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霍昌·纳哈万迪，伊夫·博马提
摘自《伊朗四千年》
圆柱上特别突出了几条政治方针和道德准则：所有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崇拜任何东西的自由，自然因此拥有信仰自由。他还在文字中宣布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我命令，任何房屋都不得被拆毁，任何居民都不得被掠夺。”
—— 居鲁士圆柱
在他的家乡“波斯”，居鲁士（伊朗人称呼他Kouroche,而不是Cyrus）在安善王国朴素的“王宫”中长大。色诺芬在复述他的传奇时提到了他那反射着无瑕灵魂、充满仁慈的俊美面容。他的父亲——“小”国王冈比西，他的母亲——曼丹妮王后，以及他那些老师都给他灌输琐罗亚斯德教的道德准则，将他培养成一个优秀、公正、强大的国王。到了成年时期，他得到了扎实的军事培训，成为一个出色的骑手、弓箭手、击剑手，以及经验丰富的战略指挥者。与此同时，他在团结互助、尊重他人和人人平等方面的价值观也逐步形成了。他已经完全具备了统治者的素质，但耐心谨慎的他仍在外祖父传召他时前往埃克巴坦那觐见，以示服从和尊重。他次次都安然无恙地返回，并掌握了有关这个江河日下、渴望复兴的帝国各方面的情况。
公元前559年冈比西的离世开启了居鲁士的统治。即位后，他迎娶了一位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公主卡桑达恩，并与她育有多个孩子，其中包括他的王位继承人冈比西二世、罗克珊娜和阿托莎，后者日后将与大流士大帝成婚，并生下居鲁士的孙子薛西斯一世，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一条关键的血脉链条。
时年二十岁的居鲁士身边集结了一批年轻的波斯骑士，他定期刺探情报，获取日渐衰败的阿斯提阿格斯宫廷的信息。对阿斯提阿格斯多年来一直深怀仇恨的哈尔帕格也在等待背叛他的最佳时机，并成为居鲁士最热忱的拥戴者之一。他甚至请求居鲁士发起叛乱，好解放米底王国。毕竟，居鲁士因他母亲的关系也是一位米底王子。
阿斯提阿格斯虽然从自己的间谍那里听到一些风声，但并未破解其中的秘密，为了试探他的外孙并确认此附属国对自己这个君主的臣服，阿斯提阿格斯传召居鲁士到埃克巴坦那觐见。这次，居鲁士放肆地答道：“是的，阿斯提阿格斯，我即将来到你的官殿，甚至比你期望得还要快。”面对这一被他视为辱骂的回答，阿斯提阿格斯立刻派出强大的远征军，以剿灭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国王”，并委任……哈尔帕格为大军统帅，而后者终于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接下来的情节不难猜想。当两军相遇——一支较弱，但士气高涨，另一支装备精良，人数更多，几乎所有米底士兵都跟随他们的指挥官临阵倒戈，归顺了居鲁士。得知这一背叛，愤怒的阿斯提阿格斯重新集结了一支军队，由他亲自率领。但于事无补，他很快战败被俘。
等待他的是怎样的下场呢？根据战争惯例，他应该被处死或赐死。尽管居鲁士对这个阴险血腥的外祖父极其反感，但还是赦免了他，赐予他与其身份相称的待遇。鉴于他仍具危险性，居鲁士为他指定了一处寝宫，并派人日夜看守。
居鲁士的仁慈举动既出于他所接受的浸润着人道主义的教育，也出于一种政治考量。与其迫使米底人服从他的统治，他更希望使他们心悦诚服，以建立一个各个不同服饰和宗教的种族都能和平共处的“世界帝国”。实现他这一政治蓝图的第一环节，便是米底人与波斯人在同一疆域内的融合。
如此，这位波斯米底人（大家从此如此称呼他）对埃克巴坦那的远征变成一场胜利大进军。沿途的各个宗族和部落都欢迎他的到来，加入这位“雅利安人的统一者”的队伍中。在横穿埃兰国土时，居鲁士宣布除了他原有的都城帕萨尔加德以外，苏萨将是他的第二个都城。当他在胜利的欢庆中进入埃克巴坦那时，他宣布这将是他的第三个都城。他作为安抚者与召集者的名声早已传入阿斯提阿格斯的旧都，令他的驾临盛况空前。在这最好的预兆下，居鲁士的辉煌将持续三十年。
