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扬
元军进入临安的前夜，七岁的益王赵昰、五岁的广王赵昺在驸马都尉杨镇及赵昰舅舅杨亮节等人护送下，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闻讯后，即命范文虎率军五千追击。据《宋史·瀛国公二王附本纪》，杨镇为掩护二王，自请留下迟滞追兵：“我将就死于彼，以缓追兵。”杨亮节等人则背着二王，徒步藏匿在深山中，七天后遇见宋将张全，数十人护卫二王逃亡温州。二王逃出生天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抵抗势力闻风而至，八方风雨会温州。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纷纷归队。陈宜中到温州时，母亲突然去世，张世杰为留住陈宜中，自行将他母亲的棺材抬到船上，以示共进退。众人齐聚于温州江心寺。江心寺内还保存有当年宋高宗赵构南逃至此的御座，这几乎是宋室再度中兴的神启，众人恸哭于座下，效仿当年宋高宗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之故事，拥戴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以广王赵昺为副都元帅。聚集于二王周围的抵抗势力此时虽未正式建政，但已然祭起了抗元大旗。蒙古人获悉后，便以太皇太后谢道清的名义，派遣两个宦官和八名士兵至温州，召二王回临安。陈宜中一反请和常态，将来人沉于江中，毅然决然地率众登船自海路入闽。福建汀、建诸州的官员原本已做好降元准备，但听说二王将至，大宋国祚未绝，便即刻闭城拒绝元朝使者，投入二王阵营。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于福州拥立益王赵昰即位，史称宋端宗，即时改元景炎，册封其母淑妃杨氏为太后。宋端宗将其弟赵昺由广王改封卫王，拜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遥授身在扬州的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当然，站在元朝的官方立场，只有益王而无宋端宗，南宋帝系至宋恭帝而止。南宋流亡政权（行朝）就此成立，将在未来三年间给忽必烈带来绵绵不绝的麻烦。在以上这些人事任命中，最具看点的是陈宜中的复相，他在元军入临安前作为丞相不辞而别，又在二王逃亡途中犬马恋主，迷途知返，集怯弱与赤诚于一身，足见人性之复杂。鼎革之际，总是不缺人性幽深的例证。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二王还在逃亡路上时，淮西制置使夏贵甫一获悉太皇太后与皇上开城投降，便果断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降元。这一刻，八十岁的夏贵或许长舒了一口气。据《新元史·夏贵传》，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夏贵曾密信伯颜：“贵军就别白费兵力进攻淮西了，只要临安陷落，淮西自然放弃抵抗。”夏贵此举自然有政治投机甚至暗通款曲之嫌，但也足以看出一名老军人在忠君与易帜之间的挣扎和自洽。而皇上一降，此种内心冲突便迎刃而解。但总有人至死守节。镇巢军统制洪福曾为夏贵家僮，洪福父子不仅拒绝降元，还杀死了前来劝说其投降的夏贵的子侄。夏贵亲自来到城下，要求单骑入城与洪福面晤。旧主前来，洪福不能不应，只得迎夏贵入城。谁料城门一开，伏兵一拥而入，当场擒获了措手不及的洪福父子。夏贵监斩，临刑时洪福大骂，“数贵不忠而死”。夏贵降元时，李庭芝与姜才在扬州已被阿术筑长壕围困数月，《宋史·李庭芝传》记载当时的扬州城“城中食尽，死者满道”。进入二月，扬州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道有死者，众争割啖之立尽”。李庭芝的军事才华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但姜才是首屈一指的将才，据《宋史·姜才传》，“时淮多健将，然骁雄无逾才”。但姜才因身为归正人的缘故，在军中却始终侘傺不得迁，“少被掠入河朔，稍长亡归，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然以来归人不得大官，为通州副都统”。据《宋史·李庭芝传》，元军使者带着太皇太后及宋恭帝的降元诏谕至扬州，李庭芝登城拒接诏：“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蒙古人还不死心，待全太后和宋恭帝一行北上朝见忽必烈途经瓜洲渡口时，再以太皇太后的名义诏谕李庭芝：“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李庭芝不发一言，直接命士卒发弩射使者，当场射死一人，其他人一哄而散。李庭芝与姜才涕泣发誓，要拼死夺回两宫，遂集合四万将士夜袭瓜洲。姜才与元军战至半夜，死战不退，但元军已派人护送宋恭帝等北走。可能是因为久攻不下，阿术始终未放弃对扬州的诱降。阿术驱动夏贵所部降兵至扬州城下，旌旗蔽野，以示扬州已为孤城，有幕客试探李庭芝是否有降意，李庭芝说：“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又拿出了忽必烈的劝降诏令。李庭芝让使者进城，然后立刻斩杀，还在城头当众焚烧忽必烈诏令。