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侯杨方《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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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亲政时自己制定的三大目标，除一项军事任务即平定三藩外，其他两项就是河务与漕运；他将这三大目标写下来，悬于日常起居的乾清宫的柱子上，时刻鞭策自己。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当时的东京留守杜充扒开了黄河堤防，黄河改道向东南，分别由泗水、济水入海，随后黄河主流又侵夺淮河入海，一直持续到了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夺淮以后，改变了整个江淮地区的生态系统，大量泥沙阻塞了黄河的主干道，使其经常发生水灾。现在江苏北部的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就是在黄河夺淮以后，河道淤积逐渐形成的一个湖。
明朝万历年间，潘季驯治河后，黄河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安一线入淮，即今黄河明清故道。由于黄河挟带大量泥沙，冲出峡谷到了中下游平原后流速减缓，泥沙沉积淤塞，形成地上悬河，有些地方河道甚至高出两岸平原十多米，因而需要不断地加固堤防，清理河道。明末清初战乱，河道、堤防缺乏维护，再加上黄河、淮河合流，河水入海不畅通，因此中下游频频决口，河水泛滥成灾，黄淮、江淮平原经常一片汪洋。
这就导致了黄淮海平原成为我国的一个重灾区，土地盐碱化严重。
明清京杭运河与黄河、淮河都在淮安附近交汇，运河、黄河在江苏北部平行且相距很近，甚至运河的一段就直接利用了黄河水道。黄河水多势大，经常倒灌进淮河、运河，导致堤坝溃决，严重影响到漕运。
漕运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当时每年约有四百万石漕粮经京杭大运河从江南运往京师，供给文武官员以及军民食用；漕运一旦中断，京师就会陷入恐慌，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当年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使得首都与经济中心脱离，华北平原的粮食支撑不了几十万官民和几十万军队，清朝也同样如此，因而需要不断地从南方调运粮食。“国家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因此一定要治理好黄河与漕运。康熙皇帝之所以将河务、漕运与平定三藩并列为头等大事，就是因为这三件事都关系政权稳定。
亲政后的康熙皇帝开始治理河务与漕运，后因三藩之乱而中断。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的大水灾促使他下了“务为一劳永逸之计”解决河务、漕运的决心，并提拔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专门负责此事。
康熙十六年，靳辅到任不久，即与幕僚陈潢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主张，反对治运不治黄的错误观点，一日内向康熙皇帝上了八道奏疏，系统提出综合治理黄、淮、运的规划。他认为现在整治河道刻不容缓，提出以下措施：疏浚清江浦以下至云梯关到海口一带的河道淤泥，用来修筑两岸堤防，开挖洪泽湖下游高家堰以西至清口（淮河与黄河的交汇处）的引水河，修筑加固各地险要的堤防，设置巡河官兵，等等。
但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此项计划太过浩繁而予以否决，后经补充说明，于次年正月获得批准，预算高达白银二百五十多万两，限定三年完成。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秋天，因黄河又一次决口，靳辅请求处分，但康熙皇帝只是催促他尽快修筑堤防；第二年靳辅上疏：“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水未归故道，请处分。”康熙皇帝充分考虑到了河工的复杂性，命令他戴罪督修，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使黄河复归故道。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主要目的就是亲自视察黄河、运河工程。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东西，他跟着传教士学习了西方的算术几何、天文地理的观测等。他在工地对减水坝提出了异议，认为它会导致“减水旁流，浸灌民田”；在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市）时，他看见两岸农田与房屋浸在水中，恻然同情溢于言表。
靳辅会意到了康熙皇帝的心思，因此计划于宿迁（今江苏省宿迁市）、桃源（今江苏省泗阳县）、清河（今江苏省淮安市）三县黄河北岸的堤内开新运河，“以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此即现在仍然通航的京杭运河中河段，也是整个京杭运河段质量最好、最宽、通航能力最强的一段运河。
