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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守纯:脱胎换骨③

〇 守护民间记忆

脱胎换骨③

© 贺守纯/文


  524签到处

  1960年冬季的一天,长长的巷道凉风飕飕,尽管吊着几盏灯,依然显得昏暗。我推着一辆重车,在道轨接口处突然掉道,而且是前后四个轮子。我很着急,不及时处理会影响后面的运输畅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见一个人影,看来我只能自救了。我手把矿灯搜索着,捡来一根两米长的木杆,再用一块石头做支点,没费多大劲儿就将车的一头上了道;另一头的两轮离道轨较近,我准备用杆子直接撬上去,正盼着对面加个重物时,恰好站上了一个人,使我省了好多力气。我怔怔地望着他,头灯一照,啊!是崔矿长。他是工人出身,熟悉每个工种的动作要领,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帮工人一把。他终于开口了:“小伙子,这几年锻炼得不错嘛!”边说边转身离开。我望着他走向巷道深处随矿灯摇曳远去的身影,一阵受宠若惊的振奋如同一股暖流贯通全身。
  没想到他的一句话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质的变化。第二天一大早去上班,签到员通知我到劳资科去。
  同蒲铁路将张矿分开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生活区,西面是生产区。距离道岔口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个524的里程碑,就在这个界桩的附近,一段隆起的土坡上盖着两间由瓦片泥皮搭起的房子。一间是签到处,一间是磅房。
  签到的房子叫524签到处,地面的工人全到这里签到。
  不再下井的第二天,劳资科即介绍我到此工作。管事的是一个比我略大的年轻人,姓赵,孝义人。他让我先熟悉几天,告诉我签到处的工作内容,除了记录考核工人出勤情况,还要计发工资。工作是生疏的,也没学过,需要经过几天的“见习”,才能开始独立顶班。一般情况,值早班有三个人,共五个人,有一个替轮休。留有一个小口的玻璃窗下,有两个单排的桌子。桌子上放着按工种分开的二十个大本子,本子上横写着工人的名字,竖印着1日至31日的日期方格。这是所有的地面工人上班前的第一站。见有人来了,签到员在其本人名下相应的日期上拿起刻有“到”字的小戳按下即算报到。看起来很简单,但如果同时涌来很多人,要确定他们的名字在哪个本上,还要确定他们叫什么名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我站在一旁细心观察,看另外两名老签到员的操作过程,更主要的是要熟悉工人的面貌以及这个工人的名字在哪个本子上。人多的时候,窗外涌成一团。我的眼睛要看人看戳上下翻转,同时还要听他们在说什么,以便从来人的口语特征加强记忆。上了头班,还要在二班和夜班工作,这是我自己增加的见习内容。可能是年轻、机敏、记忆力强的缘故,也可能是在新单位要继续加强改造的动力,我很快进入了最佳的工作状态。
  早班人多,经常有三个签到员工作,我一人八个本,他们每人各负责六个。即使这样,到我这儿的工人已经都走了,他们那里依然涌了很多人。我认准了每一个工人,记清了他们的名字在哪个本上,翻页按戳准确利落。若是二班和夜班人少的时候,我老远就给他们签上了。因此,工人们都说我记性好。计算工资的时候,我一个人负责签到。同样不致有拥挤不散的情况。十几天的时间里我记住了四五百人的名字,现在想想也只有那个年龄才能做到吧。


