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的“伪好诗”是我生造的，前两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名为“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的特展。“伪好物”，就是说画是假的，但是伪造得很好。我想借这个意思讲一些伪诗中的好诗。在此之前，先和大家讲《全唐诗》是怎么成书的，为什么《全唐诗》里有大量的伪诗。“《全唐诗》中的伪诗与伪好诗”，这个题目涉及学术研究和文学品鉴根本的不同。研究学问要求实辨伪，而文学品鉴讲究艺术精湛。这两者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各行其是，各有道理。如果一位学术名家讲解唐诗，所欣赏的恰是一首伪诗，不免留下笑柄。反过来看，宋人说到好诗，一下子想不起姓名，于是就称是唐诗，任何人都不怀疑。偏偏现代人发明了古籍全文检索，又偏偏遇到像我这样爱认死理的所谓考据学者，逐一查来，居然一半是宋诗。《全唐诗》编成那会儿，没有全文检索，编纂者又迫于皇命，学识也有些局限，采取凡前人有一书说是唐诗者，一律视作唐诗收入，问题自然不少，当然也给后人留下发现问题的机会。研究学问的基础是必须要求实辨伪，因为只有求实辨伪我们才能知道某一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无论研究李白或者杜甫，他们的传世作品中都有疑伪的，《全唐诗》里也包括了大量的伪诗，因此文学品鉴是普及性的工作，作品辨伪是专业性的工作，这两者都是有价值的。现代《全唐诗》学术研究的工作其实是把九百卷中的四万九千四百多首诗，每一首都解剖出来，仔细地分析，做文本的溯源和史实的探究，追求文献之真相，这样的一个工作虽然艰难，但是它可能也会有特殊的价值。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皇帝第五次南巡，对接待他的江宁织造曹寅提出，希望能够以清宫收藏的两种与全唐诗有关的著作为参考，在扬州编修“全唐诗”。于是曹寅就延请十位在籍翰林——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纮、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在扬州开馆，进行这项工作。所谓在籍翰林就是其在翰林院的工作已经结束，回到南方的故里，养老或者赋闲。皇帝命令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去扬州编书。第二年十月，《全唐诗》编修完成，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编成的《全唐诗》全书九百卷，目录十二卷，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以及一千五百五十五句残句，涉及作者两千五百七十六人。
《全唐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扬州诗局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之所以这么快完成，是因为这本《全唐诗》是在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籤》和清初季振宜《唐诗》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胡震亨是浙江海盐人，《唐音统籤》是他个人一生的积累，共一千零三十三卷，按天干地支的方式来编制，当时因为个人财力有限，只刻了其中的“癸籤”（三十三卷）和“戊籤”。但是《唐音统籤》的稿本一直存在大内，即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直到将近二十年前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于是今天我们就能够知道胡震亨在唐诗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季振宜是江苏泰兴的盐商后代，年轻时爱读书，利用家里的财富收集了大量善本书籍，编成七百一十七卷《唐诗》。这本书现存三个文本，一个文本是保存在台湾的手稿粘贴本，即在初期工作中利用原始材料拼贴出来的一个长编，通过上面的涂画，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季振宜是根据什么材料来剪贴，贴了以后怎么删、怎么改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影印版。另两个文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呈进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个文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将《唐音统籤》的稿本与《唐诗》的手稿粘贴本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是在这两部书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毕竟翰林院不是专门研究唐诗的机构，在康熙皇帝的命令下，《全唐诗》成书十分仓促，在文本的鉴别、史料的排编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但是由于是皇帝领衔，所以这本《全唐诗》一直沿用到今天。