仇的性格，但作者写来就不同。写武松嫉恶如仇，是另一番表现。他因杀西门庆吃了官司，发配到了孟州。施恩对他特意款待，一则是为敬服武松的勇和义，二是为借打虎英雄之力惩治恶霸蒋门神，夺回属于他所有的酒店——快活林。武松得知真情以后，出于知遇之恩，更是为了惩治一霸，毫不推辞。他说：“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武松的除暴安良当然也是义举，然而与鲁达之举相比，鲁达的义更为淳朴。

两位英雄都是粗豪的壮士，然而都粗中有细，可精细程度却不同。武松的精细与鲁达不同。他快到酒店见一汉子在树下乘凉，猜是蒋门神，先不予理睬。这是精细。他一路喝酒，虽带五七分酒意，却装作十分醉。和蒋门神交手之前还是一副醉态，以麻痹对方。这是精细。把蒋门神打得鼻青脸肿，不住讨饶，答应一切条件。武松的目的达到，见好就收，更为精细。武松既没使对手丧命，又为施恩夺回了快活林。因心中有分寸，故手脚有轻也有重。在《武松醉打蒋门神》中，主要写武松其力与其勇，而侧重表现其超群的武艺和脚下的功夫，以再现其打虎之神威。武松没有鲁达那一腔怒火，而鲁达也根本不要在郑屠面前显示自己的武功。武松消遣对方则是另一番情景，为把蒋门神惹火、引出来殴打，他在酒店里三次撩拨，目的是惹事生非。先是三次换酒找茬儿；接着要主人家老板娘相伴吃酒，惹火了妇人，几个伙计一齐上手，武松终于可以大闹酒店了；蒋门神当然会不请自到了。

通过比较可看出，鲁达、武松都是刚烈汉子，都粗中有细，而武松的精细为鲁达所不及。可以说鲁达是粗中有细，而武松则是假粗心有数。像李逵则是从里往外都粗，没有心计。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叫李逵来打镇关西、来打蒋门神，他决不会绕这么多的弯子，会怒气冲冲逼上前去，砍他几斧，连人带店砸得稀巴烂。他常说，我是先打后商量，那是李逵式的举动。而鲁达、武松当然不会这样做，这正是有别于李逵的地方。然而他俩的做法也各有不同：鲁达认识郑屠，所以来到面前时慢慢地耍弄，让他乖乖地跺肉馅子。这样做，一为撩拨激怒他，二为拖延一段时间确保金氏父女能够离开。金氏父女走得越远，郑大官人挨打时光离得就越近。而武松并不认识蒋门神，他发配来到孟州人生地不熟，只从施恩口中得知其人，所以当武松走进村口“见一个金刚大汉，坐在绿槐树下乘凉。”心想这便是蒋门神，却没与他交手，直奔酒店。这样，一可避免万一弄错，二是大闹酒店让路人皆知，更能杀杀他的威风。这两种消遣方式，各自体现了两位好汉的心计，也是因为惩治的对象不同而各异的。

请看，武松与石秀太像了，两人都刚正不阿，武艺非凡；都深重义气，坦荡胸怀，都敢做敢为，杀人不眨眼；都明白事理，精细聪慧。

但俩人给人感觉却迥然不同。细分析，他们在处事态度上还是有别的。武松讲究名节，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看是否在理，不仅行事在理，手段也要在理，一定要无损于英雄的名声。因此武松从不暗中下手、设计杀人。她杀西门庆、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无不堂堂正正，轰轰烈烈。如第一百零五回中，武松明知纯阳宫无私道人可恶，但不施用计策，最后仍是真刀真枪将对方杀死。在曾家店，武松又看出了店中可疑，也不主动施强，而是小心提防，在对方企图暗中下手时，才将对方剿灭。武松所杀之人如麻，却让人感到可敬可亲。

石秀则不同了，虽也为人刚正，行事却不在乎名节，常常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他暗中杀死了裴如海，又设计借杨雄之刀杀死了潘巧云。不论其目的如何，这种行事的手段，武松是绝不会用的。如第九十九回，石秀要除江不良，先是以好言好语稳住对手，并许诺给五十两银子，然后将其引到偏僻的九里燉，一刀杀死。这是典型的诱杀。石秀的这种手段，给我们的感觉是冷峻可畏，甚至令人不寒而栗。施耐庵将武松与石秀区别得如此的清楚，写得如此的传神，真叫人叫绝。

再看，鲁智深和李逵这两个草莽英雄形象也属于同一类型。这两个人物对被欺压与被凌辱者的满腔同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以及不计个人恩怨、意气而都能以大局为重，并无限忠诚于农民起义军事业的高贵思想，往往都是通过“性急”这一特点表现出来的，或者与之紧紧联系着的。然而，虽同属“急性”这一类型，但又决不雷同。

