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凌晨1点59分，北京市朝阳区一幢6层小楼内，一位95岁目盲耳聩的老人离开了居住五十余年的小屋，穿着他喜欢的中山装，静静地往生西方。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
这位老人就是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是著名学者、古典诗词专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以红学研究、曹学研究享誉海内外。其实，周汝昌先生还是一位颇具个人面目的学者书法家。
我喜欢周汝昌先生的书法，始于20余年前购得的阎正主编的《中国当代书法大观》，序言就是周汝昌先生撰文并手书，其书法的洒脱、遒健、劲挺，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在旧书摊淘得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的《石头记人物画》，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一画一诗，共40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后来就是书海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的《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这本书共收入先生113篇题咏之作，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反映周汝昌学术成果与诗书艺术的作品集。
关于《诗红墨翠》的创作过程，周汝昌先生在自序中说道：
中华古历岁次壬午，我行年85龄，视力仅右目有1/3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拾起毛笔，不愿将平生喜爱的书法抛得太荒，写不成字。于是，每到晚间，与老伴淑仁商量，请她帮我“做书童”，并询问她写些什么词句好。
有一回，想“词儿”想不出合意的了，忽然她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红楼》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我的情怀，一时兴起，就答言说：“好，你念一个《红楼》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停顿，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还能如昔时的'倚马立成’否？”
就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作业”计划。
似乎也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为我喜欢108符合雪芹原书“九品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108幅作为定本。这些幅当中，大体还算完整，只一二个别处有误笔或脱字，未伤全部精神……
这108幅书法诗作的一段经历，至今如在目前，而淑仁已逝。女儿们想起这一大卷，打开看看，方觉得真是一项不可再得的艺术财富了——因为至今只二年光景，我目已坏到写不成字了。大家商量，应先将这一项印出来作为第一册书法集，并配以照片，略见我平生的文化艺术之履印与范围。因取名曰“诗红翠墨”——是诗、书、画、音律诸多方面痕迹，综合展现一个概貌，也为了纪念结发之妻淑仁80冥寿。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先生，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平生所临习多是右军帖，深研《兰亭》，得右军真脉。其书以帖为宗，强调不能有字无笔，行笔中兼备碑刻的厚重，饶有风骨。其书形似“瘦金”，却非师于“瘦金”，而源自羲之。周汝昌先生在《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汝昌著、周伦玲编）中讲到，平生最佩服的中国文化上的“四圣”，就是“书圣”王羲之，“诗圣”老杜，“文圣”刘勰，还有“情圣”曹雪芹。“四圣”的共同点，就是创新。遂其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在当代大学者书法中独具风格。
周汝昌先生精研书法理论，倾注了大量心血，自谓平生在书学上所下的功夫要比红学多得多，曾有《书法艺术答问》、《永字八法》、《兰亭综考》、《说遒媚》、《书法笔法考佚》等专著及论文行世。滋养其书法的还有他博厚的传统国学根基，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他于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便一部接着一部陆续问世，如：《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著名学者钱钟书在与周汝昌的往来论学信函中，赞叹周诗押韵“如土委地”。 博闻强识，素养全面，使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惟精惟一、举重若轻，这同时也是先生书法在当代之所以不可替代的一大原因。
作为当代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周汝昌与当代众多书画名宿交往密切。
抗战胜利后，周汝昌重返燕园，续修西语学业；时张伯驹先生居展春园，即在校西，故二人因诗词唱和、鉴书赏画，几乎每日晤面。
一日晨起，忽见张先生匆匆而来，相见不及说话，递给周一纸手稿——视之，是一首《扬州慢》词，题目是因得杜牧之《张好好诗》而作。周汝昌立即步韵奉和了一首送去。两首词全文抄录如下：
