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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书画艺术批评探究

赵孟頫书画艺术批评探究


 摘要:赵孟頫是元朝著名的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在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对赵孟頫书画艺术批评历来不一,本文对其中代表性批评进行分析,总结出赵孟頫书画艺术的成就。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4508101.htm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赵孟頫;书法;绘画;批评;书画理论
  赵孟頫是元朝著名的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在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由于赵孟頫身为宋代宗室,却在元代身居高官,因此,人们对赵孟頫本人行为的批评,也使其书画艺术遭受了不公允的批评。历来论者,对赵孟頫书画艺术,持论存在分歧。这是艺术批评中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属于正常研究的情况。


  一、对赵孟頫书画艺术本体的批评
  在书法方面,持此论者有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他认为:“子昂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文敏妙在真行,奕奕得晋人气度,所乏者格力不展。”明代书法评论家王世贞说:“若赵承旨则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奴书之诮,则太过。”(《艺苑卮言》)这些评价大都是较客观的。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对赵书的评价较多,有褒也有贬,他在《临赵松雪书跋后》中说:“娄水王奉常家藏赵吴兴诗帖致佳,余从高仲举见之,把玩移日。舟行闲适,漫临一过。余素不为吴兴书,略得形模耳。”董其昌在《书雪赋题后》中说:“客有持赵文敏书雪赋见示者。余爱其笔法道丽,有黄庭、乐毅论风规。”董其昌在跋《元管道异拜制项祖帖》中说:“子昂书中龙象,当时与之同世者,皆沽余润,道成名家。次画眉闺彦,宁不传受笔诀,与之俱化耶!文化《停云馆帖》从此卷真迹摹出,乃文敏最得意书,自右军、大令后,直接宗派,非唐人所及也。今为惠生鉴藏,墨池中一段奇事。”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书品》中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日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董其昌对赵书贬语很多。他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字需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尝梦见者,惟米痴能会其趣耳。”又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今人眼目为赵吴兴所遮障。”“邢子愿谓余曰:右军以后,惟赵吴兴得正衣钵,唐、宋皆不如也。盖谓楷书得《黄庭》《乐毅论》法,吴兴为多,要亦有刻画处,余稍及吴兴,那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独胜,余于吴兴是也。”(《画禅室随笔》)董其昌跋《元赵文敏书过秦论》中说:“吴兴此书学黄庭内景经,时年三十八岁,最为善者机也。成名以后,颓然自放,小有习气。于是赝书乱之,钝滞吴兴不少矣。”董其昌在《董华亭书画录》中说:“邢子侍御尝与予言,右军之后,即以赵文敏为法嫡,唐、宋人皆旁出耳。此非笃任,文敏之书,病在无势,所学右军,犹在形骸之外,右军雄秀之气,文敏无得焉,何能接武山阴也!虽然,其可传者在自成一家,望而可知为赵法,非此则鲜于、康里得并驱于墨苑矣。”“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画,今五十七矣。有谬称许者。余自校勘,颇不似米颠作欺人语,大都画与文,太史校,各有长短: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不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着意者少耳。古人云:右军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假令耽之若是故为胜,余于赵亦然。”