七月，忽必烈赦免了李庭芝的焚诏之罪，又给李庭芝发了一道劝降诏书，但仍然遭到冷遇。当月，李庭芝和姜才按照陈宜中的计划，准备突围而出，渡海南下，与行朝汇合。放弃扬州还有一个原因是，城中饥荒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士卒的军粮掺杂了牛皮和酒曲，甚至有人烹子而食。李庭芝留下部将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率军七千人往东向海边突围。宋军刚突围到泰州一带，阿术亲率的追兵就已赶到，斩杀了宋军千余人之后，李庭芝被迫退入泰州城，又被阿术的军队团团围住。七月十二日，朱焕献扬州城降元。出乎意料的是，朱焕身边竟秘藏忽必烈一年前给他的一道劝降诏书，内有“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的承诺。而朱焕也一直隐而不发，待李庭芝、姜才出城后，方才举城而降。阿术将扬州城中的宋军家小驱至泰州城下，以乱宋军军心，恰逢此时姜才因疽发不能登城督战，守卫泰州北门的宋将趁机开门投降。李庭芝见大势已去，仓促间跳入一个莲花池自尽，因水浅未死被元军俘虏。宋都统曹安国闯入姜才居室，缚姜才献给元军。阿术敬重李庭芝与姜才的忠勇，虽劝降不成，但也不想即刻杀之。朱焕或是与两位上司有宿怨，或是为政治切割，竟煽风点火地说：“扬州自军兴以来，白骨遍野，这都是李庭芝和姜才的责任，不处死他们怎么行呢？”临刑时，姜才见夏贵站立一旁，怒目切齿以对：“若见我宁不愧死耶！”又据文天祥的记载，姜才“临刑，含血以喷，骂虏不绝口”。这里还有一处值得说道的细节。阿术曾在姜才面前攻讦李庭芝不识时务，姜才回了一句：“不降者才也。”这一对话当然可突显姜才威武不屈，一心求死，但多少有些突兀古怪。庭芝以在围久。召才计事，屏左右，语久之，第闻才厉声云：“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左右闻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护庭芝第，期与俱死。
这段话虽语焉不详，但在后世看来，再结合其他证据，这证明“李庭芝确实有过动摇，并遭到姜才的批评”。文天祥对李、姜二人的评价也有高低之别，说李庭芝“虽无功于国，一死为不负国矣”，“李庭芝在扬州十余年，畏怯无远谋，惟闭门自守，无救于国”；而论及姜才时，则是一改话风，“淮东猛将，扬州前后主战，皆其人也”，“其英风义烈，淮人言之，无不伤叹。惜哉！”屹然强寇敌，古人重守边。
惜哉功名忤，死亦垂千年。
文天祥对李庭芝的纠结心态，部分源于一次创巨痛深的误会。当时，李庭芝险些铸成大错。文天祥二月底从元军押送的祈请使团中脱险之后，三月初一到达李庭芝控制的真州（今江苏仪征），百感交集：“一入真州，忽见中国衣冠，如流浪人乍归故乡，不意重睹天日至此！”一到真州，文天祥就与意气相投的真州守将苗再成共商中兴大计，还当即给李庭芝写了一封信。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三月初二），李庭芝就令人捎信给苗再成：“决无宰相得脱之理。纵得脱，亦无十二人得同来之理。何不有以矢石击之？乃开城门，放之使入！”李庭芝怀疑文天祥是元军奸细，来真州作内应开城，令苗再成将文天祥一杀了之。苗再成半信半疑，不忍杀掉文天祥，却也不敢违抗军令，便于第二天派人带文天祥出城视察，而后突然拿出李庭芝的信函展示给文天祥看。正当文天祥惊愕失色时，陪同他出城的真州官员已策马奔回城去，紧锁城门，不啻一道逐客令。受权刊发，选自《崖山》，张明扬 著，中信出版社 | 中信·万物 / 火与风 2024年8月。
文天祥不忿于李庭芝的是非不分，便带着一行人直奔扬州，意欲与李庭芝当面对质，所谓“生则生，死则死，决于扬州城下耳”。但到了扬州城外，文天祥一行人又犹豫了，就是否进扬州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进城必死于李庭芝之手，徒死无益，不如出海寻觅二王。既至城下，风露凄然，闻鼓角有杀伐声，徬徨无以处。
……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见杀。若叩扬州门，恐以矢石相加。城外去扬子桥甚近，不测又有哨，进退不可。
文天祥最后决定不进扬州，取道高邮、通州，渡海去南方。李庭芝或许是听信了元军散布的谣言，中了反间计，认定文天祥这样级别的重臣必定受到元军重点看管，绝无逃脱之理。甚至还有人推测，李庭芝因为抵抗意志不坚定，担心文天祥来扬州多事，因此想给他捏造个罪名，除之而后快。无论如何，文天祥在真州和扬州逃过一劫，也算挽救了李庭芝的声名。随着李庭芝与姜才的就义，连带扬州、泰州的失守，淮东各城失去支柱，通州、高邮守将等陆续开城投降，元军就此彻底平定淮东。益王赵昰称帝时，四川宋军正在酝酿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攻。主持反攻的是刚刚上任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的张珏。此时，四川境内只有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合州钓鱼城等几座川东孤城仍奉赵宋正朔。由于重庆陷入重围，张珏无法入城，只能坐镇钓鱼城。张珏本就崛起于钓鱼城。十八岁时，张珏在钓鱼城从军，战功累累，得到了一个“四川虓将”的名号。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攻钓鱼城时，张珏与主将王坚“协力战守”，因力挫蒙哥而暴得大名。景定四年（1263年），张珏被擢升为合州主将，也就是王坚此前之职。《宋史·张珏传》赞为：珏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