南巡后，为了避免民田再遭水淹，康熙皇帝提议疏浚黄河入海故道，并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督理下河事务，疏浚海口。但靳辅反对康熙疏浚黄河入海故道的方案，认为海水会倒灌；他想通过高筑堤防束水，下游不疏自通，而于成龙则赞同康熙皇帝的意见。
两人被召到京师廷议，当时以权臣、大学士明珠为首的主要大臣赞同靳辅的意见，而只有少数中下级官员支持于成龙，但康熙皇帝仍然认为疏浚河道的方案不仅便民，而且耗费钱粮不多。谨慎起见，康熙皇帝决定派遣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速往淮安、高邮与漕运总督徐旭龄、江苏巡抚汤斌一起实地调查，结果当地百姓认为挑浚海口无益，应行停止，康熙皇帝只好暂时中止了这一方案。
康熙二十五年，江苏巡抚汤斌升任礼部尚书后，认为海口“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有一尺之益”，康熙皇帝发内帑二十万两，委任工部侍郎孙在丰督修，实际上又重启了此前疏浚海口的方案。但靳辅内心依然反对，汤斌在下游疏浚海口的时候，靳辅意气用事，在上游不关滚水坝，继续放水，给海口工程制造困难。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矛盾终于激化。此时适逢孝庄太皇太后去世后的第一次御门听政，身着青色布衣的康熙皇帝因悲伤过度，在侍卫的搀扶下落座。江南道御史郭琇参靳辅治河无功，听信幕宾陈潢之言，阻挠下河开浚，宜加惩处。户部尚书王日藻、兵部尚书梁清标等认为靳辅奏请屯田一事有累于民。康熙皇帝也认为靳辅的屯田方案有问题；他说当时南巡的时候，亲自沿着河堤走过，详细考察，河道的情况都了然于胸，陈潢是个小人，大家都知道，而屯田只有利于廷臣而祸害百姓，江南的老百姓都怨恨屯田，难道大臣们没听说过吗？
康熙皇帝说的“廷臣”暗指明珠。
此时明珠为朝廷首要重臣，他因当年力主撤藩而深受康熙皇帝赏识，任大学士长达九年，和曾与康熙皇帝合谋擒拿鳌拜的索额图同为当朝大学士。两人势同水火，形成了明党与索党。索额图去职后，明珠权倾朝野，不仅擅权而且贪腐，逐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不满。
此时，康熙皇帝已经获悉明珠是靳辅的后台，因此特地暗示郭琇参明珠。三天后，郭琇上疏参“明珠、余国柱背公营私、卖官鬻爵；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靡费河银大半分肥”等八项罪状，意思是说靳辅是明珠等人赃款洗白的中间人。因为治理黄河是个肥缺，每年有大量的财政投入，但治理花费又很难核查，而黄河一旦决口又得重新修，所以贪污黄河的工程款可以很干净，是黄河水把它洗干净的。很有可能很多银子都没有出京师，而是直接去了明珠和余国柱家里。
结果觉罗勒德洪、明珠被革去大学士职务，大学士李之芳退休回原籍，大学士余国柱被革职，大学士科尔坤以原品解任，内阁五员大学士中有四员被革职，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被解任，此即著名的河工案，是清代罕见的政坛大案，明党至此消亡，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两个月后，康熙皇帝御门听政，召靳辅与于成龙、郭琇等人廷辩。靳辅承认因为下属执行的问题导致屯田害民，但仍然坚持“开浚海口，海水必将倒入”的观点。他随即被革职，陈潢被下狱。
于成龙攻击靳辅开中河劳民伤财，全无用处，为此康熙皇帝特意派遣学士凯音布、侍卫马武前往察看，却发现“中河商贾舟楫不绝”，康熙皇帝因此明白于成龙虽然是一个爱民缉盗的好官，但心胸狭隘，怀挟私仇，阻挠河务。凯音布另外报告漕运总督慕天颜曾经不让漕船航行在中河，以制造中河失败的假象。康熙皇帝闻讯大怒，将已被革职的慕天颜逮捕审讯，结果供出了于成龙与他串通诬陷靳辅。于成龙为官一向清廉，深受康熙皇帝喜爱，仅被削去太子太保衔，而慕天颜则被杖一百，徒三年，且不准折赎。
康熙皇帝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错误，于是派遣兵部尚书张玉书、刑部尚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去视察河工。三人回来后对靳辅的工作给予肯定，但也有些不同看法，因此工部尚书苏赫等人请康熙皇帝再次南巡，以亲临决策。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特定让靳辅、于成龙这两个政敌随行，目的是“躬历河道，兼欲观览民情，周知吏治”。他重点考察中河，并肯定了靳辅的成绩，回京后恢复了靳辅从前的衔级，并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重新起用，任命他为河道总督。不久，靳辅去世，于成龙继任。
于成龙是一位能胜任的河道总督吗？
于成龙是个清官，但是他的治河能力十分低下。
他奏请增设河道官员、豁免民夫的提议被驳回，康熙皇帝为此当面质问他：“你以前天天奏议河工之事，曾当面说减水坝宜塞不宜开，你现在看看减水坝真的应该阻塞吗？”
于成龙回答：“我那时妄言减水坝应当阻塞，今天看确实不应该。”
康熙皇帝继续质问：“你从前说靳辅靡费钱粮，没有尽心整治河道，你现在看有何想法呢？”
于成龙回答：“我今天也是遵循靳辅的做法。”
康熙皇帝继续质问：“既然你所奏错误，而靳辅所行正确，为何不明说？这不正说明你以前排挤、陷害他人，自己担任河道总督后才觉得河工的不容易吗？”
此外，于成龙曾多次诬告靳辅，也被康熙皇帝一一揭穿。康熙皇帝认为，虽然于成龙任直隶巡抚时奉公廉洁，表现不错，但是为人偏激，心胸狭隘，好胜心太强，办事希望别人感激他的私恩，喜欢沽名钓誉。