埃克巴坦那的沦陷既不是一个秩序的崩溃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崩溃，而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更替”。居鲁士保留了原有的核心架构，米底的整个行政系统、宫廷、传统、文化均维持原状。祭司们可以继续开展他们的宗教活动。官廷和行政语言也没有改变，它与波斯语的差别本也不太大。波斯人还模仿米底人——所以也就是埃兰人——的着装方式。两个王国的统一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一个全新的波斯米底文明就此形成。“权力过渡如此平静，以至于周围的邻邦以为米底国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一个比阿斯提阿格斯更加野心勃勃、凶悍狂暴的新国王刚刚掌权罢了。”
这些“邻邦”想错了。在妥善安置了新政权后，居鲁士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帝国蓝图的第二个环节：富足的吕底亚。那里的君主是他的舅公克罗伊斯（前560一前546年在位）.迈尔姆纳德王朝（前685一前547年）的第四任国王，梭伦和泰勒斯的学生。自从三十五岁即位以来，他使他的国都萨第斯凭借其商路交叉口的地理位置成为一个强大的金融城市，当然，这也多亏湍流从“金山”特摩罗斯山冲下来的大量金沙。这种金属为他引来了包括斯巴达在内的一些希腊城邦以及埃及等众多盟友，并令“吕底亚成为架在东西方之间的收费桥”。与其他邻邦不同，克罗伊斯对居鲁士的崛起十分担忧，因为他从中看到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于是不顾他们之间的王朝联姻和他作为居鲁士舅公的情分，克罗伊斯首先发起挑衅。尽管德尔斐神谕告诫他，他的进攻将导致一个大帝国的覆灭，但出于对神逾的误读，他决定与希腊、塞浦路斯、埃及和巴比伦组建联盟，所有这些盟友都承诺会对他提供援助。在公元前547年的一些小胜仗后，克罗伊斯于公元前546年与居鲁士的主力军队在卡帕多西亚的普泰里亚交锋。埃及法老承诺的十二万人援军始终没有兑现，而居鲁士的军队却创新地采用了吕底亚人从未见过的动物——骆驼，以及一百多驾每驾由两名弓箭手驾驭、由披甲战马牵拉的战车，这一切加速了战争的终结。克罗伊斯感觉情势不妙，于是趁即将到来的冬季休战期，放弃卡帕多西亚，退守国都萨第斯，以为凭借城墙的防守便可高枕无忧。然而，居鲁土却出乎意料地无视预计的休战，带领大军朝他挺进。惊慌失措的吕底亚人乱了阵脚，被迫在他们都城周围的平原上作战，不堪波斯米底人的重创，他们退回至萨第斯城内，以为这座背靠峭壁的堡垒之城固若金汤。然而居鲁士的士兵利用城墙上的一处缝隙杀入城内，迫使克罗伊斯逃进神庙避难。在十五天的鏖战后，克罗伊斯终于于公元前546年12月7日投降，并请求面见战胜者。
对克罗伊斯投降后的几个小时，后世有多种叙述，但常常臆想多于现实，浪漫超出历史，在传奇与“黄金题材”之间摇摆。尽管如此，克罗伊斯逃过了吕底亚惩治战败者的传统习俗——根据这一习俗，战败者必须被火烧死以清洗他的失败和在众目睽睽下的耻辱。多亏了居鲁士，他让这位失势的国王做他的参谋，并像对待阿斯提阿格斯那样善待他。克罗伊斯在距埃克巴坦那不远的地方获得了一处领地和亲王的宅那，并携家眷和贴身侍卫一同居住。
在政治规划方面，他将丰饶的吕底亚变成他帝国的一个省，并像被他征服的米底一样，将吕底亚的行政系统全盘保留，只不过将一名波斯人任命为总督，其协管助手为一名吕底亚人，负责商贸活动。如此，战败国在这一事变后既没有遭受羞辱，也并非完全屈从于他人。这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新的意识形态？时间将证明二者可以兼而有之。
征服巴比伦是居鲁士的下一个目标。在迎接这一宏大的挑战以前，他先征服了叙利亚和大马士革，以及居民大量流失的犹太王国，鉴于当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将其居民成批流放至巴比伦。居鲁士心之所向的这个巴比伦早已不是尼布甲尼撒统治下的那个辉煌的巴比伦了。但它仍是一个权力与魅力的宏大象征，并保持着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作为“古时的纽约”，它始终是重要的商队中心，与萨第斯相当的贸易集散地。巴比伦从商贸活动中赚取了巨大财富，但其社会的极端不平等与这巨大的财富总量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腐败猖獗，统治阶级上上下下和众多马尔杜克——汉穆拉比强令巴比伦帝国臣民崇拜的大神——神职人员都涉及贪污受贿。这里士气低落，民怨沸腾，当居鲁士二世发起巴比伦征服战时，他的声誉让一部分巴比伦民众重拾希望。