伯颜大举攻宋时，元军在川兵力虽较宋军占优势，且包围了重庆，但忽必烈的战略重心并不在此，四川元军自行其是，这正给了张珏绝地反击的机会。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张珏派军偷袭与钓鱼城并称“川中八柱”的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将之一举拿下；二月，张珏派部将张万“以巨舰载精兵”突破元军重围，入援重庆。四川战事不利，元军内部也在检讨，忽必烈遣金莲川幕府旧人李德辉入川调研。据《元史·李德辉传》，李德辉发现了驻川元军的两大失误：杀戮过多，民心生畏，宋人惧而不降，甚至有养寇自重的嫌疑；机构重叠，军政不一，相互推诿，“朝夕败矣，岂能成功哉”。李德辉刚结束视察，还未来得及向忽必烈复命，张珏已经抢先动手了。张珏派人潜入泸州城内，密结内应。六月，宋军派部将赵安进攻泸州，里应外合，一举收复。围困重庆的元军，闻讯后撤围而去，重庆遂转危为安。得胜之后，张珏甚至在钓鱼城修建行宫，派人到东南沿海寻找二王，做好了在钓鱼城迎驾建政的准备，奈何派出的兵士一去不返。张珏解围重庆一战，也是元军近年来罕有的大败。忽必烈随即做出机构调整，将东川行枢密院和西川行枢密院这两个互相重叠的机构合二为一，仅保留西川行枢密院；任命对四川战事有透彻观察的李德辉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四川元军虽遭重庆之败，但无论是兵力还是在川的控制范围，都要强于宋军。仅一年多后，元军便恢复元气，于至元十四年（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年底再度合围重庆。此时，张珏已离开钓鱼城，亲自镇守重庆。李德辉致书劝降张珏：“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宋室已把天下献给我朝，你还在穷乡僻壤坚持抵抗，自称忠于朝廷，不是很荒谬吗？过去你们不降，是因为皇帝尚在，耻于背负叛国恶名，因此合州军民拼死一搏；而今朝廷已降，你仍旧率部顽抗，必定有部下感到不满，甚至拿你的首级去邀功请赏。”张珏拒降，还想做最后一搏。《宋史·张珏传》记载，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张珏率军从重庆突围，但为元军所败，被迫退回城内。此时城中粮尽，部将赵安写信劝张珏投降，张珏不从，赵安干脆就趁夜打开城门降元。张珏率军巷战，兵败不支前回府索要毒酒自尽，但左右随从将毒酒藏了起来。于是张珏乘小船载妻儿向东逃奔涪州，途中张珏万念俱灰，挥斧劈砍船身，欲沉舟自杀，船夫夺去斧头，抛入江中；张珏还想投江自杀，被家人拉住。不久，元军追来，张珏被俘。押解大都途中，友人对张珏说：“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至此，纵得不死，亦何以哉？”张珏殉国之志益坚，解下弓弦自缢于厕所，随从焚烧了他的尸身，用瓦罐葬于其自杀之地。文天祥得知张珏殉国，不胜悲痛，遂作诗悼念，题为《张制置珏第五十一》：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
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张珏守重庆时，将钓鱼城防务托付给了部将王立。但张珏殉国不到一年后，也就是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王立以钓鱼城降元。以淳祐三年（1243年）春，余玠筑城于钓鱼山为起始计，钓鱼城屹立于抗蒙前线已三十六年之久，但终究还是降了。因为蒙哥之死，钓鱼城被宋人及后世寄托了太多特殊的情感，视其为宋朝力挫蒙古帝国的英雄之城，也因此，钓鱼城的陷落，尤其是开城投降一事，数百年来都是历史的争论焦点。据《元史·李德辉传》，王立早有降意，但与川东元军有深怨，担心投降后被杀，因此直接派密使到成都与李德辉接洽。李德辉顶住元军内部的压力，“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随后单人乘船直达钓鱼城下，呼王立出降，以一人之力平定钓鱼城。据说钓鱼城军民自王立以下，家家画李德辉的像以示尊崇。在这一叙事中，王立似乎也就是一个苟且偷生之辈，他投降单纯是为了保命，反衬出李德辉的大义凛然、奋不顾身。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处背景。因为大汗蒙哥之死，钓鱼城对蒙古人而言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据万历《合州志》，蒙哥驾崩前曾有屠城遗言，“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这一遗言真实性可疑，但在蒙古军人眼中，钓鱼城破后理应依照蒙古旧俗屠城，甚至可以视作忽必烈下诏平宋“不可嗜杀”的例外。也因此，据《元史·李德辉传》记载，川东元军对钓鱼城的态度始终强硬固执，甚至引起李德辉的不满，声称川东元军将钓鱼城“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有理由推断，王立之所以一开始在降元问题上有所拖延，可能正是因为担心被屠城；而最终答应降元，固然是得到了李德辉的某种承诺，固然是人皆惜命，但也有担心城破后被屠城的原因，后世所谓“公之宁屈一己为保全宋室遗民”。