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心
谨以此文，纪念我最深爱的大姐。愿她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亲人们和老同学们对她的无比怀念之情。
姐弟情深
上个月，我的大姐走了……
我只有一个姐姐，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大姐”，不光是我们家父母弟妹这么叫她，就连邻居家的老外婆也这么称呼她。
清心（右一）和她大姐
大姐出生在广西桂林，那时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从南京一路逃难来的父母亲在桂林找到了一份不错工作，幼年的大姐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然而这平静的生活没能得以持续，当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广西之时，父母亲不得不再次弃家逃离。那时父母亲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身为长女的大姐跟随大人们踏上了逃难之路，经贵州到了重庆，那年，大姐刚满5岁。
抗战胜利后，父母亲来到上海定居，随着弟妹们一个个的降生，大姐成了父母亲的好帮手。我出生不久就得了重病，母亲一次又一次地陪我住院治疗，父亲的工作又很忙，经常出差东北，照顾不到家里。父母亲只得让大姐向学校请假休学一年，买菜做饭洗衣服，照看三个弟弟，那年，我最小的哥哥才3岁多一点，而大姐她自己也只有13岁。
大姐从小热爱学习，休学一年也没把功课落下，小学毕业，她轻松地考上了当时在上海沪东地区非常有名的重点学校——市东中学，三年后又顺利地升入市东高中。大姐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还主持过学生会的工作。因为学习成绩特别好，班主任专门让大姐给班上几个学习有困难的同学进行课外辅导，就是高考期间也不例外。五十年代中期上海开展扫盲运动，我母亲所在的街道业余夜校缺少老师，大姐带领她的同学，一起到夜校去当小老师，教劳动大姐们识字。
大姐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志向，报考师范大学，日后当一名人民教师。然而大姐想考师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时候国家对师范生是有补贴的，大姐想尽早减轻父母亲的经济压力。大姐的目标是“北京师范大学”，她的老师也认为大姐考北师大毫无悬念。可那年恰好我的大哥也高考，大哥与大姐是同班同学，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他的目标是“北京清华大学”。儿女们争气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我的母亲却犯了难，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肺结核复发，病休期间拿的是病假工资，家里孩子多，经济非常拮据，北京的冬天又那么冷，母亲根本没钱同时置办二个人的御寒衣被。大姐为体谅母亲成全兄弟，又一次做出退让，忍痛舍弃北师大，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我至今都记得1959年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我们弄堂里轰动了，邮递员送来了二封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庭竟有二个孩子同时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太了不起了！虽然那时我还没上学念书，但我也立下决心，要向大姐大哥学习。六年以后，当我怀揣录取通知书走进市东中学校门的时候，当老师们问及我已经毕业离校多年的大哥大姐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
大姐是提前报到的，因为华师大了解了大姐在中学的表现，让大姐提前到校协助老师做新生入学工作。不幸的是，开学后新生体检复查，大姐被查出患了活动性肺结核，学校为保证其他学生的健康，让大姐休学一年，回家养病。记得那一天，午饭时我们很开心，因为父亲经过治疗康复了，明天就可恢复上班了。可晚饭还没做好，大姐哭红了双眼回家来了……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品供应短缺，大姐虽然享有营养券待遇，可买营养品还得要钱呐，父亲刚刚恢复工作，家里还欠了不少债务，每个月都是寅吃卯粮，没多余的钱给大姐补营养。一年过去了，大姐的病没有好转，惜才的华师大中文系主任恳请校方破例给大姐再延长一年休学期。又一年过去了，大姐的病还是没痊愈，系主任没辙了。那时候学生的高考成绩是保密的，临别时系主任悄悄地跟大姐说：太可惜了，你是我们这一届招收的学生中考分最高的啊！
大姐无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又经过二年的休养，她终于康复了。经人介绍，大姐到浦东高桥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大姐在教师岗位干了整整31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她长期担任高三毕业班的政治课老师，要说这政治课呀，概念性东西特别多，与其他学课相比真的很乏味，但大姐有她的一套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对政治课产生兴趣。有一年学生会考结束后，大姐回家看望父母亲，进门时一脸喜气，原来她的学生在会考中创造了奇迹。会考成绩按ABC打分，一般学校的政治会考成绩都是呈“橄榄型”的，极好与极差的不多，中间的占大多数。然而大姐的这一届学生是个“倒三角型”，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考了A，这在当时的川沙县教育系统还从未有过。