  学究之死

  和我一起工作的除了赵某,其他三位都是父辈年纪的老先生。算工资的时候我也要加班。我没学过财务,但知道一些基本规则。学过一点珠算,但速度极慢。吴先生是当地人,年轻时在济南商号做账房先生,精于算盘,他让我按他的指法625连加16次结果是10000,这是旧秤十六两制的计算法。我天天照此练习,竟然也达到了很快的速度,算工资也成了主力。老吴还是一位老学究。他的桌上放一部大辞典,没事就摇头晃脑诵读古文,写毛笔字。他写得一手非常规范的楷书,笔力道劲,端庄秀美,我也跟他学,至今我的字体依然留有那时候的影子。他似乎还活在几十年以前,从不读书看报,也不会写白话文。有一次他走后门,给朋友弄了一马车煤,被发现,勒令写检查,他的检查是:“立检讨人吴氏明德,某日某时友人来访,诉其灶无薪火,室寒如冰,竟夜难眠,求吾救急也,吾乃与隔壁孙氏(看磅的)通融为其私谋炉炭……领导批评违乎旧章,乃吾之罪也……”我读后忍俊不禁。
  我和他有相同的爱好。在他的影响下我重新点燃了我的文学梦。那段时间我背了许多古文,比如《孔雀东南飞》、李密《陈情表》、《史记》若干篇。老吴的结局很不好,是以后听说的。文革初期,老吴因出身富农被叫到会上问话:“说说你家的富农成分!”“富农咋了?”“解放前你家没雇人种地吗?”“雇了。”“就这事谈谈你的认识吧!”
  其实别人并没有将他当作重点的批判对象,所谓“谈谈”只是“人人过关”的必要程序。谁知老先生竟然说:“雇过呀,我们不白用他,是他自己求到我家的。”这简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对政治运动的挑衅。一句话搞得全场目瞪口呆,给了几位激进分子表现的机会,其中一位“啪”的一声拍案而起:“吴明德,你好猖狂呀!胆敢当众美化剥削阶级!”老吴一脸的茫然和惊慌:“我,我说的是实话呀!”“打倒吴明德!吴明德美化剥削罪该万死!”一人领呼,全场响应。
  老吴不知所措,口将言而嗫嚅,腿在发抖,一步步向后退去。他的背后是一个敞开的晾台,护栏很低,穷追不舍的口号向他袭来,他竞在惊恐中一个趔趄翻落楼下而死!“宜将剩勇追穷寇”,他的死非但未让运动火势稍减,反而激起了更大批判浪潮。“吴明德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之类的大幅标语贴满大街。他的儿子被叫来领尸体。他的儿子不敢有丧父之哀痛,乖乖呈递上一份划清界限的批判书后仓皇离开。


  出身与表现

  签到处的几位老先生,虽各有各的复杂经历,但依然具备监督我的条件。他们和我的相处很少涉及有关改造的话题,始终保持着正常的同事关系。其中老王耿直爽快的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王是山西榆社人,长我约三十岁,干瘦清癯的脸上戴着一副黄框眼镜,说话和蔼可亲。他的老伴已故,自己独立抚养着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孩三四岁,他总是背小女儿来上班,下班背回,给孩子做饭洗衣全由他操持。有人劝他再找一个老伴,他都不予理睬,说:“再累也要把孩子拉扯大。”还说:“做人要讲良心,再没有比我老伴更好的女人了。”为此,人们很钦佩他的品德。
  老王鲜明的个性还表现在工作上。一次,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程玉英来矿演出,第一天工会卖票,看的人多,买票困难,群众说干部走了后门,意见很大。第二天就让我们卖票,一定是想到我不会从中舞弊。卖的时候,小窗口拥堵不堪。三角钱一张的票,老王负责找零,我给撕票,十分忙乱。不一会儿一面玻璃挤碎了,一个人将前面的人伸进的手推开,外面打了起来!老王见这个工人蛮不讲理,便开门出去,厉声指斥那人:“后面排队去!”那人依然我行我素,还打人。老王见状便走过去拖他,那小子不服,一拳将老王打开。老王火了,上去一把将那人拖了出去。这下,那人不顾买票,火气完全对准了老王,并扑过来伸手便打。只见老王身手矫健,不知道怎么拨弄了一下,那人便踉踉跄跄跌倒在人群后面。“好!”众人齐声为老王助威。没等那人起来报复,老王便冲过去踩住了他的手,然后一脚将他踹到了坡下!“来!不要命再来!”那人见不是对手,只好作罢,我见势将老王叫回,并让老王给了他一张票,才了结了此。
  整个买票过程,我只给井下老工友留了几张,其余全部由窗口售出。我没去看戏,领导认为我舍己为公,还劝我也看看。其实,我小时候在报社就见过程玉英。只是我对晋剧唱念配器的嘈杂不太喜欢,因此,我对看戏不怎么感兴趣。戏剧名角各有绝招。“宁肯跑得丢了鞋(读音孩),也不误程玉英的嗨嗨嗨”“宁肯跑得厥煞(累死),不误程玉英的哭嚓(哭泣)”正是程玉英的特点,她一口气舒展流畅地“嗨嗨嗨”下去,确实能获得满堂彩!
  老王几下就将那个闹事的膀大腰圆的年轻人制服,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敏捷的手脚和他“仗义行侠”时表现出的气势和咄咄逼人的眼神令我终生难忘。老王坦言,他是地主出身。起初我觉得应敬而远之,等到他说完自己的身世,我便对他肃然起敬了!
  他家是榆社县的一户地主,在农户中颇有人缘。战乱中八路军来村,他家都出粮款,支援抗战。有一次鬼子进村,到他家要粮,王父拒缴,日本人大怒,亮出刺刀威胁。老王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好功夫,平时受家父及师傅影响,极仇视日军,认为中国人来了可以出粮,外国人来要一颗也没有!老王见日本刺刀对准父亲,便迅速向前一步,伸手拨开刺刀,抬脚向日本人小腹踢去,并将其打翻在地。日本兵见状,蜂拥而至,围杀老王,他和几位乡亲趁乱逃跑,日军在后面紧追不舍。追到一个山崖处,老王等人见无路可逃便跳下崖去。村里人为他们的勇敢抗日精神所感动,便立碑纪念他。谁知,跳下去的人唯有老王被挂在山壁树杈上未死。后来他忍痛逃走,几经周折到太原谋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考入政府机关工作,任会计。他处世待人刚正不阿,看不出任何的奴颜媚骨。“四清”运动开始,他被叫到工作队队部,说要用他审查账目,他急忙申明自己是地主出身,工作队的人却说:“用的就是你!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
  此事让我颇多感慨,“出身”未必能决定人的现实表现,和平时期看不出来,当侵略者举起刺刀指向你的胸口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