《全唐诗》的体例，全书首列帝王后妃作品，其次为乐章、乐府，接着是历朝作者，略按时代先后编排，时代不明及事迹不详者殿后，再次为联句、逸句及名媛、僧人、道士、神仙、鬼怪、梦、谐谑、判、歌、谶记、谣、语、谚、谜、酒令、占辞、蒙求，而以补遗、词缀于末。它在当时条件下，网罗了唐五代的全部诗歌作品，不但包含了已结集的著名诗人的诗集，而且广泛收罗了一般作家及各类人物的作品，全面反映了唐诗繁荣的景象。可以说这套《全唐诗》的编撰，将明末到清初近两百年中，许多学者积累下来的成果，做了一个集大成的简单处理。虽然问题很多，但使用比较方便。
《全唐诗》编校者在《凡例》中，曾说明订正过一些所收材料的错误。《四库全书总目》据以概述云：“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如《册府元龟》所载唐高祖《赐秦王诗》，则考订其伪托。又旧以六朝人误作唐人者，如陈昭仪、沈氏、卫敬瑜妻之类；以六朝人讹其姓名误为唐人者，如杨慎即陈阳慎，沈烟即陈沈炯之类；以六朝诗误入唐诗者，如吴均《妾安所居》、刘孝胜《武陵深行》误作曹邺，薛道衡《昔昔盐》误作刘长卿之类。唐诗之误以诗题为姓名者，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作高密诗，王维《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作慕容承诗之类，亦并厘正”，“至于字句之异同，篇章之互见，根据诸本，一一校注，尤为周密”。《唐音统籤》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胡氏家族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也就是说这本《全唐诗》是以《唐音统籤》为稿本，增加了清宫所藏的一部分诗集。据今人根据已影印出版的胡震亨《唐音统籤》和季振宜《唐诗》所做的研究，以上所述颇多掩饰与夸耀。所谓“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即指季振宜《唐诗》。以《全唐诗》与胡、季二书比读，可以发现当时几乎全靠二书拼接成编。全书主体部分，大致以季书为基础，仅抽换了少数集子的底本，因季书不录残句，援据胡书补遗，小传则删繁就简，编次做了适当调整。因此，实际情况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叙述正相反。此外，《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孙儿乾隆皇帝评价爷爷康熙皇帝的工作，自然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只能说好话。譬如闺媛、僧道以下的部分，几乎全取《唐音统籤》，仅删去馆臣认为不是诗歌的章咒偈颂二十四卷。《全唐诗》里边没有收录王梵志的诗，正因为他的诗在《唐音统籤》里被编入了章咒偈颂部分。唐诗字句的异同和篇章归属的互见，胡、季二书多有说明文献依据的文字，《全唐诗》编校者将二书校记中一律改为“一作某”，并没有根据诸本去做周密的考订。《全唐诗》卷八八二至卷八八八补遗七卷，是编校者据新发现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唐百家诗选》《古今岁时杂咏》等书新补的诗篇。所以，这本《全唐诗》的编纂大体是草率的，由于编纂时间仓促，所据文献有限，以及大型官修书难免谬误的通病，此书漏收唐人作品，误收非唐五代人的诗篇，以及作者小传舛误，收诗重复互出，一首诗，既见于甲的名下，又见于乙的名下，还见于丙的名下，到底是谁作的，《全唐诗》不做鉴别。而作者张冠李戴，诗题、录诗和校注的错误，都所在多有。尽管如此，它毕竟实现了总汇唐诗于一书的工作，不失为一部资料丰富、比较完整的唐诗总集，使此后的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全唐诗》最早的刊本，是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扬州诗局本，分为十二函一百二十册，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归并成四函三十二册。中华书局于一九六〇年出版点校本，以扬州诗局本为底本，除断句外，还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一九九九年又出横排简体字本，附收《全唐诗逸》和《全唐诗补编》。这本《全唐诗逸》，是最早为《全唐诗》所做的辑补，编者是日本人市河世宁（旧署上毛河世宁），全书共三卷，据日本所存《文镜秘府论》《千载佳句》《游仙窟》等书，补录一百二十八人诗六十六首又二百七十九句，中国的“知不足斋丛书”本、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都附收了此书。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希望重编《全唐诗》，六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本的点校者署名“王全”，其实是两位作者整理的。一位是王国维的第二个儿子王仲闻，一位是中华书局前总编傅璇琮。
