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成就狂草大家的条件
——董江海（三晋美术馆秘书长）
草书是汉字演变过程中逐渐诞生的，因为汉字的演变其实就是繁至简，由最初的甲骨文到秦篆书，再到汉隶，人们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形成规律——即从规整繁锁到草率简洁快捷。因此，草书始终伴随着汉字的演变，成为汉书发展的主线。秦篆以前，人们对汉字只是实用中创立许多诸如象形、意会等文字，无所谓美化文字，汉隶兴起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汉字的美化，也就出现了隶书的“蚕头雁尾”，笔画出现了粗细变化等。草书的形成主要是当时为书写方便“赴速急就”后汉形成章草，即汉元帝时史游《急就章》定名于汉章帝“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书断》语。章草也称古草是为了区别于后来张芝创立的“今草”而言。但是章草的结构和用笔还没有脱离隶书的范畴，而今草则完全脱离隶书的影响成为独立的草书体，狂草又是对今草结构体势的夸张而发展的。如今草书的广义，当然包括章草（古草）今草、狂草、本文所议主要研究探讨成就狂草的大家所应具备的条件。
大草或称狂草，严格意义上讲大草是张芝在“今草”基础上后来绎展连绵大草。晋代王羲之的草书，笔画连属而字与字很少连锦，被后人称为“小草”相对于“大草”而言。而他的儿子王献之却有时连锦，有时点画狼籍的“大草”为后人推尚，至唐出现张旭怀素才出现了草书的极致“狂草”。
草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枝奇葩，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其
它书体不可替代的地位，无论古人当初创立草书是因为适应快速写字的需要，还是晋唐书家在前人草书的基础上演变、完善、充实使其成为一种纯欣赏的艺术，草书艺术，尤其是狂草艺术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形式，其艺术价值，学习难度及独具特征的线条质美；高度的抽象性；草法布局的恰到好处；随意使转中的规矩法度不失；是任何一种书体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近年来，随着思想的进一步活跃，文化进一步开放，艺术发展呈多元化发展景观，草书艺术尤其是狂草艺术，愈来愈被人们喜爱，分析研究历代“狂草”大家的成就所具备的条件，有助于后来者学习借鉴，更好地更快地掌握古人学习狂草艺术的经验及需要具备条件成为一种必然，本文就成就狂草大家的条件予以浅议。
狂草的特点
狂草艺术特点之一就是体势左绕右转，线条连续不断，富于夸张，每个字相互连接的过程中，打破了汉字传统的规矩，或拉长、或变短、或参差、或两个字相互支撑补充，乍一看好象是一个字，其实是两个互相依存的字，即两字作一字合写。草书艺术特点之二，笔法与结体上与楷书完全不同，它的旋转连绕，概括了很多点画，即似龙如蛇的曲曲弯弯把我国文字笔画简化为一笔一字，兼有两笔者，最多不超过三笔，孙过庭《书谱》中论及草书“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也就是说，草书用点画表现意向的东西，字正确与否关键在使转中成字，在使转中区分不同的字，故草字不同与楷书，它与楷书间表达的正好相反，楷书靠每个字的点画到位而成字，在使转中才体现不同作者的书写特点及气度。草书艺术特点之三，草书富有浪漫色彩，且布局变化极大，在豪放洒脱中尽情放纵，游仞于规矩之间，狂而不乱。不同的草书大家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气势，诸如行云流水、枯藤缠绕、飞沙走石……它是一种性灵的流露，兴之所致，没有刻意布局，却天然成趣，处处恰到好处，笔笔行行蕴涵辩证关系……正因为草书以上三种典型的特点，历史上真正的草书大家，难能可贵，令后人敬仰崇拜，又让后来者学而无所适从，望而生畏，好象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高不攀的草书大山。
草书发展到狂草，从文字的语言工具作用来讲，它已大大地削弱了汉字书写的实用性，更大大地增加了汉字可识的难度。但从对汉字的美化来讲，它却是更具备了草书的丰富性和艺术性。狂草对书写的书法家而言，成为他们纯艺事活动，对观赏者来说，则是增添了他们清新的艺术品味。艺术贵在创新，贵在创作，贵在抒情。狂草与其他书体相比较占尽了这种优势，因此它的开创、确立，并能保持艺术生命的长久，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那么，历史上成就卓著的草书大家是在怎么样的条件下有如此成就？现代学书人无不追寻探求其成功的秘诀。笔者从下面几点浅议学习草书具备的几个条件。