  积极分子

  签到处人不多,但事情不少,人员背景较为复杂。这不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地位介于干部与工人之间,完全政治可靠的不会来,没一点本事的人还干不了。我总是争着多做些,觉得只要时间允许,和井下相比较,五个人的工作全交给我也没多大劳动量。在这里交谈的机会多,我开始学得谨小慎微了,这里似乎长着一双耳朵,没必要的话我总是紧闭嘴巴,怕再次因言获罪。
  一次,我接一个电话,对方问:“你是谁?”我知道他肯定不是找我,便说:“你找谁?”对方坚持问我:“你是谁?”我忙于工作懒得再说,便放下了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进来就问,刚才是谁接的电话?老王说:“史科长有事吗?”他是劳模提起来的科长,我也知道,但与我没有关系,他瞅了我一眼便走了。
  签到处几位老夫子个个出身不好,只有小赵是团支书,像是来监督我的。我必须争取让他对我刮目相看。团支书实际上是一名“营政委”。那时,为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将工人按部队编制分成营、连、排,负责签到的这部分工人是三营四营,小赵是政委。三营住在一个独立的大院里,几排宿舍中间有一个大黑板,我和小赵说了,定期在这里出黑板报,他很支持。我从报纸上摘一些诗文写上去,粉笔是彩色的,字体是多样的,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这人有两下子”的话,时时传入耳中,我不免沾沾自喜。为了就近工作,不久我由排房搬到三营宿舍,和小赵同室,还有一个钳工王师傅也和我们住在一起。由于黑板报写得好,时有工人让我写点个人的东西,如家信、救济申请等,我多予以满足。
  其中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当时很有名气的青年积极分子,让我给他写地区级的先进模范材料,他叫王赐江。那是一天午饭后,他叫住我,说明意思。我在井下时就认识他,他是电车司机,我知道他认真学毛选,经常利用工余时间修旧利废,革新电机车运行保养,组织工友修马路,因此便答应了。没想到他要得很急,他递给我一摞参考材料,说下午四点的车送到榆次。这是我第一次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写应急之作。我大体参考了他的材料罗列出若干条,写到一页纸上,如同一道菜有了基本的蔬菜和肉油,便开始用脑中的“佐料”炒制,很快就给他写出来第一稿,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我念给他审阅,他很满意,即刻让别人工整抄写送走。
  不久他被评为地区学毛选积极分子,以后又成省级先进,我写的材料起了不小的作用。王赐江特别能说,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工人演说家,经常对照毛泽东思想在全省巡讲自己的事迹,口若悬河,语出成篇。
  以后王赐江一帆风顺,后来还先后担任了铁厂预制厂书记,局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对我有过帮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落井下石,彼此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没有“酒肉朋友”