大姐当年没有读完大学，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大姐一边工作，一边到上海教育学院学习，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姐终于取得了大学文凭，被评定为一级教师，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的姐夫是大姐的同事，长期担任高三毕业班的数学老师，他们在工作中相识、相知、相爱，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历尽坎坷。“文革”的风暴让他俩相互等待了整整十年，待风雨过后有情人终能成眷属的时候，恰逢国家恢复高考。为了不影响教学工作，他俩把婚事简办到不能再简，婚后还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我们俩都是带高三毕业班的，为不影响学生的前程，暂时不考虑生育孩子。”当时大姐已经38岁了，为了学生，为了他们钟爱的教育事业，他们耽误了自己，且无怨无悔……
三十多年前大姐夫妇合影
婚后没几年，大姐夫就因过度劳累罹患癌症，做了声带切除手术，对一个耕耘在三尺讲台的教师而言，失去声带就像士兵丢失了武器。那段日子，大姐过得很艰难，姐夫住在市区的医院里，与大姐约法三章，除了开刀那天，住院期间大姐不能请假陪护，不能耽误备课，不能抛下学生，一句话，就是不能影响教学工作！可大姐心里怎放得下？有一天下午大姐没有课程安排，她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傍晚时分才赶到医院。姐夫见大姐违背约定竟然怒目相视，这是姐夫与大姐唯一的一次红脸，其实他们俩啊，相敬如宾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先进教师模范妻”，这是同事们送给他们的美誉。姐夫手术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他割舍不下他的学生，他想重返讲台。姐夫又去做了一次手术，通过食道搭桥，可发出简单且沙哑的声音，姐夫又回到了他的岗位上。1989年，姐夫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在这个身患癌症，失去声带，重返讲台的中学教师的身后，人们看到了一个同样对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教师妻子。
清心的姐夫周国威
大姐与姐夫对学生尽心尽责，学生们对他俩也非常敬重，有一个“花家三兄弟”的故事让好多人人感动不已。大姐家做饭用的是燃气钢瓶，看到大姐和姐夫身体虚弱，钢瓶又重，学生们主动提出帮助换气瓶。花家三兄弟便是其中之一，老大毕业了老二接续，老二毕业了老三再上，一直持续了好多年……
那年学校新盖的教师宿舍楼落成，大姐和姐夫搬新家，来了好多同学帮忙。男同学帮着搬家具，女同学忙着整理，看着他们与大姐姐夫那亦师亦友的亲热劲，让我既羡慕又感动。
大姐工作繁忙，不常回市区来，但她时刻把父母亲挂心上，每次回家都留意父母亲需要什么，下次回来就带什么。大姐是父母亲的开心果，文革初期，父母亲都受到了冲击，心情非常不好，但只要大姐一进门，家里的气氛立刻变样，父母亲的脸上会露出笑容，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总是盼望着大姐能多回家看看。学校分配新住房后，大姐每年暑假都要把父母亲接过去住上几周，让他们也享受一下有独立煤卫的新居生活。
大姐的一生中数次历经坎坷，最难的是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痛失三位至亲。父母亲先后病逝实属无奈，而大姐夫在退休当月突发心脏病离世，是大姐万万没想到的，那时又快到高考了，为了不耽误学生，丧事一办完大姐就强忍悲痛上了讲台。
55岁那年，大姐终于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解脱出来，她退休了。弟妹们都住在市区，身边没有亲人，为了健身，也为了给自己寂寞的退休生活增添乐趣，大姐报名参加培训班，学习拉丁舞。那时我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见大姐能主动寻找快乐，也挺欣慰的。可是随着年岁的增大，身体的衰弱，疾病的缠绕，大姐的心情渐渐起了变化。4年前，一直照顾她的小弟突然病逝，大姐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尽管我一再宽慰大姐，跟她承诺我会接替弟弟照顾她，但大姐总是担忧，担忧自己，担忧我，不想让我这个身有残疾的妹妹为她过多操劳。
我做梦也没想到，大姐78年的人生之路会在那个雨夜戛然而止，大姐走得那么急，那么突然，在她最需要亲人的时候，我竟然没在她的身边，我没能完成母亲临终时的嘱托，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大姐去往天国与姐夫团聚了，我只愿大姐一路走好！
2016年深秋
来源：“伊犁锐角”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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