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陕西作家李世旺（笔名海波）寄来了他的新作《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并为我签名留念。很荣幸，该书还采用我当年拍摄的延川县城的照片。
我拍摄的以革委会为中心的延川老城照片
海波与路遥是延川同乡，是延川城关小学、又是延川中学的同学，是志同道合，历经磨难的朋友。由于是深交，经海波妙笔生花，把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路遥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当年路遥也是我的朋友，因此读起来倍感亲切，也勾起了我对路遥的一些零散的回忆。
2015年10月我们夫妇（左）与海波夫妇（右）在京合影
1969年1月，我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插队劳动两年后，经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曹谷溪的推荐，于1971年3月调到通讯组工作。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路遥是在县革委会宣传部部长白光明的窑洞里，那时正值他倒运的时候，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抹，女朋友告吹，人显得抑郁, 我们只是相互点了点头。以后由于他是曹谷溪的朋友，加之又与我的同事，北京知青林达处对象，故常来通讯组，我和路遥接触的机会自然也逐渐多了起来。
海波在该书的“路遥的家庭”一节，对路遥和林达家庭关系作了客观公允的分析。路遥和林达谈恋爱，起初我不大相信，觉得二人的背景实在相差太远了。林达好强，有事业心，不甘于做家庭主妇。路遥才气过人，志存高远，事业一步一步地迈向巅峰时，已“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最终二人感情破裂不可避免。
路遥很深沉，平时寡言少语，在延川县革委会工作的两三年，我们之间的交流，通常话语不多，但彼此思想相通。记得有一次谈起江青关于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他很不以为然，认为它束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海波在该书的“我跟路遥受过大罪”一节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路遥打呼噜。忘记是干什么差事，我曾与路遥一起下乡到某公社，中午在公社革委会的同一孔窑洞里歇息，不一会儿，路遥就睡着了，并随之鼾声作响。他的呼噜确实非同一般。
我从小爱唱歌，插队后唱歌使我于艰难困苦中得以排除寂寞，解除疲劳，愉悦心情。路遥有时也到我的窑洞听我吹口琴，唱歌，他见我能信手将一首歌曲的谱子写下来，便很认真地说，我要有你这样的音乐基础，我一定搞音乐创作。我相信，路遥想做什么是一定能做到的。那段时间他和谷溪一起正忙于办《山花》小报，写诗撰稿。那时的路遥已开始在规划设计自己的人生，而我正为如何调离延川愁眉不展，因为我的对象已调往山西。
不久机会来了。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1973年，全国各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采取的是个人申请、群众推荐、领导审批与文化考查相结合的办法。那一年，我报名参加了此次“高考”。在县委机关五个支部中有四个支部推荐我，可是机关总支却推荐了四个支部没有推荐的本地青年。我被刷了下来。说是我的出身不好，被一位领导的亲戚给顶替了。
得知这一消息，脑子一下子蒙了，气得我在窑洞里用双拳猛击炕。曹谷溪、路遥、陶海粟都为我打抱不平，迫于群众的压力，领导不得不同意我参加文化考查。终于我被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回到了北京。离开延川的头一天，我把谷溪、路遥、海粟三人请到我住的窑洞吃饭叙别。这一步，可以说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这辈子不会忘记在这一关键时刻，谷溪、路遥、海粟等朋友对我的帮助。
至今我保留着当年与我与谷溪，海粟的合影照片，遗憾的是没有我和路遥的合影照片。我和路遥妻子林达的合影照片倒是有，还有一张谷溪、路遥和我爱人张景晶在黄河边上的一张合影照片。我爱人和我是北京第五十七中学高68届同班同学，一起到下驿大队插队，1969年（或1970年），她参加了曹谷溪举办的第一期通讯员学习班，学习期间曾与曹谷溪、路遥一起到新胜古采访。
离开延川后，我只见过一次路遥。我上大学期间，路遥和林达曾到过北京，好像是寄住在西单或西四附近的一家四合院。我从学校赶去与他们相会，以后就再也未与路遥联系，但经常通过媒体关注着他，为他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欣喜，也激励自己拼搏进取。
