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教首领彭莹玉从元顺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袁州起义失败以后，逃避在淮西一带地方，依靠当地人民掩护，秘密传布教义，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这人信仰坚定，有魄力，有口才，善于组织、宣传鼓动工作。他在和农民共同生活中，经常和农民谈话，说出老百姓的苦处，指出元朝政府一定会被组织起来的人民所推翻，给受苦难的人民以希望和信心。尽管他使用的是宗教的语言，掺杂着大量的迷信、落后的内容，但是，要起来革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这一点却是明确的，是能够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支持的。他辛辛苦苦在地下工作了十四年，成千成万的穷苦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他和铁工麻城邹普胜、渔人黄陂、倪文俊组织西系红军，举起了革命的旗帜。邹普胜膂力出众，讲义气，结交江湖朋友，很有威信。倪文俊是水上英雄，打鱼的人也和贫苦农民一样，要交鱼税，交船税，成天这样税，那样税，被剥削得实在受不了。倪文俊出头带领渔夫抗税抗捐。官兵来追捕，他率众抗拒，大败官兵，就成了黄陂一带的起义领袖。
徐寿辉是罗田的布贩，又名真逸，真一。布贩子经常来往城市和农村，他人缘好，结交了不少朋友，又长得魁梧奇伟，相貌出众。入了教，彭莹玉推为首领，说他是弥勒佛下生，当为人世之主。这年八月间，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焚香誓众，起兵反元。九月占领蕲水和黄州路，以蕲水为都城，取意于西方净土莲台，号为莲台省。[1]立寿辉为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分兵两路，一路由邹普胜、倪文俊率领，占领汉阳、武昌、安陆、江陵、沔阳、岳州等地；一路由彭莹玉、项甲（又名项奴儿、项普、项普略）率领，攻克江州（今江西九江）、饶州（今江西鄱阳）、信州（今江西上饶）、袁州、徽州。至正十二年七月，由饶、徽集中兵力，入昱岭关，取杭州路。天完疆域扩充到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这支军队纪律好，不杀百姓，不奸淫掳掠，口念弥勒佛号。每攻克城池，便登记归附的人民姓名，各令安业，只运走官府府库里的金帛，作为军费，很得人民拥护。[2]彭祖师的威名，吓得元朝地方官吏胆战心惊。
彭莹玉连下徽、杭，分兵取浙西、浙东州县，正在兵力分散的时候，突然遭到元军的意外袭击。这支元军主力在攻陷安丰后，正要进攻濠州，中途奉紧急军令回援江南，趁彭莹玉在杭州还没有站稳脚跟，军力孤单，出其不意，乘虚进攻，红军大败，彭莹玉、项甲战死，杭州、徽州又为元军所占。[3]
彭莹玉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是：弥勒教的未来天国是幻想，是神话，是迷信，它吸引了组织了大量的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来参加反元斗争，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起了打击作用。但是，它认为封建统治皇朝一经推翻，不必再努力劳动，也不必再进行革命斗争，就会出现所期望的“地上乐园”了。在这种束手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懒汉思想指导下，攻占城邑以后，只是发放库粮给穷人，搬运金帛回老家，吸引更多的贫苦农民和游民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再去攻占新的城邑，拿不出积极的具体的方针政策，这样，也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所得到的胜利果实，更不可能解决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建立新的社会。其次，各地红军的力量虽然很大，但从来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通盘的军事调度，“各有其众，各战其地”。[4]宋和天完的军队都是单独作战，尽管在个别战役上，都起了削弱元朝军力的作用，但在全面战局上，却不能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甚至有时还发生内部冲突，以致抵销、削弱自己的力量。因之，在反抗腐朽的元朝统治的斗争中，当红军力量集中的时候，很容易取得胜利。相反，当红军军力分散的时候，也极容易遭到失败。胜利得快，失败得也快，占地方虽多，却守不住，巩固不了。第三是江浙一带土地特别集中，大地主人数多，军力强，顽强地抵抗红军，这股力量和元军主力结合，就造成红军局部的军事劣势，一遭意外袭击，便非失败不可了。[5]
