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曰：“节用而爱人。”
杨时曰：“《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
朱熹曰：“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先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
臣按：帝王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爱之一言万世治民之本，节之一言万世理财之要。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朱熹曰：“生之无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故也。”
臣按：国家不患财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谓立政事者，岂求财于常赋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已。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
胡寅曰：“茧丝者取之不息至于尽而后止也，尹铎虽少而心智，简子虽贵而虑长，其后无恤为智氏所攻，卒于晋阳托身而得免，况为天下者乎？而后世谋国者以爱民敦本为腐儒常谈，以聚敛积实为应时急务，凡江海、山林、薮泽、鱼盐、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设法着令无不榷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国富则民贫而无可取矣；昔也国富可以横费，既而民尽则国贫而无可费矣。以四海之大，九贡之入，文、景守之则三十税一，又且尽蠲，不闻空匮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则为大盗所迫，仓皇奔窜，食粝麦饭、啖芜菁根而不能饱，不闻掊克之益，何轻用其国而虑不及赵简子与尹铎哉？何急急于茧丝之近用而忽于保障之大计哉？”
臣按：茧丝主赋税而言，保障指藩篱而言。尹铎之意不在赋税在乎藩篱，简子知其意而从之，铎守晋阳损其户数，其后简子之子果赖其庇，然求其所以为保障之实不过损民之户数而已。夫国家所以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户之众也，今欲其保障而乃损其户数，何哉？盖户数一增则民间各自立门户，取之既多役之复众，力分而财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离，往往生其怨怼之心而背畔也。今损其户数，则一夫应公家之征求，余夫营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来不我恤也，一遇国家有难，竭力以卫上，捐躯以拒敌，凡可以为国家保障者无所不用其极焉。彼其以民为茧丝者则异乎是，尽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赀而取之，既征其田亩，又征其畜产，与夫山泽之所出、饮食之所需，无一不有税焉，譬则工女之缲丝，缕缕而绎之，非见蛹不止也。胡氏所谓贼道者，岂非斯人也哉？上以贼道待下，下亦以贼道应之，肙肙然侧目以视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望为之保障哉？
唐陆贽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菑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臣按：陆贽进言于其君所谓节之一言，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贽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复即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艰窘而终获丰福，以著其能节则虽虚必盈之效，以为其君劝；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三君始由丰厚而终以蹙丧，以著其不能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以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灭，汉武中悔而获存，乃知惩与不惩、觉与不觉，其于得失相远，复有存灭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惧？”是又开其君以迁善改过之机也。吁！后世之英君谊主，有志于保民生、寿国脉者，当以节之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贽所引之六君节与不节者以为劝戒而是思是惧，则宗社之灵长、生灵之安养实有赖焉。
苏轼曰：“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贫，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臣按：古今制国用之大略，苏轼此言尽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统，为生灵之主，有土地为之产财，有黎庶为之生财，有臣工为之理财，当夫国家无事之时，豫为国家先事之具，以为万世之计可也。不幸所入才足以为出，所产仅足以为用，吾则痛加抑损、力为撙节，可已则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则用，非必当用不用，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如此，则所以为国计者非但不为不终月之计，而所谓一时之计者方且经之营之，寸积铢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积少而成多，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岁复一岁，积三年而有一年之储，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万年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所谓天不能菑、地不能贫、人不能困之者，岂不信其必然哉。
苏辙曰：“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人君所为无不成、所欲无不如意矣。”
臣按：苏辙论丰财之道，去其害财者而已。害财之事有三，所谓吏之冗员、兵之冗食，其中节目虽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数，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谓费之冗杂者，则途辙孔多，窠臼不一，横恩滥赐之溢出，修饰缮造之泛兴，祷祈游玩之纷举，不当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费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无全去之理，惟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凡所谓冗者，有与无皆可之谓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吾宁无之而不有焉，则不至害吾财矣。
曾巩曰：“用财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财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而致天下之富焉；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尝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二万四千员，皇祐官数一倍于景德，治平则三倍之矣，其余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门、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其所费皆如景德之数，则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巩此议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考知其数，即今比旧，罢其所可罢、损其所当损，从其约而杜其浮，其议卓然可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亦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校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请自今为始，乞命有心计臣僚稽考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以来户口、垦田及钱粮、金银、绢帛之数，每岁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后即其见在据其岁之所入以计其岁之所出，该用几何、余积几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数，庶几晓然知祖宗之故实、府库之虚实而不敢轻费焉。臣又观巩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不论可知也。”吁，宋之时入少而出多，其臣犹责其君以为非难，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圣君为之又何难哉？巩所谓“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所以约之由而从之”，与夫苏轼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是二人之言诚人君去冗费、足国用之正论要法也，伏惟圣心加察，又何难而不易哉？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臣按：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民不足则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为用，时敛散、通有无，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为天、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必以为万民之安，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艰，积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无余，日消月耗，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国计匮乏，求之于官官无储峙，求之于民民无盖藏，于是之时，凡百谋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为安，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譬则人之处家焉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当夫平宁之时尚可借贷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盗贼之变则为沟中瘠矣。家、国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虽乏犹可求之于比邻，若夫国之乏绝，藏之官者既虚，取之民者又竭，其将求之何所邪？人君当无事之日而兴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谨，介介焉吝惜，而不轻用天下之财，如此，则国计不亏、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给人足之乐，上之人有安富尊荣之休，凡百所为无不如意，朝廷无不可为之事，海宇无不得所之人矣。《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臣观于此而益信。伏惟圣明万几之暇留神《大学》之书而玩味夫絜矩之一言，臣不胜大愿。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下）
《禹贡》：冀州，厥赋惟上上错（上上，第一等。错，杂也。谓杂出第二等也）；兖州，厥赋贞（贞，正也。赋以最薄者为正），厥贡漆丝（兖地宜漆宜桑），厥篚（竹器，盛布帛者）织文（锦绮之属）；青州，厥赋中上（第四等），厥贡盐絺（细葛），海物惟错（非一种也）；徐州，厥赋中中（第五等），厥贡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为土封），夏翟（染雉羽为五色）、孤桐（以为琴瑟材）、浮磬（石露水滨可为磬者）、蠙珠（珠为服饰）暨（及也）鱼（用祭祀），厥篚玄纤缟（玄，赤黑色。纤、缟皆缯）；扬州，厥赋下上上错（第七等杂出第六等），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瑶琨（玉石）、筿簜（竹可为矢及管者）、齿革（可以成车甲）、羽毛（可以为旌旄），惟木（可以备栋宇），岛夷卉服（今木绵），厥篚织贝（木绵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锡贡（待锡命而后贡）；荆州，厥赋上下（第三等），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三木名），砺、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名，可为矢），包匦（匣）菁茅（供缩酒者），厥篚玄纁（绛色币也）、玑（珠不圆者）、组（绶类）；豫州，厥赋错上中（第二等杂出第一等），厥贡漆、枲、絺、鸑，厥篚纤、纩（细绵）；梁州，厥赋下中三错（第八等杂出第七等、九等），厥贡纮（玉磬）、铁（柔铁）、银（白银）、镂（刚铁）、砮（石砮）、磬（石磬）、熊、罴、狐、狸、织皮（四兽之皮及毳毛可织为罽者）；雍州，厥赋中下（第六等），厥贡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谓之赋，下之所供谓之贡。是篇有贡有赋而独以贡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
