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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
© 吴采采／口述
© 谢哲平／整理
我的父亲吴之椿，1894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他在本地的小学毕业以后，进了宜昌的美华学院读书。他父亲是湖北的小官吏，在他九岁时就去世了。我从来没有回过父亲的故乡，只知道祖母大概在抗战前就已去世，父亲有一个弟弟，在抗战时期走失了，再也没有找到。1952年院系改造时，周鲠生先生请父亲回武大教书，他也很想回去，但是母亲舍不得她新华社的工作，就没去成。
一．慈爱的父亲
爸爸年长我50多岁，如果他还在，我真想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叫他“老爸”。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家家都有规矩，我的朋友们一般都怕爸爸。我儿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的慈祥——他不光对我们家的孩子这样，对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是笑眯眯的，他非常喜欢孩子。我的朋友们都喜欢在我家玩，因为非常自由。后来听妈妈说，爸爸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很深，相信民主自由，所以不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我们兄妹没有一个人挨过打。大哥小时候，爸爸总觉得老师管得太严，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将成名万古哭”，讽刺老师让学生痛苦地写超量作业。在我们家，不光父母是平等的，连孩子和父母也是平等的。如今在美国生活多年，观察到很多美国家庭，很少有人家像我们家给孩子那么多自由的。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叫他一声“老爸”。
在家里，我最怕的就是喝牛奶，一听老爸那拉长了的湖北口音“或—留—来”，我就吓得乱跑。当时家里有个记账本，每个人买了东西，都要记账，爸爸妈妈也不例外。我五六岁时，到附近小店买东西，多买了几分钱的糖，偷偷吃了。回家交账时，就出了麻烦。我很害怕，就开始哭。现在我记不得爸爸是批评我还是安慰我呢，只记得一张很大很大的桌子，我在这头哭，他在桌子那头站着。
我在家里是个被宠坏了的公主，动不动就和老爸撒娇、跳脚。后来去了兵团，很后悔，打算回家以后一定改。1969年底，好不容易轮到我探亲，归心似箭，坐火车到了天津，背着背包从天津往北京走，几经周折，还是拦车才回到了北京。到家时，是老爸开的门。可是到了家里，一见到老爸，我的决心就化为泡影。他不小心把我的印相纸打开了，我又开始和他跳脚。正好我的一个朋友在，老爸问她：“你在家里，能对你爸爸这样吗？”
我记得老爸的书房有个糖罐，别的人都不去动，只有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拿糖吃。有一天，我又把小手伸到那个糖罐里，老爸突然制止了我，他说“姐姐生病了，以后糖果要留给姐姐吃”。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到处借债，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我18岁，要去北大荒插队。老爸去过西伯利亚，知道那里冬天有多冷。当时他已经七十四五岁了，公园也很少去了，在家里说好了，老爸不去送行，因为坐车去北京站对他来说太苦太难了。可是，火车开动之前，拄着拐杖的老爸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急坏了，火车站送行的人很多，我很怕他被挤着或者摔倒，更害怕他病倒。于是我摆出了小公主的架势，“命令”他马上回家，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想和他说声“再见”呢！如今，自己也成了老妈，才会想到老爸被我“轰”回家的路上，心里会多么难过！
二．革命青年
在我记忆里，老爸一直是慈祥和笑眯眯的，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大事。
老爸书念得不错。1917年9月，他以湖北省官费留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去美国留学，他跟我说过考官费、看榜的事。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念完本科，他的硕士是在哈佛大学拿到的。老爸说中文时，湖北口音很重，但是他的英文却非常标准。他跟我说过在美国苦练发音的事，说为了念好three（三）这个词，他在河边连续练了三个早晨。从哈佛毕业后，老爸又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法国巴黎大学深造。他在欧洲时学会了炸土豆饼，就是把土豆蒸熟了捣成泥，再裹上鸡蛋糊炸，非常好吃。
在欧美留学的时候，他曾经在《政学丛刊》上发表“德国之新政府”、“德意志新宪法”、“俄国中央劳农政府之组织”等文章。1920~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他提议组成“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团”，与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一起，声援中国对日交涉。那时候，他可真是个热血的革命青年。