1992年11月17日路遥病逝，我是很久以后才获知此噩耗的。因为在路遥去世后的半个月，我突患脑溢血，住院做了开颅手术。住院期间，我爱人在看护我时，从报纸上看到路遥逝世的消息，她不敢告诉我，怕我受刺激加剧病情，出院很久才告诉我。路遥英年早逝，除了遗传因素，我想主要是他太“玩命”了，弦绷得太紧了，生活太没规律了。不过他毕竟以42岁的生命成功铸造了辉煌，留下了不朽的著作。
2012年我重回延安，在谷溪的陪同下，爬上了延安的文汇山，来到路遥的墓前，献上一簇鲜花并三鞠躬，以表我对他的思念。随后在参观位于延安大学内的路遥纪念馆时，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路遥不朽”四个字。
1969年1月，我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插队劳动，两年半后抽调到隶属于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部的通讯组工作，又过了两年半被推荐回北京上大学，在延川整整生活了五年。那是一段青春的记忆，艰苦的记忆，因此刻骨铭心。我在我的博客里陆陆续续地记载了这段记忆，并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回忆文章，但总感觉意犹未尽。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了《山花》杂志社社长張北雄推荐的吕高平的文章《堂坡遐想》，勾起了我再叙这段往事的冲动。
堂坡是延川县旧县城最著名的一条街道，它东起十字街口向西先至城关小学大门，再向上拐到延川中学大门口。大约十米宽，两三百米长，青石板铺就。
那儿正是延川县革委会所在地。在县革委会工作了两年半，上下堂坡无数次。每次下乡推着自行车顺堂坡走到十字街，往左骑奔文安驿、永坪、关庄公社；向右骑奔土岗、稍道河、张家河公社，顶风冒雪、跋山涉水四处采访。闲暇时，下堂坡向右转去看电影、逛新华书店；下堂坡向左拐去邮局、转文化馆。嘴馋了，堂坡一直下去，到一家小餐馆美美吃上一大份摊鸡蛋。
县革委会办公场所分布在堂坡南北侧。北侧，分上、中、下三个院子。大门右侧是收发室，一进大门是下院，迎面是分三层的三排窑洞。第一排窑洞是贫协、工会、信访室，左侧小院和门前房子是招待所。政工组在第二排窑洞，从左往右依次是团委、妇联、办公室（和妇联在一孔窑洞）、组织部、宣传部、通讯组、通往第三排的门洞。第三排窑洞是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办公室主任，机关总支的办公室。第二排窑洞左侧位于二排与三排窑洞之间有个小院，院内是打字室（两孔）和三孔客房（后来农业局设在此处）。
中院是灶房及管理员、会计办公室。中院小门出去下坡是兽医站。灶房是个大平房，记忆中，几个人蹲在墙根每人端着一个大海碗，边吃边聊。那时转正后，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元五角。虽不宽裕，但不管怎么说 ，吃公家饭比插队时好多了。据说灶房的位置是旧社会县衙升堂的地方，这是堂坡街名的来源。
上院是大礼堂和会议室。计委、商业局、粮食局、工交局和卫生局就在这个大方院。上院小门出去是体育场，体委设在此地，体委下面是气象站，气象站下面是广播站，广播站下面是粮站。
政法组、武装部、战备办、档案馆和知青办均在堂坡南侧（南巷），正对着县革委会大门。
堂坡南上侧是印刷厂，犬门下面右侧是马号。这里特别感谢白江录对我记忆的当年革委会布局的纠正和补充。
1971年3月, 与我同期被抽调到延川县革委会工作的北京知青，我记得有：陶海粟（团委）、蔡玉珠（妇联）、李春琴（组织部）、杨永兰（宣传部）、邢文英（商业局）、董玉和（粮食局）、王荣花（政法组）、何安群、安世儒、冯玉清（水利局）、商桂霞和张海云（县办）。
通讯组的组长是曹谷溪，我刚去时，组员有刘维华和我。时年我21岁，谷溪30岁，维华年长谷溪几岁，谷溪虽是组长，但对维华十分敬重。维华过去是中学老师，为人正直忠厚，不善言辞但办事一丝不苟，写一手好毛笔字。维华后來担任县档案局长，为延川档案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维华曾给我去信，让我提供个人信息作为延川北京知青的档案材料。2012年我回延川，维华还特地赶来看我，不曾想没过两年他就去世了。我到通讯组差不多半年后，林达由关庄妇联调到通讯组，1973年9月，在我离开延川上大学之前，调来张兴祥接替我的工作。
1971年，我作为延川县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延安地区首届北京知青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谷溪随团报导，我得以见到谷溪。与维华不同，谷溪活泼开朗，风趣健谈。这是我对谷溪的初步印象。谷溪推荐我到通讯组，事先并不了解我的写作水平，能从延川代表团二十多位知青代表里相中了我，我想这是我们的缘份。我好像也曾问过维华，为什么选中我到通讯组？维华说：“因看你这孩子老实”。确实，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调到自己身边朝夕相处地工作，人是否老实，这恐怕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来到通讯组，我和谷溪同住县革委会第二排窑洞的18号窑洞，这既是我们的宿舍也是我们的办公室。谷溪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教我写通讯报导和摄影洗印技术。