臣按：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而取民之大纲曰赋、曰贡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辟者未尽，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焉。九州各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后，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孔子删《书》特载之于《夏书》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凡外此而别为名目，如后世之进奉、和买、劝借之类，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经常之制也。（此兼言贡赋）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二百里纳铚（禾半稿），三百里纳秸（半稿去皮），服（总结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纳谷），五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内天子之田，其民主为天子治田事，故谓之甸服。近粗而远精，畿内专言田赋者，畿内不封诸侯，故田赋入于天子。”
蔡沈曰：“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槁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
马端临曰：“《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所谓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赋之入止于米粟，近地则并其本槁取焉，盖米以食人，槁以饲马，无非以为国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远近各有轻重之等、精粗之异，非若后世一概取之，无所分别焉。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
公羊高曰：“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颂声作矣。”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诚万世取民之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轻于十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不过什一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朱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杨时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而后井田均、谷禄平，而军国之须皆量是以为出焉。故一彻而百度举矣，上下宁忧不足乎？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则桀、寡则貉，不可改也。后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图，故征敛无艺、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
哀公又问于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臣按：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欲其节用以厚民也。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则尽取而不足，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斯二言也最为亲切着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臣按：魏文侯一国之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课多之害于民，而设为皮毛之喻，况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税人，收大半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臣按：致乱之道多矣，而尤莫甚于厚敛。自三代以来，皆因地而取税，至秦始舍地而税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是趣民而使之溃叛也。
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余年，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兹盖文帝恭俭节用，国有余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后，事事仰成，稍加节约自有赢余，固无甚难者。我圣祖得国之初，凡事草创，无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其视汉文益数焉，岂非难哉？今即御制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夏、秋二税，山东二年，其余一年；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谓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为京师之翼，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免一年，其广德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亦与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及山东、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宁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江西之诏，五年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九年二月有免山东、陕右之诏，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兴等四县之诏，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至十有三年，乃下诏曰：“荷上天眷佑，君主华夷十有三年，仓廪盈、府库充，今民力未苏，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粮尽蠲免之。”呜呼，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正创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备，凡宫室、禁卫、官署、城池、藩府与夫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皆当创置，矧干戈甫定之余，人民疲困之极，列屯坐食，仰给者众，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费，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尚有余赀以资用度，而免租之诏无岁无之，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垂拱仰成，百度修举，不必更有作为，一切事功略加省节，自然有余。伏愿圣明在上，法汉文之俭德，体圣祖之仁心，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使国计常足而有余蓄，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因岁事之登耗，屡下宽征之诏，以苏农民之困，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十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胡寅曰：“汉至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缯，后数为边患，天子亲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盖文帝恭俭，百金之费亦不苟用，宫阃是效，流传国都，莫有奢侈之习，如之何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后知导谀逢恶者纳君于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至于财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
臣按：秦、汉之际，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赋，汉则十五而取一，其后乃尽除之焉。盖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
昭帝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臣按：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盖粟生于地，非一日所能致，钱出于人力，可旬月间而办也。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后世以钱物代租赋，可谓失轻重之宜、违缓急之序矣。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菽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
唐初，始定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土所出，岁输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
臣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唐人调法，民丁岁输绢绫絁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绵也。宋林勋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岁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绵，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注以为织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作《农桑辑要》云：木绵种于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近世陶九成作《辍耕录》，亦云闽广多种木绵，纺缉为布，松江民因谋树艺，觅种于彼）。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
陆贽曰：“租庸调之法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两税之法，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定为两税额，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
吕祖谦曰：“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后扫地。”
马端临曰：“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官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臣按：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由马氏斯言观之，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故极言其法之弊耳。臣窃以谓，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遂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征之以夏者谓之税、征之以秋者谓之粮，岁有定额、家有常数，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其额数则具于黄籍，总于户部，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惟逐户编为里甲，十年一度轮差，其余年分官司有所营为，随时起集佣倩，事已即休，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不役之绢无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吏不能以为奸，民不至于重困，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
宪宗时，李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阌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
臣按：《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明年无鱼。”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其言盖本诸此。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养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后何所继乎？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何则？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试以一里论之，一里百户，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户，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明年逃三十户，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户，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岁加于一岁，积压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为今之计奈何？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虽去而产则存，宜斟酌具为常法。每岁十月以后，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俾官吏、里胥各具本县、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移来新收者若干，其民虽逃其产安在，明白详悉开具，即所收以补所除，究其产以求其税，若人果散亡、产无踪迹，具以上闻，核实除免，如李渤所言，绝摊逃之弊。如此，则民生既安，国用亦足矣。（以上赋税）