彭莹玉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威名和事迹仍然为淮西和蕲、黄一带的农民所传诵歌唱，记录红军起义的历史家也片断地叙述了他的活动。[6]十四年后，罗田县的弥勒教徒还假冒他的名字，铸印章，设官吏，反抗朱元璋的统治。[7]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罗田县又有人自称弥勒佛降生，传写佛号。[8]蕲州弥勒教徒烧香聚众。[9]都为明兵捕杀，也可见其影响入人之深了。
徐寿辉是以人缘好、相貌好被推作皇帝的，庸庸碌碌，没才干，也没见识。彭莹玉一死，失去依靠，越发手足无措。他嫌蕲水不够繁华，迁都到汉阳。丞相倪蛮子（文俊）掌握兵权，寿辉为其所制，毫无实权。治平七年（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寿辉和左右图谋，想去掉倪文俊，倪文俊也设计谋杀寿辉，被人告发，率兵出奔黄州。文俊部将沔阳人陈友谅，家世打鱼为生，力气大，有一身好武艺。在县里当贴书，和上官不合，屡被责罚，发怒投奔红军，立了战功，做领兵元帅。文俊逃到黄州，正是他的防区，用计袭杀文俊，夺过军队，自称平章。向东侵占安庆、池州、南昌诸地，和朱元璋接境。两军对峙，打仗互有胜负。龙凤六年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统大军攻下太平，元璋守将花荣战死。陈友谅进驻采石，志得意满，自为以可以克日占领应天了，使人杀了寿辉，等不得择日子，挑地方，就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在暴风雨里，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年号为大义，尽有江西、湖广之地。[10]
群雄中陈友谅的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也最大。朱元璋在应天，友谅顺流而下，看元璋是笼中的鸡，手到拿来。派遣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的领地。友谅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共一百多艘，战舸几百条，真是“投戈断江，舳舻千里”。应天的文官武将都吓慌了，有人主张投降；有人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军力，再作计较；有人主张主动出击太平，牵制友谅兵力。七嘴八舌，乱成一团。胆子小的竟背地里收拾细软，盘算城破后的去处了。[11]
刘基到了应天之后，元璋征求他对军事形势的意见，刘基分析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他那块地方，不会有什么作为，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的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而且据我上游，野心勃勃。面对这样的形势，军事上就必须争取主动，针对主要的敌人，集中力量先除陈友谅，上游无事，张士诚便势孤了，一举可定。然后再北取中原，可成王业。”元璋听了，极为称赞。
陈友谅东下的警报传来以后，元璋和刘基两人在卧室内密议：投降不是办法，逃走更不是办法，目前的出路只有坚决抵抗。抵抗有两种打法：一种是两线同时作战，东西兼顾，兵力一分，拿自己的一半兵力去对付陈友谅的全部军力，必败无疑；另一种打法是迅速集中主要兵力，看准敌人弱点，做致命的一击，取得胜利后，再回师来对付另一线，这也还是两线作战，不同的是以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打击敌人的全部兵力，先打垮一个，再匀出手打另一个。关键只在于争取军事上的主动。两人仔细研究两线形势，断定主要的敌人是陈友谅，论兵力陈强张弱，论士气陈旺张馁，论水军陈多张少，那么，就很明白，只要先集中力量打败陈友谅，张军势孤，连进攻都不可能了。[12]
要先打击陈军，最好使他先来进攻，造成有利战机。元璋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茂才的老门房也侍候过陈友谅。茂才受命使老门房偷跑到友谅军中，带了茂才的亲笔降书，还告诉了许多假军事情报，愿以自己一军和友谅里应外合，并劝友谅分兵三路直取应天。友谅喜极，问康将军现在何处，说现守江东桥，问是石桥还是木桥，答是木桥。约好友谅亲自进军江东桥，以喊“老康”作信号。[13]
陈友谅的进军路线和军力分配都弄清楚了。元璋一面调胡大海军进取广信（今江西上饶），捣友谅的后路，一面按友谅进军路线，设下重兵埋伏。连夜把江东大桥改为石桥，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友谅自投罗网。
元璋亲自在卢龙山顶这个踞高点指挥，规定信号，发现敌人举红旗，伏兵出击举黄旗。友谅兴冲冲带领主力军赶到江东桥，一看是大石桥，知道被骗，大吃一惊，锐气便挫了一半，连喊老康，又无人答应，越发胆战心惊。正在犹疑间，山上黄旗招展，四周伏兵高声呐喊，奋勇出击，把友谅这支精兵团团围住，战鼓雷鸣，山上、平地、水里一齐打，这一仗把友谅的主力全军歼灭，杀死淹死不计其数，俘虏了两万多。友谅水军正值潮退搁浅，动弹不得，全被俘获。元璋乘胜收复太平，下安庆，取信州、袁州。[14]
