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TOWN
艺术
文化
思想
文/吴昕孺
原刊于《书城杂志》2019年4月号
一
钱家是浙江湖州的大户,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的进士,同一科上榜的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后来做了翁同龢的姐夫。钱振常在北京当了几年小官,发觉远不如回乡教书有味,因为他教出了蔡元培这样的学生。但他妻子死得早,几番颠沛,甚是落寞,南归后便娶了一房侧室。不久,有了钱玄同。
钱玄同在1936年
钱玄同出生那年(1887),父亲六十二岁。他能够诞生已属万幸,但他也多了两样附加品,一是经常生病的身体,二是父亲超常的严教。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那几乎是一部与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失眠、多汗、发寒热、神经衰弱、视网膜炎、心血管病,等等。他不跑,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四十岁过后就要用手杖。多种疾病在身,使他极易狂躁,容易激动和情绪化。他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但严格的家教让他成长得别具一格,他一边成为摧枯拉朽的文化斗士,一边又是恭敬和顺的孝悌子弟。
父亲把钱玄同管教到十二岁,给儿子打下了治学的童子功,旋即撒手人寰。长兄钱恂和长嫂单士厘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钱恂是晚清能干的外交人才,他将大量的西文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对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均有较深造诣,他自己最看重的是家传的音韵学。音韵学后来也成为钱玄同的主要治学方向。长兄如父,何况钱恂比钱玄同年长三十三岁,各方面亦足可为父。严兄慈嫂,使钱玄同成长很快,因此他对兄嫂格外恭顺。他办《新青年》的时候,生怕哥哥看见那本杂志,总是遮遮掩掩,但还是被钱恂看到。兄长看到了却没吭声,钱玄同才暗暗吁出一口气。钱玄同痛恨阴历和跪拜礼,但哥哥在世时,他每年阴历年底都要携妻到哥哥家跪拜祖先。他的同学茅盾忆及当年,说玄同见了兄长,比耗子见了猫还害怕。
《新青年》杂志
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钱玄同的婚姻是哥哥安排的,其夫人虽属名门闺秀,但钱玄同对她毫无恋爱的感觉。他有抵触情绪,弄得新婚那天“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他接受了,而且默默地坚守着。夫人亦多病,跟钱玄同不同的是,她一病就很危险,苦了钱玄同十年如一日辛苦伺候。他们没有感情基础,缺乏共鸣,夫妻生活极少,钱玄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孔德学校教书时,一般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回家。他在家里常常和夫人斗气、闹别扭,一出家门就沮丧地告诉朋友:“今天又掉了轮子。”他把古语“脱辐”用白话翻译过来,作为夫妻吵架的专用词。
熟知他家里底细的朋友劝他纳妾,或者找女朋友。他慨然拒绝。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革命:“《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最精彩的话在后面:
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二
一九一七年,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不久担任轮流编辑,跃居《新青年》四大台柱之一。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不可磨灭。“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乃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文人们公认的革命对象,这两个对象都是钱玄同一把揪出来的。中国的古文学在当时主要有两大派,一是桐城派,代表人物严复、林琴南等;二是选派,主要人物樊增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
桐城派本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有此名。桐城派义法至上,思想先行,语句蛮硬,行文刻板,八股气息甚浓。而选学本指对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进行注释研究之学,《文选》中大多是唐代以前的骈体文,骈体文作家喜欢以此书相标榜,故亦称骈体文家为“选学家”。鲁迅讥讽这些人是“抱住《文选》找词汇”。到了晚清,选派的繁芜靡丽文字成为吹捧优伶、阿谀妓女的酸腐伎俩和肉麻工具,封为“妖孽”毫不为过。
当时新与旧的斗争异常惨烈,双方不惜使用过激言辞。钱玄同站在新文化的最前沿高喊:“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同样毫不客气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钱玄同和周氏兄弟是日本留学时的同窗,他们常聚在一起聊天,钱玄同口若悬河,而且他一边说一边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戏称他为“爬翁”。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与陈独秀、胡适同享“三杰”之誉,那时还不叫鲁迅的周树人正在补树书屋寓所里埋首古籍,抄写碑文。年过三十六岁的他感时伤世,因抱负未展、报国无门,而郁闷不堪。
一天晚上,好朋友钱玄同来了,他翻着一叠鲁迅刚刚抄写好的碑文问:“这抄了有什么用?”答曰:“没用。”再问:“抄了是什么意思?”答曰:“没意思。”
钱玄同即时点题:“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站起来悲愤地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斩截地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狂人日记》
收入鲁迅小说集《呐喊》
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年初版
