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为人也孝弟章。
朱子曰：“人禀五行之秀以生，故其为心也，未发则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为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情以为之用。”今按：朱子言心之全体大用，又言心兼性情，若依西方哲学应有详细证成。而中国学人于此等处，不详加讨论。实则格物致知，只在明得此心之全体大用而已。故在中国学问之方法上，颇近西方之科学。而其所欲证成者，则近西方之哲学。然果轻为比拟，则必两失之。
朱子又曰：“程子以孝弟为行仁之本，而又曰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为性，爱之理也。其见于用，则事亲从兄，仁民爱物，皆其为之之事也。但事亲而孝，从兄而弟，乃爱之先见而尤切。君子以此为务而力行之，至于行成而德立，则自亲亲而仁民，自仁民而爱物，其爱有等差，其施有渐次，而为仁之道，生生而不穷矣。此孝弟所以为行仁之本也。曰：然则所谓性中但有仁义礼智而无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为自性而言，则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谓孝弟之理不本于性，而生于外也。曰：然则君子之务孝弟，特以为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与我，而不可不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为物诱，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于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务，则于其所不可不为者，亦无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盖以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为之有先后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后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谓本欲为彼而姑先借此以为之地也。”今按：此条备见程朱与孔孟异同处。其实孟子已与孔子不同。《论语》少言性，故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至孟子乃特倡性善之论，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说此即仁义礼智之四端。程氏之说本之此。而朱子又婉曲阐发以求合于《论语》。朱子说，孝弟亦吾心之所固有，则乌得不谓之性。而其与仁义礼智别者，朱子乃分理与事说之。又谓是名与目之分。名者，可以兼包众目，如仁可包亲亲仁民爱物诸目，又可包义理智诸目。而孝弟则具体一事，但事必有理，故曰非谓孝弟之理不本于性。今人皆言孔孟程朱，但当知孔孟自有相异，程朱亦有相异，须能分，又能合，乃为得之。
又说：“孔门只说为仁，谢氏乃言知仁。其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再转而为陆子静。”今按：朱子释《大学》格物致知，所谓知，非不近于谢上蔡之言知仁。但格物则又偏近为仁之义，是一种行为。中国古人主从人生日常事为中躬行实践以求知，非西方之哲学，亦非西方之科学。若单从心上求知，则近西方哲学。陆王较与西方哲学相近。而朱子格物，则近人颇以西方科学说之。不求之本，而以末相比附，宜失之矣。中国学术传统，非哲学，非科学，而与此二者皆得相通。须细参。
温故而知新章。
问：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之说。朱子曰：“若徒温故而不能知新，则闻见虽富，诵说虽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无毫发意见。譬若无源之水，其出有穷，亦将何以待学者无已之求哉。”今按：学问以求知，知贵有源，其源则在心。而所知则贵贯通新旧。亦据是可知矣。
又曰：“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其意味，则今之视昔为不同矣。”今按：徒尚训诂，解释经义，则仅在文字间。意味则生于己之心，可见述而不作，其间亦有大进步处，学者宜自体会。又按孔门之教，博文约礼，博文即温故，约礼则知新。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知于未来之新者，则本于其知于过去之旧。故中国文化，乃有传统可言。西方之学，重知新，不重温故。故亚里士多德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西方无师道，故虽一世之间，亦不可知。然西方人虽不重传统，而仍自有其传统。故治中国学问，亦可知西方。治西学，则无以知中国。
君子不器章。
朱子曰：“原宪只是一甘贫之人，邦有道，亦不能出而立事。邦无道，亦不能拨乱反正。”今按：宋儒论学有如此。今人亦以能甘贫来衡量宋儒，此大失之。
人而不仁如礼何章。
朱子曰：“程子说，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疏。仁者，本心之全德。”今按：同说《论语》仁字，朱子较程说益精进。清儒少能窥及此。
问游氏言心，程子主理，李氏谓待人而后行。盖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则在乎人也。朱子曰：“得之。”今按：此条分理为第一层，心为第二层，人为第三层。李延平之言，兼人心己心，而以己心为主。中国人讲道理，必兼通理与心与人三层。西方哲学则己心所得之理，专由己创，不求通之人，但求己说能不受别人驳倒即是。故必为一专家，而亦无中国之师道可言。
与其媚于奥章。
朱子曰：“天即理。获罪于天，只是论理之可否，不是说祸福。”今按：孔子说获罪于天，当非说获罪于理。《论语》中天字，岂可一一以理释之。若以近代观念言，则宋儒之说，亦不得不谓其较先秦有进步处。即如此以理释天之类是也。苟既得罪于理，亦不得谓可无祸。此条只是说非有一昊昊在上之天以祸福之。但终与原义有差。如在西方，必该对孔子话加以一番明白的驳斥，宜乎中国古人尊圣尊贤之态度，终将为今日国人崇慕西化者所嗤。又按：孟子言，“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早与孔子得罪于天之天不同。《孟子》七篇，其言异于《论语》者何限，然孟子言，“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程朱尊孔孟，其言异于孔孟者又何限。中国人此一番崇圣敬贤尊师重道之心情，与其自得自发之努力，互不相违。抑且相得益彰。孔子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能发则所言不必尽依于前人，然而其尊师崇圣之心则益深益切。今人必以西方人意态来衡量中国以往之一切，则无怪以孔子拟之古希腊之苏格拉底。而其在中国两千年来至圣先师之地位，则无可理解耳。
里仁为美章。
问：里仁之说，孟子尝引以明择术之意矣。今直以择乡言之，何也。朱子曰：“恐圣人本意，止于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以明彼耳。”又曰：“如孟子说也无害。”，今按：此条指出孟子引《论语》有失孔子本意处。朱子又屡指出程子引《论语》失孔子本意处。但朱子又明言其无害。实则朱子说孔孟，宜亦有失孔孟本意处。读者能知此，又能知其无害，斯始可与论中国学术传统之深处。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问：安仁利仁之可以久处约长处乐，何也。朱子曰：“胡氏于此发明，似得其本旨者。曰：舜之饭糗茹草，若将终身。衣袗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处约长处乐也。原宪环堵，闵损汶上，鲁之季文子，齐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处约长处乐也。”问：非颜闵以上不知此味。曰：“须知到颜闵地位，知得此味，犹未到安处也。”今按：此条若用西方哲学思辨方式来做发明，恐终难达。朱子引胡氏语，以舜至晏平仲诸人之具体行事说之，则本旨自显。又谓到颜闵地位，方知得此味，但又未到安处。则中国学人求知，亦显与西方哲学家求知有不同。到了知处，犹未到乐处，则又显与西方哲学境界有不同。故西方哲学与史学分，中国则绝无此分。而朱子主张格物穷理之精义，亦由此见。若定要把中国人所用道德二字，分立为道德哲学，则自见与中国传统意见大有乖离。
惟仁者能好人章。
问，公正之说。朱子曰：“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体用备矣。”又曰：“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又曰：“以无私心解公字，好恶当于理解正字。有人好恶当于理，而未必无私心。有人无私心，而好恶又未必当于理。”今按：今人多连用公正二字，其实公自是公，正自是正，此两字有别，而相少不得。此条就公正二字，来分别心之体与理之用。分别得细，却更见其和合之深。阳明承象山意，争心与理一，又言知行合一，而教人于事上磨炼，似亦未失朱子大旨。然终不如朱子立言之周到。西方贵专门之学，心不能广大无私，而所主之理终亦不能无所偏。学如何从公正处人，又从公正处出，此是一大问题。
苟志于仁矣章。
问：过与恶何分。朱子曰：“恶是诚中形外，过是偶然过差。”又曰：“志于仁，则虽有差，不谓之恶。惟其不志于仁，是以至于有恶。此志字不可草草看。”今按：中国文化传统正是要教人一切志于仁，所以尽有过差，却不志于恶。西方人一切不求志于仁，虽富虽强，其善恶却难言。耶稣传教不得谓其非志于仁，一到欧洲人手里，则变了。即如十字军远征，亦不得谓非恶，终是与十字架精神不同。何以同信一上帝，定要对异教徒斩尽杀绝。则其非仁意，亦可知。
富与贵章。
朱子曰：“众人固欲富贵，然得位以行其道，亦君子之所欲也。众人固恶贫贱，然身困则道否，亦君子之所恶也。故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特以非义而得富贵则不处，不幸而得贫贱则不去耳。”又曰：“富与贵，贫与贱，方是就至粗处说。后面终食造次颠沛，方是说得来细密。然不先立得个至粗底根脚，则后面许多细密工夫更无安顿处。”今按：此引上一节乃合情合理之言。中国人于贫贱富贵之差，有好安排，有好指导。所欲有不处，所恶能不去，建群立国，已四五千年于兹。今国人乃弃置不加理会，一若论经济，非资本主义即共产主义。论政治，非自由民主即阶级集权。建群立国之大道，尽在人，不在己。风气已成，一时亦无奈之何。此引下一节根脚已差，工夫无安顿处，宜乎今日之一切难言矣。
我未见好仁者章。