当时，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女婿那波尼德正在统治着这座城市。在对权力失去兴趣并将本地的神祇一一逐出城外（为此他被冠以大逆不道之名）后，追求孤独默祷的那波尼德退隐到坐落在其都城和孟菲斯之间的泰马，这令民众十分担忧，因为他将摄政权交予他的儿子伯沙撒（又叫巴尔达查），后者尤其以他对女色和物质财富的追求而著称。面对波斯米底的威胁，那波尼德决定返回巴比伦。这座城市为他的归来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但这无法令人忘记国家所陷入的危机。此外，一股支持居鲁士的力量已经发展壮大，他在征服埃克巴坦那和萨第斯时所展现的宽厚仁慈更助长了这股力量。
获知这一情况后，居鲁士于公元前539年越过底格里斯河，带领大军朝巴比伦进发。他选择苏萨的前总督，巴比伦人戈比亚斯作为先遣部队的统帅。为了让民众放心，或是为表现对其统帅更大的信任，他让他的亲生儿子，王储冈比西协管军队。
位于底格里斯河畔，与未来的塞琉西亚对望的俄庇斯是两军首次交锋的舞台。在两日的血战后，由叛逃的敌军将士不断扩充的居鲁士军队杀到了名为“米底墙”的城墙前，这一防御工事是尼布甲尼撒为抵御外敌入侵在距巴比伦几链的地方主持修筑的。听到这一消息，因害怕落入敌军之手，那波尼德再次将守城的任务丢给他的儿子伯沙撒，自己则离开巴比伦向着阿拉伯的领土逃去。得知他的逃逸，居鲁土立刻带土一支精锐部队紧迫过去，并将他擒获。随后，居鲁士赐予他一个荣誉头衔，并将他发往卡曼尼亚（今天的克尔曼）。他将在那里的舒适流放中了此一生。
解决了那波尼德，居鲁士还剩下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攻克巴比伦。面对他速战速决的迫切心情，戈比亚斯向他提议利用横穿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只要降低水位，便可从河床潜入城内，如此那些高耸的防御工事便成了摆设。在实际操作上，需要在城外挖出多个蓄水池，以便在既定时间将河水引入池中，使河床干涸。居鲁士为这个别出心裁的主意折服，决定采纳这一建议。经过多日的秘密挖掘，一条巴比伦人始料未及的通道于夜间为入侵者打开。戈比亚斯和他的手下潜入了这座酣睡中的城市。只有王宫还在回响着纵情狂欢的吵闹声，伯沙撒尽管对局势隐隐担忧，却还是邀请了上千名宾客前来赴宴，美酒流淌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黄金和白银酒器中。居鲁士的命令清晰而明确：“攻城行动要像夏夜横扫干燥草原的大火一样迅速！”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面对这些不速之客，措手不及的王宫卫兵进行了奋勇的抵抗。当混乱蔓延到宴会厅时，伯沙撒还没来得及获知骚动的原因，戈比亚斯便给了他致命一击。
那波尼德的巴比伦就这样灭亡了。世界上最大的城邦如“纸牌垒成的城堡”一般轰然倒塌，几乎没经过什么战斗就落到了居鲁士的手中。通过这一领土的并入，他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帝国。
十七天后，即马西班月三日（10月3日），在民众已经恢复日常生活、俘虏得到释放、无人遭受一丝冒犯的情况下，居鲁士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进城仪式。他与儿子冈比西对巴比伦的保护神以及王国其他城邦的神祇完成了祭拜大典，以此安抚马尔杜克和其他神抵的祭司。死去的那波尼德日后也得到了厚葬。对居鲁士来说，这是一个体现他全新管理模式的机会：没有征服者，也没有被征服者，有的只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互尊互敬基础之上的持久联合，而他将是这一切的象征和保人。