一、 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中国书法史其实就是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缩影，是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侧面。回顾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起，几乎历朝统治阶级在建立政权后都要在文字上有所举措以佼仿秦朝象征其政权大一统的业绩，许多书法家大部分都是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领导者或是士大夫贵族之类，他们在当时社会，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或多或少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中国每个朝代书法史都受到各朝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也就是社会大背景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书法史的进程，影响着各朝代书家的发展轨迹，因为社会大背景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精英群的产生，每个时代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历史长河会出现不同时期的历史精英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比如，历史发展中社会背景是连年战争，这一时期的精英以将军为多，同样书法家的成长受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很大。
1、汉创草书
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经二十五帝历时四百余年，当时社会，人民百姓摆脱秦皇苛政，社会逐步稳定，天下归一，人们安居乐业，加上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诸代帝王重视科举选才，中央政府官办创置“秘阁”搜集天下字画，尤其是光武帝兴创“鸿都学”对当时书法艺术推进起到很大作用。东西两汉崇尚礼教，统治者用书法艺术点缀朝政，彰显文治武功，官吏入仕必经科举选拔，平常百姓也在生活中立碑颂功记事，故“汉碑”影响甚远，至今对书法艺术的推进起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东汉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传播，影响了我国的文学与艺术，尤其是书法艺术方面，艺术家们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书法里，开创了别具意涵的“汉隶”书风，由于当时印刷术尚未扩大，所以佛经的传播只能靠书法家传抄，对“汉隶”的兴盛，书法艺术的传播，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至于当时由帝王到庶民“汉隶”得到普遍的欣赏和应用。一般稍有喜好者均能写一手好字。我们从“汉隶”诸碑的书写者来看大都不是著名书法家，而只是书写较好的普通平民书写而成的。“汉隶”上承秦篆，下启魏晋，在书法艺术上地位特殊，后来从“汉隶”中演变形成“章草”，张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今草”，被后世称为“草圣”！许慎《说文解字序》和卫恒的《四体书》都说“汉兴有草书”。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东西两汉四百年兴衰才为书法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底蕴，也使草书的发展成为必然，才使后来两晋南北朝书法出现“二王”“魏碑”等书法高峰。
魏晋以后，社会的文化层推尚老、庄的哲学思想，这一哲理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层面，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佛教，书法就更不用说。书法艺术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均以老、庄哲学为最高境界——“道”，一种超越社会现实的艺术精神为核心，以书法与大自然合拍即所谓的天人合一，让书法艺术、书法境界达到一种高尚的情趣与精神的清澈安宁，超凡脱俗的境界，直至今日“二王”晋风仍然影响着中国书法发展的走向，左右着中国书法的审美标准。南北朝碑刻造像题记，不仅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颠峰，而且，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尤其到了晚清对书法艺术影响甚大，直至今日仍然刻骨铭心。
2、盛唐书法发展成熟期
大唐从李渊父子起兵太原，灭隋建唐，定都长安，江山传287年，唐经过李世民贞观之治，后经武则天、唐玄宗…几代英明帝王，兼通文武、治国有道、国泰民安、经济发达，佛教寺庙盛兴，对外交流频繁，文化艺术广泛发展，中央政府把书法列入教育，仕途官制以书法取仕，全国上下推崇书法成为时尚，书法成为唐朝广为社会重视的一门艺术，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尤爱书法，自上而下好书之风几乎遍及整个唐朝。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特别推崇，“王书”一统天下，被视为书学正统。晋代王羲之对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变革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把行书和草书推向成熟，后世称其为“书圣”一点也不过份。唐朝由于综合国力强盛，书法的发展如日中天，书法艺术家群体强大，思想活跃，创作意识强，唐朝成为中国书法的成熟期，也是鼎盛时期。书体林立，书家辈出，风格迥异，不但成熟了楷书，同时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书法革新浪潮，张旭率先发展了张芝、王献之的大草，一变王羲之的小草，另辟连绵如流，气势磅礴的颠草，与张芝并称“草圣”。颜真卿也发起了对王羲之楷书和行书的革命，开创了代表盛唐气象的宽博雄伟丰瞍浑厚的“颜体”，在楷书、行书领域形成了与“王书”平行不悖的两大书派。僧人怀素更是不让前贤“以狂继颠”创立了大气恢宏，圆劲豪迈的狂草，从此以张芝、献之大草为源头，以张旭、怀素为一脉的狂草书派从今草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翰海艺术中的奇葩！