朱子曰：“好仁者，是资性浑厚底，恶不仁者是资性刚毅底。好仁者恻隐之心较多，恶不仁者羞恶之心较多。”又曰：“好仁底较强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恶不仁之切底。盖恶不仁底，直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冻，做事得成。”今按：中国人讲道理，只从普通人日常人生处讲。如仁不仁，好人恶人，有此心，一切行处逃不离，一切道理亦尽在此上面。何如西方哲学所讲，都远超出了此等处，才有讲究。又西方人似乎恶甚于好，资性刚毅，但所恶乃是贫贱，不是不仁，故不得说他们是壁立千仞，做事得成。此处须细辨。孔子曰：“观过斯知仁矣。”中国文化中，自亦不能无过失，但观其过处，自知其用意之仁。近人尽量评斥古人，亦非无过。而其过处，却多陷于不仁，此不可不慎。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章。
朱子曰：“一是一心，贯是万物。不论何事，圣人只此一心应去。”今按：朱子说一贯，乃以一心应万物。如一堆散钱，将一条索子穿了，此其重心可知。但与西方哲学所主心一元论大不同。心一元论乃说万物分析到最后，只是一个心，此是向外求真。哲学上之唯心唯物，其实与自然科学同样是向外寻求。中国道理重在人生实际行为上，以己之内心去应万物，则心与物显属分了。故以西方哲学来说，朱子近似一二元论者。实则非二元，只能说是多元。亦非多元，朱子只就人的行为说，只能说是一人本位，或人生行为本位，始得之。故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此大物事亦仍是一人生，在人之内，不在人之外。西方哲学则要从外面合成一大物，或唯心，或唯物，或上帝，则宗教科学哲学，在西方实只是一个，只是向外寻求。而说来说去，合来合去，人心不同，乃合成三个，即宗教科学哲学是也。都由外面说，不着有己心，非孔子所谓之一贯。朱子又说：“譬如元气，八万四千毛孔，无不贯通。”此指人身之生命言。中国人生命，一身贯通，身与身又贯通，故得健康长寿，其民族生命之悠久举世无匹。朱子又说：“天道犹言体也，人道犹言用也。”是天人合一。人道即合于天道，犹吾身之元气与天地之元气亦无不贯通也。朱子又说：“某解此亦用力，一项说天命，一项说圣人，一项说学者。天是无心，圣人是无为，学者是着力。”今按：此着力与无为与无心，亦一以贯之。故孔子只说，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说之以忠恕。忠恕即学者之着力处。西方人则或着力在宗教，或着力在科学，或着力在哲学，皆注意在外，故其元气终不贯通。
君子喻于义章。
朱子曰：“小人之于利，计较精密，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缘其气禀中，元有鏖糟浊恶之物，所以才见此一物，而其中元有之物即出来应。君子之于义，亦如此。”今按：此条谓小人在其气禀中元有鏖糟浊恶之物，似近荀子论性恶。故理学家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主变化气质。可见理学家自有一套，不专以《论语》《孟子》为说，此即孔子所谓亦足以发也。中国古代与后代之学术思想，莫不各有异，而重要处，则在其仍能会通和合，成为一传统。西方则只言变，言进步，无传统可言。若有之，则亦惟在其求变求进步之一意上。如是则前面并未到家，后面又永不见到家时。中国人则自认为前面到家了，后面仍然会到家。纵不是说时时处处事事物物尽是到家了，但总有时有处有些事物，古圣先贤所行，及其一些观念与理论，则是到家了。今人则谓其只是守旧，一无变，亦未有进步处。此即近代国人与自己文化传统之主要相争处。
以约失之章。
朱子曰：“如老子之学，全是约。盖清虚寡欲是其好处。文景之治，汉曹参之治齐，便是用此。仁宗于元佑，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财也不敢用，然终是少失。如熙丰不如此，便多事。”今按：此条说约字全采老子，然并不以老子为全是，为极对。今人一意慕西化，西方亦自有可采处，以西化为全是极对，则大失之矣。或有以程朱既主张孔孟，又兼引老庄为非，则又失之。
吾未见刚者章。
朱子曰：“谢氏说最好。为物掩之为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凡人才要贪这一件物事，便被这物事压得头底了。幸幸自好，只是客气，如此便有以意气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欲也。又曰，刚者外面退然自守，而其中不屈于欲。幸幸者，外面崛强，计较胜负。”今按：此条分析刚与欲。欲者，外面崛强，意气加人，计较胜负。刚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屈。极值用为观察之资。又客气二字，当善体会。意气不本于内心自发，故谓之客气。若气由中发，即不为客气。发而合理，即正气。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
朱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未能忘我故也。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能忘我故也。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未能忘物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能忘物也。”今按：中国人讲一切道理，全本人之行事，及其内心感觉。而人品高下，亦由此见。西方人不讲究此等，只法律前人人平等而已。
夫子之文章章。
朱子曰：“这道理自是未消得理会，且就他威仪文辞处学去。这处熟，性天道自可晓。”今按：此条陈义甚深。何以在威仪文辞上学去，熟了，性天道自可晓，此层未加申说。须学者自加体会。今则威仪全不讲究，文辞则必全改，旧文辞全称为死底，而性与天道则从西方宗教科学上去理会，便与自己文化传统已成河汉之隔。
子路有闻章。
朱子曰：“子路不急于闻，而急于行。今人惟恐不闻，既闻得，写在册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今按：近人羡西化，更贵闻。既闻得，又急要把别人来改。改变别人，成为自己下工夫处。朱子更所不知了。
其心三月不违仁章。
或问仁人心也，则心与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违仁，则心之与仁，又若二物，何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训心，盖以仁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则有是德。然私欲乱之，则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众人之心，所以每至于违仁也。克己复礼，私欲不萌，则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颜子之心所以不违于仁也。故所谓违仁者，非有两物。深体而默识于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又曰：“张子内外宾主之辩，盖三月不违者，我为主而常在内也。日月至焉者，我为客而常在外也。仁犹屋，心犹我。”又曰：“三月不违，则主有时而出。日月至焉，则宾有时而入。”今按：仁，人心也。乃孟子语。仁者心之德，乃朱子语。而语孟仁字之义，乃益显矣。横渠内外宾主之辩，备见切至。人之于道，当使已为主，常在于内而不去。不当使己为客，常离在外而偶至焉。宋儒发明孔孟之道，岂必以违孔孟自创道，乃始为贵乎。
贤哉回也章。
朱子曰：“向前见不得底，今见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乐不是说把这一个物事来恁地快活。”今按：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朱子此处则专论颜乐。大体说，一己知行有进，才是内心之真乐。近人则多想外面寻一个物事来快活，遂谓世界进步，自己生活亦进步。其实事物尽在外，寻不到快活处，即谓自己生活不进步。此亦横渠内外宾主之辩。今日世界物为主，人为宾，宜乎尽日只在物上用心思，转把自己身心放疏了。
问：伊川答鲜于侁，以道为乐，则非颜子。朱子曰：“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只管把来弄后乐。”又曰：“程子之言，但谓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不乐。若以道为一物而乐之，则心与道二，而非所以为颜子耳。某子云，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乐道，即有着矣。此乃佛老绪余，非程子本意也。”今按：此条所辨甚细，一是心以道为乐，一是心上一毫不留，一是心与道为一，此须一一从自己心上辨。近人则此心以物为乐，更复与此心以道为乐有不同。
朱子曰：“世之谈经者，往往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浅而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远，本明而必使至晦。且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由是以乐尧舜之道，未尝以乐道为浅也。直谓颜子为乐道，有何不可。”今按：此条更直白。朱子本从二程以上寻孔孟之道，其言先后有不同，正见其数十年间，向学之殷，求道之诚，而亦多向前见不得今见得，向前做不得今做得底，此亦见朱子毕生乐处。教人读古人书，正为教他自己求道，岂为能找出古人一些漏洞，恣我批评，而亦以为道之在此乎。
问：颜子乐处。朱子曰：“此等处不可强说，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工夫。若学得他工夫，便见得他乐处。非思虑之所能及也。”今按：此条不言乐处先言工夫。工夫又非思虑之谓，寓意深矣。濂溪通书学颜子之所学，即教人学颜子工夫也。寻乐处与学工夫，则待学者自取。
问：不改其乐与乐在其中，二者轻重如何。朱子曰：“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今按：此条言简意深。又曰：“不改字上恐略，与圣人不相似。圣人自然是乐，颜子仅能不改，如云得与不失。不失亦是得，但说不失，则仅能不失耳。终不似得字是得的稳在。”今按：此条又从不改二字上细加分说，恐《论语》本文未必存有此义。《论语》仅言在箪食瓢饮陋巷中而不改，是颜子先已得此乐矣。是不改其乐，犹言乐在其中，亦即无适而不乐也。岂得以不改与在其中来分别孔颜乐处。然朱子所分析，亦仍有其义在。即就其义求之，于我有得，斯可矣。读书有当分别读之者，如此例是也。
樊迟问知章。
或问樊迟问知，而夫子告之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何也。朱子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达于事理，则必忽而不务，而反务其所不当务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难测也，非达于事理，则其昧者必至于慢，惑者必至于渎矣。诚能专用其力于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于鬼神之难测者，是则所谓智也。”今按：中国乃一大陆农国，人道所宜易知。希腊乃一商业国，人道所宜似较难知。犹太民族播迁流徙，其最易亲且近者，乃惟上帝。不知孔子生于希腊犹太，其将何以为教。至今国人则惟宗教科学哲理是尚，读《论语》此条，则鲜不忽之矣。