正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仁慈宽厚的形象铸造了“解放者”居鲁士的传奇。一些史实很可能融合了早期的传奇，又由希罗多德和其他编年史作者转述出来。对此皮埃尔·布里昂做出了相当中肯的评价：“以这些文本为基础，构建出一个具有模范形象的居鲁士，这非常符合犹太文学的做法。在古希腊的传统文学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特别是在色诺芬的作品中，被征服的族群都对居鲁士的统治'心悦诚服’（《居鲁士的教育》第1卷，第1章，第4段；参照秋奥多罗斯史书第9卷，第24段）。因那波尼德对神不敬而群情激愤，巴比伦人甚至会在他们祭司的带领下自愿向有道义的国王居鲁士打开城门，接受这位'解放者’的统治。这种传统的表述与波斯的官方宣传想要塑造的形象如此吻合，令人不禁生疑。
诚然，居鲁士公元前539年的闪电胜利有赖于他果敢的个性、快速的决策、急切的求胜心态和敢于冒险的风格，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目光远大（即将放眼世界）的年轻君主。然而，正如皮埃尔·布里昂指出的：“公元前540至公元前539年的战争恐怕只是一系列敌对行为的最后阶段，而我们却很遗憾地对这一系列敌对行为的细节一无所知。这也意味着，公元前539年巴比伦一役的速战速决或许只是一种幻景。”逃避职责、对神不敬的那波尼德与虔诚的居鲁士之间的对比，至少与翘首期盼“解放者”并很快臣服的民众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波斯国王居鲁士在盛大的庆典中进入巴比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巴比伦人对他的归顺毫无保留：在其形式和方式上——与亚历山大公元前331年进驻巴比伦十分相似——更像是被征服的城市被迫履行对新主人表忠心的义务。”
上述的所有论点当然都只是一些假设。但鉴于对居鲁士的描述趋向圣徒传记，而民族认同感通常建立在圣徒传记的基础上，所以这些假设似乎是站得住脚的。龙塞斯瓦列斯隘口战役中的罗兰难道不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眼中英勇无畏的象征？拿破仑的武功对于荣军院的拥戴者是如此伟大光辉，但对被征服甚至被消灭的民族来说，他们是否能有同感呢？对于居鲁士，民族的功勋使他在一片辽阔疆域上实行的霜权成为正当，同时使他得以弘扬一种世界主义和我们后来所说的“人文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被很多评论家竭力强调。
尽管如此，上述观点并无意掩盖那些理应归功于居鲁士的大胆创新和造福社会的决策的历史事实。
但在巴比伦，居鲁士没有做任何改变。“巴比伦的整套系统（在他看来）过于复杂、脆弱，使他无法在眼下尝试任何结构上的改革。”将戈比亚斯任命为巴比伦总督后，他下令将那波尼德逐出的本地神柢都请回他们各自的神位，并在这些城市恢复原有的宗教。他想要向被征服的民众表明外国的神并不比他们自己的神更好，他们有权继续崇拜自己的神。这些使宗教圣地免受捣毁的原则被刻在泥版上，并将指导建立一套在尊重信仰和保护圣地基础上的帝国宗教政策。
随后，居鲁士封儿子冈比西为巴比伦国王，其统治疆域涵盖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这一带有象征性的政治举措使他自己得以自称“四方之王”，这一四方到当前为止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米底、埃兰、吕底亚、叙利亚和犹太。戈比亚斯去世后，另一位曾在那波尼德手下任职的巴比伦人被授予这个城市的总督职位。
居鲁士此刻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投向埃及。但他选择先解决希伯来人的生存问题，这些人自公元前597年、公元前586年和公元前581年三次被流放到巴比伦后一直期待着他们的先知预言的解放者”。事实上，巴比伦被居鲁士征服后，压迫犹太族群的规定已经被取消。他们已经自由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通过手工劳动和商贸活动成功致富，并不愿放弃自己在这里精心建立的商业网络。而另一些人的心中却只有一个渴望：回到祖先的土地，他们的家乡，重建耶路撒冷圣殿。新政权赋予每个人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选择离开的人用了两年时间准备重返圣地之旅。到了商定好的出发日期，大篷车队朝着同在阿契美尼德统治之下的犹太方向浩浩荡荡地驶去。根据伊朗史学家罗昌嘉尔的叙述，返乡队伍中包括四万两千三百六十名希伯来人，另有七千三百三十七名男女仆从和奴隶。