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头丸帖》墨迹考辨

穆棣
  传统的书画鉴定多以目鉴印象为凭，随着时代的演进以及晋唐名迹的式微，此种方法已大为绠短汲深而不甚适用。现代专家、学者虽极力倡导鉴考并举的方法力矫其弊，惜身体力行者殊为罕见，此诚所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书画鉴定的此种现状直接导致了名迹扑朔迷离的不稳定性，因而每每容易引起有关真伪的争沦，即流传有绪凡备受历代鉴家称许的加烜赫名迹亦慨莫能外。今藏上海博物馆的王献之《鸭头丸帖》墨迹实乃其中之一例。
    此帖绢本（图一），高二十六点一厘米，横二十六点九厘米，书体行草，本帖帖文为：“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细审本帖卷前卷后，钤于前后隔水与本幅接缝线上的“双龙”（圆）、“宣龢”、“政和”、“宣和”等宣和内府御玺灿然在目，且完好如故；但前隔水与玉池接缝上“御书”葫芦印仅剩半壁江山，后隔水与尾纸
接缝线上“政龢”惟余一角；原徽宗瘦金书题签及尾纸上“内府图书之印”皆佚去不存。鉴此可知，其本幅迄今犹存“宣和式”旧装，此与《宣和书谱》卷十六“王献之草书”中有关《鸭头丸帖》的著录恰是互为印证的。由此可断，此帖为宣和御府故藏，而此正是历代鉴家之共识
    卷后题识甚多，先后有元虞集题识，宋高宗题赞，北宋元丰柳充诸人题名，以及明清诸人题识。鉴印中除上述宣和御玺外，又有宋高宗“绍兴”御玺等，不详录。
    鉴于历代鉴家关于此帖的旨定、赞美之说，多以目验印象而著笔，与鉴定关系不大，且篇幅甚巨，因而不拟摘录，而仅以“公认的国宝”五字试以概括[1]。或可一言以蔽之。至于持质疑乃至否定之说者虽甚寥寥，然其代表人物中亦不乏如徐邦达、杨仁恺等鉴定界的领军式人物，其说不容等闲视之，自是不必赘言的了。
    徐邦达之说次第见于其沦著《古书画伪讹考辨-上》（文字部分）以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其断此帖为宣和内府旧藏，但以此全帖为接近米芾风度的宋入之书。
前者略云[2]（字下加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 绢墨颇旧，用笔洒脱流利，当非勾摹之本、但与标准可信的王献之行书……并参阅……小王草书诸帖来比对，其笔法、结体以至总的气格形态无一些共同之处……从全帖看来，又有些接近于宋米芾的风度。
    此帖所用笔较柔软，亦不似晋唐人书中习见者，又绢地气色、质地均欠沈古……《苦笋》精厚，《鸭头》粗疏，时代显出在怀素之后。有此三方面的缺点、舛错，我以为此本决非晋人之书，更不用说献之
书了。
    越数年，徐氏则直接考定为[3]：
    本身似宋人书，赵构跋、赞系后配，原“右军”改“大令”。
    按徐氏所沦，其要点在于：（一）虽未明说系宋人书，但先后有“本身似宋人书”以及“接近米芾的风度”二说，玩其辞旨，则后者无疑是前者之绝佳注脚。纵然使用春秋笔法，纡回曲折，但此中早已隐然透露其本意，显然指与米芾同时或稍后私淑米芾书风者所为，当然亦隐含并不排斥米芾书写之可能。  （二）断然否定为勾摹本，考定为放笔直书而成。
    徐氏持沦乍看颇似理据详赡，考核精博。细绎之，从悖谬讹误之处昭然可见，且远非无懈可击扦。以下分而考述。
    一、从文献史料暨图版睹方面考证，今本《鸭头丸帖》即《淳化阁帖》所据之底本，故为太宗淳化吋府之故藏。
  （一）以《淳化阁帖》卷十“王献之二”中《鸭头丸》刻本（图二）[4]与今见《鸭头丸》帖墨迹细意校勘，两者无沦从整体风格特征抑或是具体的字形结构、点画形态以及分行布白诸项无不契合，则今见《鸭头丸》帖墨迹正是《淳化阁帖》摹勒时所据之底本，而后传承至徽宗宣和内府什袭珍藏。
  （二）对相关文献史料爬梳剔抉，可证《淳化阁帖》所刻乃是以当时内府所藏之名迹摹勒上石，此与上述适可互证，则今见《鸭头丸》帖为太宗内府故藏乃可无疑。
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敕王著以御府所藏名迹摹勒为《淳化阁帖》，帖凡十卷，遂开中国书学史上大型丛帖集刻的先河。卷尾皆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篆字三行。欧阳修《集古录》云[5]：“（宋）太宗皇帝购募前贤真迹为法帖十卷，镂板藏之……”即指其事。宋人中类似《集古录》式的著述共多，兹略举一二，以资互证：   
米芾跋《淳化阁帖》云[6]：“……我太宗购古今书，而使王著辨精粗，定为法帖，此十卷是也……”
    黄伯思《法帖刊误序》云[7]：“淳化中，內府博访古遗迹，时翰林侍书王著受诏绪正诸帖……”
    王柏《淳化阁帖记》云[8]”。。。。。。。本朝儒学独盛……天下甫定，(太宗)即遣使购募前贤遗迹，集为法帖十卷而藏之，镂板于禁中……”