  签到处的人不多,故事却不少。以上已说到两位。还有一位叫冉道文,平遥人,旧商人出身,曾在京津一带的晋商老字号就职。我见过他青年时代的照片,长袍礼帽,衣冠楚楚,颇有富贵之风。他很会与人交往,对我也很和气。平时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忽然有一天他被捕并被判了几年徒刑,据说是贪污了几千元钱。有人说他将工资表的汇总数字加大,到财务科开具支票取钱,然后将加大的部分据为己有。如此贪污,被人们视为笨拙和可笑。也有人说他弄虚作假,冒领了因为各种原因不在册的工人的钱。那时候正在搞反贪污运动,一批贪污分子被查处。
  冉道文在我们面前被拷走,着实让我受惊不小。其实更加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时期,那就是枪毙现行反革命张某反革命集团的公判大会。那天下午办公院前面聚集了成千上万人,听说夜班和头班的工人及家属,以及周边农村的农民都来了。会上宣判这个集团的四名成员死刑,立即执行。宣判词说,他们有一把手枪及五颗子弹,扬言要先炸玉城桥,切断同铺路,再占领邮局,切断通信,最后杀掉政府要员,推翻当地政权,并以此地为据点向全省全国扩展队伍等,不过都未等实施,就被公安部门发现。张佩枪下过井,公安人员跟踪多日,最后将其团伙一网打尽。枪毙的场地很开阔,我随人群被挤到最前面,距离数十米处目睹那种场景,实在无法细述,只记得结束后恶心了好长时间。
  斗争形式的多样化,让阶级敌人无隙可乘,也让许多局外人回想起曾与他们有过交往而备受惊吓。我也认识张,他所在的长四队和我们是同一运输巷,如同一条街道的两户人家,常有见面的机会。一次进城买书后,我到饭店吃饭,张与其他人在另一桌,他叫我一起和他们喝酒,我谢绝了。此事想起来我一直感到后怕。如果我去和他们喝酒了,即使仅仅是喝酒,后果也难以想象。后来的运动高潮挖出的几个“集团”,许多成员都是交叉突审,坦白交代咬到一起的。我庆幸我的性格和处境注定我始终没有“酒肉朋友”。我没特别要好的,也没有结怨过深的,只是作为一个被打倒却依然活着的“阶级敌人”,如履薄冰地低头走着人生的漫长之路。
  签到处的日子相对还算平静,时有一些事件发生,但人们并未感到“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每天上班下班,没有明显被监督的感觉。