热拉尔·以色列在这一基础上补充有八百三十六匹马、二百四十五头骡子、四百三十五头骆驼和六千七百二十头驴，用于驮运富人的行囊。此外，遵照居鲁士（从此以后被希伯来人称为耶和华的“受膏人”“）的命令，洗劫耶路撒冷时抢掠的那些金银餐具将一律归还。他还向他们发放了足以维持到迦南的食物。最后，居鲁士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且费用由他承担。这一工程于公元前536年启动，直到公元前515年3月12日大流士大帝统治期间方才竣工。这一时期开启了伊朗人与希伯来人之间的长久同盟，一直持续到7世纪萨珊王朝被穆斯林军队推翻，随后其友谊多次重建，直到巴列维王朝。
结束了大型征服战，居鲁士决定返回埃克巴坦那，鉴于由不同语言、文化、传统、宗教的国家组成的这个帝国内部实在是千差万别，多元复杂，他急需将帝国的组织架构落实到位。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将多元的族群融合到一种后来所谓“共同体”（Koine）“中来。如此，他将国土以行省划分。在此之前，冈比西获封巴比伦尼亚及其附属地区国王，许斯塔斯普被任命为包含希尔卡尼亚和安息的东方“雅利安人”之地的管理者，帝国的其他区城都保留了原有的君王。居鲁士作为“四方”之王、“万王之王（Shah-in-shah）”，负责整体的协调统一。每个省、每个君王都拥有自己的宫廷、自己的行政秘书处、自己的财政部和自己的军队，不过统帅军队的将军需要居鲁士的首肯方可得到任命。鉴于这些官职都不是世袭的，每人都需要凭自己的才能赢得他的信任。所以这可以看作帝国的一种量材录用体制。一些监察御史，作为“国王的耳目”每年进行巡视，然后向居鲁士汇报，以确保总督们都恪尽职守。一套由日夜兼程接力传书的信使组成的极其高效的通信网络保证了各个区域与中央权力之间的沟通。
为尊重帝国内的语言多样性，亚拉姆语被指定为官方语言。鉴于地方政府有权用本地语言起草报告，因此帝国选派了一些“中间人”，负责翻译和传达这些报告和居鲁士下达的命令。
在军力方面，帝国拥有五万正规军，在“四方之王”的征召下，帝国各个民族都有义务向中央政府增补足够的新兵。
整个帝国是在将多元化与实地情况统筹考虑的情况下精心建立起来的。伊朗帝国就此诞生，鉴于居鲁士本来是波斯国王，其他国家便将之称为波斯帝国。它将存续到7世纪阿拉伯入侵，并在随后的日子以各种形式再度崛起。
当前是将征服巴比伦和解放希伯来人时所宣布的治国方针制度化的最佳时机。人们可以在居鲁士圆柱上读到这一内容，这件长23厘米的黏土文物在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其上的楔形文字撰写于公元前538年。圆柱是大英博物馆组织在马尔杜克主神庙原址上进行挖掘时，由英籍的亚述后裔考古学家霍尔木兹德·拉萨姆于1879年3月发现的。于是，它至今仍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圆柱上的文字部分首先介绍了居鲁士的家谱，接着是对巴比伦征服战的简要叙述，其中暗示了对希伯来人的解放“，但对于这一点考古界存在争议。
圆柱上特别突出了几条政治方针和道德准则：所有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崇拜任何东西的自由，自然因此拥有信仰自由。他还在文字中宣布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我命令，任何房屋都不得被拆毁，任何居民都不得被掠夺。”
居鲁士为他和平维护者的身份而自豪：“我使天下四方得以生活在安定和平之中……'
它是像伊朗主流观念认为的和伊朗国家领导人常常提起的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宣言”吗？诞生于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其上宣示的原则在那个对这些理念颇为陌生的古老年代，以其创新精神独树一帜。有些人将《汉穆拉比法典》“与之相提并论，但这一以282个法条汇编为主要内容的典籍却与之相去甚远。居鲁士圆柱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和道德层面。撇除那些显而易见的圣徒传记性质的叙述，它所包含的反奴役、尊重人民信仰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宣言所表达的立场坚定而又罕见。