季振宜画像
此外，学者王重民利用敦煌遗书编成《补全唐诗》（收诗104首）和《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收诗62首）；孙望利用石刻、《永乐大典》和新得善本编成《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八百三十首又八十六句；童养年利用四部群书和石刻方志，作《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得诗逾千首。三书合编为《全唐诗外编》，一九八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个人是在一九八一年研究生将毕业之际开始做《全唐诗》的补辑工作的，从存世典籍中得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又一千一百九十九句，作《全唐诗续拾》六十卷；并删订《全唐诗外编》，增加王重民的《补全唐诗拾遗》，重编为《全唐诗补编》，共存逸诗六千三百多首，一九九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中华书局2000年）中，尚有唐人逸诗数百首。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什么是伪诗。这个概念对于个人和一代文献，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不是他本人所写的诗，就是伪诗。这些伪诗的出现，有的是因为传说，譬如李白的这首——出自《唐诗纪事》一八卷，引自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北宋）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补令于此，窃从学士大夫求问逸事。闻唐李太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入令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妻怒，将加诘责。……顷之，从令观涨，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复苦吟，太白辄应声继之。令诗云：“二八谁家女，漂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傍珠。”太白继云：“绿鬓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想秋胡。”令滋不悦。太白恐，弃去，隠居戴天大匡山。
杨天惠北宋末在彰明任县令时，在地方上采集的传说，说当时李白在县里做小吏，县令来考李白是不是会写诗，正好看到江水涨潮，有女子溺死江上，县令苦吟了一首诗，李白在旁边应声继之，写下了上面这首诗。问题在于，这样的诗水平真的是很卑下，而且选题糟糕至极。但这就是一个传说，真假无从分辨。除了这类传说外，还有一些诗是可以考证清楚的。比方说李白名下有一首《傀儡诗》——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这首诗讲一具被雕刻成老人的牵线木偶，“鸡皮鹤发”，和真人一模一样。被牵动时，生龙活虎，但傀儡戏演完以后就被扔在一旁，像人生一梦。这首诗据说唐玄宗退居西内以后曾经吟诵过，并且记载创作者是李白。然而在《全唐诗》中这首诗同时出现在三个人名下——唐玄宗、李白以及梁锽。梁锽名下的这首诗的题目叫“咏木老人”。现在普遍认为，这首诗的作者只可能是梁锽，他是与李白、高适同时代的一位年轻诗人。因此，这首诗肯定是唐诗，但对李白来讲，它就是伪诗。还有些情况，虽然存在很多怀疑，但没办法做很清楚的判断。比方说这一首李白的《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白和杜甫曾经有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经常在一起，关系很密切，但分开以后，杜甫不断地怀念李白，李白却好像根本没这回事情一样，这是由两位诗人性格差异很大而造成的。李白是一个主观的诗人，眼中只有自己；而杜甫是一个入世的诗人，很注意其他人的情感的变化。就这首诗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饭颗山”。我们在中国找不到这么一座山，中国之大，这座山是不存在的。再一个问题是，在这首诗中，李白对杜甫到底怀有怎样的感情。如果这首诗是李白作的，显然李白在讥讽杜甫才情不够（郭沫若认为这样的口气表达出李白对杜甫很亲切的关心，这也是一种说法）。但由于诗中的“饭颗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题，所以尚没有人能够做出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解释。进一步说，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的，也就只能存疑了。