《书》：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纲领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其所贡献惟服食器用而已，言无异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后，西旅献獒，召公以为非所当受，作此书以戒武王。谓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致四夷咸来宾服，若远若近皆献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献者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献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异物进焉则非常矣，必其君无有常德而玩好之偏闻诸中外，故远人亦以是觇之欤。呜呼，人主之好恶有关于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周礼》：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牺牲、包茅之属），二曰嫔贡（丝枲之属），三曰器贡（钱铁、石珝之属），四曰币贡（玉马、皮帛之属），五曰材贡（栝柏、筿簜之属），六曰货贡（金玉、龟贝之属），七曰服贡（絺纻之属），八曰斿贡（羽毛可以为旌旄者），九曰物贡（所产杂物）。
杨时曰：“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盖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故以九赋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取之有艺、用之有节，然后足以服邦国而制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车求金，则非自致也。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亦均节之使当而已矣，徒纷纷较其赢余以为宰相之职，则非其义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贡，因其地之所宜而为政之序，亦以远近详略为差，传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贡之，则上先下后之意；内以共嫔妇之物使甸服贡之，则内先外后之意。传曰先王之制贡，则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叶时曰：“《周礼》之言致贡，亦《禹贡》之任土作贡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致者听其自至而不强其不来。盖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则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贡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圣人何尝强之使贡哉？”
林椅曰：“致邦国之用者非用物不贡，则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以万民惟正之供，不贵异物、贱用物也。”
臣按：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非无用也。盖自祀贡以至于物贡，固非无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左丘明曰：“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车服上之所以赐下），天子不私求财（诸侯有常职贡）。”
穀梁赤曰：“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
胡安国曰：“王畿千里，租税所入足以充费不至于有求，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求，经于求赙、求车、求金皆书曰求，垂后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俭德以临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数，示等威、明贵贱，民志既定之后皆安其分而无求，兵刑寝矣。及侈心一动，莫为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丧，宠赂日章，沦于危亡而后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谓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资于有余之谓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则是示贪风于天下，开贿道于方国，其失自上，岂小故哉？
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
光武下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大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和帝时，南海献荔枝、龙眼，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
臣按：汉家此三诏者，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谨表出之以示万世。
安帝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熟，或穿屈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
臣按：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亦且得养生之义。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同一心也，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文砻见之宜愧死矣。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奖宠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视顺帝岂不远哉？
隋炀帝幸江都，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薄则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莅之职天职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岂天意哉？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炀帝之为炀也宜哉！
唐制，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岁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所贡至薄，其物易供，间加此数亦折租赋，不别征科，及考其所以为贡者，不过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德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呜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况贻谋不善者哉？
太宗谓朝集侯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廷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谓逾境外求极为劳扰，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至于道里之远、辇运之烦，经过州邑起役丁夫、佣倩车马，官府为之废政，农作为之妨业，上之所得无几，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可胜言哉？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学士钱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为夸，无之亦不足以为歉，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复因人言而罢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学士虽不知，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历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然人主举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读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诗云“割我心头肉，市汝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可与周祖此诏并传后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天下不胜幸甚。
宋太祖诏，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进龙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诸州贡物，耗蠹民力，诏罢之。
孝宗诏，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强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余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臣按：宋朝诸帝往往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止许长吏修贡，然考杜氏《通典》及《唐书地理志》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地理志》及《会要》亦载焉，则是唐、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有司每岁合依定制进献为宜，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夫有土则有贡，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以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义之当为，然不可过为需索，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甚者假公以营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宫闱甘旨之奉、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阙者耳。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常寺之牲币、钦天监之历纸、太医院之药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皆有资于国用者也，著为定额，俾其岁办，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阙之用则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谓薄矣，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余、郡国之进献、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春秋》书天王遣使求车、求金，说者谓其求非所当求，故圣人讥之，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车以为乘、金以为赙，犹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绝之域，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他又何责哉？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玉、金、贝而已（贝俗谓海介虫），汉以后西域通中国，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是皆瑰石、碎砂之属，形既不圆，文又不莹，他无可用者，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呜呼，弃有用之金银，易无用之砂石，惑亦甚矣（以上贡献）。
以上论贡赋之常。臣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开架之法，宋之经总制钱之类，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臣于“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即继以“贡赋之常”者，此也。