1922年夏天，老爸从欧洲回国，担任位于河南的中州大学教授，不久以后，他就离开河南，转到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国立武昌大学任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回国先去的中州大学，可能有什么朋友介绍吧。
1926年夏天，老爸这个革命青年，与几个朋友一起，前往北京面见李大钊，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夏末秋初的时候，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和周炳琳、赵太牟等人一起南下广州，见到担任广东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友仁，陈友仁对这个年轻人很满意，请他担任了外交部秘书兼政务处长。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外交部搬到武汉，老爸也来到武汉，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的谈判，成功收回汉口。陈友仁在武汉的重要外交活动，他基本上都参加了。陈友仁不会说中文，所以他的讲话都是老爸翻译的，他在武汉对群众发表的公开演讲，也是老爸翻的。有一回陈友仁在公开演讲中说“在中国的教育发展中，教会学校是发挥了作用的”，当时民族主义革命情绪高涨，怕出事，加上老爸是念过教会学校的，不同意他这个看法，在翻译成中文时就把这句敏感的话翻译成相反的意思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开始“分共”后，宋庆龄坚决不参加，同一天父亲撰写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作为宋庆龄的“临别赠言”，向中外新闻界广泛发布，还印成传单，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同年8月南京政府也“分共”后，他辞去公职，陪同宋庆龄在这危难的时刻秘密访问了苏联。当时是连夜从上海走的，先是在海上花了好多天到达海参崴，然后再转道坐了11天的西伯利亚铁路，去了莫斯科，前前后后在苏联停留了半年多。
老爸讲过他陪宋庆龄和陈有仁去苏联的事情。他告诉我，他和陈友仁不欢而散，是因为陈让他去做代表和汪精卫谈判，他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老爸晚年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向政法大学（当时叫北京政法学院）提出退休，几经周折，学校还是批准了。我记得他给宋庆龄写过一封信，有一天，有两个人来到家里，原来是请他去做中央文史馆馆员，送周总理签的聘书来了。
在我记忆里，老爸不怎么谈政局。他说他入过国民党，但是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因为是国民党左派，他对共产党的很多政策是理解和赞同的。反右和文革的时候，他因为身体不好，早就淡出了，风暴就没怎么影响到他，现在想来很幸运啊。
三．勤勉的教授
老爸的事业似乎与常人走了相反的一条曲线。年轻的时候，老爸怀着满腔热忱和拯救中国的希望，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大革命失败之后，他随着宋庆龄去苏联，然后在欧洲一游。其后，在各个大学任教。在家里，老爸不太说起这些——也许和我与他年龄差距太大有关。
1928年夏天，他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就应清华校长罗家伦的邀请，担任政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我最近刚知道他在任几年间，当过清华教务长，还当过短期的代理校长。但最主要的是推动了政治学系的发展，比如请了张奚若先生、胡道维先生、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莱特教授等人，开办了研究生教育，等等。他晚年很少说起这些，很多事我都不知道——他在美国念政治学、研究欧美宪法史我一直是知道的，但没有想到他在清华做了这么多事情。
抗战开始后，老爸先在武汉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后来又到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北平，他在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老爸又转到了北京政法学院。我大哥是在南京出生的，那是老爸应老朋友、湖北同乡王世杰邀请，在王当部长的教育部工作，负责全国中小学英文教材和考试题——很多年以后，插队在东北的我本来有机会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但是因为父亲和王世杰的关系被刷下来了，当然，海峡对岸的王先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名字就这样改变了一个晚辈的人生轨迹；我姐姐是在四川乐山出生的，那时老爸在中央大学教书，我小哥是在昆明出生的，那时老爸在西南联大。我记得妈妈说，在昆明的时候，有学生送了个猫咪给他们养，不料那猫越长越大，居然还开始吃肉，后来找人来看，才知道那是头豹子！
