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 | 马勇：迟到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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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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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在自由状态下不会失衡，因为贸易追随利润走。贸易管制之后，贸易就不再跟随利益走，而是跟着行政指挥走。这是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当然，贸易在充分自由状态下也会有短暂时间的不协调，但这种不协调可以很自然的通过自由贸易活动重回平衡状态。从商朝开始的一个漫长时间段里，中国的商业传统中是没有贸易失衡问题的。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对外部的需求很少，自己的农产品能卖出去换钱，就是完成了一个交易过程，这使得中国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贸易处在比较平稳的状态。

一直到明朝建立，中国的贸易一直处在大体平衡的状态，没有出现大问题。中国内部需求不充分，对外释放的初级农产品又很充分，贸易盈余很大。两宋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对外贸易。明朝建立以后，这种状况开始逆转。在北方，为了防范元朝的残余势力，开始修长城来规范贸易，使得贸易走上不自由状态；在南方实行海禁政策，导致贸易失衡和走私的出现。贸易管制形成价格落差，合法贸易空间收窄，走私贸易开始大量出现。

走私贸易大幅降低了国家财政收入，政府为了消灭倭寇，又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剿倭在当时是爱国行动，但是在自由贸易状态下是不可能出现倭寇的，结果因为体制性的安排出现了倭寇。剿倭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剿灭倭寇本身成为一个产业。剿倭和平定叛乱一样，将领们通常不会按期完成朝廷的指令，在剿倭这件事情上，即便戚继光不这样想，他的那些部将出于生存需要，其实早已将剿倭作为一项事业。因为是事业，所以不可能很快结束；结束了，他们那庞大的部卒如何安置？这就是在威权体制下任何事情都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都容易做成产业。因此我们看到在管制状态下，出现了一系列背离常识的东西：剿倭的人希望倭寇适度存在。这表明有一个“潜规则”的轨道在运行着，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后，贸易失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816 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是小斯当东，当年他曾跟随马戛尔尼见过乾隆皇帝，那时他只有 12 岁。乾隆皇帝很喜欢小斯当东，鼓励他好好学习中文，将来为中英交往做贡献。小斯当东果然没有辜负乾隆皇帝的期望，他回国之后发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把《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方。在陪同阿美士德访华之前，小斯当东已经在广东通商口岸干了很长时间，对中国理解得很透彻。小斯当东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当中讲，我们不要在细节上屈从清政府，不要清政府讲一个什么小事情我们就接受，大事情要利用中英两个大国的体制来解决。中国是管制贸易，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管制贸易，通过东印度公司让两国市场有序打开，之后两个国家贸易的盘子做大了，贸易失衡问题就解决了，要把中国纳入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此小斯当东在小节上不妥协，哪怕破裂都不妥协，这个政策是提前秘密制定的，中国方面当然不知道。

到了该觐见嘉庆皇帝的时候，中国大臣要求英国人给嘉庆皇帝磕头，阿美士德和小斯当东都予以了回绝。这使得阿美士德使团连谈判环节都没有进入，在礼仪环节就结束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从情理去分析，英国方面确实希望与中国重谈贸易失衡、扩大贸易，而作为顺差方的中国则未必。我是赚得多了点，但我的顺差是因为你们需要我的物品，愿买愿卖，这就是自由贸易，凭什么要我人为去平衡？不能说中国绝对没有道理。

到 1836 年的时候，中英已经不需要谈判了，因为中英的贸易失衡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这 20 年中发生了逆转，白银外流，外汇储备用光了，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鸦片。

受权刊发，选自《极简中国史》，马勇 著，海峡书局 | 后浪2023年3月。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朝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鸦片了。长期以来，鸦片主要作为镇痛的药品来使用，此外还有麻醉和刺激的功能。在近代以前，鸦片主要是贵族群体的消费品，在底层社会并不流行。明清两朝收到的属国贡品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鸦片。这种贵族圈的消费并不构成经济上的障碍和问题，但是等到贸易失衡问题持续不能解决的时候，鸦片这个因素就出现了。其他东西卖不掉，鸦片在中国能卖掉。鸦片在中国的进口量逐年提升，白银大量外流，中国卖出茶叶和丝绸，换回来的是鸦片。

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短时期形成的，是从明朝开始逐步积累的。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把财富抽空了。鸦片对中国国民的身心伤害也很严重，贵族圈消费鸦片的时候多少还有些节制，但是底层社会抽鸦片是什么情况呢，有钱的时候拼命抽，没钱就想办法弄钱。

在 19 世纪早期，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是真实的。林则徐等人主张禁绝鸦片贸易，严厉处罚鸦片商人，不是单纯出于一般的爱国感，还有对人类生命价值的终级关怀。他们觉得鸦片不应该向底层社会渗透，更不应该向无辜的青少年渗透。

当时的鸦片并非全都来自英国商人，还有很多中国商人特别是官员以隐蔽的方式参与其中，围绕鸦片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在 1840 年之前，中国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围绕严禁和弛禁有过争论，最后各种争论都消弥在道光皇帝和林则徐的几次谈话当中。道光皇帝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决定严厉禁止吸食。因为我管不了外国人，我管得了自己人啊，绝对禁止中国人吸食鸦片，从源头去解决问题。

林则徐作为特命全权大臣到广东去处理这个事情，大体上不差，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教材里讲过虎门销烟，但是很多人只知道虎门销烟的前半部分，不知道后来清政府又赔偿了虎门销烟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当时很多英国商人觉得中国很快会开放市场，所以他们进了一批鸦片，准备赚个“快钱”。林则徐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统统交出来，然后签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做鸦片生意。签了保证书的放走，很多商人求之不得。义律让英国商人把鸦片交给自己，由他跟林则徐交涉，这样一来，就把林则徐和英国商人之间的谈判转化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对话。《南京条约》当中的赔款，有一部分赔偿的是虎门销烟给英国商人造成的损失。