又问：樊迟问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难而后获，何也。朱子曰：“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计其效，而后为其事，则事虽公，而意则私。虽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知循天理之自然，而无欲利之私心。董子所谓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谓此尔。”今按：以此义语商业民族，似亦难。故希腊人求真理，必从科学哲学上求，不从实际人事上求，此亦有宜谅者。今日则凡所为，必先计其所获，其难其易，则一任各人之自由喜好，则孔子语樊迟以仁，其义将断不可通。至论智，则又断非孔子之所谓智，又无待言。
知者乐水章。
朱子曰：“看圣人之言，须知其味。今且以知者乐水言之，须要仔细看这水，到隈深处如何，到峻处时如何，到浅处时如何，到曲折处时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随之以为态度，必至于达而后已。此可见知者处事处。仁者乐山，亦以此推之。”今按：今人只谓孔子朱子不生我时，哪知我所当处。我所知，亦即在此胜了孔子朱子之所不知。读此条，心中又觉如何。
朱子又曰：“仁者乐山一章，与樊迟问仁知章相连，自有互相发明处。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见得日用之间，流行运转，不容止息。胸中晓然无疑，这便是知者动处。心下专在此，都无别念虑系绊，见得都是合当做底事，只恁地做将去，这是先难后获，便是仁者静。”又曰：“自仁之静知之动而言，则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动知之静而言，则是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今按：朱子逐处体玩发明，皆自有味，读者其深会之。
齐一变章。
朱子曰：“变鲁只是扶衰振弱而已。恰似一间屋，鲁只如旧弊之屋，其规模只在。齐则已经拆坏了。”今按：此条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大抵变，扶衰振弱则易，从头改造则难。朱子又说：“今日变时先变熙丰之政，以复祖宗忠厚之意，次变而复于三代也。”今按：善治春秋及宋史，则朱子之意可见。不问历史，仅言变，则第一当变者自为孔子，而朱子则可勿论。晚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亦视中国如一旧弊之屋。新文化运动以来，则欲将此屋拆去。不期五千年老屋尽拆不完，是亦出当时意料之外者。
君子博学于文章。
朱子曰：“博文约礼，圣门之要法。博文所以验诸事，约礼所以体诸身。”今按：二者仍是一本，即验诸事而已。又曰：“夫子教颜子，只是博文约礼两事。自尧舜以来，便自如此说。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约礼。”今按：此条阐说甚深。博文乃所以求精。朱子又曰：“博文则须多求，博取熟讲而精择之，然后可以浃洽而通贯。”约礼所以求一者，日用之间到得行时，却是一理是也。又曰：“知崇礼卑，博然后崇，卑然后约，物理穷尽，超然于事物之表，则所谓崇。戒慎恐惧于一动一举一言一行，则所谓卑。”又曰：“礼是归宿处。”今按：中国人讲学，只要归宿在一己日用之间，此非至卑乎。而凡所讲求，则穷尽物理，超然于事物之表，此又非至崇乎。今人讲学只求专，不求博，只精于一门，已非中国古人之所谓精矣。又不归宿在自己身上，只求把自己归宿在所从事之一项学问上，既不博文，亦不约礼，只把己约在文之一目中而已。看来像是多文，实在则属无己。博而非约，约而非博，在文字上论，虽可同用此博约二字，而内容意义则大不相侔矣。
如有博施于民章。
朱子曰：“博施济众是无尽地头，尧舜也做不了。盖仁者之心虽无穷，而仁者之事则有限，自无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说，便尽无下手处。”今按：一项道理，有就心上说，有从事上说，有从理上说。如博施济众是仁，亦是理。但就事上说，便做不尽。纵如尧舜，具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做不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心上说，也是仁，从事上去做，亦可下手做得去。故中国人讲理，多要就事上讲，更要从心上讲。若离了事与心，专来讲理，便有时会成非理。但也不能离了理来讲事来讲心，那事与心也便多转入非理方面去。此乃中国人所谓之中道。从理上讲，则随时随地无穷无尽。从事上讲，则当前便可着手。从心上讲，则当从人心同然处，人人可以合作。中国人则贵在此三方面能同时顾到。
述而不作章。
朱子曰：“张敬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此章，他元说彼老彭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慕用。某与说，孔子贤于尧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须说。但其谦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辞气极于逊让，而又出于诚实如此。此其所以为盛德之至也。为之说者，正当于此发其深微之意，使学者反复潜玩，识得圣人气象，而因以消其虚骄傲诞之习，乃为有力。今为此论，是乃圣人鞠躬逊避于前，吾党为之攘袂扼腕于后也。他闻说即改。”今按：朱子说《论语》，如此等处，洵可谓极平实，又极深沉之至矣。
甚矣吾衰也章。
问：梦周公涉于心动否。朱子曰：“心本是个动物，夜之梦犹昼之思也。梦但得其正，何害。心存这事，便梦这事。常人便胡梦了。老氏清净家爱说一般无梦底话。”今按：朱子于《论语》一辞一事，皆经熟虑精研。孔子梦周公，连程子也不信，朱子则谓：“此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此等述说圣人心理，又是何等深切。
用之则行章。
朱子曰：“如常人，用之则行，乃所愿。舍之则藏，非所欲。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圣人无不得己不奈何意思，何待更言命。”又曰：“到无可奈何处始言命。如云，道之不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今按：道之行废可言命。如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此可谓之知命。至于我之用行舍藏，则即道所在，宁可有不得已无奈何之意存其间。今人多不好言命，乃反有不得已无奈何之感。
富而可求章。
朱子曰：“言义而不言命，圣贤之事也。其或为人言，则随其高下而设教，岂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义，亦为中人而发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岂皆不言命乎。中人以下，其于义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晓之，庶其易知而肯信耳。”今按：以此条通之前条，知中国人言义理，皆寓教导化育之意，有随人而异者。自与西方哲学发明一真理有不同。其果孰为真理乎，学者宜细参之。
饭疏食饮水章。
朱子曰：“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又曰：“不知那乐是乐个什么物事，要人识得，这须是去做工夫，涵养得久，自然见得。”又曰：“正要理会圣人之心如何得恁地。”又曰：“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左来右去，尽是这天理，如何不快活。”今按：中国人言天理，重在日常人生之工夫上。不如西方哲学重在思辨方法上。如此条可见。今人既不在这上面来做工夫，则且莫在这上面滥肆批评。
子所雅言章。
朱子曰：“子所雅言，未及易。今人便先为一种玄妙之说。”又曰：“古之学者，只是习诗书礼乐。如易则掌于太卜，春秋掌于史官，学者兼通之，不是正业。”今按：朱子此处寥寥数言，已是深究了古代学术史而发。宁如近人治义理之学，则专归哲学一门。诗书礼乐尽置不顾。且谓讲孔子思想当治《易》，反不看重《论语》。至干历史则属另一门学问，可以全不顾及。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章。
朱子曰：“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细看来，见得圣人超出乎万物之表。”又曰：“观天地之运，昼夜寒暑，无须臾停。圣人为学亦若是。从生至死，只是如此，无止法也。”今按：中国人言义理，主要在言人生。言人生，主要在言学问工夫。言学问工夫，主要在此一心。观此条，圣人有此心，我为何独不能有此心，主要学问工夫正在此。
子钓而不纲章。
或问此章之说。朱子曰：“张敬夫所论亦佳。曰，圣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是心之发也。然于物有祭祀之须，有奉养宾客之用，取之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若夫子之不绝流，不射宿，则仁至义尽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则王政行焉，鸟兽鱼鳌咸若矣。若穷口腹以暴天物者，则固人欲之私也。而异端之教，遂至于禁杀茹蔬，殒身饲兽，而于其天性之亲，人伦之爱，反恝然其无情也。亦岂得为天理之公哉。”今按：此引张南轩之论天理人欲，亦可谓迥不寻常矣。今人治西方哲学，亦每论孔子言仁，宁有取材及此等处者。此亦居心之不同，而为学途径亦有不同，无可强为撮合也。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子曰：“多闻多见二字，人多轻说过了，将以为偶然多闻多见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则见闻孤寡，不足以为学矣。”今按：朱子之学，见疑于陆王。如此条亦是一主要处。朱子又曰：“多闻择善，多见而识，须是自家本领正。到得看那许多，方有辨别。如程先生与禅子读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今按：即同是看理，亦可有不同，还是要自家本领。今人对西方一切，是见闻多了，但不妨回头来对中国自己的，亦加些见闻。此亦是功夫，才见得有本领。
仁远乎哉章。
朱子曰：“人之为学也，是难。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上着切体认，则又无益。且如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门许多弟子，圣人竟不曾以仁许之。虽以颜渊之贤，而尚违于三月之后。而圣人乃曰，我欲仁斯仁至。盍亦于自身体验，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若每日如此读书，庶几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为徒言也。”又曰：“读书须把自身来体取，做得去，方是无疑。若做不去，须要讲论。且如我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颜子三月不违仁，其余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难。论语似此有三四处，读论语须是恁地看方得。”今按：此条朱子教人读书为学，极亲切有味。若学西方哲学，读西方哲学书，须从其书中，字字句句，向外面去看，去求，此所谓客观。不得把自身来体取，便陷入了主观。所读书不同，所学又不同，若只把西方哲学观念来读论语，则所取处少，所舍处多。而孔子在哲学中之地位，亦未见其甚高，此亦不可不知。