这句话激醒了周树人。他走到窗前,对着外面的皓月长叹一声,然后坐到桌前,提起笔来。新文学历史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呼之而出,即将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和旗手的“鲁迅”亦应运而生。
胡适是用白话写作的第一人。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他把一年来写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要找一个作序的人。胡适想到了钱玄同。那时胡适并没有见过钱玄同,为什么偏偏会想到他呢?胡适当时也许想起了两件事。
胡适赠给钱玄同的《尝试集》
一是当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条准则: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钱玄同看了这个“胡八条”后,立刻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公开信,高度评价此文,认为乃“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者。第二件事是半年后的七月,钱玄同又在《新青年》上发文对胡适的新诗提出意见,认为他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胡适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特意致信感谢,并再不用文言入诗。我想,这两件事让胡适看到了钱玄同对新文学发自内心的积极认同,以及性情上直率的可爱。
钱玄同很高兴为《尝试集》写序,他在序言中阐述了“言文一致”的道理,认为手上写的和嘴上说的应该一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最为内在的要求。
中国新文学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狂人日记》和《尝试集》,就这样都和钱玄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钱玄同比喻为“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应该说实至名归。然而,钱玄同不只是揭幕了事,大幕拉开,他还亲自唱戏。他署名“王敬轩”,和刘半农在《新青年》联手演出的双簧大戏,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鲁迅称这是一场大仗。这出大戏的直接结果便是让守旧派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了。一九一九年春,林纾(琴南)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诋諆《新青年》几位编辑,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荆生”是林琴南幻想出的一个英雄,让他把田、狄、金三人痛打一顿,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气。
三
钱玄同和鲁迅在日本一起受教于章太炎门下,回国后钱玄同又催生出了《狂人日记》。按理,这样的交情应该牢不可破。但这对老朋友,后来却愈益疏远。看上去,导火线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名片事件,而根本在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同和思想上的分歧。
一九二六年,一直从事古代文献典籍研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推出《古史辨》八册,轰动当时,形成“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等等。
《古史辨》第一册
顾颉刚编著
北京朴社1926年初版
“古史辨”正是由胡适和钱玄同倡导和推动的,而顾颉刚成绩最为突出。鲁迅不赞成《古史辨》的观点,又讨厌顾颉刚其人,故撰文进行抨击。鲁迅的火力一贯猛烈,扫射范围除了顾,胡、钱亦未能幸免。他们的“战友”关系从这时起,便笼上了一层阴影。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北平看望母亲时,在孔德学校偶遇钱玄同。那天,鲁迅到孔德学校想看看图书室里收藏的旧小说,钱玄同正好在校务主任马隅卿那里聊天,瞧见鲁迅递给马隅卿的名片上还是“周树人”三字,便笑着说:“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意即没用“鲁迅”这个笔名。鲁迅答道:“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
前面提到,五四以后,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疑古辨伪的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疑古方可创新,辨伪才能求真。钱玄同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成为疑古辨伪运动的主将。他一不做,二不休,竟废姓改名为“疑古玄同”,以彰显自己的决心。鲁迅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钱玄同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碰巧鲁迅最不喜欢的顾颉刚这时推门而入,钱玄同又是顾颉刚最要好的朋友,鲁迅没坐多久,即起身告辞;以后两人就“自然回避”,基本上形同陌路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再次从上海抵北平探亲。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闻讯想请鲁迅来学校演讲,不知怎么去找他,便问系主任钱玄同能否提供鲁迅的地址。不料钱玄同一听,暴跳如雷:“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学生们无奈,决定自己想办法。钱玄同又对学生说:“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系主任就不当了。”但学生们没有理会,他们终于找到了鲁迅。鲁迅也冲破阻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北平师范大学作了讲演。钱玄同视而不见,但没有提出辞职。