    （三）从大观中内府所辑刻的《大观太清楼帖》有《鸭头丸帖》，再度印证以上结论的正确。
    前不久文物出版社梓行问世的《大观太清楼帖》卷九辑刻有王献之《鸭头丸帖》[9]（图三），此乃《鸭头丸帖》确自宋初太祖、太宗内府传至大观、宣和之坚证。因《大观太清楼帖》正是依原迹而上石的。
    宋曾宏父云：[10]…….  大观初，徽宗视《淳化帖》石已皴裂，而王著标题多误，出墨迹更定汇次……且当时尽出元藏真帖临摹……”
    宋施宿《大观帖总释序》云[11]: “大观初，徽宗视《淳化帖》板已皴裂，而王著一时标题多误，临摹或失真。诏出墨迹更定汇次……刊石太清楼下。”
    小结：今见《鸭头丸帖》墨迹原系为太宗淳化内府时故藏，当时辑刻于《淳化阁帖》之中。此帖墨迹向在内府庋藏，而后递传至徽宗宣和内府珍储。大观间尝刻入《大观太清楼法帖》，宣和间，其目载录入《宣和书谱》中，又以标准式（即所谓“宣和七玺”式）“宣和装”进行装裱，今其墨迹卷中宣和御府鉴藏印记赫然在目， 一一皆是的系宣和内府鉴藏之明证。
    二  《鸭头丸帖》墨迹既为太宗淳化内府所珍藏，则其本系北宋之初太祖、太宗肆力搜访、网罗所得之名迹，那么，其时代下恨互迟亦在北宋之前毫无疑义。据此不难推知徐氏“似宋人书”以及“接近米芾风度”之说纯属杯弓蛇影式的臆测而已!其将不攻而自破，自是情理之中事。
    前所引述欧阳修《集古录》等皆称太宗皇帝购募真迹为法帖之事，于史二皆符合。兹进而可证早于太宗（九七七 — 九九七在位）之前，太祖（九六0 — 九七六在位）即在戎马倥偬江表初平之际即已着手搜访前贤名迹，足证太祖、太宗两朝早开网罗名迹的风气。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玉堂故事”条下咯云[12]：太祖平江表，所得图画赐学士院。
同书，其下“枢密楚公”  一条云[13]：江表用师之际，故枢密使楚公（笔者按，即楚昭辅）适典维扬。于时调发军饷，供济甚广。上录其功，将议进拜。公自陈愿寝爵赏。闻李煜内库所藏书画甚富，辄祈恩赐。上嘉其志，遂以名笔百卷赐之…….
同书，”苏氏图画”条下，云[14]:苏太参[15]雅好书画，风鉴明达。太平兴国（九七七 — 九八四）初，江表平。上以金陵，六朝旧都，复闻李氏（笔者按，即指南唐后主李煜）精博好古，艺士云集。首以公悴是邦，因喻旨搜访名贤书画。后果得千余卷上进，既称旨，乃以百卷赐之……至今苏氏法书名画最为盏矣。
    米芾《宝晋英光集》“跋晋贤十三帖”条亦有类似的记录，云：[16]
    右本朝参加政事苏太简所藏……太简被大宗遏，使第诸国，簿收书画三等，赐于甚多，公卿之家，无出其右，此尤著名者……
    综合诸说，可见皆属信史可据。《鸭头丸帖》既为宋初御府故藏，则的系太祖、太宗搜访所得，其时代下限至晚亦在北宋之前断无疑义，证据凿凿，不辨自明。由此可鉴徐氏
“似宋人书”以及”接近米芾风度”云云无乃望气射覆的无根之谈而已!
    三  《鸭头丸帖》系摹本，其先前双钩而后填墨未竣的墨线轮廓宛然可辨，此其明证，足见徐氏”非勾摹之本”之说不啻大失其考。
    细察帖文，其填墨未竣的双钩墨线尤以淡墨部分的点画彰明较著。具体而言，则”集”字下部之”木”，其横画末端向上出锋部分最为清晰可辨；与此相类者犹有”当”之”宝盖头”左侧，在于点与横钩相连的部分；又如”与”之”横折弯钩” （帖中处理为横转弯钩），其弯钩右侧之墨线、留白隐然可睹；又如”见”之”横折竖钩”，其右竖起钩部分(图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余部位悉以箭头标出，不缕述也。
    鉴于上述，则《鸭头丸帖》灼然摹本，乃可立判，又何庸深辨者乎!又考，北宋之前古摹，惟以唐贞观间弘文馆之拓摹可称至善尽美，稍后延续至武后万岁通天期间，犹有高手尚可比肩。自兹以降，拓摹技艺，无疑在为衰微，遂致湮没无闻。
平心而论，今见《鸭头丸帖》的摹拓技艺固然不足与唐摹最善本《丧乱》、《孔侍中》、《王氏一门书》，以及八柱本穴神龙《兰亭》锣等相提并论[17]．但其笔势奕奕生动，墨色浓淡自然，“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的艺术效果随在可见，不可不谓神完气足，而此乃历代鉴家所共识。无怪乎徐邦达先生直谬断为放笔直书了，难道不是极佳之反证?笔者以为，有此精湛之摹拓，有北宋之前的断代依凭，加以传世二王摹帖本属寥寥（右军之帖既已屈指可数，献之书迹之可信者，除《鸭头丸帖》外，更是惟《廿九日帖》一帖单传，硕果仅存），综合三者而论，则断《鸭头丸帖》为传世唐摹善本，谅亦不致有溢美虚誉之嫌吧?质之徐邦达先生，未知以为如何?
    结论：  《鸭头丸帖》墨迹为北宋之初御府搜访的法书名帖之一，以先后摹刻于《淳化阁帖》、《大观太清楼帖》等，夙已著名当时；复以本帖犹存“宣和式”旧装以及为《宣和书谱》所载而誉满后世，其为传世晋唐国宝炬赫名迹之一，不可不谓名实相符。加以摹拓痕迹确凿可据，故加综合考辨，冀还其原，实事求是地还其本来之历史面目 —— 唐摹善本。