友谅吃了大败仗，张士诚也不敢出兵了。
龙凤七年正月，小明王封元璋为吴国公。[15]
友谅不服输，七月间又遣将攻下安庆。元璋大怒，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溯江西伐。龙骧巨舰上建立大旗，上面写着“吊民伐罪，纳顺招降”八个大字。
友谅为人忌能护短，从杀徐寿辉后，寿辉的将帅不服，又怕友谅杀害，纷纷投降元璋。部下骁将双刀赵（普胜）屡次攻陷元璋西线军事重镇，是元璋死敌，被元璋使反间计，友谅一怒把他杀了。双刀赵的将领心怀怨恨，也就不肯出力死战。元璋趁友谅将帅不和，士气低落，大举进攻。亲自统军一鼓攻下安庆、江州，友谅守将丁普郎、傅友德全军归附，友谅逃奔武昌。江西州县和湖北东南角，就此全归元璋版图。朱元璋的领土日益扩大，陈友谅的却日益缩小，几年来的军事局面，在这一战役后完全倒转过来，元璋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和友谅一决雌雄了。[16]
当江南朱陈两军血战正酣的时候，江北的军事局面也起了极大的变化。红军接连失败，形势很危急。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收复关、陇，趁着山东红军内部分裂，自相残杀，招降红军丞相花马王田丰，平定山东，军威复振。
几年来山东在小明王大将毛贵的治下，扩大疆土，建立制度，局面日渐稳定。毛贵有政治才能，有策略，有办法，他招降了元“义兵”万户田丰、俞宝、王信，壮大了军力；立宾兴院，选用元朝官吏分守诸路。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往来运粮。定制无论官田民田，收成十分止取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供给前方军需。[17]原来在濠州的赵均用、彭早住，驻军淮泗一带，早住病死，均用被元军攻逼，抵挡不住，便北上和毛贵合伙。均用最恨元朝官吏，毛贵不但选用元朝官吏做地方官，还先后招降从黄军出来的红军死对头田丰一伙大地主武装力量，均用十分气愤，龙凤五年四月冷不防袭杀毛贵。七月间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到益都（今山东益都），杀了赵均用。田丰又和扫地王王士诚两军自相仇杀，山东大乱。察罕帖木儿乘机进兵，攻下宋都汴梁，小明王退保安丰。（元军撤离后，安丰又回到红军手里。）龙凤七年六月，察罕帖木儿统兵进攻山东，遣使招降田丰、俞宝、王士诚，进围益都。
北边的军事形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山东失去后，不但小明王的都城安丰保不住，连元璋的根据地应天也随着暴露在敌人面前，岌岌可危了。元璋所占领地区几年来的安定形势和军事发展，全靠小明王的红军主力在北边掩护，如今局面突变，万一安丰失守，就得直接面对元军的主力进攻，估计彼我实力，相差太远，硬打硬守是有困难的。远交近攻，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开和元军主力决战的危机。朱元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决心向察罕帖木儿求和，派了两次使臣去见察罕帖木儿，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要求通好，实质上也就是表示投降。使臣回来，知道益都红军正在奋死拒守，一时还不致失陷，察罕帖木儿在取下这个重要据点之前，是没有余力进攻安丰的。元璋正确估计了北边军事局势，放了心，才敢抓住这一间隙，西攻陈友谅。
察罕帖木儿的使臣元户部尚书张昶带了御酒、八宝顶帽，和任命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宣命诏书航海到了浙东，在方国珍处等候了一年，方国珍两次派人告诉朱元璋以元朝使臣到达的情况，元璋为了等候北边的军事变化，置之不理。一直到龙凤八年十二月张昶一行才从江西到达应天。这时察罕帖木儿已被田丰、王士诚刺杀，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原名王保保）继为统帅。不久，又得到情报，扩廓帖木儿和另一大将孛罗帖木儿正在争夺地盘，打得十分激烈，眼见得元军不会南向了。这才放下心，改变主意，准备下一步军事发展的计划。[18]
当张昶带着元朝的官诰到应天招降的时候，宁海人叶兑写信给元璋，劝他不要受元朝官职，自创局面，立基业。并且指出战略步骤说：
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士诚），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汉，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滁、和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皆吾所有，匪直守江，兼可守淮也。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定鼎江东，以观天下大衅，此其大纲也。
