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录

　赋役部总论七
　　古今治平略一〈三代田赋　两汉田赋　唐代田赋〉

食货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赋役部总论七

《古今治平略一》《三代田赋》

昔者尧遭洪水，天下昏垫，乃使禹平水土。禹因任土作贡，别九州之土，以定田赋。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赋上上错。兖州厥土黑坟，厥田惟中下，厥赋贞。青州厥土白坟，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徐州厥土惟埴坟，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雍州厥土黄壤，厥田上上，厥赋中下。制九服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庶土交正，致重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则贡赋之法，实昉于此矣。由今观之，其赋也自冀及雍，凡有九等焉。而赋出于田，取之无过什一，不欲尽其所有也。然而惟兖一州，赋与田相当。他如荆之赋，高于田五等。雍之田，高于赋五等者，何则。以地有定宜，人无常力。由人力有多寡，故赋入有重轻，所以釐上中下而为九等者，制赋各使其平也。其贡也，自冀及雍，亦有九等焉。而贡因乎地，贡之必待锡命，不欲强其所无也。然而侯绥要荒，各以其土之所产为贡，而或包或篚，至如冀，以畿内王之所食，则百里总，二百里铚，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何则。以地有远近，故纳有精粗。而近者力易，致其粗；远者力艰，致其精。所以分总秸米，而为五等者，制贡各取其便也。盖畿甸在近，王自以什一取之，则为赋。四服处远，诸侯各以什一取于国，而贡其所有则为贡，其实一也。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者也。殷承夏制，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以为御，乃公田。则七十而助籍，而不税，而供官，为御毕赋诸公田。是以其求寡，而供易足。所谓殷人七十而助者也。迨至周官，法尤详备，以敛财贿，则有九赋；以致邦用，则有九贡。九赋者，任之九职者也。故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饬财，贡器用。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其立制也，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馀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凡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人为馀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平土可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自九夫为井广之，而四井为邑广之，而四邑为丘广之，而四丘为甸广之，而四甸为县广之，而四县为都。经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离乎三等，受田不过乎百亩，莫不中为公田，外为私田。公田以为税，私田以出赋。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赋充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实府库赐予之用，此其略也。而至其敛之太宰者，则又有轻重远近之不同。一曰邦中之赋，则国中场圃之所任也。而园廛则二十而一焉。二曰四郊之赋，则王畿百里之内，士贾官及牛赏牧之所任也。而近者什一，远者二十而三焉。三曰邦甸之赋，畿二百里公邑之田任焉，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稍之赋，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大夫之采地也。五曰邦县之赋，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卿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赋，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三公与王子弟之邑也。而甸稍县都，则皆无过十二焉。七曰关市之赋，商贾阜通之所任也。八曰山泽之赋，虞衡薮牧之所任也，所谓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焉。九曰币馀之赋，官府出入经用之所馀也，是故国中四郊之赋，则闾师征之。野之贡赋，则县师征之。其始也，以九谷为主。而其终，则皆以九职之物充，所以便民也。其始也，以五等定轻重。而其终，则皆以年之上下敛，所以因时也。至于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所以劝耕织而警游惰也。而乡遂迫近王城，丰凶易察，则使之什一以自赋，而用贡法都鄙，僻在遐方，情伪难知，则使之九一，以中公外私，而用助法，所以相地宜而悉人情也。总而名之曰彻，所谓周人百亩而彻者也。九贡者，致之邦国者也。畿内固有赋税矣，达之畿外，则有异名而无异法。诸侯食其税于国，则税之名变而为禄，转而纳其所赋。若其半，若三之一，若四之一，于王则赋之名变而为贡，然总之诸侯什一，取于民。天子又什一，取于诸侯，皆起赋于九功，则一也。至其掌之冢宰者，则亦有远近轻重之不同。一曰祀贡，以牷茅。二曰嫔贡，以丝枲。三曰器贡，以器械。四曰币贡，以皮帛。五曰材贡，以木材。六曰货贡，以金宝。七曰服贡，以元纁。八曰斿贡，以羽毛。九曰物贡，以土地之所有。于是大行人掌以待之，而侯服者祀，甸服者嫔，男服者器，采服者服，卫服者材，要服者货，至蕃服各以所贵宝为挚，而币帛斿旌，则各自其所产贡之。所谓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以贡，各以其所有，不强责也。然则致贡云者，亦犹禹之任土作贡乎。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致者，听其自至而不强，其不来皆一也。且周公之制是贡，即以供是用。今观其物，尽服食器用之需，宾祭丧旅之用，无一毫滥设而罔取者。且入之太府内府者，一则曰以待邦之大用，再则曰以待吊用而行人之适四方者，则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入而还以遗诸侯也。及其国有五事，则又令庆贺哀吊之，赙赗赒委犒襘之，是以其所致而还，以为诸侯用也。此成周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也。与周衰诸侯恣肆，日增重于赋敛。鲁之宣公初税亩，是于公田之外，复履私田之亩行，什一之税。虽然，赋则犹无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则每三甸而加一乘，盖羡卒尽用而兵车之赋，非复司马之旧。哀公之用田赋，则受田百亩，而出赋二十亩，盖以田为率，而私田之赋，益非复载师之旧。当是时，季孙以田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求汝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军旅之出则徵，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过是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以为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访焉。是取之既无艺矣。