对伊朗人来说，居鲁士圆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伊朗最后一位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曾在1970年举行的隆重仪式上向联合国赠送了一件复制品。他也曾在1971年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的庆典上对其词句和普世价值进行了赞颂。2010年，大英博物馆同意将其出借给伊朗。居鲁士圆柱的到来在德黑兰成为一件空前盛事。它在首都机场受到了“官方”迎接。数十万人聚集在从机场到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道路两旁，鼓掌欢迎。展览于2010年9月12日由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主持开幕，在展期延长一次后，终于2011年4月11日闭幕，观展人数超过五十万。这一具有象征性的文物已经变为一件人们竞相崇拜的圣物。
完成了对巴比伦的征服和“世界帝国”的构建后，居鲁士回到了帕萨尔加德。他在那里修建了自己的王宫，尽管日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但其恢宏遗迹留存至今。他还命人为他建造了雄伟的陵墓，对此那位自称希望与他——至少在创建世界帝国的欲望方面——旗鼓相当的马其顿征服者没敢妄动。
这时，居鲁士的目光转向了辉煌的埃及，这个至今尚未被战争波及的帝国。他命他的儿子王储冈比西为远征进行准备。同时，定居在里海与成海之间勇猛粗野的马萨格泰人部落骚动频发。他们由一位女王托米丽丝领导，当时女王的丈夫刚刚去世。居鲁士的妻子卡桑达恩也在不久前亡故，于是居鲁士便向托米丽丝求婚。面对后者的拒绝，他决定出兵“平叛”这一位于其帝国边境的地区。这真是大错特错。托米丽丝的儿子在被居鲁士扣押后自杀身亡。气得发疯的托米丽丝将儿子的死归罪于居鲁士，并集结了所有兵力对万王之王发起进攻，居鲁士战死沙场。但恐怖并未就此止歇，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托米丽丝命人将一只革囊盛满人血，并在波斯人的死尸中找到居鲁士的遗体。接着，她命人将居鲁士的人头浸入囊中，在亵渎其遗体的同时她说出这样的话：'是的，我仍然活着而且获得了胜利，而你，败在了我的手下，因为你用卑劣的计策让我儿子离我而去。但我会让你饱饮鲜血。”
就这样，“最伟大的征服者和最慷慨宽宏的人”于公元前529年逝世。
冈比西将居鲁士的遗体带回帕萨尔加德，将其葬在居鲁士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中。
这一雄伟壮观的建筑在数世纪后仍屹立不倒，并像图斯的菲尔多西陵墓一样成为朝拜的圣地。每到“居鲁士纪念日”，特别是纳吾肉孜节，即伊朗新年时，数干伊朗民众依照古老的传统习俗前往祭拜，希望在圣地开始新的一年。
居鲁士大帝的故事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宗教宽容，以及他对包括被征服族群在内的所有人的信仰和财产的尊重，这一切使他成为“伊朗性”的传奇缔造者之一。诚然，他那东起印度河西至地中海、覆盖了中亚和里海以西、方圆八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帝国疆域至今仍令人惊叹，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本身更加使人着迷。
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人——尽管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生平细节知之甚少——习惯自称为居鲁士和大流士的儿女或后代（法尔赞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引以为豪的理由，也是与他们的过去不可割裂的联系，一段使他们可以创造未来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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