至其目有三：张九四之地，南包杭、绍，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为巢穴。今欲攻之，莫若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销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赡军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倾，杭、越必归，余郡解体，此上计也。张氏重镇在绍兴，绍兴悬隔江海，所以数攻而不克者，以彼粮道在三斗江门也。若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断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余孽，随而瓦解，此次计也。
方国珍狼子野心，不可驯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书纳款。后遣夏煜、陈显道招谕，彼复狐疑不从。顾遣使从海道报元，谓江东委之纳款，诱令张昶赍诏而来，且遣韩叔义为说客，欲说明公奉诏。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复狡狯如是，宜兴师问罪。然彼以水为命，一闻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骑，无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宁越（婺州）既平，即当纳土，不过欲款我师耳。攻之之术，宜限以日期，责之归顺。彼自方国璋之没，自知兵不可用。又叔义还称义师之盛，气已先挫，今因陈显道以自通，正可胁之而从也。事宜速，不宜缓。宣谕之后，更置官吏，拘其舟舰，潜收其兵权，消未然之变，三郡可不劳而定。
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两浙既平，必图归附，下之一辩士力耳。如复稽迟，则大兵自温、处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克。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声威既震，然后进取两广，犹反掌也。[19]
叶兑并不知道元璋两次遣使通好察罕帖木儿的事，也不知道张昶之来，是元璋遣使的结果，更不知道元璋因察罕帖木儿之死和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的内战，已经改变了降元的主意。不过他所计划的攻取战略，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确有见解的。后几年元璋平定东南和两广的策略和步骤，果然和他所建议的相差不多。叶兑反对降元的举动，正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反对元朝、要求统一，要求享受和平生活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突然改变了那么坚定地反对红军的立场，转而支持朱元璋的原因。
张昶做了元朝多年大官，懂得朝章典故、名物制度。元璋告诉刘基、宋濂说：“元朝送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议论。”任命为行中书省都事。同来的副使都被处死。[20]
小明王从称帝以后，军政大权完全由刘福通掌握。福通勇悍果决，善于冲锋陷阵，却不会做军事上的通盘调度，统一指挥；性情刚直，不善于调和诸将，占领了很多城池，却不会定立有效的制度管理；领兵在外的大将，原来都是福通的同伴兄弟，不都坚决服从指挥；军队数量虽多，却号令不一；打了胜仗，得不到主力部队的支援，继续扩大战果；派出的三路大军，全都孤军深入，远离后方，兵力分散，被敌人各个击破；打了败仗，到处乱窜，到处被包围；占的地方虽多，没有连成一片，也不巩固，不久又个别被元军攻下；有的大将打了败仗，怕受处分，索性投降敌人，翻过来打红军，龙凤七年五月李武、崔德叛降于李思齐。破头潘、关先生一军侵入高丽，遭遇高丽军民坚决抵抗，沙刘二、关先生被杀，逃出的一部分还攻上都，被孛罗帖木儿击败投降。李喜喜的一支，东西转战，喜喜死，全军也垮了。其余的零星队伍也被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支地主军打垮了。只剩下山东一部分军力，做安丰的掩护。到益都被扩廓帖木儿大军包围以后，情势危急，刘福通亲自统兵援救，大败逃回。益都陷落，安丰孤立。龙凤九年二月，张士诚部下大将吕珍乘机攻围，安丰粮尽援绝，军民饥困。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刘福通只好派人到元璋处征兵解围。
在元璋出兵之前，刘基极力阻止，以为大兵不当轻出，万一陈友谅乘虚来攻，便进退无路；而且如救得小明王出来，当发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自讨没趣，平白找个顶头上司管制自己，丧失自由、主动之权。元璋则以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亲自统兵出救，不料军队还没有到，吕珍已击杀刘福通，元璋率军力战，吕珍不支逃走。元璋摆设銮驾伞扇，迎小明王到滁州居住，建造宫殿，供养极厚，把宫中左右宦侍都换上自己的人。形式上是尊崇，实际上是把皇帝关起来了。[21]