  董其昌既说赵孟頫得右军衣钵,又说学右军犹在形骸之外,如雅不喜赵书,不作赵书。又自称迩来作赵书面目。亦是亦非,出尔反尔的语论,正好反映出董其昌的矛盾心态。以“右军衣钵”、“书中龙象”称誉赵孟頫。其评价不可谓之不高。在首肯赵孟頫的书法成就之时,更多的指摘是不能疏忽的。因圆熟而有俗态,因刻画而犹在形骸之外,因作意而无势,等等,便是董其昌对赵孟頫的指摘,从某角度说,这种指摘亦是言之有据的。
  总之,董其昌与赵孟頫虽不同时代,但他早年却一直把赵孟頫作为自己的假想对手常常与之比较,表现出了自负、争胜的情绪,对赵孟頫书画艺术的评价多有贬低之意。随着董其昌对书画的深入研究和创作实践,其对赵孟頫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尤其晚年对赵孟颊的褒扬增多,而且为自己年轻时不识赵书高妙而悔恨。
  明代书家丰坊认为:“学王书者,唯赵子昂甚得其法,但太守规矩,且姿媚有余而古拙不足,故有插花美女之评。”(《童学书程》)明代书画家莫是龙批评赵孟頫“撇欲利而反弱,捺欲折而愈戾。右军之言曰:'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文敏之暇,正坐此耶!”(《莫廷韩集》)清代吴德旋说:“赵松雪一味纯熟,遂成俗派。”(《初月楼论书随笔》)这些评论虽有失偏颇,但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有一定的道理。据记载赵孟頫落纸如飞、日书万字,由于书写既多且快,有少数作品确也存在着由于写得过快而缺少逆势,由于写得过熟而有些俗。像这种情况,说他的字有些俗态,并不算太过分。评价赵书“撇欲利而反弱,捺欲折而愈戾”,这只是赵孟烦众多作品中的极少情况,不能以偏概全。他的许多代表作《胆巴碑》、《三门记》等等,便没有这个毛病。虽然赵孟頫在用笔上把王羲之的绞转用笔进行简化,结字谋篇有些时候也存在些许雷同,但这与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之书是有本质不同的,更不应说赵盂頫的字不是书法,仅为些点画耳。这里还需指出的是,赵书因为用笔比较内蕴。经多次翻刻墨拓,往往变得软滑圆俗而失神了。碑刻只能显现笔势之大概,其抑扬顿挫、出锋人锋、墨色等微妙变化无法体现。还有一些伪赵书或是其真伪有争议的,大都存在着软媚甜俗、轻飘浮滑的弊病。据有关专家考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赵孟頫尺牍诗翰册》就有不少伪赵书。一些所谓赵书“名帖”,比如《天冠山诗》、《六体千字文》、《临圣教序》、《急就章》、《望江南净土词》等等,其真伪皆是有争议的。而有些评论赵书的人,不辨真伪,将这些伪赵书或是有争议的当做赵书来评价。这些方面,也影响了对赵孟頫书法艺术的评价。   在绘画方面,元代杨维桢在跋赵氏《丘壑图》中说:“文敏用六朝笔法作图,格力似弱,气韵终胜。披卷之余,令人遐想。”杨维桢对赵孟頫的绘画评价有褒有贬,“格力似弱,气韵终胜”。
  董其昌对赵孟頫绘画褒语较多,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元时画道最盛,惟董、巨独行,此外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云西、唐子华、姚彦卿、朱泽民辈,出其十,不能当黄、倪一,盖风尚使然,亦由赵文敏提醒品格,耳目皆正耳。”董氏认为,元时画道最兴盛,是由于赵孟頫提醒品质格调,使大家眼光皆正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还说:“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独推重高彦敬,如后生事名宿。”而倪迂题黄子久画云:“虽不能梦见房山,特有笔意。则高尚书之品几于吴兴埒矣。”董其昌在《题赵文敏画》中说:“子昂尝有创为即工者。题画卷有曰:“予尝画马,未尝画羊。子中强余为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为精妙,故知气韵必在天生,非虚也。董其昌在《题伯玉画册》中说:“胜国时画道独盛于越中,若赵吴兴、黄鹤山樵、吴仲圭、黄子久,其尤卓然者。”《虚斋名画录》卷一中载董氏对赵孟頫的评价:“董北苑画,为元季大家所宗,自赵承旨、高尚书、黄子久、吴仲圭、倪元镇,各得其法,而自成半满。最胜者,赵得其髓,黄得其骨,倪得其韵,吴得其势。余自学画几五十年,尝寤寐求之。”