文莫吾犹人章。
或问：文莫吾犹人章之说。朱子曰：“其文义集注备矣。若其所以然者，则未可以一言尽也。盖于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见其不难。继之意，言其不能过人，又见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观之，又见其虽不让其能，而亦不失其谦也。于行，言其未之有得，则见其实之难焉。见其必以得为效焉。见其汲汲于此，而不敢有毫发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旨意反复，更出互见，曲折渊永，至于如此，非圣人而能若是哉。”今按：近人好言哲学思想，使读《论语》如此章等，必加忽视，若无甚哲学思想可言也。而朱子于此章，乃委曲分析，不厌其烦，并谓非圣人乌能若是，其重视又如此。窃意此章文字，即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以及孔子教颜子博文之文。孔子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自言“学不厌，教不倦”。则有关学文之事，孔子常以勉人，亦常以自许也。然为学不尽于博文，尚有约礼。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亦步亦趋，即莫吾犹人也。如有所立卓尔，然欲从之，末由也矣，此即行有未得也。则孔颜所言，如出一辙。《论语》开首第一句即曰，学而时习之。学在文，而习在行。孔子又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则孔子之教，固重在自己的一切行上。孔子又曰：“性相近，习相远。”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是其性之相近。不如丘之好学，则其习之相远。而此一境界，则可无所终了。而孔子亦不以此自足焉。西方人为学，毕生致力于哲学，则为一哲学家。其于科学文学亦皆然，此亦文之莫吾犹人也。但至于其人之行，则可绝不与其人之学相关，亦可置之不问。则孔子之不自足处，正今人认为可置不问处。孔子所自认之莫吾犹人处，即言他自己和人差不多处，则今人转轻其不如他人。即如他不能成一哲学专家。便认为孔子不如苏格拉底了。此处异同应另有一番真理，惜今人决不肯在此等处详发，则可憾耳。
若圣与仁章。
朱子曰：“不居仁圣，已为谦矣。以学不厌诲不倦为无有，又谦之谦也。至于事父母公卿一节，则又谦谦之谦也。盖圣人只见义理无穷，而自已有未到处，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见其高也。”今按：朱子论此一章，正与上引论莫吾犹人章相发。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一边既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另一边亦认必有好学而能知有未到处如我者。此即忠信之性，学而益深益厚之一表现也。但今人则谓义理只如我之所见，前人不足信，后生亦不足畏，义理已穷到尽如我所见，惟我独尊。人人如此，则人人不足信，人人不足畏，惟有一语，曰变曰进步。但尽变尽进步，斯亦见义理之无穷矣。而惟人之不足信，不足畏，则成一不能变不再进步处，是亦可叹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朱子曰：“弘非止是容物，乃容得众理耳。今之学者执德不弘，才得些子道理，便自足。他说更入不得，如此则滞于一隅，如何得弘，如何胜得重任耶。”今按：西方学者崇尚专门，倘以中国语衡重，亦可谓其执德不弘。所以在西方史上，学者从不负政治重任，亦不负师道重任，其实则是不负人群大道之重任。不仅任不重，抑亦道不远。过些时，他那一套便须有另一人另一套来代替。所以我们要只说求变求新了。
兴于诗章。
朱子曰：“只是这一心。兴于诗，兴此心也。立于礼，立此心也。成于乐，成此心也。”又曰：“今岂特诗乐无，礼也无。而今只有义理在，且讲究分别是非邪正，到感慨处，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涵养德性无斯须不和不乐，便是成于乐之功。如礼，古人这身都只在礼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无之，只得硬做些规矩，自恁地收敛。”今按：朱子此处语，也须放宽看。由屈原陶潜以下，也尽有诗。昭明《文选》及唐宋诸家集中诗，也有可兴，朱子也亲自在诗上幼年起即用着功。礼乐也非绝。朱子在后世礼上尽多讨究，并亲定了《家礼》一书。乐则最微，亦非无。朱子在此方面似用力最少。惟孔子先圣既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子所谓只有义理，则从先圣先贤心上来。故孔子教其子，学诗学礼。朱子教人，则读《论语》《孟子》。此非不是，亦并不与孔子意相违。四书之教先于五经，正是理学最着精神处。但并不是有了义理，不再要诗与礼乐了。后人误解理学家，每在此等处。今日则诗与礼乐三者真全废了，则朱子此条更值注意。今人亦有言复兴文化者，则当从义理大处来兴诗兴礼兴乐才是。
民可使由之章。
或问：子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朱子曰：“理之所当然者，所谓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圣人之为礼乐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则莫不原于天命之性，虽学者有未易得闻者，而况于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盖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又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又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循理。及其自觉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必使之知，则人求知之心胜，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复由，而惟知之为务，其害岂可胜言。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浅深，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又曰：“某尝举张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曰，王介甫以为不可使知，盖圣人愚民之意。曰，申韩黄老之说便是此意。”今按：说不可使知之非愚民，已极详尽。今人读《论语》此条，仍必主愚民说，不肯读书，亦无如之何矣。近世科学昌明，驾驶飞机者，岂尽知飞机制造之理。修理电灯者，岂尽知电灯制造之理。科学上之一事一物尚然，又何论于国家治平礼乐刑政之大。所以中国人论政，必兼言教，而又言不可使知，其理微矣。学者则不可不察。
好勇疾贫章。
或问：好勇疾贫之说。朱子曰：“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贫，则不肯为乱。疾贫而不好勇，则不能为乱。自古乱民，皆其材力出众，而迫于饥寒者也。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产，厚其生乎。抑学者不幸而好勇，又不幸而贫，苟无道以持之，自行一不义，取非其有，日长月滋，其不流于跖也几希。此又学者所当自警也。”今按：近世资本主义盛行，必疾贫。又以帝国主义求为保持扩张，则必教民好勇。使国外受阻遏，则内乱必兴。又有好勇而疾贫之学者为之助长，其不致乱者几希。故中国为政者，必重制产厚生。而知仁勇三德，勇必随于知与仁之后也。今国人方慕西化，既教人疾贫，又教以好勇，其为危道亦可警矣。
大哉尧之为君章。
朱子曰：“非惟荡荡无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见，又有焕乎之文章可睹。”今按：庄老之论不如儒，即此一端可见。
太宰问于子贡章。
朱子曰：“太宰所云，是以多能为圣也。子贡所对，是以多能为余事也。夫子所言，是以圣为不在于多能也。三者之说不同。若要形容圣人地位，则子贡之言为尽。盖圣人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而尚德不尚艺之意。其实圣人未尝不多能也。”今按：近人多疑圣人尚德不多能，此条辨之，极是。又言多能不可以律人，能专一艺，能擅一长，即可。惟圣人多能又尚德，始为圣。孟子多从德上讲，荀子多从才能上讲，而朱子之意则深矣。学者不可不深考。
出则事公卿章。
朱子曰：“此说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无穷。故曰，知崇礼卑。又曰，崇德广业。盖德知虽高，然践履却只是卑，惟愈卑则愈广。”今按：此条言德知高，践履卑，道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人生修养之理想境界。此惟知德兼崇，乃能有此境界。把知德分了，则尽人都在知上业上争崇恶卑。此一境界，就无可谈了。
子在川上章。
朱子曰：“川上之叹，圣人有感于道体之无穷，而语之以勉人，使汲汲于进学耳。”又曰：“此个道理，吾身在其中，万物在其中，天地亦在其中，同是一个物事，无障蔽，无遮碍。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即川流而见之。但天命正而人心邪，天命公而人心私，天命大而人心小，所以与天地不相似。今讲学即欲去与天地不相似者，以与之相似尔。”又曰：“与道为体四字甚精。盖物生水流，非道之体，乃与道为体也。”又曰：“道无形体可见，却是这物事盛载那道出来，故可见这体字粗，只是形体之体。恐人说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见道。其实这许多物事凑合来，便都是道之体。道之体便在这许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较亲切易见。”又曰：“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水流不息，物生不穷，未是道。然无这道，便无这个了。有这道，方始有这个。既有这个，就上面便可见得道，是与道做个骨子，故言与道为体也。”问东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此语如何。朱子曰：“既不往来，不消长，却是个甚底物事。这个道理，其来无尽，其往无穷，圣人但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但说不已而已，未尝说不消长，不往来。渠本欲高其说，却不知说得不活矣。既是往者如斯，盈虚者如代，便是此理流行不已也。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今按：此条指明道体，极平实亲切。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此章只言用字，不言体字。因车与器与室，虽各有其体，而其用处则不在其体中之有处，而在其体中之无处。其无处即老子之所谓道也。今朱子言与道为体，亦即言道无体，而诸事物与之为体。亦即如言理即在气中，舍气即无理可见也。此与今俗言体用二字仍有辨，当细分别。其辨东坡说，则尤见儒释之异，学者所当细玩。此论道体，又与西方哲学辨唯心唯物，乃讨论天地万物最先如何，从哪里来不同。中国人只从那天地万物之流行变化上来讨论一道理，不问那一切流行变化从哪里来。西方宗教与科学，则都在讨论此天地万物从哪来，却并不着重对那当前的一切流行变化该如何办，这是大不同处。
