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兆光
中国皇帝“天无二日”,日本天皇却可与武家等势力“共享天下”,这一观念差异造成的是,历史上日本的“万世一系”和中国的“改朝换代”。换句话说,就是日本顶层权力(天皇)的相对稳定,和中国顶层权力(皇帝)的不断变动。中国的皇帝虽然号称“天子”,权力超级大,但他的麻烦也大。他必须是政治权力、宗教神圣、知识真理(甚至有时还有“道德楷模”)“集于一身”,即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林毓生所谓的“universal kingship”。它的牢不可破就在于这“三位一体”,但它的脆弱或软肋也在于这“三位一体”。如果你没有权力当然不行,如果你不再神圣或者道德有亏也不行,如果让人看出你是无知无识的傻瓜更不行,人家就会推翻你。因为下一个想当皇帝的人,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理、代表了道德,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推翻你。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五德终始论”,新皇帝在推翻老皇帝,建立另一家另一姓政权的时候,除了说自己有德、替天行道,也完全可以用火克金、金克木、木克水、水克火这样的理论,来证明改朝换代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大家都熟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说的,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也表现了传统中国的一个常识,皇帝不见得永远是一家一姓。“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面对秦朝皇帝,刘邦和项羽虽然一个垂涎三尺,一个跃跃欲试,但都是想掀翻秦始皇,自己当皇帝。当了皇帝的,像刘邦看到底下整整齐齐地跪了一大排官员,就喜滋滋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没当成皇帝的呢?传说中黄巢就愤愤然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或“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有日本学者统计过,且不说像走马灯一样,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代换了多少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历代近两百个皇帝中,篡弑废立,三分之一以上,不是被杀掉的(31人),就是自杀的(6人),还有在压力下被迫退位或被废掉的(33人)。而日本的天皇呢,虽说“万世一系”多少有些夸张,但他们不像中国那样讲嫡长子系,只讲亲缘关系;不讲政治伦理,只讲血缘神圣。这使得它的连续性很强。按照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讲,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也是拥有天照大神亲自赐予三神器的彦火火出见的子孙。这种血缘上的神圣性和唯一性,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所以天皇是神性(文化)的象征。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拥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面权力,为什么?因为日本还有很多血统高贵的贵族,像古代的苏我氏、物部氏,以及中世所谓“藤橘源平”四家之类。这当然和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初,乃是由各个地方豪强家族整合形成的有关。尽管六至七世纪也就是日本国家形成时代,天皇一族确实强大,所以才把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加以神圣化,所谓《纪》《记》的神代传说就是这样的东西。不过,日本的天皇也必须把权力分配给其他豪强贵族,所以,到815年修《新撰姓氏录》,一方面强调天皇家族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也得给一千多姓氏确立来源、搭配神祇以及明确等级。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想象中的神灵世界和现实中的世俗世界,构造成互相匹配、秩序井然的一个等级社会。受权刊发,节选自《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葛兆光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8月。
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天皇是“贵种”,但不是唯一的“贵种”,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镰仓时代幕府掌权以后,天皇主要只是作为文化象征,而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则可能属于另一些传统的老贵族或崛起的新贵族,也就是幕府将军以及守护各地的贵族大名。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和中华帝国的“一君万民”专制统治比起来,日本“万世一系”强调的只是天皇家是“贵种”中的“贵种”。不过这也好,这个往往并不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天皇,虽然始终是神圣象征,但只要不像13世纪的后鸟羽上皇(ごとばてんのう,1180~1239)那样为了夺回政治权力,要跟幕府干一仗,平常倒也不那么碍眼和碍事。把天皇搁在京都当作神圣象征,底下的实际政治权力,就由武将们自己去争夺,谁有本事谁当将军。从建久三年(1192)源赖朝(みなもと の よりとも,1147~1199)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创武家政权以后,镰仓时代的北条、室町时代的足利、江户时代的德川,至少在文化上还尊奉天皇,就当其是永远的神,在京都那个地方养尊处优,写诗作画,接受崇拜,仿佛《庄子》里说的那个被供奉在太庙里的千年之神龟,井水不犯河水。