王立曾对部将有言：“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然其如数十万生灵何？”李德辉单舸赴会，破了这个屠城死局，但王立付出的代价是沦为声名狼藉的叛臣降将。宋末降臣俯拾皆是，除了刘整、吕文焕、范文虎、夏贵等人，一直坚守到临安降后三年的王立却可能是骂名最盛的一个，原因无他，谁让他守的是钓鱼城呢？钓鱼城只有像张巡、许远守睢阳一样，人与城偕亡，玉石俱焚，才符合南宋遗民与春秋大义的道德期待。关于王立降元，还有一处正史失载的细节。当年宋军收复泸州时，蒙军守将熊耳被击毙，其夫人被俘。王立与她投缘，或许就是因为其有姿色，将她收为义妹，但据说更可能是侍妾。当王立在战降两端左右为难时，这位可能是李德辉的异父妹的熊耳夫人站了出来，力劝王立找李德辉请降，这才帮王立下了最后决断。这则看上去充满各种巧合的逸事可能真有其事。乾隆年间，合州知州陈大文将钓鱼城“忠义祠”更名为“功德祠”，并将王立、熊耳夫人及李德辉加入合祀。他在《钓鱼城功德祠碑》中写道：岂以鱼城为天险，合天下攻之不破邪？公之宁屈一己，为保全宋室遗民……挈此数十万生灵与之偕死，亦未始不可谓尽忠待宋……王、张二公，高风劲节，固与日月争光，山川共久。而李公德辉，王公立与熊耳夫人，实有再造之恩，亦应享民之祀。
光绪初年的合州知州华国英对陈大文的翻案大为不满，又将这三人移出了忠义祠，撰写了《重修钓鱼城忠义祠碑记》，怒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从祀，是为渎祀，神必不享”。1942年6月，郭沫若到钓鱼城访古，陈大文的碑文令他怒不可遏，当即题七律一首，诗末有“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一句。贰臣妖妇，指的就是王立和熊耳夫人。这些人可能都忘记了，钓鱼城失陷次月，即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崖山海战开打，南宋进入最后的时刻，除了崖山，没有哪里比钓鱼城坚持得更久。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二十六日，自元营虎口脱险的文天祥辗转来到福州，随即被宋端宗行朝任命为右丞相。对于这一段“境界危恶，层见错出”的逃亡经历，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列举了自己的十八次死里逃生：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自海路南下时，文天祥感慨万端，作诗《扬子江》，立志复兴宋室，虽十八死犹不悔：文天祥刚到福州时，行朝还是有那么几分中兴气象的。文有陈宜中、文天祥、陆秀夫，武有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还在浙南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先后收复了台州、婺州和衢州等州县。但很快，行朝内部就纷争四起，而问题最早竟出现在文天祥身上。文天祥一到福州，就指斥陈宜中：“你逃出临安时，为什么不带着两宫（宋恭帝、全太后）与二王同奔，怎么就弃之不顾了？”陈宜中无言以对。接着，文天祥又问统兵的张世杰朝廷有兵多少，张世杰答说只有他自己的部队。文天祥叹息：“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文天祥这么说，“等于责备张世杰不顾大局，未能团结各路军队，只知拥兵自重”。文天祥为人耿直，畅所欲言，但值此国家危亡时刻，本应和衷共济，相忍为国，指摘陈宜中慌不择路也就罢了，对张世杰也有诛心之言，就只能令人扼腕兴嗟，叹国运已逝了。以陈宜中的心胸来看，文天祥的直言不讳大概开罪于他，虽然看不到陈宜中报复文天祥的历史细节，但陈宜中至少以揽权架空了文天祥。据文天祥的自述，他对陈宜中把持朝政极为不满，“余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于七月初离开福州，开同都督府于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聚兵集财，号召天下勤王，准备反攻江西。福州建政之初，陈宜中与陆秀夫也有一段政治蜜月期。据《宋史·陆秀夫传》，“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所谓“久在兵间，知军务”，是说陆秀夫早年曾厕身李庭芝幕府，为李庭芝最为器重的幕客，“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作为“宋末三杰”（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中资历最浅之人，陆秀夫自有其过人之处。当时君臣播迁，大小事务因陋就简，宋端宗之母杨太后垂帘听政，与臣下说话时甚至自称“奴”，朝会之时，只有陆秀夫仍端持着手板，庄重之态俨然像过去上朝一样。流亡途中，陆秀夫时而凄然泣下，用朝衣拭泪，致衣服湿透，左右之人无不感触万千，但这或许可以解读为陆秀夫已陷入某种政治抑郁。无论如何，在当时的行朝中，陆秀夫已渐成为某种忠义许国的精神图腾。但对于这样一个“性沉静，不苟求人知”之纯臣，陈宜中仍不能相容。仅仅因为对朝政意见不一，陈宜中就指使谏官弹劾陆秀夫，并罢免了他。张世杰知道后，责问陈宜中：“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惶惶不安，只得匆忙召回了陆秀夫。