河务艰难超乎想象，远远超过了平定三藩、征准噶尔、出兵安藏、收复黑龙江。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工部同意了漕运总督桑额继续开浚下河海口的建议，但康熙皇帝逐渐认识到靳辅是正确的，自己是错误的，认为以前开浚下河不过是浪费钱财而已，对治河、对民生都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他要求谨慎对待此事。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康熙皇帝形成了新的治河主张。他认为洪泽湖是黄河的屏障，洪泽湖的水势强盛，可以抵挡黄河水倒灌入运河；现在淮河水势弱，挡不住黄河水，结果黄河和淮河水全部倒灌入运河，导致泛滥成灾。因此，要做到让淮河水三分入运河，七分归黄河，才能保障运河的安全。总之，要先疏通上游，下游河道自然通畅。
带着新的治河方略，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二月至五月开始第三次南巡，视察高家堰、归仁堤工程。经过实地测量，他发现黄河水高于两岸田地与洪泽湖，致使湖水无法排泄，泛溢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因此，他认为要深浚河底，并且拆除前河道总督董安国修建的拦黄坝，裁弯取直，让黄河水流速加快，冲刷河底沙土让河道变深，洪泽湖水就可以排泄到黄河，保证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地也就自然露出水面。
康熙皇帝发现黄河、淮河交汇过于垂直，所以黄河水经常逆流倒灌；他提出应将黄淮改道，让它们“斜行会流”。
康熙皇帝坐船继续南下，路过高邮一带直到扬州，提出了“引水归江”的方案，即将黄淮以及洪泽湖、高宝湖水引入长江，这样就不必再开凿下河。但于成龙迟迟不执行以上的方案，直到第二年三月他去世。康熙皇帝任命张鹏翮为河道总督。刚一上任，张鹏翮就拆除了拦黄坝，改名为大通口，并深浚河身；完工开放后，“水势畅流，冲刷淤沙，旬日之间深至三丈，宽及百丈有余，滔滔入海，沛然莫御”，黄淮及洪泽湖水顺着新开的河道流入大海。
张鹏翮严格遵照康熙皇帝的治河方略施工，先疏通海口，将水下泄入海；继而挑浚芒稻河，引湖水入长江，高邮、宝应一带积水得以排泄；再辟清口，开张福口、裴家场等引河，淮水得以排泄；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坝，逼清水复归故道；引张福口等河汇入裴家场，开放清水流入运河；浚深挖阔洪泽湖，在张福口引水入裴家场，再挖宽加深畅流入黄河；流入运河的全是清水而非富含泥沙的黄河水，而且黄河水没有倒灌运河。
至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底，河务终于基本完成。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正月，黄淮河务正式告成，康熙皇帝进行了第四次南巡，这是对张鹏翮三年来工作的验收。他遍阅河工，认为已经基本成功。此时恰逢康熙皇帝的五十寿辰，他为了“颁诏天下，大沛恩赉”，星夜赶回京师，颁布了三十八条恩款，并又一次拒绝了众大臣上尊号的请求。
虽然河工告成，但康熙皇帝仍然于康熙四十四年二月第五次南巡，目的是视察黄河水是否还会倒灌清口，并对中河、黄河、运河堤防需要增加修防的地段进行实地指示。
此次康熙皇帝只住在船上而不上岸居住，以免地方借修缮行宫趁机摊派。他在河工现场亲自筹划施工方略，指导修建挑水坝以及需要加固堤防之处。两年后，经河道总督张鹏翮、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等人的“再三陈请”，康熙皇帝不得不第六次南巡视察河工，以便决定是否要新开河道，分流淮河。
年老的康熙皇帝在寒风中骑马从清口至曹家庙察看，他发现“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与三位总督之前进呈的地图完全不同。
更让康熙皇帝愤怒的是，他发现很多开河的标竿立在老百姓的坟头上，若依照所立标竿开河，不仅要毁坏民田庐舍，还要毁掉百姓的坟冢。康熙皇帝怒斥张鹏翮身为河道总督，居然想要挖人家的祖坟，怎能干出如此残忍之事来！康熙皇帝问，如果开这条河，能确保以后再也不会出事吗？他尖锐地指出在这个开河工程中，不是地方官想从中获利，就是河工官员妄图借此升迁。与其开新河，不如加宽、加深洪泽湖的出水口，使清水更加畅流，因此他断然否决了一众总督的开河方案。
当康熙皇帝禁止开河的命令传达后，百姓们群情欢悦，不胜鼓舞感激。康熙皇帝很喜欢这种为民做主、与民同乐的感觉。
自靳辅之后，治河都是在康熙皇帝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因此他严厉批评张鹏翮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加筑高家堰堤岸，闭塞减水六坝，使淮水尽出清口，非尔之功；修治挑水坝，逼黄水流向北岸，非尔之功；堵塞仲庄闸，改建杨家闸，令黄水不致倒灌清口，非尔之功。”[［清］蒋良骐：《东华录》卷一六。
因为这些方案都是康熙皇帝亲自设计的。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河务终于大功告成，黄河畅流入海，不再倒灌清口，漕运就此畅通无阻，水灾也大大减少。亲政时康熙皇帝给自己定下的三大目标终于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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