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教授还历祝贺宴
1928年2月11日，京都大学文学部狩野直喜迎来了还历祝贺宴，纪念会芳名录显示，到场者近两百人，青木正儿、小川琢治、河上肇、神田喜一郎、桑原骘藏、内藤湖南、仓石武四郎、铃木虎雄、羽田亨、吉川幸次郎……等等学者，汇聚一堂。纪念会推出三种出版物，一为《景印旧钞本礼记疏残卷》，一为《狩野教授还历纪念 支那学论丛》（弘文堂书房发行），一为《称觞集》。《称觞集》开篇是狩野的《六十自述》，随后王树枏、罗振玉、江瀚、王式通、长尾甲、铃木虎雄等中日学者均有诗文相贺。我曾买到一册《称觞集》，据说是非卖品，与会者才能得到。有趣的是，书中还附有几件出版物，其一是宴会菜单，中文、法文对照，有“雅菜”“贺筵牛澄羹”“鲜鱼偕老烧”“合乐煮若鸡”“温雅烧牛肉”“美香注温果”“撰鱼珍果实”“薰芳祝茂佳”，皆是吉祥如意的好名字，不知是哪位弟子的手笔。另有一张戏单（36.2×19.8cm，三折），录有：北曲《单刀会》之《刀会》《训子》，南曲《荆钗记》之《见娘》，北曲《长生殿》之《弹词》，南曲《白罗衫》之《看状》中的数支曲子。明治以来，日本学界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多有关注，特别是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曾在同一时期关注元杂剧，互相交流，各有成果。1914年，狩野直喜曾以罗振玉《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底本覆刻，并撰有解题。1916年、1917年间，狩野直喜就曾在京大主讲《支那小说史》与《支那戏曲史》，即是后来的《支那小说戏曲史》的基础。戏单上列出的几支曲子，从文本而言自然是狩野等学者早已熟悉的，但恐怕无人能演唱，不能像贾母在宝钗生日上请大家点戏那样演现场版，只能是狩野等学者中国趣味的彰显，所谓“案头”看戏是也（青木正儿语）。
称觞集
宴会菜单
戏单
不过，早在1919年，梅兰芳曾带领喜群社来到日本公演，当时关西一带的学者为之倾倒，结成“梅兰芳同好会”，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铃木虎雄、滨田耕作、青木正儿、神田喜一郎等人均是会员，并纷纷撰稿，由他们的老友汇文堂主人大岛友直编成一册精美的《品梅记》（此书2015年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翻译出版）。这一年5月19、20两日，梅兰芳在大阪演出《天女散花》《御碑亭》《乌龙院》等戏，还有昆曲《琴挑》，与他搭戏演潘必正的是姜妙香。
1956年春，梅兰芳赠青木正儿相片
近代以来，日本人去北京听京剧不算很稀奇，还有辻听花那样的资深戏迷。不过日本人显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昆曲（内藤湖南曾在北京看梅兰芳的《思凡》，心醉不已），青木正儿作了《梅郎与昆曲》，不过他因为生了大病的缘故，未能去现场看梅的演出。他这篇文章主要从戏曲史的角度谈昆曲的兴衰，“我舍当今流行之‘皮黄’而取‘昆曲’也”。他对《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当时流行的新编戏评价并不高，“如果新曲是这种水平的话，着实令人不安，不要说临川、渔翁的作品，就连古代无名之作都比不上来”。他认为这些戏表演起来很美，但不过是为了取悦观众，没有达到“雅”的境界。这番见解可谓精到，若非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学有深刻的理解，不可能有辨析雅俗的眼光。1925年春，青木正儿游学北京，曾拜访长居北京的日本剧评家辻听花。青木对他很崇拜，但惟有一点不认同，“那就是他本人是京剧通，而且是京剧的铁杆戏迷，可是他对昆曲却毫无同情理解，这方面不足托为我师”。听花认为昆曲的好处都是从京剧汲取来，对中国戏曲史有深入研究的青木自然毫不认同。听花是京剧迷，但也会带来北京的日本友人去看昆曲，比如芥川龙之介、波多野乾一就曾被他领去看过《火焰山》《蝴蝶梦》等剧目（芥川龙之介《北京日记抄》）。
就在狩野直喜做寿的1928年10月初，日本迎来了昆曲演员韩世昌的公演，这也是日本观众第一次接触到昆曲。韩世昌后来是北方昆剧院的第一代院长，在1910年代后期已是名满京华的昆曲演员，据说北大在1918年春有“捧韩团”，蔡元培对韩世昌也深为赞赏，尤喜其《思凡》，认为“此剧极富有宗教革命的思想”（傅芸子《蔡孑民与〈思凡〉——宁捧昆，勿捧坤》，《北京画报》1928年12月8日）。1925年7月28日，青木正儿曾在北京开明戏院看过韩世昌的戏，极为倾倒。1928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庆祝昭和天皇即位加冕而举办京都大礼博览会，聘请韩世昌赴日演出。在名古屋大学青木文库中，有满铁情报课课长寒河江坚吾在这年8月写给青木正儿的书函。中塚亮对此以及韩世昌来日公演始末有详细考察（《韓世昌により崑曲来日公演とその背景について——満鉄の弘報活動との関係から》），认为当时日本观众已有数次观看京剧的经验，但对昆曲完全陌生，请来一位昆曲演员会很“新鲜”。同时，当时昆曲在中国处境艰难，加上青木正儿等学者一直对昆曲怀有极大兴趣，既可以满足极少数日本戏迷的需求，又能达到“此等优雅艺术在彼邦已衰落，但在日本却受到重视”的宣传效果。《北洋画报》对韩世昌的东渡演出有集中报道，剧评人王小隐作有多篇文章，谈到日本对华政策之下中国人的尴尬处境、对日本侵略意图的担忧，以及韩世昌对演出剧目的选择，“皆取幽静一路，几于不用金革之音”。评价曰“独惜此种雅乐日渐即于沦亡，国内好者，且日见寥落，乃转为东邦朝野所重视，得无有礼失求野之感乎”。日本方面，《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也连日宣传介绍。