当然，在李白的名下也有许多纯属附会的诗歌。因此就李白个人来讲，名下存在许多伪诗，有疑问的诗大概超过一百首，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有证据或者是没有证据的怀疑的议论。对于这些议论，既没有办法推倒，也没有办法求得更可靠的证据，因此只能存疑。而对于一代文献的研究，必须确定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即所谓的唐代诗歌，规定了《全唐诗》收诗之起讫时间，上限是唐开国即武德元年（618）五月，下限因十国之亡有先后，因地方之不同，有九六〇年至九七九年之不同。如果所收诗歌的创作年代是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的，就可以被认为是伪诗。第二个原则是，它必须是诗而不是文章。第三个原则是必须用汉语创作，而非日文或中亚文字。第四个原则，这些诗歌可以是中国人到日本、新罗等地写的诗，也可以是日本人、新罗人入唐以后，用汉语写的诗；但是如果外国人在国外所写的汉诗，就不能收入《全唐诗》。以上四条原则，确定了《全唐诗》应当收录的范围。一九八三年，我曾经撰写《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1985年第24辑），其中罗列了《全唐诗》误收的十种情况。第一种，唐以前的作者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进来的。比如说《全唐诗》收入的一位诗人叫徐之才，不算很有名，但他是北齐时人，在《北齐书》中有传，最近几十年他的墓志铭也出土了。那为什么《全唐诗》会把徐之才收进去呢？因为在明代流传一本书，叫《玉台后集》，其收诗的范围实际上是从梁末到中唐前期，包括北齐、北周、隋等。在《全唐诗》编纂等过程中，人们看到了《玉台后集》中收了徐之才的诗，却不知道他的事迹，于是就一并作为唐诗收进来了。第二种情况，是唐以前作者的诗误归唐人名下而收入者。比如说《全唐诗》中李商隐名下有两句诗：“头上金雀钗，腰佩翠琅玕。”这两句诗出自曹植的《美女篇》。再比如，陆龟蒙名下有六首《子夜歌》，其实都是东晋时的民间作品。第三种情况，是隋唐之际作者在隋所作诗。以上三种情况说明了《全唐诗》误收唐以前诗歌的原因。
第四种情况，是宋及宋以后人因事迹失考而误作唐人收入者。比如北宋诗人胡宿，《宋史》有传，并有文集《文恭集》存世。《全唐诗》之所以误收胡宿的诗，是因为金元之间的诗人元好问，在他的名下有一本唐诗选《唐诗鼓吹》，其中收入了二十首左右胡宿的诗，后来编纂《全唐诗》时就这样错误地延续了下来。第五种情况，宋人姓名与唐人相同而误收其诗为唐人诗。古今姓名相同是很常见的事情。比方说《全唐诗》里收入的郭震，唐代的郭震是武后到玄宗初年的一代名将，宋代初年成都的一个处士也叫郭震。两个人的字不同，唐人字元振，宋人字希声。再比如说周渭，唐中期有一个周渭，宋初也有一个周渭，《全唐诗》中周渭名下的诗，实际就包括了这两个人的诗歌。第六种情况，是宋初人误作唐末五代人收入者。也就是说宋代初年有些人事迹不是很显著，一直被认为是唐人，比方说李九龄、滕白、廖融、刘兼等，都是宋初时人。第七种情况，是由五代入宋者入宋后所作诗。譬如乾康，是湖南的一个和尚，从唐末一直活到了宋初。还有《全唐诗》中所收的何象，当作何蒙。《全唐诗》收入的何象诗，是投献给宋太宗的。何蒙另有一诗创作于南唐，《全唐诗》没有收入。因此，对于跨代的诗人来说，很难编得很完整，鉴别很困难，但这是一项有必要去做的工作。第八种情况，是宋及宋以后人诗误作唐五代人诗收入者，属于这种情况的诗人，过去我们知道有戴叔伦、殷尧藩、唐彦谦，现在又发现了张继、牟融、陈元光、田颖、吕从庆、莫宣卿等人。第九种、第十种情况分别是，仙鬼之诗必出于宋及宋以后人之手者，以及宋及宋以后人托名唐五代人或神仙所作诗。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首是五代后蜀国主孟昶的《洞仙歌》。这首诗在北宋时很有名，苏轼说，他早年在蜀中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尼姑，自陈早年是后蜀宫中的宫女，记得当年孟昶和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游玩，写下《洞仙歌》，开头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于是，苏轼根据这两句，敷衍出一篇词《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问题在于，之后的人拿出这首所谓由孟昶所作的词，说是一首《木兰花》，即一首压仄韵的七律诗——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显然，这就是把苏轼的《洞仙歌》再改写为仄体的七律。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人在摩诃池上面施工，挖出了一个石刻，石刻里边刻了一首词，前面两句正是“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后面完全不同，因此后来认为被发掘出来的这首词才是孟昶的原作。但马上又有人反对，认为发掘出来的这首词风格太差，不符合孟昶的水平。因此至今尚无定论。另外一个例子，现在成为学术史上重大的公案，即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首诗同样被收入《全唐诗》中。我在一九九三年提出《二十四诗品》为伪书的说法，认为现存的《二十四诗品》是明末人根据《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一段，托名司空图的伪作。试举一例——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纵。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元宗。