《周礼》：太宰以九赋（上取于下曰赋）敛（聚也）财贿（帛布也），一曰邦中之赋（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赋（去国百里），三曰邦甸之赋（去国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赋（去国三百里，大夫家也），五曰邦县之赋（去国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赋（去国五百里），七曰关市之赋（关征货出入，市征货所在），八曰山泽之赋（虞衡所掌），九曰币余之赋（职币所掌余财）。
叶时曰：“邦中之赋如载师所任田里场圃之地；四郊之赋如载师任远郊、近郊之地，亦使闾师征之，所谓国中四郊以时征其赋是也；邦甸、家削之赋如载师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县、邦都之赋如载师所任小都、大都之地，乃使县师征之，所谓邦鄙稍甸以时征野之赋贡是也；关市之赋如司市关之地使廛人敛市布、廛布皮角、筋骨，与夫司关所掌征廛关门之征是也；山泽之赋如山虞、泽虞之地使角人敛齿角、骨物、羽翮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是也；币余之赋如职币敛官府都鄙，与夫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是也。盖谷粟之赋出于井田特以禄诸臣，兵车之赋出于丘乘特以供军赋，虽有邦国之贡只以待吊用，九职之贡只以充府库，至于国之大事有祭祀、宾客有丧荒、羞服有工事、币帛有刍秣，匪颁好用不调之民而责之谁乎？是以九赋之目常与九贡、九职并行，而其货贿之入则太府受而颁之内府藏而待之，司会则令而会之，其赋敛之目则掌于道揆之大臣，名色宁至于巧立、轻重宁至于过差、出入宁至于相悖、费用宁至于无艺乎？”
臣按：古者赋于民有谷粟之赋、有兵车之赋，而又以九赋敛财贿者，谷粟、兵车之赋其常也，此九者不在常赋之数焉。自一至六平地之赋，自七至九兴作之赋，盖古者赋取于民皆十分而取一，凡上供与受采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分而为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赋于国，与夫关市之所收、虞衡之所获及官府用度之所赢余，凡诸所有货贿、币帛皆以归之太宰而畀以敛颁之权，遇国家有事当用财贿则以给焉。
以九式（用财节度）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其祀有大小其礼有丰杀），二曰宾客之式（诸侯之君为宾，其臣为客），三曰丧荒之式（丧礼赗赙、荒年散利之属），四曰羞服之式（饮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百工之事），六曰币帛之式（所以赠劳者），七曰刍秣之式（养牛马者），八曰匪颁之式（匪，分也；颁，赐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用）。
杨时曰：“先王所以礼财者，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节而各当于义之谓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节而不当于义则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职任民而后以九赋敛之，九赋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节之，下至刍秣、工事，匪颁好用之微咸有式焉，虽人主不得而逾也。岁终，制国用则量入以为出，此之谓制度，有不如式则太宰得以均节之，所谓王及后世子不会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此指王安石）以谓至尊不可以法数制之，非正论也。”
叶时曰：“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之后而继之以九式均节财用，未见其理财，先见其节用，则是周公之节财乃所以理财也。何者？财非天雨、鬼输，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国之所用无穷，苟不于其经费之际而品节之，必至于泛用无度、苛取无厌而非正辞禁、非以为理也。九式均节之法，其周公理财之道欤。”
臣按：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式者，用财之节度也，均节之使多不至于有余、寡不至于不足，立为中制以为用财之法度也。夫财用供于有司，所以为天子用也，而其式法则掌于太宰焉。何也？盖有司职卑不能抗尊而制众，太宰以道佐君为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逆式法而擅供，上有以约王后、世子俾其不敢违式法而过用，凡所以用度取予一付于九式之成法，故虽一尺之帛、一束之刍、一饮食之微、一燕好之私而皆不得以过差焉，是以上之人侈心有所惮而不生，欲心有所节而不纵，非徒以惜民财、裕国用，政所以养人主恭俭之德而致之于无过之地焉。昔人谓以九式均节财用，正太宰格心之业、大臣之事也。吁，此三代盛时所以君无失德，国有余财而世底隆平也欤。
大府（治藏之长）掌九贡、九赋、九功（即九职）之贰（贡、赋皆太宰所掌，此其副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金玉曰货，布帛曰贿），颁其货于受藏之府（内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合用财物皆受之大府）。凡颁财（如下文所云），以式法授之（式谓用财之式，法谓治财之法）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膳即羞）、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即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余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以九贡之财给凶丧之礼），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以九职之财充实府库），凡式（九式）贡（九贡）之余财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赋谓当入之数，用谓当出之数）。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入谓所收，出谓所用，岁终总计其大数也）。
李觏曰：“太宰以九赋之财给九式，王日一举其膳六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诸侯来朝、卿大夫来聘，致之则有积饔，接之则有飨食燕，故邦中之赋以待宾客；牛马之食其用刍禾，车乘之数皆视牢礼，故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功懋懋赏以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赋以待匪颁；冬官百工取财非一，五库之量毋或不良，故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问劳、赠贿、酬爵、侑食皆为篚实，将其厚意，故邦县之赋以待币帛；大祀、小祀，事神之礼，牲帛、器玉不奢不俭，故邦都之赋以待祭祀；股肱或亏，君之所痛，赗襚、含赙，阙一不可，故山泽之赋以待丧纪；王及冢宰时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颁恩，故币余之赋以待赐予；王于诸侯分灾救患，凶礼五事其费则多，故邦国之赋以待吊用；国家闲暇，要在多积，积贮之道天下大命，故万民之贡以充府库；难得之货，饥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国之急，故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国安财阜，非偶然也。”
吕祖谦曰：“关市之赋待王之膳服，则膳服虽不会要，不出关市之赋而已。”
臣按：太府之职兼总内外二府，凡货贿入太府而其物则仍分置于内外焉，遇有用度则有司于此请受而太府颁之，其颁之也以九赋之材给九式之用，稽其事合其式，然后随其所赋以待之，随其所用以给之，至岁之终则计其一岁之中凡取于九赋而收之于官、合于九式而用之于人者而总会之焉。诚以国家货贿出于民而藏于官，固非一人之所能致，亦非一日之所能积也，是以赋之于民也必有定制而用之于官也必有定式，有此式则用此赋，则事无废而用不阙矣，苟非先有以待之，则临时何所取具哉？
玉府（主藏金玉器用）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善也）货贿之藏，凡王之献（谓有献于宾客）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
内府（主藏在内者）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
外府（主藏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布，泉也）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无法不可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觏曰：“玉府、内府之职掌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及受贡献以备赏赐，此帑藏之在宫中，官职之最私亵者，然而为冢宰之属，列大府之下，与凡治藏之官不异者，何也？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汉汤沐邑为私奉养，不领于经费，灵帝西园万金聚为私藏，皆衰乱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于太府，则司书之要贰、司会之钩考而废置诛赏之政行焉，如此，则用安得不节，财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钱捐之亲幸之手、省闼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则伤财害民非细事也。”
臣按：成周之制，内府在内，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内，用之于内者取之于外，此宫中、府中共为一体，而内外之情通而不至于相隔绝，外有所费内无不知，内有所费外无不知，或者深宫之中燕好之私欲有所妄费，恐外人知而或至于中止也，亦有之矣。此古人之深意，后世所以不及欤？
司会（会，大计也）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八法（即官属以下八者）、八则（即祭祀以下八者）之贰（副也），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纪载为书）契（合验为契）版（具人民之数）图（画土地之形）者之贰（副也），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刘彝曰：“司会，职财计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者，圣人以为职会计，以进身者不顾国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疚，惟利是积则或伤于仁，惟节是求则或害于义，故礼乐衰微，黎民困弱，则非所以存国之体也。于是择中大夫之贤，取其道德猷为亚于冢宰而才于列卿者以司计会，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则之本，然后施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则财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皇建其极于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法于上者也，司会察其法于下者也，则有伤于国、有蠹于民，盖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后参互以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则务刻削于民，国利虽赢而下增弊疚，蠹于王体，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国之治者，谓八州诸侯之国，礼乐刑政能致中和于其民者必周知之，则岁会虽不足而其法有可旌者焉，岁会虽赢而其治有可废者焉，故以诏王及冢宰废置者，以治为本也，其财用之奸弊则其下吏当之。呜呼，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臣按：成周设司会之官以职财计，而必先之掌六典、八法、八则者何？盖六典、八法、八则皆大宰佐王之职，六典治邦国者也，八法治官府者也，八则治都鄙者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八则之本，然后可以施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法，苟不知其本而徒施其法，则取之不应其式，供之不以其正，用之不合其礼，何所折衷哉？是故大宰总其法于上，司会察其法于下，有所施用于邦国、有所施用于官府、有所施用于都鄙皆必合于六典、八法、八则之典礼，然后致之令之均节之，使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用之各得其宜焉。
司书（会计簿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即九职、九赋）、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或入而藏，或出而用）以叙其财、受其币，使入于职币。
林之奇曰：“司书目九贡、九赋为九正，而《书》称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盖古之王者必正经赋以足经用，而未见其有无名横敛焉。”
臣按：司会掌钩考、司书掌书记，二者之职交相参互，以此所掌稽彼所录，多寡虚实昭然矣。所以然者，盖以国家之大、用度之伙，其出入之数必为籍以纪之、设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奸欺也。
职内掌邦之赋（赋是九赋、九贡等总名）入，辨（别也）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总要簿书）以贰（副也）官府、都鄙之财入之数，以逆邦国之赋用。
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或出以给用，或用以赐予）。
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知其色类善恶）而奠（定也）其录（籍也）以书揭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上有小可用度及赐予），岁终则会其出。