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元璋三代：曾祖九四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母侯氏吴国夫人，祖初一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母王氏吴国夫人，父五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母陈氏吴国夫人。[22]从封赠元璋父亲官爵来看，元璋这时的官位是宋的中书右丞相了。
当元璋出兵援救安丰的时候，陈友谅果然乘虚进攻，以大兵围困洪都（今江西南昌），占领了吉安、临江、无为州。这一次倒真正是东西两线夹攻了，虽然张士诚并不知道。汉军进攻规模比上一次更大，友谅看着疆土日渐缩小，气愤不过，特造大舰数百艘，高数丈，一色丹漆，上下三层，层层都有走马棚，下层设板房，有橹几十支，舻箱用铁裹。上下层住的人相互听不见说话。大的容三千人，小的容二千人。自以为必胜，载着家小百官，空国而来，号称六十万，洪都城原来紧挨着赣江，上次友谅攻城，趁着水涨船高，汉军从船上攀附登城，以致失守。洪都收复后，元璋立刻下令把城墙改筑退后，改建为去江岸三十步。这次汉军又大举进攻，大舰就靠不拢城墙了，只好登岸围攻。洪都守将朱文正坚决死守，汉军用尽攻城的方法，文正也用尽防御的方法。八十五天的攻守城，城墙被攻破了多次，敌兵涌进，都被火铳击退，文正连夜赶修工事，用木栅掩护筑城。敌兵夺栅，守军且战且筑。攻城和守城的人都踩着尸首作战，战斗激烈，双方的死亡都十分惨重。尽管洪都孤城无援，却像一座大山似的挡住汉军，不许前进一步。一直打到七月，元璋亲统二十万大军来救，汉军才不得已解围，掉过头来到鄱阳湖迎战。
这一次水战，两军主力苦战三十六天之久，是一次决定生死存亡的大会战。
在决战开始前四天，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敌人的归路，关起大门来打。两军的形势，汉军号称六十万，元璋是二十万；水军船舰，汉军的又高又大，联舟布阵，一连串十几里，元璋的都是小船，要仰着头才能望见敌人，论人力和装备，元璋都处于劣势。但是，元璋也占有优势：就士气说，汉军在洪都城下苦战了三个月，不能前进寸步，闹得死伤惨重，精疲力竭，动摇了必胜的信心，元璋方面则是千里救危城，生死存亡决于一战，士气高涨；就船舰说，汉军几十条大舰用铁索连在一起，虽然不怕风浪，缺点是转动不便，既不快也不灵活，元璋方面虽是小船，载的人数少，却操纵灵活，进退自如，体积方面虽居劣势，运动方面却占优势。就作战指挥说，友谅性情暴躁多疑，将士不敢陈说意见，上下隔绝，彼此疑忌，内部是不团结的。元璋恰好相反，他虚心谨慎，有经验丰富的谋臣和作战勇敢的将帅，上下一心，谋定后战。更重要的是军队给养的补充，汉军的后路被切断了，粮尽兵疲，元璋军队数量少，有洪都和后方的源源接济，将士吃得饱，自然仗也打得好。
元璋军的主要战术是火攻，用大量火器焚烧敌方的大舰，火器有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都充分利用了火药，燃烧力很大；还有一种叫“没奈何”，用芦席做圈，周围五尺，长七尺，糊以布纸，缠以丝麻，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用竿挑于头桅之下，和敌船相遇，便点燃火线，割断悬索，使“没奈何”落于敌船，同时元璋水军火器齐放，敌船不及扑灭，焚毁无救；另外还用火药和芦苇装满几条船，敢死队驶着冲进敌阵，点起火来和敌舰同归于尽。元璋军指挥的信号是，白天用旗帜，黑夜用灯笼，远的用信炮，近的用金鼓，全军动作一致。接战时分水军为十一队，每队都配备火铳、长弓、大弩，分作几层，先发火铳，再射弓弩，最后是白刃战，短兵相接，喊杀声震天地，箭如雨点，炮如雷轰，刀光飞舞，波浪掀天，杀得连湖水都红了。两军战士从这船跳到那船，头顶上火箭炮石齐飞，眼面前一片刀光剑影，耳朵里只听见斫击喊杀的声音，胸膛里怀着拼个你死我活的决心，湖面上漂流着战死的将士和挣扎呼号的伤兵。汉军船红色，元璋船白色，一会儿几十条白船包围着红船，一会儿又是红船追赶着白船，一会儿红船白船混杂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有几天白船像是占了上风，有几天又是红船占了优势。元璋激励将士坚持战斗，多少次身边的卫士都战死了，坐舰被炮石打碎，换了船又搁浅动弹不得，险些被俘。两军相持，尽力苦战，互有胜负，死伤都很大，却谁也不肯后退一步。一直打到最后几天，汉军已经绝粮，在军事会议上，友谅的右金吾将军主张烧掉船，全军登陆，直走湖南，左金吾将军主张继续打下去。友谅同意走陆路的办法，左金吾将军怕被处分，领军来降，右金吾将军看清这仗实在打不下去了，也跟着来投降。友谅军力越发削弱，决定退兵，打算冲出湖口，不料迎面的又全是白船，前后受敌。在激战中，友谅要亲自看明情况，决定战术，刚把头伸出船舱外，就被飞箭射死，全军溃败。部将载友谅尸首和太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23]