这首诗中，“月出东斗”一句，有一种解释认为其中的“东斗”是道教名词，但释读下来，可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这句诗化用了苏轼《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将两句压缩成一句。因此，《二十四诗品》显然是在苏轼以后创作的。这里的第三个例子是吕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吕洞宾。浦江清先生的《八仙考》认为，吕洞宾的传说是北宋中期庆历年间在岳阳一带兴起的。我后来做了一些考证，比浦江清先生的说法大概提前了五十年，在宋太宗初期吕洞宾的传说已经在陕北出现。过去我一直以为，吕洞宾传说为宋人编造，宋以前全无痕迹可寻，近日因一则记载而稍有改变。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九“吉州”载：“雪浪阁，在县北崇元观。吕洞宾有诗云：‘褰裳懒步寻真宿，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碧潭风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参见拙文《吕洞宾的最早记录》，收入《濠上漫与》，中华书局2019年）这首诗，很可能真的是吕洞宾自己所作，而且创作时间可能是在五代的中后期。关于吕洞宾真实的家世与经历，已经不可考，只能确定他应该是从南唐入宋的一个道士，可能有一些仙迹，后来宋人凡是碰到不可解释的事情，就认为是吕洞宾来了。这样一来，围绕吕洞宾的传说越来越多。现存吕岩名下的诗歌，少说也有三千至五千首，真正的作者可能是宋人、金人、元人、明人甚至是清人。因此，伪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造成《全唐诗》误收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传误，即诗歌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文本之残缺、讹误，以及其他非人力的原因所造成的过失。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依托，即托名于某个名家撰写的诗篇，一个是伪造，因为唐诗卖得好，而书肆里没有合适的、好的文本，就从各种途径找来诗歌，以唐诗为名刊印。据我所知道的，现存《全唐诗》中非唐人所作的，超过一千首，唐诗之间，互见、传误的作品大概在六千到七千首，也就是说，《全唐诗》四万九千多首诗中，有七八千首诗是有疑问的。但其实，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这些有疑问的诗是读不出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一般读者没有能力占有全部文献，很难做出判断。我个人近三四十年一直在做一件自己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对《全唐诗》的考订和编撰，已经接近完成，希望两三年之后能与读者见面。特别要说明的是，唐诗里确实有好作品，但其实唐诗未必都好，伪诗也未必都烂。我们一方面需要提倡科学的态度，另外一方面也要知道，好坏和真伪不是同等的概念。如果我们稍稍转变一下立场，不难发现伪诗中尽多好诗，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遇到一些与作者全无关联的意外状况而已。换句话说，一首诗要从宋代甚至明代，顺利地混到唐代，没有它自身的优势，能做到吗？当然，唐人有唐人的优势，唐代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一个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思考的时代，这一点和之后的时代有根本的不同。因此，我们有一个观念一定要改变，那就是诗不一定只有唐人才写得好，其实宋、元、明、清各代的诗都是越写越好的。伪好诗里边最有名的是杜牧的《清明》，但是《全唐诗》中并没有这首诗，杜牧的文集里面也没有。这首诗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宋末的时候，被编入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成为宋元明清以后各代小学读本里边的诗歌。对于这首诗的流传历史，我来做个梳理。这首诗收录于南宋中期的两种类书，在谢维新的《合璧事类别集》里边是作古选诗，在《锦绣万花谷后集》里是作唐诗，但是都没有说是杜牧所作。