至于邦国之贡，亦悖乱而无统。或来求金，或来求车，是不复有致用之意。或来求赗，或来求赙，是又不复有吊用之常。甚至苞茅不入，王祭不供，齐人得以奉辞而伐罪男服，使从公侯之贡。郑人得以藉口而告晋，则是贡法至此而不存，且内而侯国，职已废矣。外而蕃国，况能必其来贡如肃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献于天子哉。是自虞夏来贡赋之法所相承而无弊者，至春秋而扫地尽矣。驯至战国，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虐取弥甚。而魏文侯时，租赋增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譬如冶焉，令大则薄，令小则厚，治人亦如之。夫贪其赋税，不爱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安所傅，是两匮之势也。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对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故曰，文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箧筐、实府库，箧筐已盈，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及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尽坏井田，开阡陌，更制贡赋之法，急耕战之偿，自是王制遂灭，僣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略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提封万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毕，专以自予，因舍地而税人，令黔首自实田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见税十五。二世承之，不变其失，反更益之，海内愁怨，虽欲不亡，岂可得哉。

《两汉田赋》

汉兴，高祖以天下新定，百姓失业，下无盖藏。约法省费，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帝即位，躬身节俭。十二年，赐天下民租之半。明年，诏除农租。孝景二年，令有田者半出田租，盖三十而税一矣。然时因秦旧，无复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与之关中田宅。萧何为相，至请苑为民田而下狱。文景因之，未立等制。豪强占田踰侈，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而民反输豪强大半之赋。故官惠优于三代，豪强酷于亡秦，盖不正其本，而徒蠲除田租，适所以资奸猾有如此也。至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费役烦兴。董仲舒言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是以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供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悦而从其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筦山林之饶，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而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而令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帝不能用。当其时，虽用度虚耗，利析秋毫，然蠲租免赋，未尝不行焉。昭帝始元中，诏民得以律占租。元凤中，令三辅得以菽粟当赋。宣帝励精图治，加意抚循，其于田租也，或以凤凰所集而免，或以地震灾旱而免，或以行幸所过而免。嗣至哀平，代有宥放。然其后，张禹占郑白之田四百馀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民弥困。哀帝时，师丹踵董相之策，言曰：古之圣主设井田，而后治乃可平。文帝务农桑，躬俭节。民以充实，然时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名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逾困。宜稍为之限，以均富贫。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为有改者，将以急救也。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诸侯王、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名田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王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而是时，丁、傅，董贤方隆贵，用事奢汰，皆不便。诏须后，事遂寝不行。至王莽时，下令曰：古者，设井田，则国给人足而颂声作，秦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千数，弱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馀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陷刑者众。后三岁，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而刑罚深刻，他政悖乱。未几而亡。后汉建武六年，诏曰：顷者帅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十五年，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下诏州郡检覈，时刺史太守多为诈巧，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及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繇，吏祇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皇子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如东海公对。由是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河南尹及诸郡守十馀人，皆坐度田不实，下狱死。章帝建初三年，山阳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局蹐，无所容诈。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其式，班行三府，并下郡县。咸度为三品。时谷贵，县官给用不足。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也。可尽，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从之。因诏以布帛为租。殇帝延平元年，邓太后临朝，加意惠恤。诏曰：间者水灾，害稼。朝廷忧惧。而郡国欲获虚声，遂多张垦田，竞增户口，掩匿盗贼，贪苛惨毒，延及平民，自今将纠其罚。其各赏覈所伤，除其田租。至桓帝延熹时，乃亩税敛钱。灵帝尤好蓄私藏，中平时，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名修宫钱。而比年水旱伤稼，百姓贫苦。