陆秀夫虽归，但行朝已是满目疮痍。张世杰与殿帅苏刘义不和，文天祥说，这致使这位吕氏军事集团中的忠贞之士“志郁郁不得展”；常州保卫战的守将刘师勇眼见战局日危，而朝中政争不断，据《宋史·张世杰传》，这位忠义之臣深感“时事不可为，忧愤纵酒卒”。正当南宋流亡政权内部相煎何急之时，一场灭顶之灾袭来。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月，两浙元军兵分三路进逼福州。至十一月，元军不仅占领了衢州、台州、温州等浙江州县，还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闽北重镇建宁府（今福建建瓯），致使福州门户洞开。元军兵临福州城下前，陈宜中和张世杰带着宋端宗和卫王赵昺登船入海，不战而遁。此时，福州宋军尚有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文天祥日后曾痛心指出：“自三山（福州）登极，世杰遣兵战邵武，大捷，人心翕然。世杰不为守国计，即治海船，识者于是知其陋矣。至冬闻警，即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复为。哀哉！”但文天祥此议对张世杰可能是过苛了。一方面，张世杰存在侥幸心理，可能是想效仿当年宋高宗入海躲避金军渡江南征的“成功经验”，避其锋芒，等待元军不耐南方湿热而撤军，在这一点上，张世杰显然是低估了元军穷追不舍的韧性，直至在崖山逃无可逃。但在另一方面，张世杰虽是坚决的主战派，却历经数次宋元大战，对双方的实力对比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流亡朝廷死守福州，大概率是城陷人亡，反倒中了元军的下怀。流亡朝廷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泉州，这里有一位富甲天下的海上巨擘。当时的泉州不仅是南宋海洋商贸中心，还堪称世界第一大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由提举市舶使全权管理海洋贸易事务。流亡朝廷来泉州时，时任提举市舶使之人为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蒲寿庚身兼双重身份，总领南宋海外贸易，他及蒲氏家族又是南宋首屈一指的海洋巨商，几乎垄断了南宋同海外的香料贸易。史载“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蒲寿庚及蒲氏家族不仅有钱有势，甚至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私人海上武装力量，曾于咸淳十年（1274年）平定南宋海军不敢撄其锋的海盗，据说“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因私人武装力量雄厚，蒲寿庚又被南宋流亡朝廷授以福建广东招抚使的军职。时值宋季，蒲寿庚虽不是泉州知州，但已俨然是泉州的实际掌控者，再加上他控制的巨额财富与强大的私人海军，这使其成为南宋与元朝争相拉拢的对象。张世杰一行来到泉州时，蒲寿庚虽政治态度暧昧，但至少在表面上还以宋臣自居，并未接受元朝的招抚。对于蒲寿庚、蒲氏家族，以及泉州海商集团而言，他们最核心的利益诉求还是海外贸易与商业利益，至于效忠哪个政权，他们本就没有士大夫的纠结与念兹在兹。当宋端宗和张世杰一行人的船开到泉州港时，蒲寿庚上船拜见宋端宗，请皇帝登岸驻跸泉州，却为张世杰所拒。当时有人劝张世杰干脆将蒲寿庚扣留在船上，以控制蒲氏家族及泉州海商集团的财力与武力，但张世杰没有接受，放蒲寿庚下船回城。张世杰拒绝上岸显然是怀疑蒲寿庚的忠诚度，他可能是收到了元军来使招降的情报，也可能是信不过蒲寿庚的阿拉伯人血统。毕竟皇帝在身边，不可冒险，张世杰的谨慎持重自有其道理，无非是多观望一阵再决定去留罢了。但很快，为了补充水军匮乏的船只，张世杰竟然派人强制征收了蒲氏家族的一大批海船和钱财，据说光船只就达到四百余艘。蒲寿庚自然是勃然大怒，此前张世杰拒绝上岸已让他不快，现在居然主动挑衅，直接挑战了泉州海商集团最为介怀的商业利益，此举让原本游移不定的蒲寿庚最终下定叛宋的决心，“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泉州是南宋宗室除临安之外的最大聚居地，宋廷为此还在泉州设立了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因此宗室死难殆尽。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蒲寿庚降元，这可能并非仅仅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泉州地方精英势力，尤其是海商集团的共同诉求。受降的元军将领董文炳为表诚意，当即将忽必烈所赐的金虎符解下，赠予蒲寿庚。事后，董文炳向忽必烈请罪，他之所以擅自转赠陛下所赐之物，是因为蒲寿庚能够“为我扞海寇，诱诸蛮臣服”，受到了忽必烈的嘉奖。这也可见，元廷颇为看重蒲寿庚的归降，除了董文炳提到的两点原因，可能还有元朝重视海外贸易的重商主义传统。更不要说，蒲寿庚的阿拉伯人背景，在南宋这边是劣势，在元人这边甚至是一种优势。蒲寿庚之降，部分是元人的诱降，部分是张世杰的逼反，但究其根本，还是蒲寿庚及其代表的泉州海商势力的审时度势之举：以泉州为根基的海洋贸易绝不能成为改朝换代的殉葬品。而泉州对外贸易在降元后的继续繁荣，恰恰证明了蒲寿庚导元倾宋之正确。