钱玄同有很多过激言论,最典型的一句是“人到四十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他认为这才符合吐故纳新的辩证法规律。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对此予以讥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贱猪头,抵挡辩证法。”用“贱猪头”喻指钱玄同的胖,可见两人的剑拔弩张,已到分外眼红的地步。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是中国文学之魂,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颂扬。钱玄同不以为然,批评说:“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然而,一贯述而不作的他,难得地写了一篇《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他评价鲁迅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治学最为严谨”,“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同时,他也指出鲁迅的三个毛病:多疑、轻信和迁怒。
应该说,钱玄同对鲁迅的“略评”还是比较客观的。他与鲁迅的交情和对鲁迅的了解也非一般人能及。他们交恶主要缘于鲁迅不知何故憎厌顾颉刚的为人,因而连带了顾的好友钱玄同和胡适。钱玄同主张通过疑古辨伪为新文化找到门路,而鲁迅主张直面现实,反对把时间和精力花到考据上。
钱玄同不乏坚忍与勇敢,但鲁迅的孤独和深刻确是钱玄同不曾抵达的境界。
四
钱玄同在清光绪末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同时,去《民报》社拜见章太炎,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听章太炎讲授音韵学。回国后,他任教于嘉兴中等学校,就职于杭州教育专署;一九一三年到北京,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国文、经学教员,该校后来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连续担任教授二十余年,还长期在北京大学兼课。课余,致力于国语改革运动,他和同道刘半农、赵元任、黎锦熙等,都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
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语法习惯,在那个时候,却需要他们力排众议、奋力呼吁,甚至不惜攘臂捋袖,与守旧派对骂,才得以谋取一席之地。比如,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用“国语”作文等等,在彼时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头阵地,因攻陷与失落而频频易主。一九一七年,林玉堂(后改名林语堂)出版《汉字索引制说明》一书,请蔡元培作序,钱玄同写跋。钱玄同在文中率先提出仿效英美,按拼音字母音序编纂字典、词典的方法。
日本的留学生涯改变了很多中国学子的精神。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以唤醒民众;钱玄同则认识到科学思想与现代知识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他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欧化。所谓欧化,就是现代化。“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这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当然,钱玄同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他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还喊出废除汉字的口号,就颇有病急乱投医的味道。
一九一八年,他给陈独秀写信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这一过激说法招致顽固派的攻讦。鲁迅在谈到这件事时表现出他一贯的冷静和智慧: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鲁迅的意思是,钱玄同以一己之辱,换来白话的坦荡通途。这是典型的鲁迅式幽默。但钱玄同毕竟一眼看穿了古汉语的弊习。或许他心里很清楚,废除有着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汉字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受到“重创”之后,他马上改变观点,认为现代中国只能提倡国语。于是,他又找到汉字改革的另一条途径:减省笔画。
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现在是需要甚急,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了。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一九二○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里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二年,整整经过十年才完成,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的长篇例言,也是钱玄同的手笔。一九三五年,钱玄同抱病起草《第一批简字表》,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简化汉字夯下坚实基础。
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扉页
钱玄同生前没出版过一本文集。他不是不能写,仅一九一八年他就在《新青年》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钱文生动谐趣,笔调老辣,若精心侍弄,亦足以产生传世佳制。但钱玄同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了国家文化发展的基础工作上,他是“述而不作”的典范,他没有在文学上给我们留下什么,但我们现在每写一个字,每打一个标点,每一次使用字典,都晃动着他痴迷的眼神。
五
钱玄同国学功底深厚,恃才傲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章太炎带着大弟子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对黄大师兄却不怎么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顺便想耍一耍大师兄的派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