陆康上疏谏曰：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故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劳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书奏，内倖因此赞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徵诣廷尉，又令郡国贡献，先输钱内府，名导行钱。于是调广民困，献少费多，奸吏浚为残剥，人受其害，而汉遂以亡。魏初令收田租，亩粟四升，绢二匹，而绵二斤。晋既平吴，制户调之式，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方不课田者输义，户米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二十八文。泰始中，石苞奏：王公以国为家，京师不宜复有田宅。今可限之。近郊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其官第一品五十顷，以下每品减五顷以为差，而又各以其品之高下荫其亲属。及得荫人为衣食客、佃客焉。盖合汉田赋口算而一之，然其制，丁男一人得占田七十亩，馀丁半之，故初时天下无事，人咸安之。及晋东渡，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鲜有蓄积，独诸蛮陬服属者，令各随轻重，收其财物，以裨国用。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是后频年水旱，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馀万斛，尚书褚裒以下坐免。穆帝之世，频有大军，粮饷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哀帝时，减田租，亩税三升。而太元二年，罢其制，王公以下率口税三斛，惟身在役者蠲免。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于赋法益远矣。宋立，悉仍晋课，而元嘉之政，责成郡县，民颇殷富。无何孝武急于徵敛，患郡县迟缓，始遣台使督之。自此操切苛迫，民悉殚瘁。齐兴，沿而未革。竟陵王子艮陈曰，此辈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及至所督之处，则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馀税且增为千值。今夕酒谐肉饫，即许附申赦格。明日礼轻贷薄，便复不入恩科。筐贡微缺，箠挞肆情，风尘毁谤，随忿而发。愚谓宜悉停遣，近者指以赐敕，远者降以明条，既各奉指挥，人竞自罄，何必台使盈凑，反更扰害哉。比魏显祖皇兴间，旱盗相继，转运颇勤，乃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尚书毛法仁曰，军国资用，今顿罢，恐不可。帝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馀，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调如前。至是，乃终罢焉。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孝文太和中，时民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民多荫附，无官役而豪强徵敛，倍于公赋。给事中李安世疏曰，顷者人因年俭，流移田地，漂居异乡，事涉数代，始返旧墟。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右，肆其侵陵，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人给，其可得乎。各宜均量，审其经界，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人获资生之利，豪右靡馀地之盈。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京之积，可有丰于比户矣。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帝深纳之，乃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民年及课，则受田及老而免身，没则还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初受田者，人给田二十亩，课莳桑枣，非桑之土，杂莳馀果，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枣。凡田视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宰民之官，各随近给公田，有差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盖自井田废七百年，至后魏孝文，始纳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晋武帝时已有占田课田之制，则亦非始于后魏也。但史不书其还受之法，无由考其详耳。今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入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閒无主之田又诸远流配商，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令其得从便卖买，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与王莽所行异矣。此所以稍久而无敝与。北齐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钱，贫者输力。至成帝河清中，令男子以十八受田，六十六退田，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之限，又人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田中种桑枣及榆，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送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载师掌任地之法。司均掌田里之政，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者皆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时徵焉。隋兴，田制仍齐，赋法仍周。先时苏绰相周伤时税重，叹曰今所为制，正如张弓，非平代法也。后之君子，孰从为弛之。其子威感父志，至是相隋疏请减赋税甚力。高祖方躬节俭勤于政治，悉从之，后以江表初平，益减租宽徭，而户口滋增。十二年，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冬，帝令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以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吁是几无策矣，何贵于均哉。

《唐代田赋》