前面已经讲过，佛教对中国书法影响巨大，那么到了唐朝，佛教更加盛兴。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十三楷僧救过并追随李世民打天下，所以后来唐政府对寺庙非常偏重，李世民曾派唐三藏西天取经，佛教成为大唐思想领域统治人民的一大信仰，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人成为大书法家，于是寺院僧人以书怯为媒介，吸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文人又以书法抄经等酬报助扬佛法，这就是历代书法名家都有写过相关佛教的经典和碑文书贴流传的缘故。如王羲之写过《遗教经》，张旭写过《心经》，柳公权写有《心经》、《金刚经》和《清净经》，另唐著名书家：欧阳洵、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等都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佛教对书法的贡献和影响在唐朝是最为广泛，最为明显。盛唐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期，人才辈出，不仅书法艺术大家成群，与书法相通的文学诗词也人才济济，如：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等成就显著，而这些大家都和当时的书法家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广泛的交往，这样的盛世繁荣，这样的文化艺术背景，才形成深厚的书法底蕴，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3、明清书法的特殊性
如果说两汉大唐离我们太遥远，那么分析研究明清书法发展的轨迹，也很明显地表现出社会大背景对书法艺术有很大的影响。
明朱元璋崛起于民间，灭元称帝，建立明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朝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这种与往朝不同的特点也就在历史上留下许多鲜明个性的时代烙印，尤其是具有深远儒家哲学底蕴的汉文化教育下的文人士大夫，从思想上触及很大，民族矛盾尖锐，经济文化倒退，加上元蒙尚武，艺术兴趣不在书画，书画家地位从两宋时代一落千丈，使文人书画家对现实采用回避的作法，除少数直入仕途外，或修道学佛，大部分是隐遁山林，崇尚自然，寄情于山水之间。所以元时的书法家基本上追求书法艺术的点线表现力，即张扬书法本体特征，缺少抒发个性及时弊的作品，草书大家有鲜于枢，吴镇等。
朱元章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在全国思想界对恢复汉人治国，提升大汉民族信心起到凝聚作用。政府科举取仕，社会稳定，政治是沿袭两宋时制，提倡封建礼法，重视汉文化，重视书法。明朝统治经历276年，其间出现了许多诗书画皆能的英才，书画艺术繁荣倡盛，但由于明前是蒙人长期统治，明创后书法艺术朝野推崇宋朝贴学成风，疏忽碑版，使整个书坛有衰颓之势，名家不少但大都长于小楷与小草，形成上普遍趋于小巧，明朝草书大家有祝允明，徐渭等。
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统治了中国，回望历史其实很有意思，明朝建立在元蒙政权的废墟上，毁于满清政权的建立上。也就是明朝上连蒙古人统治下启满人统治，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整个中华的两朝和明朝有着承上启下的联系。清刚入关，为了统治汉人，不像蒙古人只是一时尚武，而是不得不提倡满汉和睦，为了稳定，不得不沿袭旧汉制，提倡汉礼，重视汉文化。使汉文化艺术得以顺利延续乃至清代将近三百年不衰。清初中央政府设置画院，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康乾二帝都是书法能手，风流善题，尤爱董其昌书法，一时全国推崇董书成风。后来科举应试推行八股文，书坛形成一种工整的馆阁体，约束了许多书法善手，制约了整个书法艺术的广泛发展，成为书法历史的遗憾！尽管如此，整个大环境还是有利于书法艺术的繁荣，清朝是一个书画艺术集大成的时代。出现了朝野之分的两派书法群体，在民间形成一派远离朝庭，隐居山林的革新派即江湖群体，典型的代表有循入山林的傅山，在当朝有书法成绩显著的礼部尚书王铎。王铎、傅山是清朝草书上艺术成就最高的两位，对现实影响最大。
二、书家自身的修养造诣是写好草书的最主要因素
综观书法发展史，历史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草书大家，大部分都是身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大背景条件下，自身能够致力于书法研究，在研究继承古人先哲技法的基础上，自身感悟理解，勤学苦练，靠灵性，靠自身修养造诣登入了草书艺术的殿堂。