最早将其作为杜牧的诗，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日本所藏的一个宋刻的善本。从宋末开始，《千家诗》以及其他一些诗集都收了这首诗。宋元之间的瓷州窑的题诗有这么两句：“禁烟山色雨昏昏，立马垂鞭看右贲。借问酒家何处好,牧童遥指杏花村。”我无法解释这首诗是比这首《清明》早还是晚。但这前面两句和后面两句是不搭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南宋何应龙的诗歌之中可以看到也是有关系的：“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钱长是醉春风。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这首诗显然是在《清明》出现以后，根据后者改写的。第一首，骊山游人《题故翠微宫》——
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几十重。
天子不来僧又去，樵夫时倒一株松。
诗见《全唐诗》卷七八四。诗的来源应该是《诗话总龟》卷二四引《谈苑》：“翠微寺在骊山绝顶，旧离宫也。唐太宗避暑于此，后寺亦废。有游人题云（诗略）。”《谈苑》即《杨文公谈苑》，是黄鉴根据著名文人杨亿晚年所谈写成的一部笔记，原书不存，宋人各书引录很多，今人李裕民有辑本。杨亿晚年约当宋真宗末期，时去五代入宋仅五六十年，后人即此怀疑这首歌咏唐代史事的诗出自唐人，也可以理解。翠微宫，经考证可能在骊山华清宫附近，到唐末的变乱衰落以后，变成了翠微寺。《题故翠微宫》一诗诗意直白而简单。这里本来是一处皇家宫苑，规模宏伟，亭台楼阁层层迭迭，何等繁盛。后来，皇家不再来了，就施舍给寺院做功德，这样又维持了很长时间。然而现在，皇帝是早就不来了，寺院也不知何故，无法维持了，和尚也不见了。眼前一片荒凉，但还有一些人气，砍柴的樵夫正在砍伐松树，这松树可是皇家寺院的古松，也许有几百年了。通过这一场景，这首诗所表达的世事沧桑之感，与元稹诗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首诗到底是谁作的？宋元间，这首诗曾被传为唐代著名诗人所作者，如《竹庄诗话》卷一五引《瑶溪集》作武元衡诗，题作“山顶翠微寺”，《类编长安志》卷九作刘禹锡诗，题作“翠微寺有感”，但二家别集皆无此诗，应属误记。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南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二：“元微之有一绝句：‘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洪景卢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煇幼时亦得一诗云：‘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数十重。天子不来僧又死，樵夫时倒一株松。’乃张俞所作也，思致不减前作。”洪景卢即洪迈，他在《容斋随笔》中称赏元稹《行宫》诗“语少意足”，回味无穷，周煇认为此诗足与相当，他得知此诗作者是张俞。张俞，又作张愈，字少愚，号白云，成都附近的郫县人。他在科场屡举不第，宋仁宗时曾上书言边事，授校书郎，随即归隐以卒。因此，这首诗其实是北宋中期创作的。第二首，太上隐者《答人》——
《全唐诗》卷七八四收此诗，不云作者时代。其来源应该是《诗话总龟》卷一八引《古今诗话》云：“太上隐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从问其姓名，不答，留诗一绝云（诗略）。”我认为更可靠的记载是南宋书坊编《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四《赠梁道人》注引《池阳集》引滕宗谅《寄隐者诗序》：“历山有叟，无姓名，好为歌篇。近有人传《山居书事》诗云云。”滕宗谅即范仲淹《岳阳楼记》开始所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之滕子京，他生活在宋仁宗时，他的《寄隐者诗序》全篇不存，据此节引的片段，知道这位自称太上隐者的隐士，所住地历山在今安徽贵池附近，生活时代与滕相接，可能年长一些，但绝不会是唐人。诗的原题也应是“山居书事”。但这首诗确实是一首好诗，原因在于他真正写出了隐士的情怀。唐代明瓒和尚《乐道歌》最后一节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涧长流。卧藤萝下，块石枕头。山云当幕，夜月为钩。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须何忧？水月无形，我常只宁。万法皆尔，本自无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写出隐者远离世嚣，亲近自然，不委屈于世务，不忧患于生死，完全超脱世事的感受。太上隐者的这首五绝，恰是对《乐道歌》最简明的概括。人生随意，不必有求，更不必关心世事的变化，一切尽可随心所欲。偶来树下，枕石而眠，只是适意，不需要理由，更没有时限。山中连历日都没有，当然更不关心天气冷暖，时光流逝，随顺自然，无忧无虑，这是真隐者的情怀。诗意很简单，但确是无欲无求的真隐者之态度。第三首，杜常《华清宫》——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