《扬州慢·题杜牧之赠张好好诗诗墨迹卷》：“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问谁识、人间艳迹，外孙黄绢。佳话千秋。等天涯迟暮（沦落），琵琶湓浦江头。盛元选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扬州慢·丛碧近复得小杜张好好手迹书示此调喜奉和》：“明月东湖，龙沙秋浪，千年螺碧蚕柔。惯寻芳迟去，剩百韵能酬。记前度、十三初见，跗莲茧凤。脸月盈秋。枉莺喉裂笛，天涯何物缠头。双龙金瘦，似山阴、乘兴神逰。想卓酒全醺，卢郎半老，落墨风流。谁舣清河一舫，云烟梦、魂绕西楼。对三生杜牧，灯簾恍在扬州。”
张伯驹看了十分高兴，这才拿出《张好好诗》真迹，对周汝昌说：“我以五千数百金收了这件奇品，大喜欲狂，不忍释手，每夜放在枕边，不愿离开。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此卷不惟诗可贵，而书法亦为右军正宗。”
几十年后，周汝昌仍然清晰记得那件稀世珍宝，“外有锦囊，内为卷轴，展开一看，不禁击节，洵为难觏之佳作。唐书家书法存世者不多见，而诗人书法尤少。小杜书法，丰华蕴藉而婉丽含蓄，代表晚唐时代高明文化才人的书法造诣，笔法有所薪传，可以悟及“书细沙”的诗句，非偶然闲笔也。”
张好好是一名歌妓，容颜娇美，才华出众。杜牧的这首五言长诗，就是为她而作，并对她的不幸寄以无限同情。诗载杜牧《樊川集》中，墨迹的末二句，因伤残缺“洒尽满”、“一书”五字，然不伤书诗的整体精神。后来，张伯驹把这件珍宝与众多珍贵书画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收藏的唯一一件唐代诗人、书法家墨迹，也是稀见的唐代名人书法作品之一。
周汝昌与启功先生在书法方面颇多交流。周汝昌现存的一幅背临《兰亭序》，自己题了一首七律，徐邦达题了一首七古，启功则题了两阕《南乡子》词。
在争论《兰亭序》真伪时，启功把自己所存元代人陆继善摹《兰亭序》原墨本（早已流落海外）的开头两页小照片赠送给周汝昌。启功的论书绝句也寄给周汝昌，周汝昌也有唱和之作。启功还把自己一部研究书法字体结构的书稿清缮本寄给周汝昌请提意见：“此稿是他亲笔工整书写，用的却是'洋式’横格子笔记本，市售的劣纸所制，字是钢笔墨水。共计上下两册……'文革’之后，此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完好无恙，我也闹不清是否'抄家’时将它遗漏了？我发现后即函告于他。更奇的是他回信说（大意）：就存在您处甚好。此外毫无讨索'归赵’之语意。”
周汝昌先生对当代书坛也一样关注，十几年前，他接受刘正成先生专访，透彻的分析了当代书法创作的诟病与出路：
老一辈的书家，他们已经定型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化，但他们的经验要多对后学者讲讲，能不能讲、会不会讲是一个问题，不要怕讲错，可惜现在讲的人很少。中青年书法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创新，但有些人又不懂创新的实义，只是简单地强调外在的变化，这是不对的，也不是真的新。好像见到刘炳森同志说过一句话，是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文章我看不了了，他的大意是：追求光怪陆离不是真正的书法，也不是创新的新路。意思甚好。当然，对那些求新的同志也不必泼泠水，要了解这些同志到底对传统把握了多少、它的功力能否担当得起创新的重任，因为一方面创新必须有真功夫的支撑，另一方面又不是每个有真功夫的人都能做到与做好的。如果基础不好，不妨再临池三五年再去创新也不迟。熟能生巧，厚才能生心。这是第一；第二是目前的学风有些浮躁，不沉着。但书法是精神的活动，没有一个高的境界那来好的作品?如果以浮躁之心去写字，结果只能是矫柔造作，或者只是一味地迎合低层次的审美；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相当多的书法作品是有字无笔，结构气息不错，但从头到尾直来直去都是一个笔法，没有丰富的换笔、折笔、转笔等变化。现在许多中青年书家底子、灵性都很好，如果在这方面不注意完善，就可惜了。例如写草书，决不只是缭绕，孙过庭讲：“望真如草。”写楷书如果不懂草书的连贯，就是死的，但他又讲“望草如真”，如果草书只是乱画而没有应有的起止、提按、顿挫、转折等交待变化，或者说如果用笔不到位的话，那么这个草书也不会是真正的草书。
可惜的是，周汝昌先生中年时开始眼神不济，1975年，57岁时左眼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80岁前后，有个别时候先生盛情难却也令家帮助展纸，凭感觉落墨。令人惊诧的是，先生用笔仍然那么潇洒自如，使转有力有节，偶或个别字局部有所模糊，却更增添出一分拙朴的意趣。“半盲书”、“目不见纸，乱画勿笑也”、“盲人夜书，可笑益甚，奈何奈何”，先生经常这么自嘲，他是多么希望双目明朗，尽情挥写。晚年时以他已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2002年3月20日，“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当今我国学术成就最高、年龄最大、跨学科门类最多的一批学者，如张中行、季羡林、徐邦达、启功、任继愈、周汝昌等22人的书法作品集体亮相，这是周汝昌先生的书法作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整体亮相展馆。
我喜欢周汝昌先生书法，一直苦苦寻觅。一个月前，我在华夏国拍拍得一幅先生书法，书于1999年，是京城某位文化名宿的秘书所藏，同时上拍的还有同一尺寸、相同纸张的姚雪垠、臧克家、黄苗子、凌子风等多人墨宝。
在学者书法备受关注的今年，徐邦达、罗哲文、周汝昌等相继离去，所谓的学者书法也将随着他们的离去而将行渐远，及时整理、研究他们宝贵的艺术成果刻不容缓，这是当今文化界、艺术界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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