元璋虽然最后取得决战的完全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单是七月二十一这一天的战况，红船损失六万人，白船也损失七千多人，骁将宋贵、陈兆先、张志雄、韩成、丁普郎等战死。友谅战死的第二天，元璋焚香拜天，慰劳将士，答应将来天下一家，和巴都儿[24]们共享富贵，做大官。[25]后来又对刘基说：“我真不该到安丰去！假如友谅趁我远出时，应天空虚，顺流而下，直捣应天，我便进无所成，退无所守了。幸而他不直攻应天，反而去围洪都，洪都坚守了三个月，给了我充分的时间来集中兵力。友谅出此下计，不亡何待。可是，这一仗虽然打胜，也是够险的啊！”
后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诸将以为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乃可取胜，如周瑜之破曹操，因风水之便。这一仗却相反，陈友谅兵据鄱阳，先处上流而待我，他得了地利；而且，我千里赴援，我劳而他逸，结果反而我得胜利，是什么道理呢？元璋说：“你们不懂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归根结底，打仗的是人。陈友谅虽然兵强势众，但是内部不团结，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并且，用兵连年，老是打败仗，不会蓄积力量，抓住有利时机，一会儿在东边打，一会儿在西边打，劳而无功，军心失望。必须懂得，用兵要得时，时则威，威则胜。我军得了时，将士一心，像鸷鸟搏击，巢卵俱覆，得了人和，此其所以成功。”第一是全军将士团结，第二是捕捉有利战机，这个分析、总结是科学的，正确的，诸将都叹服。[26]
陈友谅战死，汉军残部指日可以肃清。张士诚局促自守，不能为害。北边的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军为了争夺防区，正在打得不可开交。元璋疆土日广，政事日益繁多，吴国公的名号已经和当前的政治局面不相适应了，寻思也得称王才好，问题是称什么王。张士诚在九月间已经自立为吴王了，应天正是历史上孙权吴国的都城，而且，几年前就有童谣：“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27]非得称吴王不可。龙凤十年正月，元璋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建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立长子标为世子。[28]发布命令，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29]同时有两个吴王，民间叫张士诚作东吴，元璋作西吴。[30]军队服装原先只是用红巾作记号，穿的却五颜六色，也给划一了。规定将士战袄战裙和战旗都用红色，头戴阔檐红皮壮帽，插“猛烈”二字小旗。攻城系拖地棉裙，取其虚胖，箭不能入。箭头原来是用铜做的，现在疆土扩大，有了铁矿，改用铁制。并且制造大批铁甲、火药、火铳、石炮，武器更犀利耐用。[31]
二月，元璋亲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立湖广行中书省。到年底，友谅原来的疆土，从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今广东曲江）以北，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这一广大地区，都为元璋所有。[32]
陈友谅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是反对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当时人民对他是同情的、怀念的。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新建的长江大桥下被保存着，供来往游人悼念。
陈友谅兵强地广，雄踞长江上流，两次亲统大军要吞并西吴，结果反被消灭。西线的强敌解决了，朱元璋的军力更加壮大了，第二个进攻目标，便是东吴张士诚了。
元璋和谋士们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他指出：“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河北军队数量多而没有纪律，河南的稍有纪律而军力不强，关中的一部分道途不通，粮饷接济不上。江南只有我和张士诚，士诚多奸谋，会用间谍，可是部队全不讲纪律。我有几十万大军，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建立严格军事纪律，委任将帅，捕捉有利战机，逐个消灭，统一天下是有把握的。[33]便一心一意整顿军队，加强纪律教育，练习攻城本领，准备下一个战役的攻坚战。