蒲寿庚降了，南宋流亡朝廷只得继续流亡，像幽灵一样游荡徘徊于广东沿海。一年后，即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二月，宋军船队在井澳（今珠海横琴岛）一带不幸遭遇飓风，宋军“死者十四五”，连宋端宗赵昰都险些溺水而亡。这时候，陈宜中又脱队了。但这次可能并不是临安失守前那样的“宵遁”，而是去占城（中南半岛东南部的古国，后为安南所灭）为行朝打前站。据《宋史·陈宜中传》，“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五年后，即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军伐占城，陈宜中又逃奔暹罗（今泰国）避难，“后没于暹”。但这也只是一种说法，陈宜中的最终去处更像是一桩历史悬案。陈宜中一生褒贬互见，他虽对挽救南宋危亡并无实绩，反倒有党争误国之嫌，还半真半假地沾上了“逃跑丞相”的污名，但在大批南宋文臣武将拱手而降之际，陈宜中“时穷节乃见”，从始至终拒绝降元。只不过，他的气节更多体现在“走”上。殉国是气节，流亡也是气节。对此，文天祥就曾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曾著《心史》的南宋遗民郑思肖曾将陈宜中与张世杰相提并论，“二公忠烈动天地，有德感人心”。甚至与陈宜中政见不合的文天祥也曾赋诗两首《相陈宜中第十六》《陈宜中第四十》，笔下可见他也曾对陈宜中寄予厚望：苍生起谢安，翠华拥吴岳。
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轴弱。
管葛本时须，经纶中兴业。
有志乘鲸鳌，南纪阻归楫。
陈宜中一直是陈宜中，但世道多变，宋季忠臣的标准随着臣子的大量投降甚至反戈一击而不断降低，以至像陈宜中这样一个逡巡不前但拒绝降元的落跑丞相，最终也随时势变为一名忠臣。有时候，时穷节乃见并不是说一个人突然展现出了气节，而是其他人都丢了气节，反而显出了他的气节。井澳海难不到半年，也就是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十五日，在飓风中受惊过度的宋端宗赵昰驾崩于硇洲岛（今属广东湛江）。宋端宗崩逝时，行朝人心离散，大有一哄而散的意思。据《宋史·陆秀夫传》，这时，又是陆秀夫站了出来，对众臣慷慨陈词：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
陆秀夫以其忠直与坚韧，在流亡朝廷中的感召力已无出其右。四月十七日，众大臣在硇洲岛奉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史称帝昺，于当年改元“祥兴”，因陈宜中远走，陆秀夫被拜为左丞相。陆秀夫拜相后，“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颠沛流离中，还每日手书《大学章句》以劝讲幼帝。张世杰欲以一场大捷为祥兴朝启幕。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张世杰遣将张应科进攻雷州，可能想借此控扼琼州海峡，为西去占城打开通路。惜乎四战四败，连张应科都兵败而死。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张世杰英雄失路，于六月初将行朝徙居崖山岛（今广东江门新会区崖门镇，现已与陆地相连）。崖山岛所在水域为珠江出海口之一，岛上有两山，东为崖山，西为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门阔仅里许，故又名崖门，有两山夹一海之地利。张世杰“以为天险，可扼以自固”。宋军虽占有地利，但隐忧已然埋下。宋水军尚有数万，但包括家眷在内的行朝总人数据估计达到二十万人，这么多人困于崖山一隅之地，食物、饮水等后勤供给都是棘手的问题，一着不慎，就是全员断粮断水。张世杰深感退无可退，担心再东躲西藏会导致士气离散，不战自溃，于是意欲在崖山与元军一决生死。据《宋史·张世杰传》，有人向张世杰建言抢夺海口：“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回了一句狠话：“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言罢，张世杰命令士卒焚去岸上舍屋，舍陆就舟：将一千余条大船泊于海中，沉碇于海，船头朝内，船尾朝外，用大索联结起来，筑成水寨，“四周起楼棚如城堞”，远望如坚壁，将帝昺等人居于最当中的巨舰上，重重保护。就在三年前，张世杰在焦山水战时也摆出了相似的“铁索阵”，为元军火攻所破。知兵的张世杰为何没吸取战败教训，可能与三年前的原因类似：宋军士气低迷，每逢大战都易发生溃逃，张世杰想用“铁索阵”以示背海一战，有死无逃。更何况，张世杰自认采纳了焦山之败的火攻教训，下令在战船外面皆涂满湿泥，“缚长木以拒火舟”，果然挫败了元军将领张弘范的火攻战术。但宋军如此士气，又何谈险中求胜呢？毕竟，无论是项羽的破釜沉舟，还是韩信的背水一战，其追求的效果都是激发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心与战力。而张世杰布“铁索阵”的效果呢？《宋史·张世杰传》只给出四个字：“人皆危之。”道理也很简单，但凡参加过焦山之战的老兵，看见张世杰如此布阵，心有余悸是正常的心理反应。