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师傅接到去南宁去拉百货的任务，而且我可以跟着一起去，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连队的车，一般最远只到凭祥执行任务。更远的地方，如到南宁拉百货，到白海、钦州运海产品等，偶尔也会有些机会。但是作为新兵，这种机会可就非常难得了。因为驾驶室座位有限，如果货主一方要去两个人，助手就只好很可怜地留在家里了。
在越南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战士们是不可能到越南的商店里去买东西的，一是纪律不允许，二是身上也没有越南货币。万一需要一些日用品，就只能在自己连队的服务社里购买了。那时候每个连队都有一个小小的军人服务社，老板就是司务长，伙计就是上士（给养员）。商品种类虽不多，但是对我们来说件件都实用，如肥皂、毛巾、牙膏、火柴，或是糖果、饼干、香烟等等。其实，连队的服务社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连锁店”而已，这个销售网的中心店是大队，甚至是支队后勤部的军人服务社。大队后勤部服务社的人员并不多，就是一两个，但所管的事却不少，什么食品啦，百货啦，还有什么照相啦，洗相啦，都是由他们负责，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负责全大队服务社百货的批发。在那个年代，上面所提的那些用品在地方上均属于紧缺物资，都是要凭计划供应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部队的计划供应点是在南宁，还是因为南宁是广西壮自治区的首府，物资相对丰富一些，通过关系可以搞到一些紧俏商品，因此服务社经常要跑到南宁采购百货。除了上述物品，还有什么毛线啦，化纤布料啦，胶鞋啦，电池啦等等，出来一次就要拖满满一车回去。能跑南宁的，一般都是车况相对比较好，司机相对老练一点的车。他们有时还有机会往钦州、北海这些地方跑，到那里是为了运一些海鱼回来。这些都是大家非常愿意执行的美差。
为了出这趟车，我们在家足足准备了两天。精心地维修保养自不必说，还有换牌照等一系列手续要办。平时，我们的车都是挂的越南军用牌照，就是回凭祥也可以不用更换，但是要到南宁，就算到祖国的内陆了，就要换上国内的军用牌照。为了在地方旅社住宿，我们要到大队开“军人通行证”，为了到地方餐馆吃饭，还要到司务处领取全国粮票和人民币……另外，还有不少战友托我们带东西。这个要买一双雨鞋，那个要带一件背心，还有的想给家里买点儿药品……为了登记和收钱，我整整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在越南使用的军用代金券（上图）
和餐票（下图）
南宁距凭祥有220公里，距我们在越南的驻地还要加上150公里。三、四百公里的路程，今天开车最多四、五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在当时，车况路况都差，跑一个单趟在路上差不多就要花上两天，加上在南宁办事，来去要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们第一天从连队跑到凭祥，在凭祥住一晚，第二天一早上路再跑大半天，才能到达目地的。
汽车在弯多路窄的沙子路上跑了六、七个小时，下午三点钟左右，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又平、又直、又宽的路。我目测了一下，水泥浇筑的路面至少有十多米宽，并排跑六辆解放牌不成问题。路上汽车稀少，而且基本看不到什么行人，正是司机过瘾的好场所。只见师傅已把油门踩到了底，发动机像发了疯一样的在怪叫，车速表的指针稳稳地停在80的位置上。这样的速度，在当时可以堪称速度极限了，可我并不觉得车跑得很快。这样宽的路，别说在越南，就是在武汉我也没有见过。我所见过的唯一能与它相比的大路，就只有北京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了。“这条大街真是宽！”那是串连时刚到北京的第一感觉。不过，我当时见到的长安街只有几公里，而这条路却有几十公里。
我猜想我们已经到了南宁的市郊了。
果然没到半个小时，我们就经过了广西体育馆，接着又驶过了邕江大桥，进入了南宁中心市区。
南宁，它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是自治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祖国西南边疆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查阅历史，可以知道这里在古代属于百越之地。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此处更名为邕州，这就是南宁简称“邕”的由来。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邕州路改为南宁路，意为南疆安宁，南宁由此而得名。这里居住着壮、汉、苗、瑶、回、侗、仫佬、毛南等35个民族，壮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
当时看来，这座城市并不大，但由于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加上城中心几个碧玉般的湖泊，将这座美丽的南国城市点缀得别有情趣。滔滔邕江由西而东流过整个市区，将市区从南向北一分为二，最后，又由飞架在江上的邕江大桥将这个城市重新连为一体。虽然我从来没有到过南宁，但对邕江大桥却早有所闻。这并不是由于它是一座什么划时代的建筑，而是因为毛泽东曾经在它附近的江面上横渡过邕江，因而在全国留下了新闻性的轰动。现在，这儿成了全国有名的一个群众性冬泳胜地，尽管没有留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样的绝世佳句，但名声也与武汉的长江大桥不相上下。我们经过时，在它下游不远的江面上，就有不少群众正在春潮涌动的江水中搏击。