唐制赋税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调。凡受田百，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为绢三尺，谓之庸。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国有所须，先奏而敛。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方，与众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尽者，免其调；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调；耗七者，租、役皆免。其授田之制，丁男凡十八以上者，受田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田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馀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他徙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县有馀则以给其比，太宗方锐意于治。配租以敛穫早晚、险易、远近为差。庸、调输以八月，发以九月。同时输者先远民。皆自概量。州府岁市土所出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口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元宗开元八年，颁庸调法于天下，好不过精，恶不至滥。然是时户口田，实多至伪滥，朝廷深以为患。于是监察御史宇文融奏：请检察搜括逃户，及籍外羡田，元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无几，获伪滥及诸免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兼侍御史。融于是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括田畴，议者颇以为扰人不便。阳翟尉皇甫憬上疏曰，务德以静为本，化民以安为上，若欲正土田，但责其疆界，严其堤防，则山水之馀，即为见地何必聚人阡陌，故夺农时，亲遣括量为哉。又使者未识大体所由，务以勾剥为计，州县惧罪，据牒即徵。逃亡之家，邻保代出。邻保不济，又便更输。急之则都不谋生，缓之则虑法交及，臣恐逃逸从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黎民，国绝数载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虽其厚税，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繇此。纵使伊皋申术，管晏陈谋，岂息兹弊。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租客能周给也。左拾遗杨相如亦上书争之。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书舍人，陆坚皆赞成其事，乃贬璟为盈州尉，于是州县希融旨意，务于获多，皆虚张其数，亦有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者，岁终增籍，钱数百万缗，融繇是擢拜中丞，驰传巡历天下，事无大小，先上劝农使。而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挥，而后决断。十六年，乃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而庸调折租所取华好，中书门下察滥恶以贬官吏，精者褒赏。已又诏州县岁上户口登耗，采访使覆实，刺史、县令以为课最。未几兵变至。代宗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馀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择豪吏为县令，而徵督之。于是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辄分籍其所有。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其不服者，威以严刑，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林为群盗，县不能制。广德元年，诏亩税二升以优民，而彊寇未夷，民耗敛重。至大历元年，诏流民还者，给复二年，田园尽，则授以逃田。天下田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寻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然自至德后，天下兵起，因以饥厉，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甸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又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杨炎，作相。深疾其敝，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然民力未及宽，而朱泚、王武俊之畔起，于是因军兴，掊克益广。及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贞元三年，时岁事丰稔，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时丰，何故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时防秋兵大集，国用不足，李泌奏自变两税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厚敛，继以朱泚之乱争榷，率以为军资，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其官司逋负可徵者，徵之。难徵者，释之。有沦没者，罪之。帝以立法宽，恐得无几为疑。泌曰，宽则人喜于免罪，而乐输所得。多而速急，则竞为蔽匿，非惟鞫不得实，而吏缘为奸，所得必覆少矣。帝曰善。乃以元友直为诸道勾勘两税钱帛使，友直遂勾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以为定制，岁输百馀万缗斛，民不堪命。诸道多自诉于上，上意寤。四年，乃诏已在官者输京师，未入者悉以与民。明年以后，悉免罢。于是始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焉。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厉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折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俘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釐革其甚害者，其一曰：天宝季岁，羯胡乱华，海内波淫，兆庶云扰，版图隳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扫庸调之成规，创两税之新制。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为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惰，则窭空。是以先王之制赋入也，必以丁夫为本，无求于力分之外，无贷于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植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利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两税之立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悟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以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繇，是务轻赍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役，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诱之为奸，速之避役。