  巧妙机智

  来签到的工人分布在十几个工种。随着生产的发展,设备日臻先进,许多技术性工种招来了一批新工人,包括为数不少的女工。她们被分配到车工、电工车间,以及充电房、洗煤厂等单位,都在“524”签到。
  时间长了大家都熟悉起来。签到的人不太多的时候,比如二班、夜班,有女工出现,老王和老吴几位老先生会对我说:“后生,找一个吧。”我当时25岁,但没有这种想法。个人的意愿,是要在摘帽子后方可谈论婚娶。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政治险恶,也没有失去自由,但每天都真切感觉到这顶帽子的分量。工作劳动之外的任何言行举止,都会违背“不许乱说乱动”的警戒线。因此,对老先生们的善意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将话扯到别处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如此疑虑多心,并不代表别人也做同样的想法。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老头们向外宣传,这小子没对象,我引来了别人的关注;也许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的外表尚能残留几分青春的朝气。在我签到的时候有许多人提前到来和我搭讪,有男的,更多的是女的,男的有工干校的学生和几个“佩服”我能干有文化的工人,女的则是来自各个工种的新工人。
  起初,我并不在意,只是呆板地给她们签到,同时观望她们的神色,欣赏她们的“叽叽喳喳”,很少说工作以外的话。若遇老先生在场,像现今婚介所那样在我与她们之间说几句类似中介人的话,我会因此而十分尴尬。不过,心理“防线”并未被突破,偶有情感冲动的一闪念,会立即因为头上的“帽子”很快清醒过来。
  隔着窗口,我在里面默默工作,外面有人聚集闲聊。就是这样十分正常的事,没过几天,我突然被叫去接受训诚了!党办的一位干事将我叫到办公室,面色严肃地问我:“最近改造得怎么样啊?”“每天都按规定上下班。”“是吗?和前一阶段比,有什么不同?”“还需要继续努力。”“哼!我看你的表现很不好!是不是还想下井去?”我惊愕无语。“最近干什么来着?”“什么也没有啊!”“你每天招来一堆女人嘻嘻哈哈,想干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东西……已经有人揭发你了。我们先提醒你,以后再发现这种事情,问题就严重了!”
  遭无端指责后,我虽照常上班,心中却闷闷不乐。门前“状态”依旧。我被叫去谈话的事,如果照实说出去,她们肯定不依不饶去闹事;不说则难以平息“事态”。我只能提醒她们,上班不远,提前十分钟来就可以了……本来就没什么事,来的人也未必都是冲着我,有许多人只是将这儿当成了聚会聊天的场所而已。除了管好自己的嘴巴,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扭转这种局面。
  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二次被叫去训诫了:“看来你是屡教不改啊!警告你,你如果再胡来,从此别想摘帽子!”回到宿舍,我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懑,为什么如此不公啊!为什么子虚乌有的事总要强加到我头上?为什么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他们还要不依不饶紧追不舍?气愤之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被划为右派接受了多项处分,其中并没有不许谈婚论嫁娶妻成家!只要有人愿意,我真的找个对象,他们又能怎么样?看来只有这一条解决的办法了!反正摘帽子已经看不到希望,“表现好”既无尺度,也无关帽子的去留。我决心已定,想就此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经过1957年的政治“洗礼”,短短几年时间我已经学得老成多了,也知道了“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前途的极端重要性。面对来来往往的女工,我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异性相吸的情感反应,毕竟是未婚大龄青年。我还算是清醒的,既知道自己的政治身份,又知道来往人中的音容笑貌背后,或许就有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影子,我不能第二次陷入“泥坑”……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机缘,老百姓叫“命”,念书人叫“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诱发婚姻的机缘是劳资科让我们重新登记所有工人的“个人及家庭情况”。科长在电话里告诉了我们大概要求,让我们自己造表分发到车间组队登记。那时没有电脑打印,造表的工具是铁笔、钢板、蜡纸,然后手推油印。
  这些工作看来非我莫属了。除了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几个常规项目外,我特意在家庭成员一栏的备注里印有“要求直系旁系详细填写”字句,在常规项目外,加了“个人爱好”“身体状况”“宗教信仰”等。此表发下数日后收回,我算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这项填报活动中我在悄无声息中了解了全部地面女工的详细情况。此事算得上“巧妙机智”。
  我仔细审视表格,她们的年龄绝大部分在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超过二十岁已婚的只有一两人。她们中,家庭出身贫下中农的居多。特别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眼前最“活跃”的签到来得最早的竞然有地主富农出身的,还有信天主教的。出于政治敏感,我立即将她们排除在外。此外我还特别注意了“家庭成员”的其他特征,有的家庭成员很“齐全”,有的父兄姨舅是国家或乡村干部,共产党员、老革命、老红军等我一概不予考虑。
  我知道选择了第一类人,必使我“黑上加黑”,政治负担将更加沉重;如果我选择了第二类人,人口多的我将难以负担;成员齐全的,我将付出必要的成本;是干部党员的,“帽子”肯定会成为难以逾越的婚姻障碍。老头们是过来人,对我的“认真阅读”了然于胸,便说:“小伙子,怎么样?选好了没有?”我嫣然一笑,并不说什么,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不能让其他人介人此事。我不想因为此事给自己招来新的麻烦。自己处理,不成功可以安全退回原地。一旦别人介入即有了所谓介绍人,那人必和我有了特殊的关系,万一牵扯出其他事情,我将有口难辩。我非常清楚,这几个老头,没有一个是出身“干净”的。
  经过一番认真地筛选,我已经有了目标。她是车工,贫下中农。家庭成员只有一个弟弟,从小即失去父母。她喜欢文体,是局女子篮球队队员,话不多,衣着整洁,举止端庄,给人印象很稳重,特别是没有我听起来感到很不顺耳的鼻音浓重的方言腔……她虽然也有提前签到的时候,但并不经常,来了也是背靠在隔壁磅房门口观望。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她,也许是老头们向她推荐过,也许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当我试探着请她给我车一个烟嘴时,她答应了,当天下午就给了我。这使我增强了信心,接着我又让她车烟锅,她同样很快交货。正是烟嘴,才促成了我和她的婚姻。我本来不抽烟,弟兄中抽烟的极少,母亲对抽烟极为反感,她认为那是讨厌的不良嗜好。
  在井下劳动时,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四盒劣质烟,“火车头”牌三盒,还有一盒五十支装的白皮烟,白纸上面只印着“戊级”二字,即从甲乙开始的五等烟。这种烟只是一些烟的秸秆和玉米心糅在一起能冒烟的卷棒而已。我每月领到这些东西,就放到木箱里,或给了老田及其他工友。这烟抽起来流入鼻腔的是一股烧柴的怪味,我总是躲得老远。
  有一次“引魂鸡”向我讨烟,我未能满足他,因为我已经全给了别人。他显得很不高兴,可能认为我小瞧了他这个工会小组长。后来,听老田说汇报我表现不好的正是他。我还未能满足向我讨要烟卷的其他人,这都直接影响我的改造。为此,我感到很烦闷,便索性自己也抽了。我心里经常琢磨事情,想着如何活下去。面对一份自己的认识检讨,一份为人捉刀的总结报道时,如何开头,如何组句,如何让读者满意又不致在字里行间找到“政治瑕疵”,抽一口烟会为我提神醒脑。供应烟不够抽,抽烟蒂需要烟嘴,烟卷没了抽烟叶则需要烟锅……