文天祥扼腕于张世杰“不知合变，专守法”，批评宋军的布阵是被动挨打，“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张世杰的运气其实已属不错，江南元军为了应付漠北战事，此前曾大量北调，给了他从容经营崖山的充裕时间窗口。一直到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十三，张弘范方才率水军自潮阳抵达崖山。张弘范被忽必烈任命为此战主帅时，担忧蒙古诸将不服，请以蒙古重臣为主帅；忽必烈坚持不换帅，认为“委任不专”将败大事，并应张弘范所请，赐其有先斩后奏之权的尚方宝剑，以威服蒙古众将。张弘范一到崖山，就勘察地形，见岛上东西都有山，北面水浅，便移水军至崖山以南；又给张世杰的外甥封了官，连续三次派他诱降张世杰，《宋史·张世杰传》记载，张世杰历数古代忠臣作为表率：“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张弘范还不罢休，派人给崖山士民带信：“你们的丞相陈宜中遁逃了，另一个丞相文天祥又被我俘虏了，你们不降还能做什么？”张弘范最狠辣的一招是，出奇兵截断了宋军的水源地。宋军连啃干粮十余天，渴极了，只得被迫喝海水，“饮即呕泄，兵士大困”。这样的部队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呢？正月二十二日，出身西夏皇室后裔的副帅李恒率麾下三百艘战船与张弘范会师，屯兵崖山以北，对崖山宋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面对张世杰的铁索阵，有元军将领献计架炮于山顶轰击宋舰，这炮说的可能就是襄阳炮。张弘范回应：“炮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且上戒吾必翦灭此，今使之遁，何以复！”李恒也附和称，宋军“薪水既绝，自知力屈，恐乘风潮之势遁去”，必须趁宋军遁逃前“急攻”。张弘范和李恒这番话颇有信息量，透露出忽必烈欲聚歼残宋于崖山的意图。元军最忧虑的根本不是宋军的战斗力，而是宋军再次逃之夭夭。从这个角度而言，张世杰一决生死于崖山的战略部署，正中忽必烈与元军下怀。这更能看出，张世杰多少有些意气用事了。他只是因为不想再逃了，就寻求决战。但决战就决战吧，张世杰又主动放弃水师机动性，被动地等待元军大举进攻。但这不仅仅是张世杰一人的问题。机动本是水军的特长，但在宋季，南宋水军在大规模水战中基本采取被动防御，完全复制了步军的惧攻喜守的传统，以大船为主的水军缺乏机动性，作战全靠风力，无风则陷于被动；而反观新生的元朝水军，多以水军作为主攻的兵种，“灵活运用正面攻击、侧背迂回、水陆协同夹击等战法”，更擅运用“水哨马”“拔都兵船”等轻舟，“取其往来如飞，便于攻击之利”。总的来看，“宋军似以水军执行守城步兵的功能，而蒙军则以水军用作冲锋陷阵的骑兵。这种运用上的差别，不仅反映两军策略及士气上的差异，也反映两国军事传统的不同”。二月初六清晨，张弘范兵分四路，对崖山宋军水师发动总攻。刚刚铺陈了不少崖山之战的前奏与背景，此战也的确干系重大，但为时仅一天的战事其实没有悬念，更无先胜后败之类的桥段。尽管宋军舰船更多，有舰千余艘，远超只有四五百艘船的元朝水军，但自处被动挨打之势，士卒缺水困乏，难以承受久战；从战前元军的部署来看，他们也是胜券在握，攻击欲望充沛，更关切是否能全歼宋军。宋军此役的确尽力了，并没有上演丁家洲之战与焦山之战的溃逃一幕。元朝官方典籍《经世大典·政典·征伐·平宋》记录崖山之战时，在不长的篇幅中两次用了“殊死”这一表述。崖山之战的前半程，也就是从清晨到中午，宋军尚在拼死抵抗，张世杰“以江淮劲卒各殊死斗，矢石蔽空”，“自朝至日中，战未决”。但到了午后，宋军士卒体力开始不支，决死一战的哀兵挣扎也开始被元军更稳健且更持久的信心与勇气渐次压倒。张弘范仿佛是一名稳操胜券的草原猎手，气定神闲地为万般挣扎的困兽亲手送终。战至傍晚，宋军已近全线崩溃。直到此时，才迎来了崖山之战最激荡的时刻。《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记下了这慷慨悲歌的一幕：会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
“陛下不可再辱”，这就是宋季历史中著名的“陆秀夫负帝蹈海”。陆秀夫时年四十四岁，赵昺九岁。陆秀夫负帝蹈海时，据说“从死者十余万人”，这个说法可能出自《元史·李恒传》，因为亡国的悲壮氛围拉满而传诵不绝。但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海战七天后，据《宋史·瀛国公二王附本纪》，崖山附近海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其中自然有追随幼帝投海的自杀殉国者，但战死溺亡的恐怕也不在少数。无论如何，即使是投海数万或数千人，也是南宋亡国最壮烈的注脚。相比北宋靖康之变与金亡青城之祸，崖山万人蹈海同样惨烈凄怆，但雄浑悲壮更甚。亡国之际，君王死社稷，文臣与军人殉国算是本分。但在崖山溺海的十余万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眷属与宫女。陆秀夫蹈海时，就“先驱其妻子入海”，但妻子与儿女是否愿意，没人忍心去追问。这些人，青史不太可能留名，其殉国也无充分的理据，相当一部分都是作为附属者而被迫死去的女性。她们是“从死者”，更是命运不由自己掌控的无辜者，靖康之变如此，青城之祸如此，崖山蹈海也如此。元军清理海上浮尸时，发现了一具身着黄衣、身带玉玺的孩童尸体，士兵将玉玺上交给张弘范，经反复确认为赵昺之物。张弘范即刻派人去寻找赵昺遗体，尸首却已不知所终，索性以赵昺溺毙上报忽必烈。