如第三回，鲁达在潘家酒楼上，与素不相识的金氏父女萍水相逢，一听到郑屠以虚钱实契“写了三千贯文书”，把弱女子金翠莲糟蹋了之后，又要勒索“原典身价三千贯”，逼得有家难回、无处申诉的时候，他当即就要去打死那厮，并慷慨解囊相助。当史进、李忠硬是把他抱住时，他竟激动得连“晚饭也不吃”。他把救人之难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正如金圣叹所评：“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这里可见鲁达之“急性”。五十二回李逵在柴进庄上，一看到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依仗他姐夫的权势来强占柴进叔叔的住宅，并殴打柴进时，他便“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一拳打翻。”这也可见其“急性”。然而，《水浒传》作者就通过这样的打人事件描写出这两个“急性”人的不同打法。

鲁达在惩治郑屠之前，大早先来到客店，为金氏父女送行。他们上路后，为防止店小二给郑屠报信，他拿凳子在店门口硬是坐了两个时辰。这是他的精细。来的肉铺，折腾了郑屠一个早晨，拖延时间，好让金氏父女走得更远些，也表现了他的精细。鲁达那三拳下去给郑屠作了个送终的道场，那各种响声分明是死者的丧钟。郑屠“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鲁达没料到最小子这不禁打。这时怎么办？等着吃官司？不行。撒腿就跑也不好。于是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一面拔步便走，一面又回过头指着郑屠尸首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他终于在打死郑屠之后，又顺利地逃离了渭州。从这里看到鲁达精细的练达和应变能力。鲁达并没想将郑屠打死，虽然什么时候打，怎么打，他都想过了。可打得兴起就忘了一切，捅了漏子，惹了麻烦，这又表现他的粗暴、鲁莽。鲁达虽练达有精细之处，可毕竟是鲁莽刚烈的汉子。《水浒传》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急性”的打抱不平者，就让读者充分地看出其“急”中的智慧。

再看李逵，他一揪住殷天锡，便只管“拳头脚尖一发上”，至于殷天锡背后还有其姐夫高廉，高廉的背后还有其堂兄弟，现任太尉要职的高俅，等等，他是一点也不考虑的，以致身处其间的柴进只得“叫苦”，很快便被高俅逮捕了去，差点送了性命。《水浒传》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急性”的打抱不平者，就让读者充分地看出其“急”中的鲁莽。鲁达和李逵，这两个同属“急性”类型的人，而且，同属侠义行为的事，就这样各自表现出“这一个”的特点。

施耐庵的高明之处，不仅在表现这些属于个人的还比较一般的事例上，能够细致地写出其间的差别，就是在表现一些更重大的事例上，也同样能够细致地写出其间的差别。如五十八回，鲁智深在二龙山上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头领，桃花山的农民起义军头领李忠被青卅派来的猛将呼延灼打败而来求救，他与李忠尽管曾有“前嫌”——他为了救护金老父女而向李忠借钱时，李忠只摸出二两银子，他在桃花山上看到李忠在桌上摆了许多金银，却不送点给他做盘缠。总之，这种“好生悭吝”的人，他看不惯，终于不告而别。但是，为了农民起义军的共同利益，他立即尽释“前嫌”，马上与杨志一起，“随即点起五百小喽罗”，赶来支援李忠。这里，《水浒传》作者描写了如何不计个人恩怨而以农民起义军大局为重的大事件，而其中仍与鲁智深的“急性”联系着。

再看七十三回，李逵在荆门镇听到刘太公的哭诉，宋江抢去了他的女儿，他与宋江尽管感情甚好——他与宋江初次见面，便送他银子，请他喝酒，使他感到“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不久，宋江题了“反诗”被捕入牢，他为了照顾宋江生活，把平时视同性命的酒也戒了。当宋江被押上刑场，即将杀头之际，他不计个人安危，独自一个从茶楼上跳下来抢救。但是，为了挽回梁山泊的声誉，为了维护农民起义军的根本利益，他完全抛开私人情感，便怒斥宋江为“畜生”，拔出大斧要砍掉宋江的脑袋。这里，《水浒》作者也是描写如何不计个人恩怨而以农民起义军大局为重的大事件，而其中也仍与李逵的“急性”紧紧地联系着。然而，《水浒》作者通过这两个“急牲”人如何不计个人恩怨、一概以农民军大局为重的大事件中，又细腻地写出他俩各自不同的对待法。

鲁智深一上战场，与猛将呼延灼交锋，自己武艺固然不低于对方，但决不单凭一股硬劲去强拚，而是与杨志轮流出马，尽管他与杨志已煞住呼延灼的气焰，但并不逞勇穷追，甚至与杨志商议，“俺们初到此处，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来厮杀。”这都可见，鲁智深虽然“急性”，仍能考虑周详，“急”中见智慧。而李逵呢，只不过听了刘太公一句话，便信以为真，不再考虑其它情况，立即猛冲直闯，拔斧砍人，如果当时没有燕青多方帮忙，捕获冒名顶替的王江和董海，他真不知如何收场呢。这也可见，李逵的“急性”，仍是少动脑筋，“急”中见鲁莽。