  亲情“株连”

  有了婚前自然的情感交融过程,1961年我们登记结婚了。仅仅是登记而已,两页粗糙的结婚证促使我们将各自的行李搬到一起,我们在村里租了一间马厩改造的偏房(每月三元)。此外没有任何有关“婚礼”的其他准备。我的生活费比她低,结婚没花一分钱,母亲也没给我们准备任何东西,因为我没有告诉她;没有任何亲友祝贺,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和我划清界限;也没有结婚照,没有一起到饭店吃一顿,因为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的喜事。在干部和领导的眼里,我不应该有喜上心头的时候,否则就是对改造嬉皮笑脸满不在乎。所以,我们的结婚肯定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幸运的,许多人因为有了右派身份而离婚,而我却戴着右派帽子结婚。
  婚后,她以及我的家也因此招来了更多的政治牵连。“六二压”是第一件事情。
  结婚不到一年,1962年5月,突然通知说,我们是压缩对象。停止工作的手续已办好。瞬间工作没了,这使我十分着急。我没有去处,张家口无亲人,大同不要;又不会压到她家,她家也没人要啊!情急之下,我找了姓翟的书记说明情况,便又恢复了工作。谁知,上班不久,“群众有意见”,告状不断,认为留下右派家属“影响不好”,于是1963年底将她被压为家属。此事,在以后的落实政策中,单位曾以受株连家属名义,同意恢复她的工作,但至今没有结果。
  汾教党字(86)第9号的结语是这样写的: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党落实知识分子和统战的政策,应给贺云花同志恢复工作。妥否。请批示。
  1986年7月13日

  这件事我曾经上访多年,后来始终无批示,再后来我忙于工作干脆放弃了。我担心旧株连未解决再引出新的“株连”。前者是直接而清晰的,后者是隐晦而隔代的。这种担心来自于儿子的成长以及他们事业的发展。我坚持上访,必定经常找领导,领导最不愿见的人就是上访者。事情解决或不解决,我都必须付出极大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上访者形象深深印在领导脑海的时候,儿子的事情因为我而不好解决。而上访的最好结果不过是补偿一笔钱而已,充其量不过几千,恢复了工作不过每月工资几百,何况这也是很难的。小花费自己有,大支出向儿子讨要点比费劲上访更划算。完全不必如此啊!客观冷静笑对过往,如同我现在的回忆;紧跟时代享受眼前的多彩生活,如同我们即将出门旅游——这才是硬道理。