朱子论此条又曰：“无天德，则是私意，是计较。后人多无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今按：如孝弟忠信，人人皆有其心，便是天德。中国人便只从此等天德上讲究进去。倘定要问天地如何成，万物如何生，从中国人意见讲，此等问题便多余了。不过要自逞聪明，自见智慧，却不免有私意夹杂其中。此乃少数人偶然事。中国的王道便从天德来。西方的宗教科学哲学都讲得太远，不切人事。科学走上了利用的路，是计较，非践履。宗教又把恺撒事交恺撒管，便多做不出王道来。故朱子又说：“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间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今按：孔门言知，必兼言仁。仁即天德也。
未见好德如好色章。
朱子曰：“胡氏曰，色者，人之所同好，好而难疏。德亦人之所同好，好而难亲。知其病而痛药之，不使稂莠得害嘉谷，则志气清明，而独立乎万物之表矣。”今按：此条论好德与好色，语平意实。理学家意见，能从此等处参入，何尝有不近人情处。
譬如为山章。
朱子曰：“胡氏曰，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有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进其止，皆非他人所能。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今按：此条亦如上条，语极平实，极亲切，由此即上了理学道路。
知者不惑章。
朱子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今按：此理极简明，只有在仁上始见理即心心即理。又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此诚而明，明而诚也。”又曰：“有仁智而后有勇，然而仁智又少勇不得。”又曰：“仁者通体是理，无一毫私心。”今按：合此诸语，成德进学之道，昭示无遗矣。然知仁勇三德，知在最先，此则由明诚，人之道也。孔子必谓不如丘之好学，即此义。
从我于陈蔡者章。
或问：四科之目，朱子曰：“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善为辞令。政事，达于为国治民之事。文学，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夫子教人各因其长，以入于道。然其序则必以德行为先，诚以躬行，实造具体。圣人学之所贵，尤在于此。非若三者各为一事之长而已也。”今按：西方学者，各为一事之长，宗教亦不例外。德行一科，似不注意。此为中西人文最要差异之所在。
季路问事鬼神章。
朱子曰：“气则二，理则一。”今按，朱子《大学补传》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子言心与物，皆若气，其所到达始是理。依西方哲学术语言，朱子非主唯物一元，亦非主唯心一元，乃可谓主唯理一元。但格物穷理皆凭心，故心物并言，心尤重于物。此乃朱子论学大旨。
又曰：“不可将精神知觉做性字看。”又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变化，万物受命，虽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谓反身而诚，盖谓尽其所得乎己之理，则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谓尽得我此知觉，则众人之知觉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则有是气。苟气聚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沤比。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谓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张子所谓二气之良能，皆非性之谓也。然气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乾坤造化如大洪炉，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谓实然之理，不忧其断灭也。今乃以一片大虚寂目之，而反认人物已死之知觉谓实然之理，岂不误哉。”今按：此依理气之辨而言。亦可谓朱子乃指性理一元论。但性与理又有别。精神知觉乃心非性，非有我之所得私。其言与一般理学家分说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乃由相同之思路来。而有发先秦孟荀诸家论性所未发，然亦不得谓其与孟荀论性有违。不得以西方哲学为例，以其言有不同，而转肆分别。如此之类，应为治中国思想史者所宜深思而熟玩。
子路曾皙四子言志章。
问：“夫子何以与点。”朱子曰：“方三子之竞言所志，点独鼓瑟，若无所闻。及夫子问之，乃徐舍瑟而对。其志之所存，未尝少出其位，澹然若将终身。此夫子所以与之也。”又曰：“曾皙以乐于今日者对，诸子以期于异日者对，诸子有安排期必，而曾皙无之。”问：“何以言其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朱子曰：“暮春之日，生物畅茂之时。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沂上舞雩，鲁国之胜处。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以其心而论，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问：“便是尧舜气象。”朱子曰：“万物各遂其性，此句可见尧舜气象。暮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尧舜之心亦但欲万物皆如此尔。”或曰：“列子御风之事近之，其说然乎？”朱子曰：“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未始一息停止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着，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乎。”又曰：“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但不至跌荡尔。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庶几不差。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未有不入于佛老者。”又曰：“曾点意思若能体认分明，令人消得无限利禄鄙吝之心。”今按：上论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以及尧舜气象两层，乃朱子发挥程子意。后言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则朱子自发意。学者体认得朱子意，则程子语亦无谬。若不明朱子意，仅从程子语参入，则易滋误解。一般理学家有太重视孔子与点一叹者，多为忽略了朱子所言。朱子读《论语》则体会《论语》，读程子书则体会程子，于群书中求其通，又不忽其有异。此可为中国学人读书之榜样。
颜渊问仁章。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仁虽专主于爱，而实为心体之全德。礼则专主于敬，而实为天理之节文也。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以违于礼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则其一身莫适为主，而事物之间，颠倒错乱，无所不至矣。圣门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颜子之问，夫子特以克己复礼告之，盖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复于天理之本然。则本心之全德，将无不尽也。已者，人欲之私。礼者，天理之公。一心之中，二者不容并立，而其相去之间，不能以毫发。其克与不克，复与不复，如手反复，如臂屈伸，诚欲为之，其机固亦在我而已。”今按：此条以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对言，而谓二者之间不能以毫发。孔子又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好德，乃天理之公。好色，乃人欲之私。然此二者皆人之性命禀赋，果使好德能如好色，则好色亦自有节度限制。夫妇为人伦之始，人欲之私亦即天理之公。即孔子所言未见好德如好色，亦未谓二者不能并存于吾心。朱子亦引他家之言以说之。后儒于此章克己二字与朱子持异解，然朱子亦已言克复之机亦在我，则克去己私之功夫亦即在己矣。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实明其义理之大，则训诂小异，亦不值有大争议。此条论天理人欲公私之间，则义理之大者。谓其间不毫发，而其机则全在我，则亦言之已尽矣。后儒在此等处，与理学家争，似无值大争处。
仲弓问仁章。
朱子曰：“修己以敬，则私意无所萌矣。推己以恕，则私意无所施矣。如是则天理流行，内外一致，而仁在我矣。”今按：上章言克去己私，本章言修己以敬，推己以恕，则朱子意未尝轻己可知。故读古人书贵能通求其大义，逐字逐句，一枝一叶，纵所言小异，可无拘碍矣。
司马牛问仁章。
朱子曰：“孔子答问，但向如何行仁，但答如何可以至仁，未尝有问如何是仁者。观颜子仲弓司马牛樊迟之问答可见矣。”今按：如西方哲学，便该先知如何是仁，再有他问。此为中西双方思想学问一大不同处。但未见之行，又行所未至，又如何有知，此亦一大问题。中国古人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阳明主知行合一，最近世孙中山又言知难行易，三说皆一贯而来。西方哲学乃称爱知之学，却不兼重行。故西方有各擅专门知识之学者，无中国人意想中知行并重之君子与圣人。