我们不妨分析历史上成就著着的草书大家——
1、狂草大家“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苏州吴县）人，初任常熟县尉，官至左辛府金君长史，世称“张长史”，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卒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享年84岁。
①、张旭学书
张旭的母亲陆氏，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陆家世代习书，陆柬之的儿子陆彦远也是一名书法家，他是张旭的堂舅，张旭少年时就跟随堂舅习书，可以说是秉承家教，从小经历严格的训练及士族家庭的环境影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熏染，接受了良好的家教，他的书法主要得益于陆彦远，也是和智永、虞世南一脉相承，属于二王书法，从传于今的楷书《郎官石柱记》可以看出，其楷书规矩至极，功力深厚。张旭是词科出身，工诗书，由于其草书名大而把诗词名气遮住，其实唐玄宗开元与会稽贺知章，润州包融，扬州张若虑以诗文名天下，人称“吴中四士”。张旭的诗不象他的草书那样颠狂，而是语言平易清新，俊逸，感情质朴，世存诗六首，以《桃花溪》最为著名。
张旭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大唐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繁荣，国力充实，张旭顺应时代，加上他勤奋好学，诗词文化底蕴深厚，对汉晋书法苦练习研，勇以创新，成为一代狂草大师。
②、张旭狂草评说
张旭的遗墨，在宋明间还有《郎官石柱记》、《奇怪贴》、《贺八清鉴贴》、《酒德颂》、《宛陵贴》、《春草贴》、《肚痛贴》、《断千文》、《古诗四贴》等传世。然而今天令我们最遗憾的是，墨迹全无，仅有《郎官石柱记》、《肚痛贴》、《断千文》的拓本及尚有争议的《古诗四贴》流传。《郎官石柱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刻，陈九言撰。原石早已被毁，存世仅有明王世贞所藏原石宋拓孤本，此楷书贴真品无疑。“现存西安碑林的《肚痛贴》和《断千文》（亦称《千文残字》），都是根据张旭的真迹，在宋初上石的。”（韩玉涛《写意之尤》），明王世贞曾跋：“张长史《肚痛贴》及千文数行，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古诗四贴》，宋《宣和书谱》曾列为刘宋间谢灵运所书，明董其昌定为张旭所书，当代韩玉涛先生则认为是后人临写本。此贴明丰道生题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董其昌题跋：“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张旭遗迹虽少，但弥足珍贵，它使今人有幸看到盛唐狂草的真面。韩玉涛先生在《中国书学》里说，它们的存在“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珍宝，也是中国哲学史的无限宝藏”。
张旭草书笔法通畅，深厚沉着，笔势雄健，极为自然，具有草书本色，以狂草得名，正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所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爱悲愉失，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石，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终其身而名后世”。唐李肇《国史补》书中说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于崔邈，颜真卿。亲眼见过张旭作草的诗人皎然仔细地记录下了这一史实：“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全唐诗》）。这里，张旭把钟王，主要是大王的草书，叫做“律”，把自己创造的草书，叫做“狂”，这是何等的胆识和气魄呀！一个“狂”字代表了张旭的审美理念，也代表了他所坚持的创作纲领。“狂”的含意，一是“率意”，二是“奇怪”，三是“可畏”。惟其此，才能“顿挫郁屈，气踏欧虞”（董其昌语）。张旭的“狂”不是佯狂，他是于变动不居，雄浑深沉的大自然中，仰观俯察得到大彻大悟的狂。他自己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得奇怪焉。”又说：“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国史补》），“孤蓬”、“惊沙”的壮观，是一种狂风暴雨，升天入地的旋律。“剑器”即西河红绸舞，这舞蹈，这红绸，是纯线的飞扬，正是狂草的笔致。因此，张旭“草书长进，豪荡感激”，“浏漓顿挫”（杜甫语），于草书领域里创造了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旋律美。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把书法艺术视同音乐，视同舞蹈，“笔歌墨舞”恐怕人人都会脱口而出，但是，能够真正飞笔书写气吞山河，表尽达意的还是张旭创造的狂草艺术能够达到此意境。