  验收组

  “精简”之事难以逆转,婚后我们便开始了赤贫的生活。在村里住了几个月后,为了节省一点房租,我们申请到了一间公房。这是一间很大的房,是四营营部的一间闲置的教室,这是我们第一次搬家。住在这样开阔的单间我们显得格外不协调,没有任何家具,连只并拢的床也没有。井下的工友没有忘记我的处境,老岳主动给我们盘土炕。困难的时候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总是无私的。两个人只占了房间一角,因为冬天奇冷,我们又和前面人口多的家属调换成小间,住进了十五平方米的路北三座六排五十三号,这是第三个住所,我们一直住到文革开始。生活的改变让我偶尔有对美好前景的向往,但“改造”的处境又让我必须经常保持清醒。我小心翼翼地迈着每一步,谨小慎微地做好每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养成了紧闭嘴巴的习惯,只在众人面前有忠厚谦恭的行为表现。
  领导从几个方面观察到我还算一个颇有“能耐”而且又极其细致的人,像一个被抛弃的却依然闪亮的螺丝钉,不妨捡起来用几天——我又被调到了井口去“摘牌子”,单位名称是验收组。这是全矿上下关注的窗口。我竟然被破例任命为组长,这使我感到很惊诧。全组五个人,个个都是十分精明的“高素质”人才,身体棒,能写会算,熟悉各队情况且手脚麻利。一间泥巴堆起的房子,坐落于井口一侧,我们必须像猴子一样灵活地穿行于行进的矿车中,快速地将套在车耳上的铁牌子拽下来,以统计车数(产量)。一吨的矿车难装满,即使装满了,经电车牵引一路颠簸,到达验收组也会下沉许多,这样注定我们不会以车数计吨数,扣除则是必然。以前,这个小单位换过多届“领导”,均因井下工人闹事。扣车不仅影响工人收入,而且影响矿上产量。如今虽已过了“大跃进”,但统计作假之风却在延续传承。生产矿长和运销矿长的想法不一样,后者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他姓马,是河北人,军人出身,我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力不从心。他坚定地说让我放心干,数量以库存核定,质量按国家标准处理,并给了我一个煤炭部颁发的类似质量监督员证书的小册子。他说,这就是“尚方宝剑”。
  为了在没有任何科学计量的情况下做到验收准确,扣车合理,我乘电车巡视过所有用车的工作面及装车点,看哪里装煤,哪里装石头,并随车记录装满车后一路震荡到验收组时下沉了多少。我还经常到运销科煤库了解库存情况,制作了一个两米高的丁字型带滑轮可升降的“探深标尺”。对面的调度室经常问出了多少煤,我在面对着他们的方向做了一个类似篮球记分牌的架子,他们老远就能看见当时的产量。
  对于质量,我更是把关毫不含糊。水车、石头车不能入库,矿车只要有一块超三十厘米的石头也不能入库,等等,这也都是规章上要求的。这样认真的工作态度,使我几乎进入到忘我的境界。在坚持这些原则的时候,我甚至会将“帽子”忘得精光。我没有想到要取得什么成绩,不过是想以成绩换取“帽子”的移位,但成绩毕竟让大家看到了。那年,煤管局组织例行工作检查,一行人走进验收组,整洁的墙壁上挂着美观醒目的规章图表,“篮球记分牌”和“探深器”让他们眼睛一亮,赞不绝口,他们说这个验收组是全省最好的,值得宣传推广。隔一日,一个专业的会议上我介绍了“经验”和“事迹”。
  又隔一日,马矿长告诉我,在确定验收组是省先进集体的讨论会上,有人说我是右派,检查组组长瞬间沉默尴尬后,立即挥手说:“那就算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前天马矿长让我在会上发言,我就一再拒绝,倒是他更在意,我的成绩就是他的成绩,总结材料是我写的,我没有提个人的努力,“而是以在矿领导的支持下,特别是经营矿长的直接指导……”贯串整个材料。
  我一如既往地坚持工作,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验收组的工作得到上下一致肯定,我却为此钻进了“死胡同”,颇有几分沾沾自喜之意。过犹不及啊!我终于等来了一场“遭遇战”!