司马牛问君子章。
朱子曰：“所以不忧不惧，由于内省不疚。学者又须观所以内省不疚，又如何得之，然后可以进步。不然书自书，人自人。”今按：西方之学，著书立说，重在其书，不在其人。近日国人慕西化，亦如此。皆所谓书自书，人自人也。
子贡问政章。
朱子曰：“以序言之，则食为先。以理言之，则信为重。”又曰：“信是在人心，不容变者。有信则相守以死，无信则相欺相诈，臣弃其君，子弃其父，各自求生路去。”今按：身之所先为食，心之所重为信。食取于外以足其内，信生于内以安其外。朱子又言：“集注不若死之为安，安字极有味，宜玩之。”今按：今日举世不安，皆为无信。而世人则群认为是一经济问题。不知其内在深处本源，乃在心与心相互间一信上。疗治所急，则是一心理问题。西方学术史上讲心理，从来亦与中国不同。使孔子生今日，恐亦仍当为一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而止。其答子贡之所问，诚难以语之今世矣。
樊迟从游章。
朱子曰：“人惟一心耳。既为其事，又有求得之心，即不专矣，安能有积累之功。此一条心路，只是一直去，更无他歧。才分成两途，便不可。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今按：此条近人读之必谓此是朱子一番思想，而颇具哲学意味。其实朱子只是在凭《论语》记孔子告樊迟语，申说孔子心意，亦所谓述而不作也。而孔子当时语樊迟，亦适如朱子所谓就事论理，非凭空自作一番哲学主张，如近人所意想。当孔子时，中国系一农工社会。农则为井田制，由公家授田，老而归还，不得占为私有。一心耕耘，非有他图。工亦由官受廪，凡其所成，尽以献于公，不得私自营利。即令其一心在此工上，不存他想，又必子孙世袭，累世一心，则其业自精。故中国古代百工皆成氏，如管仲鲍叔牙，即出管工鲍工之家。自幼即一心在其所治之业，出而从事政治，亦一心在其所从事之政治上，非有他途别计。为一器，则有一器之用。管仲为齐相，则尽其为齐相之职，一心为桓公。孔子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使非一心为政，又焉得如是。而孔子又称管仲器小，则嫌其有三归，又分心于私生活之享受上，遂使其在当时政治上未能显出更大用场而已。至孔子，始知志于学，志在周公。亦一心在政治上期求有更大作用。故曰：“君子不器。”又以子贡为瑚琏之器，则藏在宗庙之贵器，亦不作其他用。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不器，非言无用，乃求其在人群社会政治阶层中，作出更广大更变通之大用而已。本章崇德之义即如此。亦非谓德乃无功无用。此条所谓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不可一心又去计功，此非谓不在事上计功，乃谓不在做事者自己私人心上计功，如此专心一志，乃谓心之德。义利之辨，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上一大意见，乃从中国社会自身情况来，亦即所谓就事论理也。而西方自古即为一工商社会，工商业正为经营此业者之自身私利着想，其所重视之工商业，则为一手段，非目的，其心便已分了，与中国古代人心情大不同。其他学业遂亦不得不受其影响。即论艺术，中国工业本身即成为一艺术，西方则工业与艺术分途。如雕刻一美人石像，必求取得众心喜悦，乃成一艺术品，而艺术家之生活，亦寄于此。如此条言，若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此有甚深妙意，但就中国工业艺术言是如此。西方艺术正为其计功，才有他们的到头，他们的精致，与中国自不同。今人读古人书，当就自己文化传统之大义上去读，乃能得其书中之意。若依西方观念来读中国古人书，则自见其无当。又要从西方义理来尽改中国社会之种种，则更无当了。朱子解此章又说：“即于自己疏，而心亦粗矣。”此语真不虚也。
樊迟问仁章。
朱子曰：“孟子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孔子教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语，则就实行处做工夫，如此则存心养性自在。”今按：此条分说《论》《孟》极有味。《论语》言心，多归之行。《孟子》论行，多本之心。陆王家言多引《孟子》为据，而按之《论语》则易见其未是。西方心理学，只就一身之生理物理上求，最多只可谓是专于心以求心。何如中国人言心，必推极之于言语行为，及其对面接触之事物之为亲切而得实，扼要而有用乎。
又曰：“此章须反求诸已而思之。居处恭乎，执事敬乎，与人忠乎，又须思居处恭时如何，不恭时如何。执事敬时如何，不敬时如何。与人忠时如何，不忠时如何。方知须用恭敬与忠也。”今按：此条尤见亲切平实。人心必从事上物上见，而更要则在反求诸已。西方人一切重客观，研究心理学以洋老鼠小白兔为证，亦浅之乎其视人心矣。
子贡问如何斯可谓之士章。
朱子曰：“称孝称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不能广其固有之良心。”今按：此两语言简意深。有子以孝弟为仁之本。孝弟固即是仁，但仁即心体，其体广大，非孝弟可尽。舜与周公为大孝，斯为能广其心矣。故孔门言仁必兼言知，言行必兼言学。良知乃不学而知者。此条言良心，则虽天赋固有，必学而后能广能尽。阳明提倡良知，于学的方面，未免少用力提倡，流弊遂不胜言。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朱子曰：“中行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为精密。有狷者之节，不致过激。故极难得。”又曰：“狂者知之过，狷者行之过，二者皆谓过中。”今按：中国言知行，又言志节，不专向一偏，故有中行，亦称中道。但不能称中知。又言志于道，志于学，不专言立志。只就语言文字上细加体会，自可了解到中国之文化大传统。
君子和而不同章。
朱子曰：“二者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状之隐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轨。非圣人不能究极而发明之也。且以近代诸公论之，韩富范公，上前议论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尝失和气。至王吕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恶相济。而其隙也，无所不至焉，亦足以验圣言之不可易矣。”今按：此条陈义极深。近代一世人，争言同，不言和。即以吾中国言，惟孙中山辛亥革命乃让位于袁世凯，及其创为三民主义，在广州自建政府，又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言和，却存有中国传统君子和而不同之遗风。读《论语》此章者，其试深思之，则为人处事之境界，亦庶有近乎胡五峰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所辨，而心知其然矣。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章。
朱子曰：“程子之说甚精。然其曰当死而不死，则后虽有功，亦不复取，则未安耳。若曰不与其事桓则可，不取其功则不可。盖功自功，过自过，若过可以掩功，则功亦得以掩其过矣。”今按：此条论功过不相掩，若言之甚宽，实亦甚严。朱子在此明反程子，更见理学家论道之不苟。实则程子此番意见已明反了孔子。朱子论其未安，是也。而朱子之尊程子，则不以此改。实则如此等处，不仅朱子当尊，程子亦当尊。因程子亦不为此等见解稍改其尊孔之意态也。其他朱子说四书，纠正程子意尚多，不尽详举。
莫我知也夫章。
朱子曰：“其不怨不尤，则不责之人，而责之己。其下学，人事也，则又不求之远，而求之近。此固无与于人而不骇于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及其上达而与天为一焉，则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独于天理为相关尔。此所以人莫之知，两头蹉过，而天独知之也。曰下学而上达，言始也。下学而卒之上达云尔。程子以为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何耶？曰学者学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则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达天理而何哉。”今按：中国学人不求人知，其义如此。朱子又曰：“下学只是下学，如何便解上达，自是言语形容不得。”今按：此条徐?记，乃朱子六十岁语。朱子又曰：“意在言表，谓因其言而知其意，便是下学上达。”又按：此条陈淳记，乃朱子七十岁语。则朱子对《论语》上达二字，始终未下切解。程子谓是上达天理，朱子承其说，终是增字诂经，故朱子亦不直引以为说，此可见朱子说经之慎。今以私意窥之，孔子所学，皆下学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皆孔子之上达境界也。此则出于孔子所自言。孔子又说：“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此虽孔子谦辞，亦言学之无止境，是孔子之下学上达皆在人事中。西方哲学中有形而上学，明超人事以为学。中国则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使无形而下又何来有形而上。又西方人为学，务求人知，骇俗之心终不能免。又一切每责之环境，则怨尤不能免。《论语》此章，从今世慕效西化言之，乃无一字之可矣。朱子又曰：“如释氏顿悟，则是上达而下学也。”今按：此或为今人所可首肯。西方哲学则惟求上达，更无所谓下学。则孔子之不为今人所知，亦宜矣。
公伯寮愬子路章。
或问命。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付与万物之谓也。然其形而上者谓之理，形而下者谓之气，自其理之体而言之，则元亨利贞之德，具于一时，而万古不易。自其气之运而言之，则消息盈虚之变，如循环之无端，而不可穷也。万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体，故仁义礼智之德根于心而为性。其既生也，则随其气之运，故废兴厚薄之变，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谓命，盖指气之所运为言。”今按：孔子言命，恐非朱子此段之义。然朱子特因孔子语而引申发挥之如此，非故欲违反孔子以自创新说也。今特当注意者，命中有废兴厚薄。故中国人遇衰世乱世仍能奋发向上，在变中知有常，此乃所谓知命。非安于衰乱之谓知命，亦非遇衰乱而必尽变其前之所为以求另创一新世界，而知命则为一种迷信，如今国人所想像。朱子此条，仍于吾近代国人有参考思虑之价值。此即朱子善发孔子之意之所在。
贤者辟世章。
或问：程伯子以事之大小言，或以人之高下言，二说不同。朱子曰：“以古圣贤之迹与随时之义考之，则程子得之。但辟世之士，或志量宏大，而不屑一国之事。或智识明达，而灼见天下之几，飘然事物之外，以没其身而不悔。此则仅能辟地。若辟人之士，犹颇有意于当世者，或有时而不能为耳。故程子所谓远照，故能辟一世事。其说亦为有理。”今按：如此说之，中国儒家绝无辟世意。孔子所谓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耶稣以恺撒事交恺撒管，斯乃一种变相之辟世，与释迦牟尼相去乃五十步百步之间。孔子只言舍之则藏，此与耶释两家绝不相同。但与今人昌言革命意亦不同。惟老庄言辟世， 却有与孔子儒家有较近处。学者其细参之。又此段所言有与前段论知命有相发处，亦宜细参。