复以创制之首，急于聚敛，不量物力所堪，唯以旧额为率。旧重之处，流亡盖多。旧轻之乡，归附益众。有流亡则已重者摊徵转重，有归附则已轻者散出转轻。高下相倾，势何能止。税法之重已极，而复有进奉宣索之繁。于是巧避微文，曲承睿旨，变徵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广其课而狭偿其庸，精其入而粗计其直，且又或吏理失宜，或天灾荐至，田畴荒芜，户口减耗。牧守苟避于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阙额，累加见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邻继尽。渐行增广，何繇自存。望令所司与宰臣参量据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无益者罢废之，有过制者广费者，减节之。顷因军兴，每贯徵二百者，下诏停之，而又禁止进献之门，平准折估之数，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诸道，权宜加徵，亦当自请蠲放。如是则困穷之中，十缓其二三矣。其二曰：谷帛者，人之所为；钱货者，官之所制。是以国朝著令，所取不踰其分，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缯、纩、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赋法。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违任土之通方，效算缗之末法，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徵杂物，每岁色目颇殊。所徵非所业，所业非所徵，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且百姓所营，唯在耕织。人力之作为有限，物价之贵贱无恒，而乃定税计钱，折钱纳物是将有限之产，以奉无恒之输。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多则人力不给。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少则国用不充。宜令所司，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仍令庸、调旧制，各随乡土所宜，勿更计钱。以为税数如此，则应出布麻者，务于纺绩供绵绢者事于蚕桑各修，家技皆足，供官无求人假手之劳，无贱鬻贵买之费，无暴征急办之弊，无异常改作之烦。物甚贱，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贵，而官之所入不减。是以家给而国足，事均而法行，且自天宝以后，积累以至于大历之间，取之极甚，今比于大历，再益其倍，其故何哉。盖以事逐情生，费从事广，物有剂而用无节，夫安得不乏乎。苟能出其情，约其用，非可以布帛为税，虽更减其税，亦可也。苟务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夫生物之丰败，繇天用物之多少，繇人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今议者但爱财利之不足，罔虑安危之不持。若然，则太宗汉文之德曷见称。秦皇隋炀之败靡足戒。惟欲是逞，复何规哉。其三曰：古之王者，设井田之法，以安其业。立五宗之制，以缀其恩。犹惧其未也，又教之以族坟墓，敬桑梓将以固人之志。俾皆重迁厥后。又督之以出乡游惰之禁，纠之以版图比阅之方，历代因习，以为彝章。其理也，必谨于堤防。其乱也，必慢于经界。顷因兵兴，典制弛废，户版之纪纲罔缉，土断之条约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长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氓，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聚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谓新收，而获宥倏忽，往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惟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则何异驱之转徙，不知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有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将有意乎富俗，而务理岂不刺谬。与当今之要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每岁据额纳徵，更不勘责检巡。增辟者勿益其租，废耕者不降其数，足以诱导垦植，且免妨夺农功，事简体弘，人必悦劝。其四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赋人取材，所以资国。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借必以度，敛必以时，有度则亡劳，得时则易给。今但务取人以资国，不思立国以养人，非独徭赋烦多，漫无蠲贷，至于徵收迫促，亦不矜重。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所系迟速之间，不过月旬之异。一宽税限，岁岁相承，迟无所妨，速不为益。何急敦逼，重伤疲人。其五曰：国家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车服田宅，莫敢僣踰。是以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穷。后世法度不守，唯力是骋，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夫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室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举类推之，则海内空乏之流，亦已多矣。古先圣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至于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粮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且京畿之内，每一亩官租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望令百官集议，凡所占者，约其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格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捐有馀，稍优不足，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也。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百姓本出布帛，两税反配以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疏入，亦不报。宪宗初，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支郡，而诸州送使额便为上供，故疲民稍得息肩。元和中，皇甫镈务剥下佐国用，李渤奉诏使陈许，在道上疏言：臣过渭南长源乡户四百，今才四十；閺乡户三千，今才千。他州县无虑多此类。推原其敝，始于逃人之赋。举摊之比邻，致驱迫然也。然且弗除，是使未逃者举归于逃，而后已盖聚敛之。