陆秀夫负幼帝蹈海殉国时，张世杰带着杨太后等人，乘十六艘船突出重围。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赵昺死讯传来，杨太后拊膺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止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说完也投海而死，被张世杰葬于海滨。张世杰本不欲放弃，还想寻访赵氏宗室为帝，东山再起，据说也想先去占城暂时落脚。但正当他召集溃兵，军队稍稍恢复元气时，又于五月在广东沿海突遭飓风。张世杰这次终于体会到天意难违，又或许是心灰意懒，便拒绝登岸，独自爬上座舰舵楼，焚香祷告：“我为赵氏江山鞠躬尽瘁。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一直没有殉国，是指望元军退兵后，再立新君重光大宋。而今飓风又来，莫非这是天意亡宋？”天意自古高难问，但飓风没有放过张世杰，“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张世杰并不是一名多么杰出的将领，屡败屡战而已，至少远不具备只手补天裂的才华。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赀，惟务远遁，卒以丧败。哀哉！
文天祥如此说可能夹杂了私怨，但他与张世杰其实是一类人。民国史家蔡东藩在合论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时，有一句话说得沉郁顿挫，或为三人隔代知己之语：后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时局至此，已万无可存之理，文、张、陆三忠，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
我们无法做到完美，所以我评价一个人就看他在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时，失败得有多精彩。
陆秀夫留下了一本书。海上流亡时，他把二王（二帝）的事都详细地记述下来汇成一书，将书稿交给礼部侍郎邓光荐保管，并嘱托：“君后死，幸传之。”在崖山，邓光荐其实也与陆秀夫一样投海自尽，但被元兵捞起未死。邓光荐拒绝张弘范劝降，后被元军放归，带着陆秀夫书稿回到家乡庐陵。邓光荐死后，这本书不知去向，“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崖山之战被视作宋元战争最后一战，一个月前，连似乎永远不会陷落的钓鱼城也降了。但实际上，次月，也就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江西南安县仍在奋死抵抗，直至城破。相比临安之降，崖山之战是更公允的宋亡标志。但《宋史》也有“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的提法，似乎张世杰之死才是南宋最后覆亡之标志。但余波之后仍泛涟漪：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张世杰残部一百六十余人降元，至此“岭海间无复宋军旗帜矣”。崖山之战六天后，张弘范离开崖山北上，临行前意气扬扬地让人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勒石纪功，共有十二个字：“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元亡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刻字铲掉，改刻“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字。十月，张弘范班师回朝，但回到大都没多久就身患疟疾病倒了，几个月后病故，时年四十三岁。民间有个著名段子，说有个秀才将张弘范的刻字加上一个“宋”，改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暗指身为宋人的张弘范是倾覆母国的汉奸。无论这个段子是真是假，都有一点是肯定的：出身河北世侯家族的张弘范从出生第一天开始就是蒙古治下之人，从未做过一天宋人；甚至张弘范的父亲张柔也没做过一天宋人，早年是金人，后叛金投蒙，充其量也就是个“金奸”。也因此，“宋张弘范”本就是一个荒诞的概念。甚至张弘范真的投了南宋，他的第一身份也不是什么“宋人”，而是在南宋社会中地位尴尬、含垢忍辱的“归正人”，这将是笼罩他一生的阴影。无论遵行何种“灭宋”标准，南宋亡于1279年都是没有争议的。宋元战争始于1234年端平入洛，终于1279年，历时四十五年，是蒙古灭金（1211—1234年）时长的两倍。南宋不太可能是蒙古最强的对手，甚至也拿不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捷，但南宋可能是蒙古最坚韧的对手。四十四年前（1235年），耶律楚材像萨满巫师一样诅咒宋使：你们只恃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本文为《崖山》一书的第十章，原题“崖山：最后一战”。《历史学人》02已经出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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