子击磬于卫章。
朱子曰：“荷蒉之徒高于子产晏平仲辈，而不及蘧伯玉。盖伯玉知为学者也。”今按：知人论学，此段之义深矣。何以子产晏平仲不如蘧伯玉，此是一问题，当深究。朱子又曰：“击磬之时，其心忧乎乐乎，此是一大题目，须细思之。”今按：寻孔颜乐处，亦当于如此章者求之。则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乐中仍不害有忧，忧中亦不害有乐。当知孔颜乐处，乐中仍有忧，乃庶得之。
子路问君子章。
或问或以安人安百姓为扩而大之，或以为推而及物，而集注但谓以其充积之盛，自然及物，何哉？朱子曰：“所谓修己以敬，语虽至约，而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举积诸此。修己以敬，而极其至，则心平气和，静虚动直，而所施为无不自然，各当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于修己以敬之一言，然非有待夫节节推之也，亦非待夫举此心以加诸彼也，亦谓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耳。”或曰：夫子之言，岂其略无大小远近之差乎。朱子曰：“虽若有大小远近之差，然皆不离于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于扩之而后大，推之而后远也。”今按：此段陈义甚深。孔子讲学即其修己以敬之一具体表现也。其及门七十弟子，则亲炙于孔子之教诲，而心获安。数传之后，孟子亦私淑艾焉，而心获安。两千年来，不论世之盛衰治乱，苟能读《论语》一书而有得，亦获心安。则又岂待孔子之扩而大之推而远之乎。孔子用心不及于此，只在修己以敬，未尝有计较功效之心夹杂其中，而其自然功效有若是。中国古圣贤为学用心所在，为中国文化大传统之基本精神者，朱子此段发挥，可谓已得其要。诚学者所当深参也。
卫灵公首章。
问：明日遂行，在陈绝粮，想孔子都不计较，所以绝粮。朱子曰：“若计较则不成行矣。”今按：圣人为学用心，固不存计较功效心，亦不存计较患难心。孔子之在陈绝粮，自近代人观念言之，固非孔子命该如此，乃是孔子猖狂妄行，自招来此许多磨难耳。岂其然乎。
无为而治章。
朱子曰：“老氏之所谓无为，简忽而已。如此所谓无为，是什么样本领，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今按：老子言无为，每常过重自然而简忽于人文。今人则以自然与人文分别看，求以自然来补益人文，甚至不惜违反自然，及此谓之有为。孔子之言无为，则自然与人文一以贯之，而达于人文之最高可能，是即无为以有为也。
子张问行章。
朱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只说言行当如此。下一句蛮陌之邦行矣，未须理会。及其久也，只见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为忠信笃敬，而忠信笃敬自在，方好。”今按：孟子行仁义与由仁义行之辨，行仁义亦当不知其为仁义，乃更高。此亦一无为也。在我则为天德，在我之外则为天命天理，而天人合一矣。
直哉史鱼章。
朱子曰：“学者当知伯玉所以如此，盖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节。初非规规然务为缄默，而预为可以卷怀之计也。”今按：此段涵义可与上引数段涵义互相发明。但朱子说此数条，每提到一理字。今人必先问此一理字究当作何解，则已离开了该当理会处，而于无可理会处作理会。则所加以理会者，亦惟在一些文字思辨而止，与上引诸段之真义则无关。如朱子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又言，“礼者，天理之节文。”皆已解释明白，无可再作详解。若有不明，不如反就《论语》论仁及礼处解之。凡朱子在此数章所言理字，亦不如反就《论语》忠信笃敬仁义诸字解之。如此则朱子解《论语》，岂不等于无解，此亦所谓述而不作也。
今再浅白言之，上自孔子，下迄朱子，凡所思辨，都还是此一番道理，惟多用些语言文字来作申述而已。朱子以下，大体还如此。此之谓中国之传统文化。直至晚近而大变，此亦学者所不可不知。
志士仁人章。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万理具焉。不合于理，则心不安，而害其德矣。顺此理而不违，则身虽可杀，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间，夫孰得而亡之。”又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不安不忍。所谓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后为之也。今解者每不以仁义忠孝为吾心之不能已，而以为畏天命谨天职，则是本心之外别有一念计及此等利害轻重而后为之也。诚便真能舍生取义，亦出于计较之私，而无悫实自尽之意矣。”今按：此条辨心与天，极精辟，极超卓。心是吾生吾身之最亲切最具体者，故人之一生最真实者惟此心。一切行为皆由心起，因其自然如此，故谓心亦天耳。人之具此心，即拥有天矣。今人必依西说，分心为情感理智意志三方面，以配合于中国自有之仁智勇三德。然则杀身成仁，岂只为情感方面事。朱子必言心之全德，其实则只此一心而已。中西双方，究孰为识此心体之真。抑且西方对自然界仅信一神，谓惟上帝可以宰制此世界，其他尽可任人驱使，供人利用。中国信多神，自天帝外，地上山川草木亦皆有神，可以影响人生。而认人生则有大生命，即心，普遍相通，流行常在。身为小生命，限于躯体，互不相通，依时死亡，不断变换。而西方人则惟重视其躯体，而主个人主义。双方又谁是谁非，谁得谁失，宁不当续加研寻乎。
吾尝终日不食章。
朱子曰：“劳心以必求，不如逊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取。学是依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随顺个事理去做，软着心贴就他去做。”今按：《论语》每学思兼言，而重学更甚于重思。朱子此处把思与学分作软硬来说，思是硬着心要自己来取得。孔子所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便是硬着心之一例。学是依照前人旧本子，则自要小心随顺，便软着心了。西方人重思尤重于学，即如牛顿，从苹果落地想出地心引力万有引力的理论来，显是只在思，不在学。亦可谓西方人乃即思以为学。而中国人则学以有思。故西方人常见为硬心肠，而中国人则比较是软心肠。文化不同，亦从学与思之一轻一重来。朱子又曰：“逊志是卑逊其志，放退一着，宽广以求之，不恁地迫窄，要一思而得。”今按：中国学人先要卑逊其志，要懂退，要懂宽。西方学人则迫窄了，所以成其为专家之学，而又必要自创造自表现。中国则称通儒通学，乃通于师，通于友，非逊志不可。
性相近也章。
朱子曰：“性即理一语，自孔子后，惟程子言之。此一语即千万世说性之根基。理者，公共之物，不会不善。”又曰：“孟子未尝言气质之性，程子言之。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又曰：“气质之说起于程张，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自孔孟后，未尝有人说到此。如诸子说性恶，说善恶混，说三品，亦是。但不曾明其为气质之性耳。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却不曾说得下面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程张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但言仁义礼智是性，孟子是也。只论气禀，不论一原处，荀杨以下是也。予于太极图解亦云，所谓太极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气质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然其本然之理，则粹然至善而已。”今按：子贡言夫子言性与天道未可得闻，此下遂有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及善恶混诸说。程张始言性即理，又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朱子谓其原自濂溪《太极图说》，而创为理气论。此为有宋理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突破。朱子此处言之甚晰。朱子又曰：“性与气皆出于天，如天气之清明阴黯，可见气之美恶。然好者常少，而不好者常多。以一岁言之，晴和而不寒不暖者，能几时。而夏寒冬暖，愆阳伏阴者皆是也。虽一日之间亦然。盖其气错揉万变，不能均平，所以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又如颜夭而跖寿，尧舜与孔子福寿不同。”今按：如朱子此处，言气即言天，亦可有善有恶，及善恶混之分争矣。西方宗教认为善只在上帝，人世则原始罪恶，故有世界末日之主张。科学哲学全不理会善与恶之争，此是西方人心硬之表现。中国儒家，自孔子以下，大体主张偏向善。即庄老道家言自然，言气不言性，但亦有偏向善之倾向。此为中国人心软之表现。文化不同，本于人性有不同。程朱所言，仍亦无可非也。
惟上知与下愚不移章。
朱子曰：“不必求合，人所言各有地头。孔子说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人之气质实有如此者。如何必说道变得，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气质之性。孔子说得都浑成了，程子此段却只说到七分，不说到底。孟子只说得性善，其所言地头各不同。”今按：此言地头不同，略如今人言立场不同。伊川言无不可移，此显与孔子言不合。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亦与孔子下愚不移之说不合。朱子则以气质之性来说孔子之不移，然于孟子伊川说皆不置辨，此见中国学者之气象宽厚处。象山阳明皆明言朱子不是。自朱子言之，此亦所言地头之不同矣。朱子又曰：“圣人之言，则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程子则曰，以其不肯移，而后不可移耳。盖圣人之言本，但以气质之禀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则以人，责其不可移。而徐究其本，则以禀赋甚异而不肯移，非以其禀赋之异而不可移也。”今按：此条又在不移之上加了不可移与不肯移之两项。不可，即孟子之不能。不肯，即孟子之不为。然朱子谓以其禀赋之异而不肯移，则仍依孔子义，仍以气质之性说之。惟其气质之性使其自不肯移，此即下愚之所以不移也。而气质之说则本于程子，朱子之言亦可谓细而和，缓而尽矣。