  董其昌对赵孟頫绘画的贬语也有一些,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以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明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虽品格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与莫是龙《画说》中都有此段评论,从成书先后来看,此段评论应是莫是龙说的。应为后人辑录董文误将莫说录入,或莫说散失,后人录董文以依托为之。此段中说赵孟頫“刻画细谨,以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赵吴兴止六十余”,此说有些牵强,赵孟頫享年六十有九,人活七十古来稀,在当时应也算高寿了。然强与黄公望、沈周、文徵明相比,其用意自然不在年寿之长短,而在于借此贬责赵氏。董氏认为赵孟頫的画为物所役,为形所拘的描画滞碍了心性的畅发。从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水村图》、《秀石疏林图》、《古木竹石图》、《水村图》等一大批“以画为寄,以画为乐”,具有“士气”的作品看,莫氏是在有意贬责赵孟叛。
  董其昌还说:“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此数公评画,必以高彦敬配赵文敏,恐非耦也。”(《画旨》)“幽淡两言,则赵吴兴犹逊迂翁,其胸次自别也。”(《画禅室随笔》)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把赵孟頫排除在“元季四大家”之外。
  虽然董氏把赵孟頫看做“元人冠冕”,但在《画禅室随笔》中的南宗文人画序列中未把赵孟頫排入。又说:“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关于“元四大家”之说,最早是由王世贞提出的:“赵松雪孟頫,梅花道人吴仲圭,大痴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艺苑卮言·论画》)他把赵孟頫列为“元四大家”之第一位,其后的屠隆、张丑等都沿用此说。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二)中提出:“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把赵孟頫排除在外的“元季四大家”之说,是从董其昌开始的。也有人认为,“元季”,是指元代后期之意。


  二、对赵盂頫人品与画品的综合批评
  第三种是把人品与书画艺术联系起来,认为赵孟頫因仕元而丧失气节,从而否定其书画艺术。在传统书论、画论中,一般把人品摆在艺术之上,宋代郭若虚就说过:“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图画见闻志》)这一论述被历代评论家奉为圭臬。以封建正统思想为基础的“贰臣”说,元代书画家张雨在题子昂画兰时云:“盈盈叶上露,似欲向人啼”元末隐仕虞堪谓:“江上晴天锦绣纹,丹崖红树思纷纭;毫端染得秋无际,犹是苍梧几片云。王孙今代玉堂仙,自画苕溪似辋川,如此青山红树底,那无十亩种瓜田!玉箫吹断几黄昏,南国风流竟莫论,弟子不悲秋色晚,墨痕何以著蹄痕。竹色萧萧木叶齐,石边芳草迥凄迷,断猿落月愁何处,政在黄陵庙里啼。”(虞堪《希澹园诗集》)这主要是因为张雨身为道士、虞堪身为隐士与赵孟頫观念不同。张雨、虞堪都是因赵孟頫的仕元而贬其艺术。
  明代书画家莫是龙,他讽刺赵书像是“阌阅俗子,骨气未备”(《莫廷韩集》)。明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项穆也是把他的书法和仕元联系起来:“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子昂之学,上拟陆、颜,骨气乃弱,酷似其人。”(《书法雅言》)
  项穆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在项穆看来,书法不正,是人心不正造成的。书法的品格,是完全决定于人的,具体讲,就是“心”。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心为人之师,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
  人由心正,书由笔正。项穆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理论用以书法。项穆以“中和”为最高境界。他认为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虽然说赵孟頫的书法应该是符合他的“中和”的审美境界的,但他对赵孟頫是评人而不是评其书法。将伦理学上的“善恶”概念与艺术欣赏的美丑概念融而为一,可以说审美目的是服从于伦理需要的。对“人品”的理解,每人不同。项穆认为的理想人品是“宣尼德性”,孔子是万世之表。项穆这种观念,自然对赵孟頫仕元不能容忍,他评价赵孟頫是评其人而不是评其艺术。这种以艺术风格不同连累人格的说法,往往在具体的对象评判中陷入尴尬境地。以赵孟頫和王铎比较:王铎是以尚书身份开门迎降的典型“贰臣”,但他的书法风格却有颜真卿式的雄壮强浑,所以,项穆的评价并不客观公允。