由于四处奔波，条件艰苦，老爸的健康早早受到影响，重庆和昆明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我出生在北京，从小就记得老爸神经衰弱，很难人睡，肠胃也不好——我小时候家里常常备有酵母片，我的朋友至今还对我说“你记得吗，困难时期，你把你家的酵母片分给我们当花生米吃”。
在家里，老爸是个非常称职的丈夫。妈妈对我说过，当时很少有教授做家务，但在昆明时没有保姆，爸爸就经常帮她做家务，是出名的“模范丈夫”。1946年，妈妈去美国留学，爸爸一个人在家照顾三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他想回武大教书，但妈妈舍不得自己的工作，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刚解放的时候，老爸应邀参与制定宪法，住在很高级的和平宾馆，但是他身体不行，坐不了班，才一个多月就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只好早早退出了。
小时候，我知道爸爸是教授。但教授是什么意思，我也不一定懂。我只记得，老爸有个书房，里面有很多书，有大书柜和一张书桌，他常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看书。他写的、翻译的书，有些家里有，有些我从来没见过。妈妈很好强，那时候还抱怨老爸没有更多成果，现在想来，老爸身体不好，无法支撑，再说了，多亏他没有积极参与，否则那年月里他肯定难逃运动风浪。
四．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欧阳采薇是欧阳修的后代，因为父母是留日学生，她1910年出生于东京，第二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几个月后，与父母一起回国。外祖母在日本学的是营养学，这一点在我们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们家的早饭一定有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中饭和晚饭则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的结合。我记得妈妈是解放脚——她父母是留日学生，居然让自己的女儿裹脚，简直不可思议。
由于外公在北洋政府担任国会议员，母亲在北京宣武门的一个深宅大院长大。但是，外公的重男轻女思想很重，不仅对太太动过手，连女儿也打。但是母亲自小念书，成绩极好，外公也逐渐喜欢上这个大女儿，让她给弟弟们辅导功课。母亲中学上的是师大女附中，乘坐轿式马车来往于家里和学校，高中的时候就能用英语演话剧。她毕业的时候，外公问她要嫁妆还是要上学？她选择了上学，先考上燕京大学，但她不大喜欢，加上学费太贵，所以入学第二年、清华开始招女生时，她就离开燕京，考入清华，成为清华的第一届女生，她后来常常跟我提起同届的黎宪初、蒋恩钿等女同学，而她最好的朋友就是黎宪初。
在我印象中，母亲是个格外好强的人，在学业和工作上尤其如此。她的这种好强，根源在于她母亲在家庭中的遭遇。但她母亲一门心思让她学习自强，居然不主张她运动，加上她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身体不好，结果都十岁了还不会跑，一跑就摔跤，这状况上了清华才改善，在强调体育锻炼的清华学会了滑冰等运动。由于吃够了母亲不让她运动的苦头，她后来对自己的孩子则非常支持体育锻炼。
妈妈从清华毕业后，吴宓先生介绍她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来又介绍她认识老爸。妈妈年轻时肤色非常白皙，在清华时，同学以为她抹了粉，让她洗掉，结果她越洗脸越红——根本没有粉，完全是她自然的白皙肤色。妈妈跟我说过在清华时，大家都说她是校花，但实际上她自己对外表是很不在意的，她不但自己根本不打扮，也不给自己的女儿打扮，也不让我们化妆。
妈妈实在一个好学的人，几乎有几分书呆子气，我们家的桌子上、床上，到处都是书。她晚年时，有一回我看书多得快要把书架压塌了，就费了半天劲给她整理好，结果惹得她大发雷霆，说我弄得她找不到要用的书了！妈妈一辈子极其好学，除了英文，她还懂法文、德文、俄文。她在西南联大等校教过英文，在37岁时考取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1970年代，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国王多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晚宴，他每次的讲话都是妈妈连夜从法文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播发的。妈妈工作到76岁才退休，退休后还常常跑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忙翻译，一直忙到80多岁病倒。她一辈子教书、翻译、写作，忙个不停，晚年还拿过墨西哥的新闻奖。
妈妈一辈子追求的是做个独立的职业妇女，但是，我看她这一生在学业和事业上的努力，被她容貌的名气给遮盖了，妈妈对这大概会很不甘心的吧。我记得她晚年的时候，有清华当年的足球队长等同学来看望过她，事后她对我说：“我喜欢教授”，这大概就是她选择老爸的原因。母亲和老爸志趣相投，他们合译过《印度简史》。