《大亚画报》第234期，1930年
是年10月2日，韩世昌一行自北平出发，先至大连停留数日，后搭乘香港丸自大连出发，经门司港，于10月11日抵神户港。10月18至23日，在冈崎公园市公会堂公演《拷红》《惊梦》《思凡》《闹学》，期间宿于南禅寺最胜院。10月21日下午，狩野直喜等支那学会同仁发起茶话会欢迎韩世昌，韩世昌也略述从艺经历，并清唱昆曲——不知有没有唱年初狩野寿宴戏单上的曲子？10月25日，在大阪朝日会馆公演《思凡》《闹学》，据说“全埠轰动”。10月27日至29日，在东京新桥演武场公演《思凡》《闹学》。11月1日，自神户搭乘长江丸回国。《北洋画报》（10月27日）刊载了韩世昌是月18日晚自南禅寺寄给王小隐的书信，“戏目已定下今晚演《思凡》《闹学》，台下非常欢迎，明晚演《佳期》《拷红》《游园》《惊梦》”云云。最胜院是南禅寺下的塔头，背临东山独秀峰，镰仓时代即有“神仙佳境”的美称。韩世昌在京都期间能住在这里，也可见待遇之特别。
《南金（天津）》第10期，1928年
韩世昌回国后，12月8日的《北京画报》做了“韩世昌东游纪念号”，傅芸子、傅惜华、刘雁声等人均有撰文。不过，这也是战前日本人唯一一次接触昆曲的机会。相比之下，京剧更早地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符号——1956年，梅兰芳就在日本进行了32次公演，掀起日本新一轮的品梅热潮。而战后昆曲在日本的第一次公演，则要等到1986年张继青一行的赴日演出。
《北京画报》第一卷第三期，1926年
在张继青演出之前，NHK派出记者做了一期纪录片，《江南の春をゆく：昆劇の名華・張継青を訪ねて》（江南之春：访昆曲名家张继青）。穿着粉色夹克衫（有当时日本非常流行的大垫肩）的日本记者山根基世走在南京街头，感慨“穿人民服的变少了”。街头小摊的油锅里炸着春卷，“几乎与日本没有差别”。女记者漫步街头，被梳着三七开发型的男青年用很标准的日语搭讪，说自己在南京大学读书，并自然而然地领着记者参观自由市场各处小摊的食物。随后，记者来到朝天宫的江苏省昆剧院，见到穿着紫色开衫、系着水蓝色丝巾、背着橘红色挎包、端着有盖茶杯、拎着蓝色热水瓶的张继青。镜头记录了早晨七点南京街头的通勤高峰，人们骑着自行车，有许多穿着鲜艳的女性在人潮中匆匆过去。节目特别介绍说，中国夫妇多为双职工，专业主妇很少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苏省代表的张继青每天早晨都会坐公交车上班，她的丈夫姚继焜去菜市场买菜。节目组又特别强调说，在中国，男主人上街买菜很常见。记者还与张继青从南京站搭乘火车去苏州，张在火车上为女儿织毛衣，窗外正是江南春景。这隐约是青木正儿数十年前所作《江南春》的残影，是对隔绝多时的中国小心翼翼的观察，也符合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普遍想象，淳朴、落后、奋起、男女平等、刚刚复苏。节目还记录了王传淞、沈传芷、姚传芗的老先生宝贵的教学场面，还有青春时代孔爱萍、顾预、张志红等演员的笑靥，令人感慨不已。
韩世昌赠青木正儿相片（名古屋大学青木文库藏）
1986年，张继青的赴日演出大获成功。在她的回忆中，有一位日本妇女看了《朱买臣休妻》后，独自在东京国立剧场门口迟迟不肯离去，她“一定要看到卸妆后的张继青”，又说，“我做了52年的妇女，我很了解剧中人崔氏的心情，你演得太好了”。在名古屋演出《牡丹亭》后，有一位姑娘来到后台，见面就落下眼泪，感慨张继青深刻、细腻地表达了女性的心理。（张继青《从传统“吃饭戏”到有时代责任感》）1988年12月25日，张继青与野村万作在日本国立能乐剧场同台演出《秋江》。昆曲与能剧、歌舞伎的合作共演，似乎是尤能表现“中日友好”的行为，不过在我看来，只是新鲜的尝试而已。那之后，上昆、北昆等剧团均曾赴日演出，日本也有尾崎宏次、楠田薰等资深戏迷，甚至还有前田尚香这样亲自去学戏的爱好者。如今，前田仍在日本热心宣传昆曲，也在一些场合演出折子戏，虽然唱腔、身段都颇有问题，亦远不如坂东玉三郎的水平。前些年有一些学者做了《能乐与昆曲》（汲古书院，2009）这样的比较研究，在我看来许多牵强，就如不少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常见的问题一般。但不必苛求，毕竟如今大概已经没有青木正儿那样深嗜昆曲又真正理解昆曲的日本学者了。
苏枕书专栏丨北白川畔
苏枕书
客居京都
爱好养花种菜
著有《有鹿来》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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