一直到时代巨变,或者有政治上的实际需要,或者出了一个天才的有力天皇,比如像明治维新时期需要强人的时候,他才会横空出世。如果你只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好像一样,中国皇帝诏书中,自称是“奉天承运皇帝”,日本天皇颁布诏书,也自称是“明神御宇天皇”。一个说是“天”,一个说是“神”,但在实际的政治中,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还真是千差万别。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就说帝国会有两个中心这件事,中国向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可能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又有一个文化权力中心。就算是有——当年我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挖空心思在历史里找,像北宋一批退休官员以司马光、程颢为中心住在洛阳,用思想文化批评开封(汴京)的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一帮人用政治权力搞改革,形成所谓两个中心,但毕竟洛阳只是退休人士,远远不能和开封的皇权相比;明朝永乐迁都北京,虽然原来的首都南京还有留守的内阁,但是终究比不上北京,只不过是个影子内阁;清朝的承德和北京,有国外学者认为一个象征十八省中国的首都,一个象征内亚地区满蒙回藏的中心,但实际上,毕竟还是同一个皇帝在管着。可是在日本呢?还真是“天有二日,民有二主”。近世日本为什么会有京都作为天皇的王城,而江户作为幕府将军的实际重心(中世是镰仓)?渡边浩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说,东京的上野叫作“东叡山”,与京都的“比叡山”相对;东京上野有宽永寺,京都东山有延历寺,都是用年号作寺庙的名称;德川家康死后,不仅日光有东照宫(也称作“东照大权现”),居然也和京都的天皇一样,被视为“天照大御神”子孙。本来照理说,幕府将军乃是代天皇执政,象征的只是政治和军事力量,天皇则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象征的是神圣和文化。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力都被分化了,这成了日本特别的政治文化传统。就算天皇不服气,想重新掌握大权,像前面我们提到的13世纪后鸟羽上皇,他不甘心大权旁落,想掀翻当时的幕府,造成所谓承久(三年)之乱(1221),那也不行,甚至《平家物语》中,居然把天皇举兵说成是“当今(今天皇的)御谋反”。“御谋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人们甚至有这样的看法,天皇代表的不是公权力,毋宁说是私权力,你要反过来夺权,就成了“谋反”,尽管你是天皇,“谋反”之前要加上一个“御”字。到了关原之战(1600)后,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关白、太政大臣,他利用天皇的权威,除了形式上对将军的任命之外,已经掌握了几乎全部公权力,这个公权力叫作“公仪”(こうぎ)。战国时代各地大名有“公仪”,但江户幕府更加强有力,所以叫作“大公仪”(おおこうぎ),但它仍然没有与公家彻底分离,天皇还是名义上的日本地位最高的人物。当然,这种文化神圣性与政治权威性的分离,也造成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就是最终谁才是真正的“神”?谁才是真正的“天”?没有内忧外患的时候还好办,一旦出现危机,就得重新调整。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这个矛盾就出现了,西南边缘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藩,就借了机会“尊王攘夷”,把幕府推翻,推天皇出来,这才开始了明治维新。我想,这里可能隐含了一个很现代的政治意识——我并不是说,这就是现代政治意识,而是说这可能是导向现代政治意识的传统资源——即领袖、国家和政府,在理念上应当分开。就像当代的日本,权力当然掌握在政党竞争出来的内阁总理大臣手上,但国家的象征则是天皇。天皇不那么有权,这没关系,他只需要神圣;总理大臣不那么神圣,也没关系,他只需要有权。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一旦某一极出现真空或失落,另一极就会填补上去,像幕末时期将军不灵光,就把天皇拱出来掌权,重新收拾山河一片。当然,这种结构的弊端也在这里,有可能导致谁也不负责任,谁都可以推卸责任。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曾经指出,日本这种没有绝对坐标的思想和没有统一构造的传统,导致在日本(包括天皇与官僚、民众)政治文化中,缺乏主体责任心,形成所谓“无责任体系”。一方面,“天皇/帝国”至上的所谓“国体”,构成所谓爱国主义情感,支持着一切价值,使得每个人都没有应当负责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所以,一切以“爱国”为名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天皇、幕府(或官僚)、民众三者,各有理由对政治行为不负责任:处于顶端的天皇,可以认为这一切是下面推动的,并不是自己的意愿,所以没有责任;官僚则认为,所有政治举措都只是服从上面的旨意,我不过是履行职责,也与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责任无关;而民众则认为,自己没有进入国家统治体系,只是跟随爱国主义情感,所以也无须承担政治责任。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谁都有理由“甩锅”。这就是日本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无责任状态”,它使得日本政治有时候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注释略去)《历史学人》02已经出版上市,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