或问游氏之言曰，夫道未始有名，感于物而出，则善之名立矣。托于物而生，则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庄子曰，物得以生谓之德。性者，善之资。故庄子曰，形体保神谓之性。盖道之在天地，则播五行于四时，百物生焉，无非善者无恶也。故曰，继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则出作而入息，渴饮而饥食，无非性者无妄也。故曰，成之者，性也。何也？朱子曰：“道未始有名，善之名立，性之名立，此则老佛之言，而分道与善与性为三物矣。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虽出于庄周之言，然所谓仪则者，犹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而特遗之，且独以出作入息，饥食渴饮为言，则是所谓性者无复仪则，专以佛者作用是性之言为主矣。是虽欲极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为性者，反滞于精神魂魄之间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学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谓托于物而生者，是又以为先有是物，而性托之以生，如释氏授胎夺阴之说也。”今按：此条朱子又明辨之，力辨之，亦犹孟子之所谓不得已而辨者。游氏亦程门大弟子，朱子极尊二程，而于二程之言多有辨，于其弟子谢杨尹游亦各有辨，会合观之，乃可知中国学者之态度。
礼云礼云章。
或问：诸家言礼以敬，异乎程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以理言，礼之体也。诸家以人言，礼之用也。”黄幹曰：“今集注与程子说不但敬与序之不同，虽言和则同，而所以为和亦不同。集注之敬与和主人心而言，程子之序与和主事理而言。然有人心之敬与和，则见于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今按：是则朱子释《论语》亦不守程子说，而朱子之重视于心，亦由此可见。故二程始提出理字，而朱子必挽回到心上来。如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是矣。惟象山说心，又过了朱子，则又多病。义理难辨如此。
殷有三仁章。
朱子曰：“以其皆无私而各当理也。无私，故得心之体而无违。当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谓之仁欤。”今按：心，人人有之而相通，不限于身，故言心必言公。若限于其身，则为私心，失其心之体矣。心必见于行，行必见于事，事必当于理。朱子以无私当理两者说心，以为心之全德，则内外交尽矣。朱子又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心之德言其无私，爱之理言其当理。食色性也，人于食色无不爱，然不能无私而当理，则每陷于不仁。故只可说食与色为人心，不可说是仁心。而仁心中亦并不要排除了食与色。程氏谓性即理则可，象山谓心即理则偏了。朱子此条分析得极扼要。
朱子又曰：“游氏谓，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则从之。似非知仁之言。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则谓之仁人。一时如此，一时之仁也。一事如此，一事之仁也。时与事虽有不同，而所谓仁者，则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如游氏说，则人与仁自为二物。人常在此，仁常在彼，而以人往从乎仁也。”今按：今人每连言道德，实则道必本乎德。德乃人心之共有境界与最高自由。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吾心之自由无不当于人事之准则，斯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人言道德则有似于游氏之所云。
柳下惠为士师章。
朱子曰：“尹氏曰柳下惠孟子所谓不屑去者也。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仕而不喜，黜而不愠，自知其直道而已。愚闻之师，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审，其自信甚笃，所谓确乎其不可拔者也。盖与尹氏之意同。谢氏曰：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为也。张敬夫谓其曰焉往而不三黜，则亦几于不恭矣。此与谢氏意亦相发。杨氏以孔子无可无不可为近于和，非也。无可者近于清，无不可者近于和，是以孔子之于夷惠，集其大成，而时出之，岂曰无可无不可，而反独近于一偏之和与。盖为是说者，其立心制行有近于柳下之风，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并以为亦若惠之为也。”今按：此条引尹氏谢氏杨氏，皆程门大弟子。朱子言闻之师，当指其师李延平，则为程门三传弟子。张敬夫则与朱子同辈行。为论柳下惠一人，二程以下积百年来，已有如许意见。若无此如许积累，恐亦出不得朱子。孔子以下，亦积四传而得孟子。中国学术思想之传统有如此。西方哲学乌有此例。是必有其相异所在，亦学者所当深究也。
子路从而后章。
朱子曰：“说圣人无忧世之心固不可，谓圣人视一世未治尝戚戚无聊，亦非也。须看圣人至诚恳切处，及洒然无累处。文中子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今按：孔子在春秋末，竟何用于世。朱子当南宋中世，亦竟何用于世。今人则谓是中国人不懂得革命，故必待平民造反，世乃得变。文中子生当北朝之末，隋之初，身不见用，隐居著书，乃有此言。亦见中国人心情。似乎今之中国人宜亦有知于此始得，虽不能治，却亦免于乱，以待后起。若必事事而变，恐亦有欲速不达处。
执德不宏章。
朱子曰：“此以人之量言。总群言，该众理，而不自以为博。兼百善，具众美，而不自以为得。知足以周万物，而于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济众务，而于天下之事有不屑为。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余地焉。非其量之大，则其执德孰能如是之宽广而不迫哉。易所谓宽以居之，而曾子所谓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谓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则先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当，则喜自负，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则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则必欲试其才。所谓执德不弘者，盖如此。虽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夺，然亦安能为有无哉。”今按：朱子说《论语》及其说《孟子》《学》《庸》，主要都在发挥此心。而同时象山，尚嫌其未能用力于此心，亦似执德之未弘矣。今则西风方煽，人人以对外面一事一物寻求知识为已尽此心之能事，而弊病丛生，更待执德能弘者来为之作更高之领导与解放。
朱子又曰：“义理无穷，心体无限。若信道不笃，则容众太广后，随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笃而不弘，则是确信其一说，而或至于不通。”今按：今之宗教信仰者，每易陷于不通。科学哲学亦多不通。而笃信西方，则必认中国以往为不通。实则仅是中西双方之不相通而已。求其信道笃而执德弘，岂易言哉。
虽小道章。
朱子曰：“小者，对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专一家之业以治于人，道之小者。然皆有用于世而不可无。其始固皆圣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观。然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而皆不可以达于君子之大道。是以致远恐泥，而君子不为也。谢氏谓坦途之歧别，是矣。”今按：朱子以农圃医卜之属为小道，而谓固皆圣人之作。中国古史传统固如此。近世西方科学，以中国人观念言，亦皆有用而不可无，亦皆出于圣人，然非大道。而西方则自始即不讲治人之大道，亦可谓至今犹缺。大学中，政治系与化学系会计系等同列，肄业四年即毕业。民主政治仅尚多数，佐以法律，各自自由，非有道可言也。若宗教，则应属异端，非小道。恺撒事恺撒管，政教分，非异端乎。故中西文化相异，实难合而言之。
大德不逾闲章。
朱子曰：“大处既是，小处虽未尽善，亦不妨。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今按：中国古人，道分大小，德亦分大小。小道君子不为，小德则出人可也。只要择大道行，暂时有小差失，或走不到，尽可且恁地前去。此即义理与功利之辨。若论功利，只要有所成，即认为十分圆满了，则多走小道守小德亦便是。但大成小成之间，则人必有争。实则人世间哪有速成的事。西方人急功近利，但亦功成身退。希腊成了，来罗马。罗马成了，又来北方蛮族。直到当前，仍如此。中国讲大德大道，遂成一大传统。其实亦可谓至今无成，而败乱亦相寻。但只论该如何做而已。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
朱子曰：“洒扫应对，所以习夫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理则未尝有大小而无不在。君子之学不可不由其序，尽夫小者近者而后可以进夫远者大者。无大小，理也。有序，事也。由其序，则事之本末钜细无不各得其理。而理之无大小者，莫不随其所在而无所遗。不由其序，而舍近求远，处下窥高，而理之全体固已亏于切近细微之中矣。洒扫应对是小学事，精义入神是大学事。精究其义以入神，正大学用工以至于极致处也。虽尧舜孔子之圣，其自处亦常在下学处。下学便上达。”今按：《论语》言道有大小，德有大小。朱子此处则言理无大小，但事亦有大小。如洒扫事小，道小德亦小。但处事由人，人之处事之理则无大小也。今人洒扫有自来水，古人不知，今人尽谓是进步了。今人应对可用电话，古人不知，又尽谓是进步了。只在事上讲是如此。但人之处洒扫应对有一心，心对事便有理，此心则尽可无进步，反而退步了。要我来做尧舜，我不能要尧舜来做我。我如此般洒扫应对，尧舜怕也只得如我般洒扫应对。阳明便有如此说话。所以朱子要说理无大小。但人之立志，则立志向上，由我来做尧舜，不该向下自足，却问尧舜如何来做我。所以道有大小，德有大小，终不可以不辨。中国人在做人一套上尽有讲究，所以有此诸说法。西方人则尽在处事上着想，此诸说法便都说不上。
又依朱子此条所辨，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西方人尽注意在形而下处，因此又要另有一套形而上哲学。中国人则从洒扫应对形而下处，直通到精义入神之形而上处。所以说，理无大小，吾道一以贯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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