 

注释：

[1]原自二00三年七月十七日《南方周末》A3版《故宫突购『国宝』之疑》一文“陈老（陈
佩秋）是用公认的国宝《鸭头丸帖》上的“绍兴“连朱（按，当作“珠”）印……」语。
[2]参见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文字部分）中“《鸭头丸帖》”条，载页十六至十七，江苏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3]参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页三四六注②，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
[4]本文所用此图引自明万历间温如玉等奉肃藩令旨所翻刻的《淳化阁帖》重刻本。鉴于重摹刻手以及所据底本（未知优劣）等诸多因素，重刻本与祖本容有轩轾，正在情理之中，但不影响总体风貌。至于行款略异，亦是依据翻刻所用石料的高度所致，这与下文所举此帖的《大观太清楼帖》刻本同理。
[5][6][7][8]均参见《丛帖目（一）》卷一《淳化阁帖十卷》条，页十一至十三，台北华正书局， 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
[9]参见《大观太清楼帖》第九卷，文物出版社，二00一年六月第一版。此帖中《鸭头丸帖》行款与墨本略有小异，亦是所据之石稍高之故所致，前人皆有论证，不赘述。
[10]参见曾氏《石刻铺叙》卷土，四库艺丛《绛帖平》辑入，页四十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一版。
[11]转引自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一『《大观法帖十卷》』条下。四库艺丛《绛帖平》辑入，页一九一下，版本同上。
[12][13][14]见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四库艺丛本《古画品录》辑入，页五六二至五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15]苏太参，即苏太简参政的省称。苏易简（九五七——九九五），字太简，淳化元年由给事中参知政
事，以故有“苏太简”参政之称。
[16]见该书卷七该条。页九至十，清蒋氏别下斋校本．
[17]虽然就此帖摹拓技艺而论，亦不乏小疵，如填墨过甚而溢出钩线；又如某些点画显得拖泥带水，交待不清（或与底本原状有关）。但总的来看，当属于白璧微瑕，不致拖累整个帖子。

后语：

  本文对杨仁恺所论以及徐邦达“宋高宗题赞后配”之说，囿于篇幅，无以展开讨论。杨氏对“宣和装”未作根究，对此帖本幅现状更未细察，遽作揣测，以为宣和诸印为“后人补入，以求善价”（《中国书画》页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0一年第一版），其说荒诞不经，良可浩叹!但因其说以《中国书画》为载体，作为高校专业文博教材，使用既已十数年，又其发行量甚为可观，因而谬种流传甚广，不可等闲视之。至于徐氏持论，亦大有失之偏颇之嫌，以事关“绍兴装”专题研究，良非区区数千言所能阐释，且俟日后另行辨析。
                         二00三年九月于梁溪缘波室传世墨迹《鸭头丸帖》，历来被视为王献之行草书的代表之作，为传世晋唐国宝烜赫名迹之一。此帖最初见载于北宋徽宗年间的《宣和书谱》。该书卷十六“王献之行书”目录有《鸭头丸帖》帖目，当为最早之著录。从帖中绢幅所钤徽宗内府“双龙”（圆）、“政和”、“宣和”、“政龢”、“宣龢”以及“御书”（半印）等印来看，此帖曾为宣和御府所藏。元朝时，此帖先在文宗内府，后赐予鉴书学士柯九思。今见原帖骑缝处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朱文方印，下方余绢上又有虞集的三行小楷题记，云：“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虞集奉敕题。”明代，《鸭头丸帖》曾入内府。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云：


万历皇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予闻之中书舍人赵士祯言如此。

可见该帖曾为万历皇帝赏玩。此后，该帖又先后为项元汴、吴廷等收藏，今藏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