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敦煌马圈湾木牍一枚
贾玉山艺术简历
贾玉山，男，字狂客，别署洞玄庐主，1954年3月生于天津武清。自幼酷爱书法艺术，15岁起初学“二王”、临“汉碑”，继习张旭、怀素、孙过庭，后为刘炳森先生入室弟子。
篆书宗《散氏盘》《毛公鼎》，隶书取法《礼器》《张迁》《石门颂》，草书注重气势与神韵，风格追求清健与秀畅，使转严守法度，章法率真自然。近年来潜心研习汉简草书，作品渐成个人风貌。
作品分别入展“全国第三届正书展”和“第四届楹联书法展”，入编《世界书画家铭录》、《当代书画名家作品集》等十三部辞书，199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贾玉山书法作品集》。2008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09年被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文化部共同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七省市”大运河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法人代表）、天津市武清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天津市武清区书法家协会主席。
汉简考：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三章第二节：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2004-10-24 沈颂金
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后人不断对敦煌汉晋木简有所考订、补充、修正，如1931年张凤编著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等。但是，由于原简实物流散国外，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之后，这一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些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中劳榦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在新史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将汉简当成完完全全的史料，希望从这些“直接史料“考订汉史，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还考察了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诸如烽燧、官制、戍卒、屯田等，将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中的事项个别提炼出来，利用从简牍归纳出的记事内容，对这些事项进行系统的考证，所著《居延汉简考释》六卷（释文四卷、考证二卷）及后来写的一系列文章，代表了简牍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可以说，劳榦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至今仍然光彩夺目，哺育了一代人。劳榦于1934年就参与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并最早出版了释文和图版，这使他得以在居延汉简与汉史研究上利用新材料，解决许多千年聚讼不决的疑难问题，是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对后人影响极大。他的相关考证和专题论文开启了以后相关研究的先河，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获得学术界极高的评价。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关于秦汉史的研究，以劳榦先生的成就最大，所发表的论文，……俱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1] 一、 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 ，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劳榦在自序中阐述了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则，其具体事实的供给，则要倚赖发现的新史料。必须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但是，由于地处大后方，条件艰苦，劳榦在做考释时，手边连一个详细的居延附近的地图都没有，并且贝格曼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刊布，因而无法知道详细的出土地点及随简出土的器物，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诚如劳榦自己所言，他“对于简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4] 由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抗战胜利后，劳榦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释文也有较大改进，可惜只收入2596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a Somma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劳榦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这推动了居延汉简研究的进展。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组，借助红外线显示仪等先进技术设备，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整理，并对原有的释文作了纠正和补充，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 居延汉简图版公布后，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对简牍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以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突出的特点是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指示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方向。 二、 居延汉简的分类方法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方法，基本上承袭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而来。他在自序中说：“自斯坦因获汉简于长城遗址，王氏国维作《流沙坠简》一书发其端要，钩深致远，多所创获。“[5] 其中他根据简牍内容来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 |
劳榦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一）文书 书檄、封检、符券、刑讼；（二）簿册 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三）信札 （四）经籍 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五）杂类 无年号者、有年号者。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一）简牍之制 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 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 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四）有关四郡问题 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五）边塞制度 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六）边郡生活 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七）书牍与文字 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劳榦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代、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准，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如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汉代行政记录》（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依出土地点、笔迹，把形制相同、内容一致的文书进行分类。而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则把汉简分为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前者包括簿检、名籍、现有人员、疾病、日迹、作簿、举书、备品、俸钱、卒衣粮、卒家属食粮、盐、驿马、茭、谷搬运；后者包括书檄、封检、发信记录、递传、通关、除任、秋射、刑讼、贳卖、负债、爰书、书简等；此外还有卒名、候燧名、器物札及其他。薛英群则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在对大量汉简资料进行排比、归纳后，将简牍文书分作中央文书、地方文书、律令与规章制度、经史子及集四类。应该说，他们都是在继承了王国维、劳榦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科学化的结果。“简牍文书分类，既要依据其出土地点、形制和书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内容 、题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虑下，优选出合理的、科学的分类法。“[6] 劳榦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苹芳评价道：“他（劳榦）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榦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下面就其在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代的屯田与赋税问题以及烽火制度等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略加说明。 （2010年4月18日于水泊梁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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