《唐书本传》称：“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书法世人都有不同的评说，唯有张旭世人未曾有异意，今认其书法成就为世代“草圣”。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宋《海岳评书》曰：“张旭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苏轼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宣和书谱》称：其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也。《东观余论》曰：“观张旭所书千文，雄隐轩举，槎卉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鹜，而不离绳矩之内。”明宋濂说：“殆类鬼神雷电不可测度，其真所谓草圣者也。”明项穆讲：“伯高世目为颠，然其见担夫争道，闻鼓吹，观舞剑，而知笔意，固非常人也。”历代诸论足见张旭成就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
③、张旭与“酒”
张旭的草书除了他自己下功夫苦练外，还有一点重要的因素就是“酒”的作用，张旭与酒结缘，嗜酒如命，在酒精的刺激作用下，他恣性挥毫，纵意挥洒，直至物我两忘，唯有翰墨飞扬，这是一种一般书写者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一种冲破世俗理念和束傅师法自然，在书法中张扬着诗意的酒神精神和道家超然物外的逍遥所在，是一种让狂草艺术达到一个极高的审美高度的使然，《国史补》中说：“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张旭平生与著名诗人贺知章，李白交往甚密，还是酒友与李进、李适之、崔宗之、李晋、焦循并称“酒中八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也咏出“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赞美诗句。
2、醉草大家“怀素”
怀素，（公元737——公元799）湖南零陵（今湖南长沙人）字藏真，怀素俗姓钱，他的伯祖即他父亲的伯父，是一个出家为僧的法师，他的法号是惠融禅师。喜欢书法，他学的是初唐著名书法家，同时也是湖南同乡的欧阳询的书法，水平很高，书名远近皆知，怀素自幼喜欢书法与这位伯祖应该说是有一定关系。
怀素生卒年有二说：一为生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卒于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二说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卒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但从与怀素相过从者的诗歌等史料来推测，后一说法比较妥当。如钱起（公元722年——公元780年）有诗称怀素为外甥，而有人考证说怀素姓钱，他母系姓刘，与钱起不是甥舅。又《自叙贴》中称钱起为“从父”（堂叔），钱起说话的语气也带长者口吻，二人不像只差3岁；又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赦回，过零陵与怀素遇，作《草书歌行》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若怀素生于公元725年，时已三十有五，似乎不宜称“少年”；再则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后怀素西游入秦，经岳州遇诗人马云奇，马诗《怀素师草书歌》记：“怀素才年三十余，不出湖南学草书。”显与生于公元725年不合。从怀素书迹中，《自叙帖》署“大历丁巳年”，为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圣母帖》署“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小草千文》署“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若怀素死于公元785年，则后二帖均属伪帖，但至今未见有人称为托者。所以说怀素生于公元737年，卒于公元799年（63年）或稍后比较合适。这就是我们说怀素生于公元737年，卒于公元799年，享年63岁的理由。
①怀素学书
怀素幼入佛门，为唐玄宗三藏法师弟子，唐朝佛教盛行，大兴写经之风，在这种风气下，诱发起怀素对书法的爱好。他入寺不喜佛事，却爱书法，少年时书名就名噪当时，以至“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李白语）。怀素练字非常用功，陆羽《怀素别传》说他“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版，书之再三，盘版皆穿”。由于勤奋毛笔秃废很多，他将成堆的弃笔埋于山下，号曰“笔冢”由此可见刻苦勤学之一斑，唐李肇《国史补》说怀素“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日笔冢”。《零陵县志》记载他以“小石池洗砚，水常黑为墨池”，可见他对于书法从小追求锲而不舍，勤奋苦练。怀素为了提高书艺，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从零陵出发，行万里路，求师访友，遍寻当时的书法名家求学。