元末南方群雄，分作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一是非红军系。红军系分东西两支，东支以淮水流域为中心，小明王是东支的共主，郭子兴是滁、和一带的头目，子兴死，元璋代起，日渐强大。西支以汉水流域为中心，从徐寿辉到陈友谅，以及寿辉部将割据四川的明玉珍。非红军系如东吴张士诚、浙东方国珍。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一部分城乡游民，他们深受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提出鲜明的政治目标，一定要推翻蒙汉地主阶级，取得自己的解放。他们和蒙汉地主阶级是势不两立的，决不妥协的，坚决斗争到底的。非红军系便不同了，领导人物和基本队伍主要是私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摇摆不定的中农，和一部分贫雇农，尽管他们也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欺侮的对象，反元起义的动机也是因为遭受元朝官吏、地主的凌辱、作践，奋起反抗，但是领导集团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没有反抗阶级压迫的宣传鼓动工作。割据地方以后，便以为事业成功了，贪图生活享受，日渐腐化。他们在元朝兵力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自立名号，和元朝政府对抗。但是一遭受到统治阶级的强大军事压力，形势不利的时候，就变成软骨头了，妥协了，投降了。元朝政府从一开始便对他们采取招抚的政策。只要投降，就给官做。他们做了元朝的官以后，一看到元朝政府军事上的失利，便再次闹独立，另立名号。每反复一次，个人的名位就高了一等，地盘也扩大了一些，向元朝政府讨价钱的资本也就愈大。另一方面，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却正好相反，决不投降，斗争到底，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张士诚对小明王和朱元璋从一开始便处在敌对状态，十年来连兵不解；方国珍地小兵弱，虽然没有力量进攻红军，但也不肯真心讲和修好，表面上有时候表示低头，实质上却要顽抗到底。
张士诚对元朝政府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反反复复，时而对抗，时而投降。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元朝政府招降，授以官职，要他出兵进攻濠、泗红军，士诚怕吃亏，不肯去。知道泰州守军虚弱，袭取泰州，破兴化，据高邮。十四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这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统大军围高邮，大败周军，士诚坚守无援，高邮将被攻破，突然脱脱被解去兵权，元军奔散，周军乘隙反击，声势复振，取昆山、嘉定、崇明、常熟、平江、常州、湖州、淮安等地。十六年三月建都于平江，改为隆平郡。改历法为明时。开弘文馆，招礼儒士。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提调各郡兵马。以蒋辉为右丞，居内省理庶务，潘原明为左丞，镇吴兴，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镇松江。[34]郡州县正官，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县曰尹，同知称府丞，知事称从事。[35]
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起，张士诚便和朱元璋兵戎相见，大小数百战，互有胜负。这年六月，朱元璋的部将，原来是地主军的降将陈保二执詹李二将降于张士诚。这时元璋的主要力量放在西线，为了避免两线同时作战，派遣使者和张士诚通好，要求“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士诚置之不理。[36]七月士诚以水军进攻镇江，和元璋军发生激战，大败于龙潭。徐达乘胜进围常州，士诚派士德驰救，为徐达所擒。士德有勇有谋，礼贤下士，帮助士诚创基立业，被俘后坚决不降，还秘密带话给士诚，劝他投降元朝，为元璋所杀。
至正十七年（二月元璋部将耿炳）文取长兴，三月取常州，五月取泰兴，六月赵继祖、吴良取江阴。长兴和江阴都是重要军事据点，长兴踞太湖口，从陆路可通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平江通州济渡之处，元璋得了长兴，派耿炳文镇守，士诚的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了江阴，派吴良镇守，士诚的水军不能溯大江，上金、焦，士诚的军事局势，从此便急转直下，处于劣势了。加上东面的嘉兴，驻有苗军杨完者的部队，这支少数民族军猛冲猛打，作战很勇敢，几次打败张士诚的进攻，士诚两面受敌，抵挡不住。几年来元江浙右丞相达识帖木儿千方百计劝士诚投降，到此只好听兄弟的话，再次投降了。元朝政府以士诚为太尉。士诚表面上做元朝的官，实际上有自己的打算，他设参军府和枢密院，分辖地为江浙、淮南二省。以李伯昇总军事，六七年间，南侵江浙，占了杭州、绍兴，北逾江、淮，直到济宁（今山东），西略汝、颍、濠、泗，东面到海，有地二千余里。