钱玄同即刻翻脸,拍着桌子,指着黄侃的鼻子厉声喝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一听不妙,赶过来打圆场。
钱玄同授课更是特立独行。比如,他不写讲义,只列图表。比如,他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没有学生缺席迟到,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比如,他从不考试,到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从及格线以上开始给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有四十人,最后一个得到的分数就是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则重新轮回。
作家张中行在北大曾选修过钱玄同的课,他说:“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在手头的。”
后来,钱玄同应邀到燕京大学兼课,他照样不批学生试卷,这与学校制度相矛盾,行不通。学校退回给他,要求他批;他又交与学校,仍是不批;学校再退回,他还是一字不批地上交。校方要对他进行制裁,扣发他的薪金。钱玄同马上回复,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令人瞠目结舌。
钱玄同从来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也不轻易许可哪一个配当他的学生。他不是架子大,相反在学生面前,他有着超乎寻常的平和与宽容。他对大学里的学生,一概称“先生”;要是相处熟了,他就改称“兄”。而且,他不是好玩似的叫,他叫得极严肃、认真。
语言学家魏建功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中说:“先生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挂碍’地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十多年才晓得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一个大圈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
学问如此之深,脾气如此之爆,但钱玄同坚决不做学霸、学阀。他从不说“不读我开的书目就不会有成绩,不按我说的去做就不会有出息”这样的话。他经常从学生的观点出发,去想办法,拓思路,找证据,从而得到学问进展的通幽之径。
六
钱玄同不怕死,他曾口出“四十岁就该枪毙”的宏论,惹得天下哗然。
一九二七年,钱玄同年届四十,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像模像样地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都是一些幽默作品。不料正好碰上张作霖进京,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个专刊没有印行。但《语丝周刊》在与南方某刊物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被对方刊登出来。不明内情的人信以为真,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钱玄同也因此受到胡适的戏谑。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钱玄同四十一周岁寿辰。胡适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为钱玄同贺寿: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读后,一笑置之。
一九三八年夏天,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将钱桐误为钱玄同,发出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们见到后,非常悲痛。许多人寄去挽联、挽诗,家里人收到后,瞒着他一把烧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汉奸有切齿之恨。一九三三年,日寇入侵华北,他把眷属送到上海,自己打算离开华北到南方去,曾写信给黎锦颐、罗常培,言“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内心之痛苦,溢于言表。北平沦陷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到陕西,钱玄同因病留守北平。一九三八年春,他恢复旧名“钱夏”,以示“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钱玄同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操守和凛然的民族气节。他与伪北大校长钱稻孙有叔侄之谊,与伪教育督办周作人交情深厚,他处在如此包围之中而“绝不污伪命”,令人击节赞叹。
钱玄同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一九三七年八月,身心困顿的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了一信: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写这封信时,正是钱玄同五十岁阴历生日。上帝留给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位集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顽疾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此刻想到了自己的先祖和故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钱玄同在默然回望中,寻找自己灵魂的最后归宿。
一九三九年一月,钱玄同拖着衰病之躯,四处变卖李大钊的藏书,为解决烈士子女生活困窘的问题,为他们筹措赴延安的路费。十七日傍晚,他刚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目晕头痛,迅速被送往医院,但已无力回天,突发脑溢血夺去了他五十二岁的生命。
他的桌上,还摆放着故友刘师培的遗著。正在编纂之中。
点 击 图 片 | 购 买《 赏 心 乐 事 谁 家 院 》
点 击 图 片 | 购 买《 快 乐 与 至 乐》
《书城杂志》中国知网电子刊
每月5号上线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