  老矿长

  一天早班,上午九时许,当时没车,忽然矿长驾到,我很快迎上去聆听指导。他走进我们的值班室,转了一圈,并不时向我提问,高兴地说:“不错,不错!”接着他下达命令,态度严肃:“从现在起,有一车记一车,不要再扣了!”我说:“好!”平时我接到如运销科长、矿长根据库存下达的指令,都是照办。论当时的处境,我从没想过和谁顶嘴,即使是一名最普通的工人,我也是态度谦恭,对老矿长更是敬畏有加。我刚说了一声“好”,他也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电机车拉一串重车出来了。我过去一看,一半是水一半是矸石。不用说这是开拓队或掘进队的“产品”了。我侧身问老矿长:“矿长,这也能算煤?”他说:“算!”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年轻气盛、办事呆板,他无非是不想在此多逗留,更多的事还在等着他呢。而我听他说“算”,立即反唇相讥:“矿长,算煤可就放进煤库了!”“什么?你敢!”显然他已生气。“拉到矸石山可就不能算产量了!”我说。
  这下,他火了!脸色阴沉地说:“啊!连你也指挥不动了?!”我也憋了一口气:“这不是指挥动指挥不动的事,你只要一句话,我就得离开这儿。现在眼睁睁看着是石头车,你让我算煤,我不干!”
  “好!我不跟你说,你等着吧。”他极恼怒,悻悻地走了。周围有许多工友看到这一幕。有人说:“你胆子不小啊,我们都怕他,你竞敢顶撞!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我一直惴惴不安。回到宿舍,我心情沉重,想着可能由此引起的各种后果。我翻出曾经使用过的灯牌、安全帽、胶鞋、绑腿,准备“归队”。
  晚饭后,有人来通知说老矿长叫我去他家。一路上我惶恐不安,想的是我的直言犯上可能招来的惩罚不仅仅是再次下井,极有可能被升级变性招致更大的麻烦……我小心翼翼地敲门,待主人允许后,我站到了老矿长面前。他指着一把靠背木椅说:“坐,坐吧!”我没动,心想我是不该坐的。单论年龄老矿长就足够让我称他大叔,遑论资历、官位和居高临下的气势了。现在面对面,他占尽了优势,我完全失去了再和他“较量”的勇气,如同一只撞到钉子上泄了气的皮球,傻傻地站着。我希望他能立即进入角色,好使我尽快脱离这种难堪的局面。老矿长好像已经觉察到了我的紧张和不安,露出一丝微笑,亲切地说:“坐,坐嘛!没事儿!”我选择椅子的前沿坐下,显得很局促。闪念间,我想到应先向他赔罪才是:“矿长,今天……”话刚出口,被他打断,他和颜悦色的一句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今天上午的事,是我的不对!我不该那样要求你。”“矿长——”我想把想好的话说完。“别说了!”我的话又被他打断,“你能当着那么多工人,不考虑我是矿长,坚持原则,说明你的确锻炼得不错,好好干,不要多想什么,明天还到那儿去,你行!相信你能把好这个关。”他的一席话让我激动不已,我站起来要走,又想着他可能还有别的话要说,默默地站着。他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好了,回去吧!你的事我会考虑的,好好干!”他似乎洞悉了我的心事,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
  离开他家,工友们向我打听情况,见我情绪很好,都很高兴,并向我透露,这个月的任务差几千吨就能完成了,老矿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命令我的,没想到他遇到一个不肯通融的书呆子。
  许多老干部是很有人情味的,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关,比如,老矿长原来就是木匠,虽因参加革命较早而当了官,但遇到某些事也会看到工人艰苦劳作的时候,也会生出几分恻隐之心。老矿长曾经和工人一起抢修溜子大链时断过一只指头,书记也在高产时帮工人推车被碾伤过脚面。他们在工人中很有威信。
  谨慎和勤奋,使我渐渐有了名气,我在每一个劳动岗位都做出了成绩,不论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还是完全陌生的十分棘手的新工作。在那个年代虽然不可能专业对口,做我擅长做的事,但精细的工作作风和认真的劳动态度,却总能让我不断地尝试新的考验。
  验收组的工作渐渐步入了正轨,主管我的人又约我谈话了,让我到副业科当会计。这是1963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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