车在市中心南宁饭店的大门口停下，随车来的服务社李主任让我们把车停到一边，便进到里面办理住宿手续。
尽管近十个小时的路程跑下来有点疲劳，但是谁也没有马上去休息，第一想到的就是先把车保养好。乘李主任进去办手续的间隙，我们就在饭店门口打开引擎盖，忙着加油加水、检查紧定，最后又打来自来水，把车身冲洗了一遍，又用干布擦得干干净净，亮亮爽爽，像镜子一样照得出人影。
李主任办好住宿手续出来时，我们的工作差不多也快结束了。他将住宿证交给我们，就要出去联系业务了。为了节约汽油，也是为了办事方便，他每次出来都带一辆自行车，自己骑车外出办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两天的自由支配时间，既可以休息，也可以上街逛逛。当然，前提是必须保证车况良好，他一旦要用车，不能耽误事情。
李主任说起来是主任，其实也就是服务社的采购员。他是65年入伍的一位老兵，个子小小的，脸蛋圆圆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容，看上去年纪还没有我大。但在我的面前，不管从当兵的资历上还是从这次任务的指挥权上，他都是绝对领导。包括师傅，对他的要求也是言听计从。再说，我们还想通过他帮我们买一点紧俏商品，以应付连队战友的需要，如高筒雨鞋、凡立丁布料之类的。特别是，他这次身上带着照相机和胶卷，把他巴结好了，说不定可以在友谊关等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照几张相，将来寄回去给同学看看，多神气。
在他跨上自行车之前，突然想起了什么，又停下来笑着对师傅说：
“怎么，你准备把车停在这里，又要卸分电器了？”
“哪里，我马上开走！那是人家干的事，我从来不做这种烂屁眼的事。”师傅笑着答道。
我被他们说得稀里糊涂，一再追问，师傅也不讲。后来李主任背着他偷偷对我讲了以前的一件趣事。
按照交通规则，南宁饭店门前是不准停车的，因为就在我们洗车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块交通禁令标志：一个红色圆圈中写着一个大大的“停”字，“停”字上又被打上了一条红色斜杠。我们的司机由于长期在国外跑，不了解交通规则，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做一点违章的事。有一次，有位老兵将车停在大门一侧的人行道上，锁上车门就去房间休息了。不一会，一位交通民警来到这儿，想要纠正违章，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车主。想了一会，就自己打开引擎盖，将分电器卸走了。然后又在安装分电器的地方挂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到交通中队去取分电器”。老兵回来后，车没有分电器走不了，只好老老实实去接受违章处理。后来他再次来到南宁时，一想起那件事就觉得怄气，总想把这口气挣回来。于是他将车照样停在原处，然后自己卸下分电器，并挂上上次取下来的那张条子。以后的事可以想象得出来：交警再次来纠正违章时，又打开了引擎盖，看到挂在发动机上的条子，以为已经有民警把分电器取走了，便放下引擎盖走了。以后，大家都学到了这一经验，到南宁就照此办理，果然屡试不爽。
但是，后来连长知道了这件事，在全连队大会上把大家狠狠克了一顿：
“……我们是解放军，是执行纪律的模范，怎么能把小聪明用在这些地方？……”
老兵们一个个低着头，红着脸，一句也不吭。
在南宁差不多两天的时间中，其它我们什么也不用操心，什么也不用着急，没有什么事情急等着我们，也没有什么人催促着我们。我们就在这座城市当了一名无拘无束、痛痛快快的游客。
当时，南宁的市区并不大，比较繁华的地区也就是以邕江大桥和南宁饭店为中心的一带，这儿纵横交错的街道有点让人弄不清方向。但是要到火车站、人民公园一带，方向就比较简单了，只不过当中要走过一段比较偏僻的地带，因为当时这个地区与市中心区还没有完全连成一片。白天，我们开动着自己的“十一号汽车”，不知疲倦地走遍了南宁市的角角落落。或者出入于货架空空的百货公司、食品商店，为战友寻找所需要的商品，或者沿着马路和街道长途跋涉，尽情享受这座南国省会城市的风貌；走上邕江大桥，面对流不尽的滔滔江水尽情感叹；走进人民公园，在欣赏如画风景的同时不忘凭吊长眠在此地的革命烈士。甚至，我们还到火车站广场转了一圈，“看看这个车站气派不气派”。晚上，我们在饭店附近散步，意外地发现区委大礼堂内正上演着著名话剧《槐树庄》，我们进去，也没有人阻挡，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一直看到演员最后一次谢幕……
在车辆如潮的大街上，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在风景如画的人民公园，在庄严肃穆的区委大礼堂，我强烈感觉到自己正置身于祖国母亲的怀抱，对周围一切的一切，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当我跻身于人群——真正的中国内陆人——之中时，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实在在融合进了祖国的血液，内心中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欲望，恨不得立即迎上前去，和经过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打个招呼，握个手，喊一声“同志你好”。可是，人家丝毫理解不了我心中的这种感受。