黄庶曰：“周公设官，理财者居其半。财用之数，验之以书契、督之以要成、证之以贰令、考之以参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类、执之有总，小数之则乘，大数之则会，职岁所叙、职币所振，虽余财而加肃焉。”
臣按：职内以掌邦之赋入，职岁以掌邦之赋出，而职币又以振掌事者之余财也。夫财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数，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数，至于既用之余又有官以振举之。谓之振者兴起之谓也，盖掌事者所用有余财，既不复用则干没矣，故振兴之以为他用，则财无沈滞者焉。吁，先王之世吝惜民财以为国计，无或弃之物，此所以无不足之用也。
廪人（主藏米之官）掌九谷之数（九谷，黍、稷、稻、粱、秫、苽、麻、麦、豆也）以待国之匪（分也）颁（赐也）、赒赐（赒给赐予）、稍食（禄廪），以岁之上下（上谓丰年，下谓歉岁）数邦用以知足否（足与不足），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凡万民之食（以民数计度所食之数）食者，人四釜上也（六斗四升曰鳷，每人一日食谷四鳷，则年之上也），人三釜中也（年之中），人二釜下也（年之下），若食不能人二釜则令邦移民就谷（移民之不足以就谷之有余），诏王杀（减省）邦用（凶年邦用宜从减省）。凡邦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行道曰粮，止居曰食）。
臣按：成周设廪人之职，以岁之丰歉计国之用度，知其足与不足之数以告之于上，年适丰虽粒米狼戾不使侈于有余，年适凶虽饥馑荐臻不使苦于不足，所以然者，以有治之之法豫为之防也。然其所以专为之计、豫为之治者，必以民食为本。盖君以养民为职，人君所以储财、积谷，凡以为民而已，所谓匪颁、赒赐、稍食，岂直为己哉？故必于一岁之中、逐郡之内，因其年岁之上下计其民数之多寡，每口月食其谷几何、每年口食其数几何，若其数不足夫下年之食，则令移民之不足以就粟之有余，具其数、原其故以诏告于王，曰凶年邦用不足，凡事皆宜从减省。然臣于是知三代盛王设官分职、积财备用，无非以为民也，后世之所储峙者专以为宫禁之用、官府之用、兵卫之用、边鄙之用，而所以为民者，特于此数用之外而别有所谓常平、义社之仓，仅千百之一二耳。吁，先王之所重后世之所轻，先王之所后后世之所先，民何幸而生三代之时哉。
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止，杀也。止余法用者，谓法式所当用者有不足则杀之，待有余财而后用之），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
郑玄曰：“九谷尽藏焉，以粟为主。”吴澂曰：“廪主藏，仓主散也。”
臣按：成周之时设为仓廪之官，廪人掌九谷之数，仓人辨九谷之物。所谓谷者凡有九焉，入则掌其数，出则辨其物，数之入也不一，物之出也不同，后世所谓谷者不过三四品而已，江南止于一稻，江以北有粟、有麦、有豆三者，然豆、麦止于京储，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储非止一谷，盖古人因其土宜杂种百谷以备旱潦，谷有多种，随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后世各以一谷为赋，他谷虽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于民者专，而聚之于官者恒不足。臣愚以为，今日之取于民者，除江南岁运实京仓者外，凡北方之赋无问粟、麦、黍、豆之类，随年所有皆用为粮，一以时价为准，原额输粟者估以时直，如粟直六百文、豆直三百则以二石准一石焉，他皆放此，每年支散先其易腐者，亦准粟价而给之以或多或寡，诸谷之中惟粟为耐久，地窖藏之可逾十年（隋人于洛口穿窖三千三百，窖容八千，此古人窖粟之验），宜别设仓储之，必待杂谷尽绝然后发之。若其廪人之职，择武臣中之家计优足者授之，盖久其任，武臣不计资考故也。万一臣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参酌行之，是亦便民足国之一得也。臣尝因是而通考《周礼》一书，诚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间理财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则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属之置于太宰者尤为详焉，有职内以会其入，有职岁以会其出，有职币以会其余，而其大要则总之以司会则掌之以司书，其所以参校钩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岁有岁会。若夫司徒之属，则又有所谓泉府、廪人、舍人、仓人者焉，或以分其财守，或以取其财用，岂古昔圣君贤辅固屑屑然为是不惮烦哉？盖以财之有无，国之贫富、民之休戚、兵之强弱、世之治乱系焉，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经国之要务也，原其所以经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财有道、取财有义、用财有礼而已，先儒谓自其系之九两（一曰牧，二曰长，三曰师，四曰儒，五曰宗，六曰主，七曰吏，八曰友，九曰薮）以定其业，任之九职（一曰三农，二曰园圃，三曰虞衡，四曰薮牧，五曰百工，六曰商贾，七曰嫔妇，八曰臣妾，九曰闲民转移执事）以厚其生，虽无常职者犹使之转移执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财者也。财足矣然后制九赋之法以取之，轻重多寡、内外远近皆酌以为中制而无一毫之过焉，而又制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宾客以至好用又从而均节之焉。夫有道以生财，有义以取财，有礼以用财，然后有以服天下，则诸侯莫敢不来享而邦国之用可得而制矣，故九贡又次之。由是观之，则知《周礼》经制之法非义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正，非礼不用而所用者不为乎一己之私，以义为利、以礼制欲，万世安民生、裕国用之常经大道诚不出乎是书。若王莽假之以祸天下，王安石窃之以促国脉，皆《周礼》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后世君子有志于为国为民者宜究心焉。
《诗》曰（《小雅甫田》之篇）：倬（明貌）彼甫（大也）田，岁取十千（万亩之入也）。我取其陈（旧粟也），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丰年也）。
朱熹曰：“诗言于此大田岁取万亩之入以为禄食，及其积之久而有余，则又存其新而散其旧以食农人，补不足助不给也。盖以自古有年，是以陈陈相因，所积如此，然其用之之节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虽甚多而无红腐不可食之患也。”
谢枋得曰：“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后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与民常多，敛散得宜，丰凶有备，新者方收入廪，陈者即取以食农人，补不足、助不给皆取其陈者也，从古以来岂无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敛散得其道也。”
臣按：《甫田》之诗虽是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祭祀之意，章首五句实有以见夫成周盛时取民之义而用民之仁，用之既合其宜，散之又有其序，上有以致天之常稔，下不至弃物于无用。谢枋得所谓“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尤为切至，人君受天命以为生民主，乌可付民命于天而不思所以制之于己哉？制之以己者奈何？盖民以食为命，资货以生，足其食用，则是延其生命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国名）。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朱熹曰：“什一而税，尧舜之道也。多则桀、寡则貉，今欲重轻之，则是小貉、小桀而已。”
胡宏曰：“《易》曰节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盖尧舜之道中正而已，重之轻之皆非中也，可行于夷狄不可通于天下，可行于一时不可通行于万世。”
臣按：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观孟子此言，则知人君过取于民固非中正之道，而寡取之亦不得为中正也。虽然与其过也宁不及，苟国家无事、仓廪充刃，或时下诏减除，若汉文帝之三十税一、尽除田租，君子亦不以为非也。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一时并用二端也）而民有殍，用其三（一时并用三端也）而父子离。”
尹焞曰：“民为邦本，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
朱熹曰：“征赋之法岁有常数，然布缕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当各以其时，若并取之则民力有所不堪矣，今两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臣按：自古征取于民者其目有二、其限有三，唐有两税、宋有三限亦此意，但其名虽同于古而其实则异尔。我朝夏税以五月望开仓而七月终齐足，秋粮以十月朔开仓而十二月终齐足，盖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谓力役之征则无定制亦无定限焉。夫汉承秦制，有丁口之赋，唐有家调，民不役者计日出绢，宋有身丁绢及丁盐等钱，我朝皆无之，惟所谓户口食盐钞，盖计日出钱而偿之以盐，非空取也。但有司失于奉行，近日征钞如旧而民得盐食者盖鲜矣，陆贽所谓此时弊非法弊也，振举之则民受实惠矣。
以上经制之义（上）
汉贾山作《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什一而藉，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读曰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财奉一人以为君，非私之也，将赖之以治之、教之、养之也。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殚其力、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岂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而为驰骋田猎之娱，至于力罢财尽而不能供，违天甚矣，虽欲不亡，得乎？
贾谊言于文帝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尽也），古之治天下至纤（细也）至悉，故其蓄积足恃。今悖本而趋末，食者甚众，生之者甚少，而縻（音靡，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倾竭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言无储积），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卖爵级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与着同）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臣按：贾谊告文帝，大要言为国以足民为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国，国之所以足者蓄积足恃也，国家粟多而财有余，则蓄积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军旅不足忧，守固而战胜，怀敌而附远，所为无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于驱末技游食之民而归之南亩以务农，使天下无不耕之夫、不织之女耳。夫然则人乐其所而知礼节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劝百姓，节俭以为天下先，卒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几致刑措，三代以下称恭俭宽仁之君必归焉，有以也夫。
汉制，大司农，卿一人，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欠也）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皆属焉。后汉始以属司农。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后汉省之，并其职于少府。
臣按：毋将隆言于哀帝曰：“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音贡）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应劭注《汉书》谓县官公作当仰司农，今出水衡钱以为异政。由是观之，在大司农者国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储乃田赋之常数，非军国之需则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泽之余利，虽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虽异于周，然出入之际有所分别，不至混用而泛费，有国家者诚循汉此制以财用之司分为内外二府，外府贮常赋所入，如秋粮、夏税及折粮、银钞、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属以待宫室、衣车、赐予、燕好之费，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以备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内府则常为撙节，使不至于不足，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何则？军国之需决不可无，奉养之具可以有可以无故也。九重之上诚念财赋虽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权其轻重缓急而用舍之，每留赢余以备匮乏，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国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伏惟圣明裁择。