通讯组有一架海鸥牌的国产120相机，这是当年最好的国产相机，就是用这台唯一的照相机，我和谷溪不知照了多少张照片，那张以革委会为中心的延川老城照片就是我用这台机子照的。可惜绝大部分照片及其底板如今不知去向。
谷溪在《陕西日报》等报纸发表了不少新闻照片，当年都以通讯组的名义发表，不做个人署名。记得我在《陕西日报》发表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有关孙立哲所在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的，另一张是有关延川中学教学的。延川中学在县革委会坡上，不远，但印象中我只去过三次。一次是作为代表参加首届延川知青积代会住在延川中学学生宿舍窑洞；另一次1973年在延川中学参加高考。再一次是拍摄一位化学男老师的实验课。拍摄时，顾及光线，我要求将讲桌移到离窗户近的地方，为了画面有层次，我设计了老师与学生的站位，不料想这位老师不高兴了，说我弄虚作假，双方争执了几句，最终还是按我说的办了。我请一同去的县团委副书记陶海粟打碘钨灯，我蹲在窗台上用海鸥牌120相机拍了一张，谷溪说拍的不错，投给《陕西日报》很快就发表了。
插队前没见过死人，更没碰过死人。插队延川后碰过两次死人。一次是下驿大队一户人家的老汉去世后出殡，要将尸体抬出窑洞，记不得我为什么当时在场，好像当时抬人的人手不够，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去拉死者的胳臂，头一次接触死人，心里发毛，不敢正眼看死者的脸。
第二次经历是到县上后。一次黄河边上的一个公社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手扶拖拉机坠崖，摔死一个人。县政法组要拍摄现场，但他们的摄影师正好不在，向通讯组求援，领导派我承担此项令我发怵的任务。我带上我们的相机随政法组的人乘坐帆布顶的绿色北京吉普向事发地驶去。
汽车爬上高高的黄土高塬，在塬上行驶了一段路程后开始蜿蜒下山，驶到一处拐弯处，车停了下來，下了车走到公路旁隔着不高的土埂向下一望，下面是几十米深的崖，一辆散了架的手扶拖拉机躺在崖底。这就是事发地点，摔死的人己被抬到山下的公社机关所在地。汽车继续下山，不久就來到公杜，一位男性死尸伏卧在一间房屋的地面。必须拍下死者的正面照，故不得不下手将尸体翻转过來，一张鲜血淋漓的脸呈现在眼前，我紧张地握住相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后便随政法组的几位干警坐上吉普返回。
我记得调到通讯组后不久，谷溪就开始筹划建一个洗印暗室。经谷溪向有关部门诉求无效后，又找县委书记申昜进行不懈的游说，不久就在革委会下院比邻堂街的一间平房建起了洗印暗室。暗室分割为前后两室，前室是一小间，放个办公桌和两把椅子；后室靠临街窗户并排修了两个水泥池子，分别是定影和显影池，靠隔断墙放个办公桌，放置放大机。在这个暗室，我和谷溪不知熬了多少夜冲洗照片，虽累虽困，但看着我们创作的产品，实在是种享受。如今摄影已成了我的嗜好，不论走到哪里，总喜欢随手拍照。
在不少回忆路遥的文章中都提到这个情节：当年谷溪为了促使林达与路遥相好，将暗室的唯一的一把钥匙交给林达，以方便两位年轻人相会、叙谈。其实暗室的钥匙不止一把，我也有。有一次我到暗室取东西，意外撞见他们两人在约会，面对两张泛红的脸，我赶忙退了出来。
我在堂坡的那两年半正值延川文化活动最活跃时期。两个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第一推手曹谷溪，另一个是延川县委书记申昜——一个对文化活动积极支持的开明的领导。
谷溪文革前在文学创作方面已卓有成就，1965年12月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因此在延川文化界颇有号召力。一个惊人之举是主编出版了在全国颇具影响的诗集《延安山花》，其后又联袂路遥、白军民、陶正、焦闻频等人创办了文学小报《山花》。那段时间我和谷溪居住的二排18号窑洞成了临时编辑部，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谷溪既要组稿，又要排版，又是编辑，忙得不亦乐乎。
我很羡慕《山花》作者们的文采，苦于文学修养的缺失，我始终未能给《山花》投稿。但我是《山花》忠实的读者，也是最早的读者，我也为《山花》做过一些微薄的贡献，如将排好版的小报送交县印刷厂印刷，印好后取回以及到十字街口的报栏张贴《山花》。
我曾设想过，如果我没有离开延川，一直跟谷溪学习文学创作，我今天会成为一个作家吗？谷溪说能成。但我不自信，我太理性，缺乏诗人浪漫的气质，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语言天赋。但当年与谷溪学习新闻报道，对我今天的数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新闻报道要真实，要逻辑清晰，要语言精炼，而这些都是数学创作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是，不论干哪行，要出成绩，没有百折不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是不行的。我庆幸堂坡的生活使我得以结交了路遥、谷溪、伯植、海波，后来又通过他们结交了山云、厚夫、建标、黑白兄弟等一批执着的文人志士，他们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拼搏向上。