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
《全唐诗》卷七三一收此诗，作者事迹无考，小传云“唐末人”，出于附会。南宋周弼编《三体唐诗》，以此首为全书第一篇，即认为是唐人最好的诗。再往前追，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收入《唐人杂记》，且说明所据为《西清诗话》。再看《西清诗话》卷上，云“世间有才藻擅名而辞间不工者，有不以文艺称而语或惊人者”。下录“近传”之此诗及方泽《武昌阻风》。《西清诗话》作者蔡绦是权臣蔡京的儿子，书则作于南渡初，所谓“近传”，当是南北宋之间事。至胡仔认识稍有偏颇，周弼更推一程，就认定为唐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扬州诗局刻楝亭藏书本
其实此诗石刻在华清宫，明人还见到，明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二录诗共四首，署“权发遣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公事太常寺杜常”，更有杜诩跋，称是杜常“自河北移使秦凤，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过华清”而作诗。《河上楮谈》录诗前二句作“东别家山十六程，晓来和月到华清”，应该是作者的原诗。杜常，《宋史》卷三三〇有传，他字正甫，卫州人。登进士第后，历任使职。元符元年（1098）知青州，次年改知郓州。崇宁二年（1103）自徐州移知镇州。崇宁末，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军，卒年七十九。说这首诗是宋诗，应该没有疑问了。杜常的家在卫州（今河南新乡）一带，因受命处理秦凤（今陕甘接界处一带）刑狱公事而入关。华清宫在临潼骊山下，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宫苑。大约作者行色匆忙，临晨方到临潼，且天气不好，风雨交加，在诗中写出来，则引起“多少楼台风雨中”的无限感伤。诗写得很流动，写景纪行的画面感很强，感伤借画面传出，不加议论而引人无限联想。诗的后两句写景引起议论，包含无限的感伤。第四首，方泽《武昌阻风》——
江上春风留客舟，无穷归思满东流。
与君尽日闲临水，贪看飞花忘却愁。
这首诗的流传轨迹，与上引杜常一首一样，也被称为很有唐人风韵。只是方泽不像杜常那样有明人所见石刻与正史传记，可以确定无疑。方泽生平资料比较零散，据《莆阳比事》卷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嘉靖《邵武府志》卷四所载，可以大抵拼出他的生平：字公悦，莆田人；熙宁八年（1075）为大理寺丞，旋除江西路提举常平事；元祐五年（1090）知邵武；元符元年为吏部郎中；寻贬知万州；建中靖国间官鄂州，与黄庭坚多有唱和。这样看，与《西清诗话》所讲的“近传”是契合的。诗是作者晚年之作，细节较难还原。较大可能是在知万州或官鄂州放归时所写。鄂州临近武昌，作者家在闽中，归乡首先是沿江东下。也许是久未还乡，也许是家有急事，他是赶急着希望尽快还乡。然而因为江上阻风，预定的行期难以成行，只能留下。诗人解释，这是春风多情，故意留客。后两句中的“君”，应指春风，大风不停，自己日日临水以卜行期，好像与风有约一样。虽然归心如箭，归思无端，但春风春花，又给自己以无穷慰藉，在迷人春色中忘却了愁思。诗写得很随意，但又风流蕴藉，给人以进留各有所得的感受，深得诗人温厚之旨趣。第五首，唐彦谦《采桑女》——
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
侵晨探采谁家女？手挽长条泪如雨。
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
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
诗见《全唐诗》卷六七一，稍早则见明刊《鹿门诗集》卷下。社科院文学所本《唐诗选》收有此诗，上海辞书版《唐诗鉴赏辞典》各版均收此诗。艺术上比较直白，就写阶级剥削来说，确是少见的贴切之作。
就直观来说，此诗有一疑问，聂夷中《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是有名的诗篇，此诗末句似有依傍或抄袭之嫌疑。但就唐、聂二人生平来说，基本是同一时代之人，谁抄谁就难说了。然而存世唐彦谦《鹿门诗集》，前人多有质疑。唐人郑贻、五代薛廷珪、宋初杨亿均曾辑唐集，没有保存下来。明刊《鹿门诗集》三卷，存本甚多，近人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卷五《剡源逸稿》云此集“多误收《剡源》之作，与三十卷诗同者六十二首”。今人郑骞《有关唐彦谦之札记六则》（《东吴文史学报》，1976年第1辑）、曹汛《唐彦谦诗中的所谓孟浩然父子》（《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辨伪》（《中华文史论丛》，1993年第12辑）先后揭出唐集中误收的元戴表元诗四十多首。朱绪曾所见《剡源逸稿》，今不存，以至今人所见戴诗未及朱氏之多。今人重新编定全部唐彦谦诗，唯一的办法是为他可靠的诗找到明初以前书证，今知约九十首，剔除误收戴诗四十多首，另不知真伪而只能存疑者尚有五十多首，这首《采桑女》恰在其中。