林则徐对英外交的强硬是后来发生问题的原因，我们把这场战争叫作“鸦片战争”，西方称其为“通商战争”。在局部战争状态下，中国政府不会扩大战争，如果真的放开打的话，英国只有几千士兵，离本土又那么远，怎么和清朝 100万军队打？但是除掉 20 世纪的中日战争，其他的战争都是局部战争，并不是宣布整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林则徐作为全权大臣，只是在两广可以指挥，到了江浙他就指挥不动了。所以我们才看到战争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出现一个怪异现象。英国人不在广东跟林则徐打，转头北上，到了两江总督的辖地，在浙江打。浙江说你到我这儿打什么打啊？你还回广东交涉。英国人不跟林则徐交涉，所以继续往北打，去威胁北京的时候，那就更不行了。北京方面说，你们回去吧，回南方谈判。我们才看到鸦片战争的后半程其实就一个进入谈判的环节，中间是换掉了林则徐，由琦善等人去善后。

1842 年，中英之间达成妥协，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和西方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这次谈判之后，中国政府是带着某种赞赏口吻来感谢英国的，谢天谢地，问题终于解决了。当时有一个普遍的说法，称《南京条约》为“万年和约”，表明中国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延迟几十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一直要求中国增加通商口岸，卡茨卡特的使命在《南京条约》中都得到了体现。半个世纪三次谈判都没能解决的问题，通过这场不到两年的局部战争解决了。当时大清帝国确实没预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它觉得这个事情很好，通过谈判也可以解决问题，并不一定要打。

在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林则徐就被充军，发配新疆，因为清政府要林则徐承担中英冲突的责任，他没有提出妥协的方案。清政府并不认为《南京条约》对自己有根本伤害，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重回往日的宁静气氛。

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一切都无从谈起了，重回宁静状态。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对此非常愤怒，他说清政府如果能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接受教训，立马按照魏源、林则徐讲的思路去维新，去变法，那中国的维新就会提前 20 年，远东格局将完全改变，就没有日本什么事了。

这牵扯到从大历史叙事重新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问题，因为西方因素构成这种转型，就是唐德刚先生后来讲的“历史三峡”。从明清之际西方因素东来，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到了这个时候发生冲突，仍然在“三峡”之中。中国社会怎么从原来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原来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都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冲突中展开的。

从大历史的脉络看，《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没有能够迅速改变，尽管有中国内在的必然逻辑，但我们去检讨的话，还是有很多我们自身的问题。就像胡适说的，我们不能动不动就骂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当然有责任，但我们也有责任。无论国际环境怎么变化，我们一定要看清问题的本质，要有反省精神，自己并不永远都是对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应对有些失策，为后来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没有变，结果被邻居日本看到，日本变了。在 1000 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而且是优等生，它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最清楚。中国怎么应对西方，日本就怎么应对西方。晚明以来，西方因素在大航海开始之后影响远东的时候，中国把西方因素规范起来，广州一口通商，西方商人可以在澳门居住。日本长崎一口通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广州有一口通商的效仿，是应对西方变局当中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不谋而合，或者叫有所参照。

总体来讲，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如何应对，日本全都看在眼里，但是作为学生辈，它没有办法对中国进行指点，但是它记在心里，把中国的精神产品带回去，就是魏源写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以后，日本很快进行了多次翻印并售之一空。日本通过《海国图志》看到世界的变局，因为《海国图志》有图有志，介绍了世界一些重要国家的历史现状、资源、体制，让日本人开阔了眼界。日本人知道世界是这种状况，也看到中国的应对是无效的，日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自己该怎么应对。

1853 年，美国的佩里将军带着黑船舰队来叩关，日本人说给我们点余地，我们商量商量，先别开炮。第二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日本没有通过战争就打开了国门，而且日本充分理解通商是双向的。你到我这儿来通商，我还得到你那儿通商呢。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都没有真正理解通商是双向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没想着到别人那儿通商。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不改革，广州地方当局要求中央撤销五口通商，我们教材里面一般叫它“反入城运动”，说它是爱国主义运动，因为不让洋人进城。可是不让洋人进城是违反条约的，条约里边写得很清楚，要通过五口通商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打开贸易空间。其实外国商人对广州的垄断性贸易早已十分厌烦，要求多开口岸就是为了和广州形成竞争态势。广州当局拒绝外国人入城，外国人就不进来了，这导致两广地区急剧性的衰落，1851 年发生了金田起义。参加金田起义的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农民。在这之前，他们利用广州一口通商的条件寻求谋生的机会，比如做小买卖，给外国人做事情。广东衰落下去之后，这些人的生路被堵死了，只能铤而走险。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能在短时间内势如破竹，就是很多人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

我反感太平天国的某些做法，但是我并不整体性地反感太平天国运动。反抗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当他们到了快要饿死的状态下，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活下去也得反抗，我们一定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去理解底层社会的抵抗。

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架构，当年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如今已经不堪一击，完全成为只能看家护院的稻草人。清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允许士绅就地办团练来对抗太平天国，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原来受到抑制的汉人士大夫阶层开始崛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力挽狂澜的中兴大臣。此外，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开启了国防和军事的现代化过程，曾、左、李身体力行，号召学习西方，接续林则徐、魏源的思想路径，师夷之长技，创办近代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系列近代企业被创立。中国的近代工业是从重工业开始起步的，和英国工业革命差了整整100年。这100年的落差，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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