除了文学创作异常活跃，那两年以县宣传队为代表的延川县文艺创作也生气勃勃，宣传队的路遥、伯植、闻频等人编写了不少剧目。我们在县革委会工作的知青近水楼台，在大礼堂尽赏杨世杰、董静、韩美勤、肖桂芝、段平生，安春林、关兰英、白光荣等一批北京知青演出的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节目。
自打1973年离开延川，我先后五次回到延川，当年贫穷落后的延川已高楼林立，模样大变。堂坡还在，当年的革委会大院已不复存在，但已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原刊于《山花》2019年第4期
插队时的四次脱险
作者：石焕南
1969年，我刚过二十岁，便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了陕西省延川县插队劳动。开始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半，后来被抽调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工作了两年半，直到1973年回京上大学，共计在延川县生活了五年。
那是青春年少，艰难困苦的五年，是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的五年。这里回忆一下那五年中我经历的四件险事。
一年夏季，有一天上午我们到河对岸的山上收麦。中午收工时，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不多时辰，就发起洪水。
我们站在山上，清楚地看见远处河的上游，像一面高墙似的混黄的洪水卷着树干，山羊，猪娃儿…浩浩荡荡地倾泻下来。平时没不过脚脖子的河水，一下子涨起一人多高。
过不了河, 我们只好干等着洪水消退, 过了一个多钟头, 河面看着平缓了些。我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不顾几位年纪大的老乡的劝阻，要趟过河去。
我高卷起裤腿，手里还拿着一条担麦子的扁担一步一步地向对岸走去。越走我感觉河水越急，走到河中央，河水齐腰深。我就觉得身子发飘，有些站不住了，就用扁担顶着撑河床，没顶几下就顶不住了，不得不游起来，一手拿着扁担一手划水。
那是一条非常柔韧好使的扁担，我舍不得丢弃它，但手里拿着扁担根本游不起来，而且加大了被冲击的速度，我只觉得被洪水冲得直打滚，胳膊，腿被河床的石头打得生疼。
我只好丢弃扁担，拼命地向对岸游，因为我知道下游不远处河床有一个十多米的落差，冲下去不死也残。大约离那处一百米我终于游上了对岸。这是我插队时经历的第一次险情，现在想起来也感到有些后怕。
可能是想更换箩筐，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上山去砍荆条。荆条一般种植在陡峭的背阴的山坡上，记得走了很远的山路，来到一处种植荆条的坡地，大约已是开春时节，坡上尚有残雪，这片荆条地已被砍伐过，稀稀拉拉地残留着一些荆条。
我手握着镰刀小心翼翼地砍着荆条，突然脚一滑，身子向下溜去，坏了，我想今天这条命恐怕要交代了，因为如果滑过田埂，就是几十米高的陡峭的山崖，不摔死也要落个残疾。
眼看就要滑到田埂，脚幸运地蹬到了一处凸起的根包，止住下滑，我赶忙抓着荆条，心慌意乱爬到安全处。孤身一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想想心里就发毛。
这是我从队里上调到县委通讯组以后的事了。
记得有一天我和通讯员舒展一起到黄河边的一个村子采访，我骑着半新不旧的飞鸽牌二八加重自行车带着他，行驶在汽车山道上。下山时，坡较陡，一般是推着车走下山，但那天，鬼使神差，我竟带着舒展骑下山。
开始还能捏住车闸，骑着骑着，车速越来越快，我使足了劲儿，也捏不住车闸了。前方不远就是山涧，翻下去必死无疑。性急之下我急忙拐把，向左侧山墙撞去。
车倒了，坐在车后座的舒展一下子从我头顶蹿了过去。我想这下子完了，舒展不摔个半死也要折胳臂断腿。没想到舒展打了两个滚儿，又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没事儿，而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舒展后来上了北京外语学院，曾任中国驻非洲卢旺达大使。
还是在队里时的事。一天我被公社革委会临时借调到临近的一个大队去调查了解一件与北京知青有关的案件。第二天回到队里，一进村就有人告诉我，昨天村里出大事了，大坝工地塌方压死了人。下面是我队知青黎阳的一段记述：
黎阳说的塌方的地方正是我平常干活的地方，若我没去外调，十有八九就压在土里了。老天眷顾我，让我躲过一劫。
如今我已年过七旬，每当回忆起当年经历的险事，为年轻时的莽撞而感叹不已。
感谢插友、校友黎阳对那段知青生活的宝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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