看到我过度热情的神态，人家简直有点儿莫名其妙，不能不怀疑是不是遇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南宁也给我留下了另外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就是武斗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广西的武斗，给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无论是在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方面都是如此。记得我们的车进入南宁市区的时候，几条遭到了最严重破坏的街道特别让人震惊：知名的建筑物变成了废墟，柏油马路上堆满了瓦砾，曾经商铺林立，车水马龙的商业区店门紧闭，生意萧条，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繁荣。
在过去的一年内，广西 “大联指”和“四·二二”两派组织因为观点不同，从街头辩论发展到一般冲突，再发展到动刀动枪，最后甚至炸毁铁路，破坏桥梁，炮轰街道民居，给广西各大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给援越抗美斗争的后勤保障，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后来，“四·二二”一派在武斗中处于下风，大部分成员就转入到地下坚守，在南宁市区地下防空系统中囤积了大量粮食、武器、弹药，准备与“大联指”作最后决战。而“大联指”也开来了坦克，拖来了大炮，街上的房屋被炸塌了，防空洞被挖开了，但两派仍然不分胜负。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当年夏季暴雨成灾。一场洪水袭来，大水灌进了防空洞，躲在地下的一派牺牲惨重，另一派才取得了胜利。其代价是数不尽的人员死亡，数不尽的房屋倒塌，数不尽的国家财产被毁坏，还不算巨大的政治影响和间接经济损失。在周总理的亲自干预下，多次召集两大派组织的头头和广西军区负责人赴京谈判，“求大同，存小异”，寻找联合的途径，直到1968年8月底才成立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才结束了广西长达半年之久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南宁市秩序和市容正在逐渐恢复。街上有公共汽车开行了，路上有众多行人来往了，商铺逐渐开门了，流离失所的居民也正在进行安置。但南宁市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仍然像是一个刚刚遭受了战争之祸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真是叫人触目惊心。
另一个触目惊心的场景是在一个老战友家中。他刚刚从我们连退伍。由于他家原来居住的房屋在武斗中被摧毁了，现在只能暂时栖身于一套简易的过渡性房屋之中。我们来到这个临时“居住小区”，只见此地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房屋结构简陋无比。一排排刚刚搭建起来三层建筑一栋连着一栋，清一色全是用红砖搭成的。之所以我要用“搭成”这个词，是因为它们完全不是规范建筑，而是用单砖砌成的现在称为“筒子楼”的那种很简陋的房屋。内外墙面都没有经过粉刷，室内陆板上到处裸露着预制板的接缝和外露的钢筋，用木板钉成的门比我们睡的铺板还差，上面连油漆都没有刷。进得战友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他家当时的情况。在他的房间里，没有床，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更没有柜子，没有任何家具。唯一能看到的东西就是从部队带回来的那一套单人卧具：一床凉席铺在凸凹不平，表面还盖着一层浮灰的水泥地上，席子上是洗得发白的军用棉被。空中牵着两条铁丝，上面挂着从部队带回来的夏布蚊帐。床头摆放着一个白布小包，晚上用来当枕头，同时也用来包裹所有的衣物。假如说在部队时行装也是这般简陋的话，毕竟席子还搁在铺板上，而现在连铺板都没有一块。他把我们带到对面父母的房间，那边的情况和这边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地上铺的是一张双人的凉席，另外多了一个破皮箱。完全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
看着这一切，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但内心里尽是辛酸。战友也是苦笑着望着我们，不断地摇着头。我们掏出身上有限的钱，无声地递给他，又被他无声地退了回来。他说，在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亲自干预下，现在区、市两级“革委会”都成立了，我们的困难正在逐步解决。这不，房子不是盖起来了吗！虽然简陋了一点，但总算有地方住了，交通也恢复了，生活物质也有了保证。
两天后，我们的车满载着百货再次经过友谊关。虽然这已不是第一次经过此地，但仍然有新的意义，因为这次李主任带了照相机和胶卷，并且心情出乎意外的愉快。我们略一动员，他就痛痛快快地把照相机拿出来了。他很耐烦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在友谊关前、关后及西洋楼前多次按动那架120型相机的快门，为我们在这些极具历史意义的地方留下了宝贵的影像。
作者：史锡腾：原铁道兵二师，曾参加抗美援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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