李逵、鲁智深、武松三人的思想性格有相同之处，但李逵出身农村雇农，长期流浪江湖，鲁智深当过下级军官，经受过生活的磨练，武松作为城市贫民，寄人篱下，因而他们各有各的作风。

李逵打殷天锡，毫无顾忌，只求痛快，拳头脚尖一齐上，打死了人，不考虑后果如何。鲁智深打郑屠，先是故意挑动、激怒对方，然后用拳头教训教训，并不要置之死地，没想到对方禁不住三拳就一命呜呼了，他眼见要吃官司，才一边骂“你厮还装死”，一边拔腿就走，回家卷起行李逃之夭夭。武松打蒋门神，不立刻就打，沿途逢酒店便要吃酒，吃了十来处，到了快活林，也不打，先闹酒店，发一通脾气再打，特意摆出一副架势，显示一下威风。

殷天锡、郑屠、蒋门神都是社会邪恶势力，李逵、鲁智深、武松打他们，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都表现了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性格。然而，李逵打来，只是勇猛，一味蛮干，鲁智深打来，粗中有细，而武松打来，则带几分卖弄和炫耀。

传说施耐庵请人画了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图像，朝夕观察揣摩，然后描写出各人不同的面貌。这当然是不可靠的，也不是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都性格鲜明。但传说本身也表现个性突出是《水浒传》人物描写极大的艺术成就。关键在于作者的认识能力，作者认识到人物的主观思想与其客观环境的辩证关系，这样各人就有迥然不同的面貌了。

比如李逵、鲁智深、武松三人同样鲁莽，但鲁莽的表现却各有自家的风采。武松见人动辄自称“粗鲁汉子”，对人说：“小子粗疏，”其实这是故作谦逊的客套话。他好强好胜，极爱面子，做事一点也不粗心大意。他杀嫂时布置得多么周到，人证、物证都弄齐全。他的莽体现为性情刚受不得一点委屈，爱逞能，报复凶狠。鲁智深呢，他口头也说“洒家是个鲁人”，却有自豪的口吻，不是讲客气。他脾气暴躁，但骨子里精明，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足以说明这点。他的鲁莽体现为他光明磊落，正大堂皇，抱打不平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办事说话无须拐弯抹角、拖泥带水。听说林冲娘子被人调戏，他大踏步提着禅杖赶来，对林冲的忍辱退让极为不满，止不住发火，转身对林冲娘子说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话。”“莫要笑话”，就是不怕笑话，自己见义勇为，不懂得温良恭俭让，直来直去，显示出豪爽的本色。李逵的鲁莽就不同了，他只知道任性，硬拼，为此吃了许多苦头。但他既不懂得谦虚客气，像武松那样，也不感到自豪，像鲁智深那样，而是讳莫如深，从来不承认自己鲁莽。在江州酒楼初次见到宋江，他问戴宗。“这黑汉子是谁？”戴宗斥责他粗野无礼，他反驳，不服气，反倒要显示自己乖得很，怕戴宗欺骗他，白给人磕头，吃人笑话。他下井去救柴进，偏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叫上面的人别割断了绳子，叫他上不来。宋江要砍他的头，警告他别鲁莽，他说砍了头几时再长得出一个头来，留着现在这个头只喝酒就是了。宋江要割他的舌头，警告他别乱说，他说以后再乱说，小舌头上长个大大疔疮。这些都是他的自作聪明。在别人是矫揉造作，在李逵则是纯朴憨厚。所以李逵的鲁莽体现为天真无邪妩媚可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传》描写人物高度个性化，直到最细微的地方。

《水浒传》作者描写人物，尽管是描写同一性格类型的人物，就能这样“一毫不差，半些不混”，使广大读者“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在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在塑造典型形象方面如何描写出独特的个性来，逐步达到共性与个性的高度统一，《水浒传》可以说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在它之前的《三国演义》，其典型人物的塑造显然要逊色得多。往往是智就是智，义就是义，奸就是奸，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不如《水浒传》那样，同是写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义举，有的义带功利，有的义更为淳朴；同是刚正不阿，深重义气，有的在乎名节，有的虽不在乎名节，但却不择手段；同是“急性”之人，既有急中见鲁莽，更有“急”中见智慧的。众所周知，在不同性格类型中显出其不同来，并不难能，而在同一性格类型中要显出不同来，这就可贵了。在《水浒传》之后的《红楼梦》，终于创造出如此众多的各具姿态的人物，登上了古典小说艺术的高峰。《水浒传》上述这一“特犯不犯”“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可贵成就，实在是起着奠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