结交永州司户卢象，永州牧守王邑、潭州刺史张渭、御史许瑶，窦冀以及名绅朱遥、鲁收等名流骚客。他曾南下广州拜访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徐浩，后又在张谓的引领下来到长安拜邬彤为师，邬彤是张旭的弟子，深得张旭笔法，张旭曾经告诉邬彤“孤蓬生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后来怀素又拜张旭的另一位弟子——颜真卿为师，增加了他对张旭笔法的“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的理解。颜真卿曾对怀素说：“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怀素对颜真卿谈及对草书的理解：“贫道观夏云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折之路，一一自然。”怀素对草书艺术必取“自然”之“势”的深刻感悟，已经超过了前辈师傅。戴叔伦说他“始从破体变风姿。”怀素善豪饮，喜鱼肉及酒酣兴发时“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时人称其为“醉僧”。
怀素除了拜师学艺，还不停地寻访名迹“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自叙帖），后又到洛阳访名公士大夫和龙门石刻文字，在洛阳、长安，拜师访友，寻觅古迹，怀素不但结识了多位当代名公及前辈书家，同时也观摩到许多前人的遗作和珍品，使之受到启发，开阔了眼界。其后，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创造和发展，自言得“草圣三味”，终以学而有成，为识者器重。
②怀素的墨迹帖本评说
怀素的狂草，不仅腾声唐中，而且享誉后世。唐《吕总续书评》曰：“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云：“如壮士拔山，神采动人，”宋董逌《广川书跋》评：“当其手笔调和时，忘神定气，徐起而视，所向无前，故能迥出唐诸子右。”《宣和书谱》谓：“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如有神。”元沈右语：“怀素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明项穆《书法雅言·正奇》云：“释氏怀素，流从伯英（张芝），援毫大似惊蜿，圆转牵掣则甚秃矣。”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评怀素《千字文》曰：“字字欲仙，笔笔飞动。”清梁献《评书帖》说怀素草书“间参篆籀”；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评道：“醉僧藏锋内转，瘦硬通神。”从前人诸多评论中，我们便晓得了怀素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怀素的墨迹与帖本，在唐代已为世人所宝爱，这在《自叙帖》中可见一斑。据《宣和书谱》记载，宋御府藏其草书有101帖。而至清代，据孙星衍、邢澍所著《寰宇访碑录》仅列《圣母》、《藏真》、《律公》、《自叙》、《千文》等数帖。民国至今，又于内宫、民间发现《论书》、《客舍》、《冬熟》、《苦芛》、《过钟》、《醉僧》、《高坐》、《玉露》、《食鱼》、《四十二章经》诸帖计十余种。在这些遗迹中，笔者认为《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当是其代表作。应当说是临摹学习的好范本。之所以这样讲，第一，这两部帖都是墨迹本；第二，字数都比较多，仅这两个条件就给学习狂草的人们带来许多方便。对这两部帖来讲，《自叙帖》又优于《四十二章经》，因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充分体现怀素狂草的特色。
《四十二章经》是抄写佛经，其时发心虔诚，精力集中，虽然是狂草但草法极其规矩。
《自叙帖》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怀素学习和写作狂草的经历及一些封建士大夫们对其书法的赞扬和评论的诗文。
三、草书大家的人格特性与本身所遭遇某个特定的外在因素刺激，也是成就草书大家的特定条件
一个书法家，勤奋固然是能成就他的艺术才华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他艺术特色形成的根本原因，艺术的特色与人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成就一名草书艺术家，除了上面所谈这名草书艺术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是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生存土壤外，草书艺术家师从古人，刻苦研习，从前辈书家的成就中吸取养分，也是成就他的草书艺术才华的重要因素，但这些还不是他艺术特色形成的根本原因。草书艺术特色与人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更与人本身所遭遇某个特定的外在因素刺激有着决定性的关系。综观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家，凡是与从不同的成就者，无不在秉性情致上和本身生活遭遇及特定外在因素刺激有着不同凡俗之处。