汉高祖时，张苍为计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德宗时，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总国计，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恩数与参、枢同。
臣按：《大学》以用人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称辅弼之臣曰宰相、会计之臣曰计相，同以相称，一以用人，一以理财，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奔驰天下者也。自汉初有计相，唐户部属有度支，其后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计相之职。本朝罢宰相而以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散属诸司，兼厘众务，事多端而职不专，臣请如古计相制，于户部卿、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凡内外仓库之储、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稽岁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干转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责成功，凡国家有所用度悉倚办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终申物价之贵贱、岁杪报年谷之登耗，俾其豫知会本部卿、佐，定议以闻而为之备。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仓皆满，帝乃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其后征伐、巡游不息，百姓怨叛，以至于亡。
臣按：马端临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隋承周后，凡周人酒榷、盐铁、市征之类一切罢之，所仰止赋税而已，然自开皇三年以来屡减田租、给复百姓，其于赋税甚阔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赏平陈功费帛三百万，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飨不过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贮干姜，姜袋进香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彼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不为过，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呜呼，文帝以俭约致富庶，炀帝以奢侈致乱亡，其明效大验，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为异说以欺世主、误天下，其万世之罪人欤，有天下国家者尚其鉴兹。
唐制，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之事，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户；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三曰金，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四曰仓，掌天下军储出纳，租税、禄粮仓廪之事，以义仓、常平仓备凶年，平谷价。
欧阳修曰：“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蓄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蠹。”
臣按：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尝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孙轻变祖宗之成法，欧阳修谓“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为经常简易之法”，所谓“经常简易”四言者，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简易则易以施为而无纷扰之乱，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间，不能无有窒碍难行之处，则随时为之委曲，就其阙而补之，举其滞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谓经常简易者焉，决不可轻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鉴也。已制兵以府卫，设官有常员，其后乃以兵冗官滥而为国大蠹，何也？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虽然，兵冗官滥二者岂但为有唐之蠹哉？凡国家之所以贫乏，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以驯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者，皆生于此二蠹也。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无不可乎？非有关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不敢轻加也，毋谓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呜呼，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国家之祸患，何尝不起于细微哉？
李翱作《平赋书》，谓：“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其君上虽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赋书》，盖悯当时之赋不平也，赋之所以不平者，盖以其制民产者无法，敛民财者无艺也。既无制民之产之法，而敛之又不以其道，则民贫矣，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其所谓“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其言尤为警切。
唐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核其出入。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言于德宗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臣按：《周礼》以太宰、司徒掌国家财用，盖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故人君有非义之取、非礼之用、不急之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则上之人平日相与亵狎私昵，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况彼小人，无深识远虑，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且人微言轻，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为君、杨炎为相无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强人意，范祖禹谓炎知为相之体，德宗知为国之务，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德宗患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财，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勿受贡献及罢宣索，从之。及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频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使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司马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乃或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有公私之异。”
臣按：德宗宣索于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礼诛求而惆怅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犹知所畏，而泌之失则是为人臣而不忠也，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点明处而尽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见听欤？如此，非徒得《大易》“纳约自牖”之意，而于所谓“无咎”、“善补过”者亦有之矣。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除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惟在浙东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苏辙曰：“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为成书，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为《元和国计录》，丁谓因之为《景德会计录》，其后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韩绛作于熙宁、苏辙作于元祐。元祐所会计者其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所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之数而周知其有无多寡，以为丰杀增减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后日之知今，以岁计定国用，实有赖于斯焉。臣愿敕掌财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额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仍查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至于今日，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要见彼时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内官若干凡支俸几何，京军若干、外军若干、边军若干凡食粮几何，其年经常之费若干，杂泛之费若干，总计其数凡有几何，运若干于两京，留若干于州郡，备若干于边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依唐人之国计、宋人之会计，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万几余暇时经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长短，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用有余矣。
五代唐庄宗同光四年，以仓储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臣按：横敛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横敛厚征之法之行，民虽怨咨愁蹙，然犹归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国储之虚、岁计之竭，天下之人哗然，谓天下不复可为而生，其泮涣离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则富室之居乡落也，平时贫民资其储蓄而赖以举贷，一旦反假借于邻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庄宗乱世之君，不得已而为此犹为非策，况国家府库未至于匮绝，而遽为此举可乎？
宋太祖以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始于讲武殿置封椿库，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国，璟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积财于内库皆非以为己私也，盖储之于内以防外之泛用，一遇有军旅、饥馑则以资之，使不至于临时厚敛以害民焉。世主尚鉴于兹，毋错认在库之物以为己物，轻取而妄用，则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后，内牵于繁文，外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征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尝相半，无全利全害之理，择其利多害少者为之斯可矣。史臣论宋人议论多于事功，切中当时之弊，宋人于一切政务皆然而于食货一事为甚。我祖宗自立国以来，凡取于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额，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纷更加减，逾百年于兹矣，其间虽不能无偏滞不举之处，然惟许其随时补救以振举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旧也。伏惟明主鉴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宪，以为子孙千万年无穷之计。
苏辙曰：“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在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苏辙虽为宋朝而言，然揆之于今事势实有类之者。盖今日为国家大费者，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是也，今日之势虽不至于宋朝之既极，然用辙之言，因其势、循其理以其渐微为之节，使见在者无损而将来者有限，则贾谊所谓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无也。此国家之大计，辙于章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于是亦云。