阮阅 编著 周本淳 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仔细读诗，可见作者对南方采桑女的生活观察得很仔细。春风初起，蚕宝从卵中孵化而出，细小如蚁，而桑条也才初绽幼叶。今年春寒，桑叶较往年迟开，如果在以往，最早的一批蚕已经长成吐丝了。官府哪管时令早晚，到了时间就逼迫蚕家缴纳新丝，已经到家家户户叩门催促了。蚕女无力反抗官家，只能更加地早起晚睡，即便如此也无可奈何，“手挽长条泪如雨”，进退失据，痛苦而绝望。放在宋元之际的诗坛来说，这首诗也是好诗，是很少见到的真实反映江南蚕桑女生活的作品。第六首，戴叔伦《题稚川山水》——
松下茅亭五月凉，汀沙云树晚苍苍。
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似故乡。
初版《唐诗鉴赏辞典》收戴叔伦诗五首，仅《除夜宿石头驿》《三闾庙》确为戴作，另三首皆伪。其中——
兰溪棹歌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苏溪亭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都收了戴叔伦的这两首诗。确实都是好诗，写景如画，非常生动。但是仔细地研究发现，这两首诗其实都是明代初年一个不知名的诗人——汪广洋的诗。汪广洋大约是明洪武时做了一个小官，有诗集《凤池吟稿》存世，以上这两首诗都出自汪广洋《凤池吟稿》卷十，而且《兰溪棹歌》实际是三首，通过比较另外两首《兰溪棹歌》，可以相信这三首诗是同一个人的作品。罗稚川《古木寒鸦图》
而这首《题稚川山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稚川”是葛洪，但葛洪生活的时代有山水画吗？如说是写稚川的景色，偏偏稚川是道家传说中的仙都，要写也不该是这样的山村景色。今人熊飞《戴叔伦诗杂考》（《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认为是明初刘崧诗，见刘著《槎翁诗集》卷七。“稚川”为罗稚川，元明间画家，揭徯斯、乃贤、林弼等皆曾题其画。有这样的考证，对其真伪似乎已经可以不必多加讨论。那么，为什么明初人的诗会进入《全唐诗》，归收到戴叔伦的名下呢？原因出在明中期以后在前七子“诗必盛唐”口号的倡导下，明人写诗普遍学唐，书坊也顺势而动，抢印可靠的唐集，也顺便伪造唐集以射利，《戴叔伦诗集》两卷就此出笼。《全唐诗》会聚真伪诗之大成，收戴诗约三百首，半数为伪。今人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2008年增订）广稽历代典籍，将戴集真伪基本理清了，读者可参看。但其实，明人伪造戴集，还是花了很大气力的，《唐诗鉴赏辞典》中周啸天为这首《题稚川山水》撰文云：“这里的写景，着墨不多，有味外味，颇似元人简笔写意山水，确有‘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意趣。”现在确定这就是一首元人题写元画的诗。第七首，吕岩《梧桐影》——
诗见《全唐诗》卷九〇〇，作词收录，源自《花草粹编》卷一。其实《梧桐影》的词牌即源于此篇，原作应是诗而非词。较早记录见南宋初曾慥《集仙传》（《山谷内集诗注》卷一六《次韵高子勉十首》之一注引），题作“题汴都峨眉院法堂屋山”。吕岩就是吕洞宾，是宋以后最有名的唐末大神，今知挂在他名下的诗作约有数千首，有宋以后各代伪造者。今人认为几乎无一可靠，大致不错。大梁就是北宋的东京。此诗包含一动人故事。峨眉道者持律严格，历二十年不下讲席，是一位有道高僧。某日一位高大伟岸的布衣，穿着青裘而来，与道者畅谈良久，约明年此日再相见。到明年此日，道者端坐而逝，伟人来而不见，叹息许久，留下这首诗。伟人没有留下姓名，因此传为吕洞宾现身而作。 [唐]戴叔伦 著 蒋寅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这首诗的主题是等待，是忘形友人间契阔生死的等待。黄昏落日，秋风渐寒，相约见面，然而老僧已经远行。生死能够分隔彼此的友谊吗？约定的见面还是不能违背的。僧家喜欢讲因果轮回，道家自能返魂摄魄，都相信灵魂不远，今夜必会归来。诗很质朴，首两句点出时间氛围，第三句很直接，远行的故人，今晚你能回来吗？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教人立尽梧桐影”，你看到我了吗？我就在去年说定的梧桐树下等你。梧桐是一种高大的大叶乔木，月光在梧桐叶间泻下，移动的月光代表时间的推移。我为你彻夜守候，我相信你会来的，我看到了月升月落，我看到了月影在梧桐叶间起舞挪移，我还在等待，相信你的承诺。宋元人遇到高道异人有不识或无名者，皆喜用吕洞宾现身来解释。这首短诗寥寥二十字，写尽友谊、等待、坚守和希望，能说不是好诗吗？至于是谁作的，关系倒不大了。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七十六期所作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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