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大唐草书大家——张旭、怀素，他们二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除了勤奋，另一要素就是都与“酒”结缘。
1、颠张醉素
酒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嗜好而已，甚至许多平凡人只是借酒消愁，一醉方休。酒往往让人消沉，沉迷酒色，无所作为。但是张旭怀素却不然，酒成了他们二人达到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就是以酒精强烈的刺激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并使之达到近乎痴迷的兴奋状态。
呼叫狂走，手舞足蹈，肢体的运动使精神得以更畅快淋漓的宣泄——而纸成了这种精神的一个载体，笔成了这种宣泄的工具。借助酒这种特殊的外在刺激激素，促成通达；促成奔放；即所谓放荡不羁的精神，往往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据说张旭，酒醉草书，挥毫大叫，以头温墨中而书之。高适有诗赠张旭：“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怀素的癫狂我行我素，曾得到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强烈共鸣，他为怀素写下了一篇《草书歌行》诗作，被收入《李白集校注》卷八中。令后人惊奇的是，张旭也同李白交往其笃，而且是酒友，李白也为张旭诗赞“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相随。”从以上看来，张旭、怀素后世称为“颠张醉素”，他们的草书艺术让后世敬仰，二人的成就象两座高山一样千百年来让后世书法人无法逾越。
张旭、怀素靠“酒”这种特殊的外因刺激把自身艺术成就完善到更高的境界，成为一代狂草大师。那么明清时期的王铎、傅山却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各人特性及其本身特定的遭遇而成为一代草书宗师。
2、王铎与傅山
王铎，字觉斯，又号嵩樵龙道人士，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二十年，卒于清顺治九年（公元1592年—1652年）享年六十岁。天启进士，崇祯自溢后，他避地南京拥立福王为帝，升为东阁大学士（公元1647年），清顺治四年降清，授礼部尚书。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请求告老还乡，回到洛阳居住，公元1652年去逝。
王铎博学好古，能诗文，善书画晚年作品有《拟山园帖》共十卷，清人评论王铎书法，笔力苍劲，雄视一世，真草隶篆各体皆能，他的草书直学二王，临习之作水平甚高，大幅草书笔法圆润遒劲，气势雄伟，王铎也学过米芾，也学过赵孟頫，他生活在明朝末年，却没有受董其昌的影响，在当时的书法艺术上，卓然独立，独树一帜，加上他明末已官位显要，书法已经让世人瞩目。
傅山，山西省阳曲县（今太原市）西村人，生于明万历34年（公元1607年）卒于清康熙23年（公元1684年）。他的曾祖父傅朝宣是宁化府的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是嘉靖王壬戌进士，做过山东辽海参议，朝议大夫，父亲傅之漠是个贡生，以教书为业，号离垢先生。祖父傅霖曾经批点《汉书》，刊印《淮南子》，著有《慕随堂集》此后《左传》与《汉书》遂成为傅氏家学。傅山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傅山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好学深思，继承家学，发扬广大，傅山不仅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深有研究，而且对医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青主女科》等书。晚年循入山林，除了写字著书研究学问外，出山看病被当地百姓敬仰傅山草书成就显著，为后世器重评价很高。清初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先生家学，大河以兆莫能窥其藩者。”现代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评傅山草书：“园转之中富于顿挫节奏，笔力苍劲，气势逼人。以为自赵松雪、董玄宰、王梦楼一派的名家，以妩媚风流称者，皆难以望其项背。以邓石如之专攻，郑板桥之奇趣，被书法界推为佼佼者，比之傅青主，真不啻瞠乎其后。我以为宋元以来，堪与比肩者，唯有王铎而已。”
王铎的书法，清人评论其笔力苍劲，雄视一世。他的草书水平甚高，草法圆润遒劲，气势雄伟，沉稳凝重。他虽然生于明朝末年，但没有受当时崇媚董其昌书法的影响，他在书法艺术上卓然特立，独树一帜。王铎比傅山大十四岁，明亡以前，王铎是进士出身，傅山只是个廪生，即是一个吃公粮的秀才，是个白衣之士。由于他们二人地位的悬殊，不可能有任何交往。当王铎降清的时候，傅山正在奔走呼号，秘密反清，傅山生性脾气不好，爱骂人，挖苦人，尤其对当时投降满清的官吏更是骂狗一样难听，傅山骂赵孟頫、骂董其昌，但令人奇怪的是傅山从来没有骂过王铎，这是令后人百思不解其意之处。