陈傅良曰：“唐代宗时，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岁入六百余万缗，是时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宪宗时，作《元和国计录》，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户口，而岁租赋所倚办者八道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自宣德、正统以来，每择任有心计重臣巡抚其地，以司其岁入，盖以此地朝廷国计所资故也。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谚有之曰：“苏松熟，天下足。”伏愿明主一视同仁，念此五郡财赋所出、国计所赖，凡百科率悉从宽省，又必择任巡抚大臣假以便宜之权，任其从宜经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无亏于国计，下不殚于民力，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
以上经制之义。臣按：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历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则或始末相穿，约之则又彼此参错，故臣既总论理财之道于前，又列贡赋之常于后，于此特总此三者为一而谓之曰“经制之义”，以示天下后世，使知为国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为之义而后取之、收之、用之，苟为不然，或出于人欲之私，揆之于义而不合，则是利而非义矣。利之为利，居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经制得其宜则有无穷之福；退一等则为害，经制失其宜则有无穷之祸，后世之明君硕辅，尚明其所以取舍、敛散乎哉。
以上经制之义（下）
《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噬，啮也。嗑，合也。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后世为市之始。先儒谓《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离》，次《盖》，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盖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聚其货于一所，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
《周礼》：司市（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长短）、禁（使勿为）令（使之为）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所居之次为叙，分地以掌之），以陈肆辨物而平市（陈物于市肆，使各以类相从）。大市（交易众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时而市，夕市夕时而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物之无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财者贱之使至于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叶时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货也。大宰阜财之职而与农谷并任，司徒通财之事而与稼穑同颁，诚以食足货通而后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营国则前朝而后市，内宰建国则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贾而阜财也。”
胥师（市中群胥之长）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平其价不得擅为高下），宪刑禁焉。
贾师（知物价者）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视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贾（使之有常），然后令市。
臣按：《周官》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积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敛之五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市货有积滞不售者则以征布买而收之）以其贾买之（使民不丧其本），物揭而书之（逐物表揭而书其价），以待不时而买者（以待民之乏用）。买者各从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主与有司即所谓抵也），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借用也）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国服，谓民于国所服之业，如农圃之类也。民贷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国事以代出息也）。
叶适曰：“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赊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盖当是时民皆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与则谁与之？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事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马端临曰：“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官买之，民不时而欲买者官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郑注'国服为息’一语，行青苗以误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设以泉为名，盖主泉布（泉，古“钱”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无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上，货物生于民，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然后无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时之用物也有急有缓，少而急于用则通，多而不急于用则滞，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则随其原价而卖之，所以济民之用也。然买物必以价，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官则或赊或贷，与之赊则取偿而不取息，贷则按本以计其息，所以不取息者，应其丧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费也。然其取息也则又不以钱而以力焉，所谓国服为之息者，偿本之后以服役公家为息，服如国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无非以阜民之财、济民之急而上之人无分毫利焉，岂若王莽、王安石之所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李觏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汉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输官于郡国，尽笼天下之货，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而物价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桑弘羊曰：“往者郡县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
文学曰：“古之赋税于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职。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济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人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输法以为平准，观其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辨论者，大略尽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义则公、利则私，公则为人而有余、私则自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马端临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
臣按：《乐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贰价，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说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无足道者，姑录之以示世戒。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言：“县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计吏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无异，非明王所宜行。”帝不从，其后用度益奢。
臣按：均输之法谓郡国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之而为之转输于京，此非但商贾之事，盖贫民无产者为人佣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岂非武帝诒谋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为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胡寅曰：“百姓豪夺，县令得而治之；县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数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议、不纳谏说则无如何矣。匹夫交易，价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观不平，廉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书之青史千古不泯，岂非永监哉？”
臣按：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责犹有可诿者，幸而农夫以驴负柴者殴宦者得以上闻，谏官、御史又数言之，而方镇来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罢之矣。夫以众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区区信一人之言，谓京师游手万家仰宫市以取给。嗟夫，人君听言当揆之于理，吾取物于市而游手何预焉，而赖此以给乎？盍遣亲信不欺者往侦其实，则情伪见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诏宫中买物，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
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仁宗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务一切收市，扰人甚矣，及申旧令，使皆给实直。”其间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宜以见钱售之。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设场务、专官使、过有所用，遣廉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坏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与其直。
臣按：宋朝预买绢谓之和买绢，夫买而谓之和，必两无亏损、上下同欲而无抑配之谓也。宋朝所谓和买，犹是民以乏钱而须卖，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后之弊且至与夏税并输，而民家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而为民无穷之害。今所谓和买者，非止于绢，凡宫闱、官府有所匮乏，一切取之于州郡，州郡取之于民，然后计其直，俾其诣官库给价偿之。名曰和买，其实非民间所有，而欲以出卖者亦是州郡于民常赋之外敛钱收买，以应官司之求，及其领价之际，文移上下，展转伺候，动经旬月，所得不偿所费。呜呼，官府所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详哉？
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始制均输之法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法，使富商大贾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权，假发运使以钱货资其用度，俾周知财赋有无，而移用之得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所当供办者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以发运使薛向领其事。时议多以为非，后迄不能成。