  清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观子昂画,颖泓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孙芳草,欣欣向荣。观子固墨梅、水仙,则雪干霜枝,亭亭玉立,如岁寒松柏,历变不凋。志士宁为子固,弗为子昂。”这种观点不是评其艺术而是评其人。   清代书法家傅山认为:“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霜红龛集》)近代冼玉清评云:“孟頫以宋故王孙仕元,节行原不足道。”又说:“论者因不满其人品,遂谓其笔墨有肉无骨,媚弱卑卑不足道。平心论之,孟頫书法近俗近熟,未足诣于高古……”。因为赵的仕元而认为其缺乏民族气节,并以此为根据。进而从书如其人推导出其字必是软媚无骨的,这自然是不恰当的。
  书如其人,画如其人,是作者的修养、性情、情趣等,而不是所谓其人品。这些评论,成见显然。这些评论者把“人晶”、“书品”、“画品”混为一谈,犯了“因人废言”的错误。看赵孟頫“人品”如何,不应看他是否仕元,而应看他仕元以后做了哪些事情,据元史记载,赵为官后不仅没做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事情,还做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社稷、有利于平民百姓的事情,所以笔者认为赵孟燎“人品”不仅是没有问题,而且他还有一些人道主义思想,这是一个优秀艺术家应该具备的品质。
  赵孟頫的书法艺术成就,笔者认为最集中地体现为:第一,赵孟頫书法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正、行、草这三个方面,而论艺术水平,赵的行书最高,其次为楷书,再者是他的草书,草书中尤其章草成就较高。赵书是唯美的,是阴柔美的代表,是书法中的“婉约派”。赵孟頫的楷书,被称为“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赵的楷书中,小楷艺术水平最高。第二,由于赵孟頫的倡导,使在宋代忽视的传统笔法得以全面恢复,不仅复兴了古法,还扭转了书法中恣肆求怪的偏执现象,使元代书坛出现了新的生机。第三,赵孟頫的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简化了“二王”的一些传统笔法,使书写更便捷,速度加快。
  赵孟頫的绘画艺术成就,笔者认为最集中地体现为:第一,在绘画上赵孟頫一改南宋以来画坛萎靡不振之弊,推崇以王维、李思训、董源、关仝、赵伯驹等为代表的唐宋名家作品。崇尚“古意”,托古改制,借古以开今。第二,赵孟頫不仅集唐宋之大成,而且是元代文人画风的主要开拓者,对“元四家”影响甚大。第三,在画学理论上,赵孟頫以“士气”、“书画本同”承接了由宗炳、谢赫首倡的“畅神”理想。第四,赵孟頫是真正书画同源、同法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并经他的倡导从此书画同源,以书法用笔作画成了文人画的定则。

  在元代书坛、画坛上,赵孟頫的影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他的艺术成就非常全面,应包括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篆刻、书画鉴定等方面。就书画方面而言,理论和创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元代书坛、画坛的领袖。当然,同历史上任何书画家一样,赵孟頫不可能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以南宋宗室弟子的身份出仕元朝,曾一度受到非议,被认为缺乏民族气节,因此对他的书画艺术往往不能做出客观评价。当然,极少数赵书作品,确也存在着由于写得过多过快而过于“熟”,从而缺少韵味的情况。但这只是少数作品,不能以偏盖全。另一方面,赵孟頫“作画贵有古意”“石如飞白木如籀”等题跋的流传,往往被人误解,认为他是只知摹古,只强调形式,不重视写生的画家,实际上从他的《红衣罗汉图》、《秋郊饮马图》、《人骑图》等众多作品中可看出,赵孟頫是一位很重视写生和创作的画家。所以,我们评价赵孟頫的书画艺术时,应仔细分析研究他的作品,而不应重复前人的结论,人云亦云。
  另外,我们不应以封建帝王的道德观来评价赵孟頫的一生,不应因赵孟頫仕元,而否定其书画艺术成就。“书品”、“画品”要和“人品”分开,我们应以赵孟頫的作品为根据,仔细分析研究,从而客观评价其书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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