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这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次年平王东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这是个动乱的时代，也是变革的时代。

动乱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春秋时期动乱的基本形态是战争。从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53年前后的三家分晋，凡三百一十八年，其间大小战争千余次，平均每年有三四次之多。“春秋无义战”。战争是力的博弈，智的较量，春秋时期的战争发起者的动因和目标就是兼并和“争霸”，与周代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义”的观念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说是“无义战”，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历史地看，春秋时期的战事频仍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开始参与兼并和争霸的国家为数众多，后来逐步收缩到少数几个霸权国家。我们可以画出这样一条春秋争霸的路线图：最早站上霸主圣坛的是东方的强国齐国，然后继起的是在中西部争雄的晋国，这时的争霸舞台主要还在华夏地区。到楚庄王战胜晋国从而成为春秋第三霸时，争霸的格局改变了，南北争霸成了一段时间的主旋律。而春秋时期的最后百余年则是南方吴、越两国的崛起。在南北双方订立“弭兵”之盟的情况下，吴、越争霸一度成为全国争霸的主战场。

战争最终是要靠经济来支撑的。为了打好争霸战，当时的春秋各国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齐国管仲的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中西部两大国的“永结秦晋之好”，既是观念形态上的重大变革，又是经济文化上的互通有无。楚庄王“一飞冲天”，也完全与其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有关。至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更是改革的千年佳话。正是这种种改革措施，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大发展。历史文献和地下发掘证明，正是在春秋时期，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对农业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牛耕时代。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法典的公布，流通领域金属货币的广为使用，说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的确是深刻而全方位的。

战乱，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异乎寻常的条件。孔子在当时就被称为“东西南北人”，那是因为他的文化追寻。其实，像孔子这样的“东西南北人”，还有的是。从夏王朝的建立起，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族人民之间就有所谓的“华夷之争”，但历史告诉我们，更多的是相容和相融。经过大约一千五六百年的交互融合，到春秋时期华夏族大致上已经形成。

春秋时期更大的成就在文化上。周室王权的衰微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沉闷格局，出现了“学术下移”的可喜现象。学术一旦接上地气，突破藩篱，它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可以说，“显学”的形成正是当时学术繁荣的结晶。

春秋三百余年最可大书特书的是它给中国历史贡献了一个大圣人孔子。这也是春秋史重彩浓墨的所在。孔子是中国历史的良心，他发明了“仁学”，他要人们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去生活、学习、交往。孔子是终生学习的首创者。“三十而立”，三十岁那年他开始当老师，是中国私学的开山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他留给后人的永远的遗嘱。孔子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上承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大约两千五百年的文化成就，又下开身后两千五百年的文化新风。在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中他刚巧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不可替代的人物。研究春秋史，甚至可以说研究整部中国史，不可不研究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