也许是二人在书法艺术上走过几乎完全相同的道路，艺术上的相通使傅山对王铎没有谩骂，总之二人对书法艺术做过相同的艺术探索，他们二人的书法风格非常接近，主要是草书都直接学习和继承二王，居然在张旭、怀素之后创造了草书的新的高峰。傅山教导子侄学习王铎，只学习王铎四十岁以后的草书，不要学习他四十岁以前的书法，学习王铎晚年不适应流俗的所谓绝世独立的大家风度。
王绎、傅山在明亡以后思想上都有大的转变，思想上的波折变化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探索。明亡以后王铎降清，但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名明朝的东阁大学士，变成清朝礼部尚书，降清后思想上不会没有深层的反思和苦闷，更不会没有内心世界的无法表达的无奈和迷茫，这个时候更多的时间，更好的发泄办法就是书法艺术。王铎寄托书法写情，抒发心中矛盾心态，更好的用书法上的追寻苦研消磨自己不被人解的内心苦衷，明亡清初傅山的是反清志士被捕下狱，但是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反清复明的活动浙浙趋于消沉。
傅山出狱以后，誓不做清官，隐居崛围山著书进入学术研究，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入手，遍及许多领域，尤其草书艺术达到很高的境界。
在书法上要突破一般水平，只靠手上的功夫，即只靠钻研技法是不够的，因为技法是人的精神品质支配的，学习书法需要临摹，需要苦练熟习各家诸体，掌握书艺规律，但是生活中的各种磨炼，形成草书大家的人格特性，而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书家的艺术风格及最高艺术境界。书家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过程浓缩和升华了书家的艺术水平，陶冶熔铸了书法家的书法境界。王铎、傅山各人特殊时期、特殊个性、特殊遭遇，造就了他们在草书艺术上的灿烂辉煌。
四、现代书法人学习草书思考
从历代草书大家的成就及发展过程，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草书大家的诞生，社会大背景及作者心性及聪明的悟性加上外在特殊的因素的作用，经过刻苦研习，才能造就一代草书宗师，这种辩证的关系及机遇，不是每一个研习书法的人都能达到如此顶峰，也就是说，勤学苦练，朝思摹写，常悟追寻，渊博知识，即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功底才会有偶然的外力促使下，骤然之间的升华，对书法的升华；对技艺笔法的理解升华；缺少某个环节，恐都难成为如此博大的一代草书宗师。所以，每一个现代书人切不可靠一时的佼性心态，更不能靠哗众取宠，浮噪心态，靠运气去获取书法艺术上的最高境界的感悟，没有脚踏实地的苦练及外在的其它因素的条件作用，不会成为草书大师，更不会被书法历史所承认，诚想如今书坛的浮躁景象，金钱支配下的书家心态的扭曲，追崇虚名的炒做下的张扬，和古代草书大师比较下，实在是书法艺术上的悲哀和遗憾！
古代先哲给我们留下诸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作为及草书艺术成就象一座大山横立在我们今人面前，我们需要虔诚的心态，刻苦的精神，去攀登诸多山峰，认知许多大师，才能感悟和理解前辈们的高远情怀与高超技术，如果说张旭、怀素当时面对的大山只是张芝、二王等，那么我们处在纷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我们将面对的一座座连锦的山谷。唐宋明清的每一个朝代都让我们目不暇视，都让我们激动不已，都让我们费力攀登，庆幸的是我们比古人幸运，我们有许多前人成就大师、法帖碑版，我们可以从比较中取舍，在分析中练帖，在选择中感悟，在攀登中总结，但是我们现代书人也有我们致命的软肋，那就是我们现代书人不可能整日在书房中度生，因为我们现代生活节奏中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工作，更何况我们现实中用毛笔书写字交流的时代已经结束。当现代人都在用电脑、键盘敲打文章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现代书法人面临更加困难的起点，再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中用简化汉字交流的同时也就弱化了我们阅读古人帖碑的速度，我们必须学会转换，即就是我们现代人早晚在书房释读古人的墨迹繁体字，上班时间又要用简化字对付工作交往。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现代书法艺术上有所成就，有所创举，实在不易。古人们比我们容易，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毛笔书写是随时随地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在每日生活交往中潜移墨化中感悟和提高书艺，而我们现代书人就不行，我们需要不停地转换，不停地挤时间去努力强制自身入进去才能感知古人书法意境的灵感火花，所以现代书人想要成就草书大家太难，那么幻想自己一夜成名，幻想自己已是大师的许多狂妄书人，其实很是幼稚，现代草书艺术大师的出现，那将是多么宏伟，多么令人振奋的大事，艺术仍需不断努力，成就草书大家，仍需埋头苦学，仍需感悟琢磨，仍需吸古纳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要成为草书大家，还是要记住屈原这句诗，还是要不断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