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即在俗时声名隆盛的李叔同，在近代中国的佛教界和文艺界都是极其重要的一流人物。他世寿六十三岁，僧腊二十五年，出家时正当中年壮岁。其前半生，由富家子弟而翩翩浊世佳公子而才艺绝世的大名士；其后半生，则是僧衣萧萧芒鞋破钵云游四方，一意弘扬律宗的苦行佛徒。他一生所涉文艺领域相当广泛，于诗词歌曲、音乐戏剧、书画篆刻都有非凡建树。出家后的弘一诸艺俱废，不废者唯书法一艺。他少年即事法书临写，及冠已享书名，以后更称重当世，晚年愈臻化境，直至易箦，未尝废弃，可说相伴终身，情有独钟。翰墨缘深，真积力久，毕生心血所凝，创获卓绝，使他在成为中兴律宗的一代高僧的同时，又是一位名标书史驰誉后世的一代书法大师。
一、弘一于书法一艺所学既广，对多种笔法体势有独到领悟，且能分别掌握，所以手下同时并有几副笔墨而见多能。因而他不但多次为人作“各体书”，而且几副笔墨常一时互出。故其书风演变不呈直线型，而是时常交叠回互。不过他成年后的主要书风显现，先是“魏碑体”，然后是“魏碑体”与“帖体”即“弘一体”互见，最后归于“弘一体”，这大势还是分明的。
二、弘一有众多手札，笔下变化很大，面目极多，从中很可窥见他多方吸取养分又作多方探索的具体情况。这是研究书法重要材料。其中有一部分与正式书法创作有明显对应关系，而另一部分则不太明显，比如有些有“二王”影子，又有些受沈寐叟影响而去其翻转凌厉稍加温文，还有些似与于右任相近。不管是有意吸收还是不谋而合，其多方求进的意向不难看出。他的文稿书札一般都亲加句逗，时为读者方便着想之意显然。
三、弘一作书，严肃认真，出家后更如此。其自叙《李息翁临古法书》有谓：“夫耽乐书术，增长放欹，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趋佛道，非无益矣。”后又说：“余字即是法，……不必过为分别。”以此自任，故极其郑重庄严。其叙《庄闲女士手书法华经》谓：“十法行中，一者书写”，并引发史传关于写经的记载，略谓“书写之人，日受斋戒，将入经室，夹路焚香，梵呗先引，散华供养，方乃书写。香汁合墨，沉檀充管，下笔含香，举笔吐气，……有斯精诚，每致灵感”，所以能字字放光，大众仰瞻。他自己作书未必每回都如此讲究，耽沉浸于宗教虔诚当无疑。这对领悟弘一书甚要紧。
四、弘一向来坚守“先器识，后文艺”古训，晚年更强调：“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是曾为大文艺家的弘一法师对人与艺关系的根本态度。他甚至认为人本不足传而终于“人以字传”是一桩可耻的事。
五、弘一论书，以为书法的源流派别和具体派别古人说之已详，不必更说。为学门径，他重视当知文字之学，通晓文字来由。所以他主张宜从篆书入手，“篆书是各种写字的根本”，这在字法上尤其重要。学书又须各种字体和大小都作广涉，明白种种作法风貌，再“由博而约”。他最重视作品章法，以为一半得力于此，其余于字三十五分，墨色五分，印章十分。这出于艺术“三原则”：统一、变化、整齐。这是他研究西洋绘画后移用到书法上来的观念，也是赏读弘一书法的十分要紧处。这些可言传的经验之外，要攀升最高境界，弘一借用《法华经》经文谓“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因为世间上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要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鉴赏艺术，才能达到艺术的最上乘的境界”。终归于“不可说”！艺术之可说以明白示人者，大概也就止于入手门径之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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