妈妈给我讲过，老爸年轻时追求过袁震（后来的吴晗夫人），还给了她不少经济上的帮助。可是，当老爸去找她求婚的时候，她却把老爸大骂了一顿。为了这，（可能也有其他原因——老爸说过，当时闹学生运动，教务长当不成了），老爸死活不在清华教书了。去了新成立的青岛大学当了什么总务长，图书馆就是他负责筹建的（按：江青当时在青岛大学的图书馆工作）。这在妈妈看来，真是不可思议。老爸参与过营救袁震的姐姐袁溥之，起初，我以为这是为了袁震，但后来知道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包括离开清华之后，始终为袁溥之奔忙，我想，这就是老爸，他不会因为袁溥之是不得势的共产党而撒手不管的。而且，在我现在看来，他能在和袁震“断交”之后，还能坚持到底地营救她姐姐，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爸爸的耳聋，就是和去救袁溥之有关。在奔波的路上，他得了重感冒，来不及治，转成中耳炎，结果一只耳膜穿孔，造成他一辈子耳背。
但是老爸后来也不是再也没有见过袁震。在昆明的时候，吴晗和袁震夫妻就住在我们家楼上，有一回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家的煤球还把地板烧了个大洞。
在我们家，老爸耳背，妈妈又有一副好嗓子，所以我们家听起来总是吵吵嚷嚷的。
时间在妈妈眼里是最珍贵的。我们家不许吃瓜子和玩牌，因为这两样最浪费时间。就连做饭也不是太鼓励，因为阿姨可以做。而下棋是鼓励的，因为那属于开发智力。妈妈热爱工作，她手里总是有工作。我们睡觉的房间有一个大桌子，吃饭时是饭桌，到了晚上，就是妈妈的办公桌。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妈妈的打字声中入睡的。我考研时，她怕我累倒，每天从单位食堂买一只烧好的大鸡腿，装在搪瓷饭盆里，用手绢包好，挤公交车拿回家给我吃，当时她已经70多岁了，同事们都开玩笑说“欧阳老太太，你怎么倒着孝顺啊？”
五．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家兄妹四人：吴小椿、吴小薇、吴捷、我。除了要求我们好学之外，妈妈很注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毅力培养。6岁，她送我去学滑冰，9岁学体操，然后学花样滑冰和田径，还常常带我去看京剧，鼓励我学画画，学数学。我大哥叫吴小椿，姐姐叫吴小薇。姐姐非常要强，在最好的学校还要考得最好，常常累得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她从师大女附中毕业后考上北大物理系，但是不久就因病休学，文革开始后嫁到京郊，后来早早去世。她在的时候，平常提得最多的是贺美英（后来的清华党委书记），那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小哥吴捷初中和高中念的都是北京四中，但他早早迷上了相声，在学校里除了说相声，他还写相声。考大学时，他报了一大串中文系，可能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帝，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他的很多朋友知道他“高知”的父母反对他说相声。我记得妈妈问他：“你怎么就喜欢上相声了呢？”他一脸无可奈何。北大毕业后，小哥分到河北，因为是大学生而调不回北京，就跑手续把我调回了。小哥后来因为火车失事而意外去世，马季曾到家里看望妈妈，说他的去世对相声界都是一个损失，因为在当时，相声界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学生。小哥是最孝顺的，他曾经为了给老爸抓中药，连夜敲了28家中药店的门，他调不回北京，就到处跑手续把我调回来陪妈妈。他的去世，对妈妈打击很大。但是当妈妈来到出事现场——一座铁路桥梁的桥头，只是含泪说：“希望在这里竖一块牌子，防止类似事情再发生。”
那时候，妈妈工作忙，经常回来得晚。爸爸因为身体不好，需要早早休息，他们就常常给对方留条子，就贴在过道的书柜上，一进门就能看到。我小哥的字不好看，老叫我给他抄相声，但是老爸的字很漂亮。白天妈妈去上班，我们去上学，爸爸就自己去公园走走，他去的最多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好吃的小包子。
老爸和妈妈的英文都很好，但是我的英文是妈妈辅导的，爸爸没怎么管过。老爸英文很棒，是自小在教会学校学会的，但他不会分析语法；妈妈是外文系科班出身，语言和语法都很好。我上初中上英语课，第一次学国际音标，没学会，回家急得大哭，老爸也没有办法。妈妈晚上下夜班回来，我已经哭得睡着了，她把我叫醒问还要不要学？我说要，她就连夜教我。第二次上英语课，我才发现就我一个人会！原来第一次大家都没学会，我就当了英语课代表。老爸总拿我当小孩儿看，妈妈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或者我陪她去清华参加校庆的时候，会提到很多往事，可惜我那时候太年轻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曾经跟妈妈开玩笑说“你看你那些同学那么有名，你是不是很惭愧啊？”她很认真地说：“不。”
老爸临终的前几天，我在北大荒的一个朋友回京探亲，来我家看望。当时老爸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他已经没有精神坐起来了，妈妈对他说：“采采的朋友来看你了”，他听到我的名字，以为我回来了，马上兴奋地睁开了眼睛。他是1971年夏天去世的。八月的一天，他坐在书房的藤椅上，对妈妈说了一句：“我要死了！”就安然过世了。那年，他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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