臣剥下奉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害可胜。既乞下诏宽除，使人归于本，则赋额自足。帝纳之。时户部侍郎张平叔请徵远年逋租，渤刺江州，又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顷，今旱绝收者千九百顷，而度支所责贞元二年流户赋钱四百四十万，是当大旱时，责民三十逋赋也。夫旱灾田损，岁徵尚望蠲免，奈何复索前欠乎。诏立罢免。穆宗立，诏两税外加率一钱，以枉法赃论。然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疋半者后为八疋，大率加旧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乃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言：宜使天下两税、盐利、榷酒之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藏，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繇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焉。文宗开成改元，用宰相李石言，诏：赐京畿民一岁租；停方镇、四节进奉，以其直代百姓税缗；天下非药物茗果，他贡献悉禁；及罢宣索、营造。皆石将帝意行之，帝曰：朕务实惠及民，无徒空言也。石以异时诏令，天子多自渝，故有司无所信，请置赦令一道于宫中，时省览。无渝大信于下，而临敕十道，黜陟兴长吏奉行焉。嗣是会昌大中之间，屡有优恤之诏，然长吏遵守弗恪，不无以虚估，实加率科索。而豪富侵噬产业既易税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户为奴客，役法峻于州县。贫弱重困，无所告诉，即一二恤下之长，岁遣吏巡覆田税，然无益于民，徒增其扰至。咸通初，湖南、浙东、江西所在盗起，左拾遗薛调言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民穷为盗，半属逃户，固须剪灭，亦可矜悯。于是敕州县税外，无得科率。然以是观之，前此侵渔之害，出于常赋者，盖不赀矣。国乌得而不乱乎。嗟夫，三代而下，取民之有制者，莫善于唐租庸调之法。至后以乱，而更法，法更而愈不足何也。善乎李翱之言，有曰古之圣贤，未有不善于为政，理人而能光于后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者，莫大于富教。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恶贫穷，四人之苦者，莫甚于农人。麦粟布帛，农人之所生也。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灾，则农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夫如是，百姓之视其长上如仇雠，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尽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散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有，大荒而不耕。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是为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如此者，虽欲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诛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居者不流，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无馀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邻之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凡为天下者，视千里之都，为千里之都者，视百里之州，为百里之州者，视一亩之田，而一亩之田，起于六尺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谓之亩。三百六十步，谓之里。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亩。十里之田，五万有四千亩。百里之州，五十有四亿亩。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亿亩。方里之内，以十亩为之屋室，径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而里之家给焉。凡百里之州，为方十里者，百州县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乡井之所聚圳，遂沟浍之所渠，大计不过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亿四万有四千亩。百里之家给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则椁其中。长缀短而量之，一亩之田，以强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家之州，亩粟一石为三十四万五千有六石，以贡于天子，以给州县。凡执事者之禄，以供宾客，以输四方，以禦水旱之灾，皆足于是矣。其田间树之以桑太寡，则乏于帛。太多则暴于田，是故十亩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蚕，取不宜岁。度之虽不能尽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率十取一。疋帛为帛一十一万五千有二百疋，以贡于天子，以给州县。凡执事者之禄，以供宾客，以输四方，以禦水旱之灾，皆足于是矣。鳏寡孤独，有不人疾者，公与之粟帛。能自给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乡，为之公囷焉。乡之所入于公者，岁十舍其一于公囷。十岁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乡，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乡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饥岁，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囷与之，而劝之蚕，以须麦之升焉。及其大丰乡之正告，乡之人归公，所与之当戒必精，勿濡以内于公囷。穷人不能归者，与之勿徵于书，则岁虽大饥，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沟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乐，其生重犯法，而易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乡党，使之敬让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养鳏寡孤独有不人疾者，皆乐其居。屋室相邻，烟火相接于百里之内。与之居，则乐而有礼。与之守，则人皆固其业。虽强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内，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当之。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其君，其君虽欲危亡，弗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