苏轼曰：“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
臣按：先是，草泽魏继宗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下此诏。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绢，计纲赴京。”
陈瓘曰：“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增创，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赋、有定制，凡于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必是欲行己私趋时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请者，必曰不益赋而国用饶，又曰民所愿请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远无弊。人君听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际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损国课、戕民生、促国脉以贻后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盖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专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抽分之数，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税者断没，仍禁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臣惟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则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于“户律”有舶商匿货之条，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不知何时始禁，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寇者，且暹罗、爪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寇，当遵祖训不与之通。傥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闲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以上市）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谓贾人多蓄积），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钟），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钟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谓轻侮之）夺吾民矣。”又曰：“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于州县里蓄积钱币，即上文万室、千室所藏者），于是县州里受公钱，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谷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辅桓公以兵车伯天下，而其治国犹知以守谷为急务，而通轻重之权，为敛散之法。岁穰民有余则轻谷，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则轻者重；岁凶民不足则重谷，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则重者轻。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人谓士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又见“固邦本”）
马端临曰：“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于齐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国，李悝之意专主于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于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臣按：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三代以前，世无不耕之民，人无不给之家，后世田不井授，人不皆农，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几时，随即罄尽，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为甚。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户部属官三员，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每岁亲临所分属县，验其所种之谷，麦熟几分、粟熟几分，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申达户部，因种类之丰荒、随时价之多少，收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谷，逐月验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则发粟，麦少则发麦，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若易朽腐者又在临时斟酌），随处立仓通融，般运分散，量时取直，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专取银与钱也，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臣言傥有可采，乞下有司计议，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仍乞敕谕奉行之。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必使农与人两不伤、丰与歉两俱足，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
司马光曰：“常平仓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无过于此。”
臣按：寿昌于宣帝时上言欲籴三辅及弘农等四郡谷以足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至明帝时，刘般已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寿昌初立法时兼请立法于边郡，臣愚亦窃以为内陆行之不能无弊，惟用之边郡为宜，非独可以为丰荒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边郡之食、宽内郡之民焉。请于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立一常平司，不必专设官，惟于户部属遣官一二员岁往其处莅其事，每岁于收成之候，不问是何种谷，遇其收获之时即发官钱收籴贮之于仓，谷不必一种，惟其贱而收之，官不必定价，随其时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储之以实边城，其不可久者随时以给廪食之人。凡诸谷一以粟为则，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则支一石者以二石与之，他皆准此，然后计边仓之所有，豫行应运边储州县，俾其依价收钱以输于边。如此不独可以足边郡，而亦可以宽内郡矣。由是推之，则虽关中盐粮之法亦可以是而渐有更革焉。（又见“经制之义下”仓人条）
唐都关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岁不登，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玄宗时，有彭果者献策，请行和籴于关中，自是京师粮廪溢羡，玄宗不复幸东都。
马端临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征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于畿外之诸侯、籴米粟于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祗益见其不足耳。”
德宗时，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收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忭乐输。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今则配户督限，蹙迫鞭挞，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钱，于丰熟之处开场设法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国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户督限，蹙迫鞭挞，则利未必得于国而害已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其后连岁登稔，乃令河北、河东、陕西增籴。
马端临曰：“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于籴也。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丰则取之于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后始有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寄籴（元丰二年，王子渊因纲舟利害设寄籴以权轻重）俵籴（熙宁八年，设傅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奏行以人户家业田土均敷）、博籴（熙宁七年，以岁用余粮听民博买，秋成博籴）、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阙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致有此弊。后来惩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于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其为民病又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臣按：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所以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淮以北是也；所以为兵者，今日宜行之边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大同等处是也。伏惟尧舜在上，不弃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敛散未得其宜，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其青苗法以钱贷民，春散秋敛，取二分息。
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谓苗青在田则贷民以钱，使之出息也，贷与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盖假《周礼》泉府“国服为息”之说，虽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实欲专其利也。昔人谓其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征钱也、取息也、抑配也。条例司初请之时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是未尝征钱；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是未尝取息；曰愿给者听，则是未尝抑配。及其施行之际，实则不然者，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耳。夫奄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所以富国之术义无不可，而取举贷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征钱、不抑配，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况无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后世英君硕辅宜鉴宋人覆辙，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臣按：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市之说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说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焉。后世则争商贾之利、利民庶之有矣，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观之，籴之事犹可为，盖以米粟民食所需，虽收于官亦是为民。若夫市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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