士诚降元，是因为军事上受到元璋的威胁，元朝招降士诚，也有他们的打算。原来从红军起义后，大都缺粮，支持不下去了。达识帖木儿为了解决南粮北运，便不能不对张士诚和方国珍采取招抚政策。他安排士诚出粮，国珍出船，由海运接济大都。但是两人心里都怀着鬼胎，张士诚怕把粮食交给方国珍，被吞没了，赔了粮不见功劳；方国珍却怕他的船出海被扣，张士诚乘虚进攻，达识帖木儿两面疏通，费了多少事，从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算是每年运了十几万石。杨完者的部队纪律极坏，抢钱抢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驻防过的地方比经过战争还惨。民间有民谣形容道：“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完者）。”[37]仗着有实力，不听达识帖木儿约束。达识帖木儿要除掉杨完者，和士诚定计，攻杀完者，苗军将士大部分逃降元璋。达识帖木儿没有军队的支持，政权也随之失去了，事事受士诚挟制，不久便被拘禁。士诚乘虚进驻苗军防区。二十三年九月又自立为吴王，达识帖木儿自杀，从此元朝征粮，再也不肯答应了。[38]
士诚所占地方盛产粮食，又有鱼盐桑麻之利，人口众多，最为富庶。他生性迟重，不多说话，待人宽大，但没有一定主见，只想守住这块基业，怕冒险吃亏出差错。大将大臣们都是当年走私的江湖兄弟，如今成了局面了，有福同享，做错事以至打了大败仗，士诚也不忍责备，赏罚不明。将军大臣们修府第，建园池，养女优，玩古董，和诗人文士们宴会、歌舞。上下都腐化了。甚至大将出兵，也带着妓女清客解闷。损兵失地，回来照样带兵做官。张士德（九六）重待文学之士，当时有名的诗人陈基、饶介、王逢、高启、杨基、张羽、杨维祯等人都和他来往，有的在他幕府做事。浙西地区的开辟和国事的决策，士德很起作用。士德被擒死，士信（九七）做垂相，贪污无能，疏远旧将，上下隔绝。士诚也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元璋着人打听了这情形，对人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39]士信任用姓黄、蔡、叶的三个人做参谋，弄权舞弊，东吴有一民谣道：“丞相做事业，专凭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40]
士诚降元以后，要见当时著名诗人杨维桢，维桢拒绝不去。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他的缺点，信上说：
阁下乘乱起兵，首倡大顺，以奖王室，淮吴之人，万口一词，以阁下之所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
阁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徇也，直言决不使遗弃也，毁誉决不使乱真也；唯贤人失职，四民失业者尚不少也。吾唯阁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廩不上输，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复贰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丧邦，阁下不可以不省也。
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奸位之权矣；某人有假佞以为忠者；某人有托诈以为直者；某人有饰贪虐以为廉良者。阁下信佞为忠，则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诈为直，则臣有赵高者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蹠、者进，随、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而拜虏乞生，某郡太守望敌而先遁，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
又观阁下左右参议赞密者，未见其砭切政病，规进阁下于远大之域者，使阁下有可为之时，有可乘之势，而迄无有成之效。其故何也？为阁下计者少而为身谋者多，则误阁下者多矣。身犯六畏，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此东南豪杰又何望乎！[41]
杨维桢是站在元朝政府立场说话的，信里所责备：“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廩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的是实情。除此以外，指出张士诚的四个优点，四个缺点，特别批评张士诚的将帅、守令、亲族等只为自己打算，张士诚不分是非、黑白，刑赏失宜，狃于小安而无长虑，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杨维桢和张士诚同时，他的朋友有不少人在东吴做官，这些批评都有事实根据，是可信的、公道的。
士诚从元至正十六年（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起和元璋接境，便互相攻伐，至正十八年十月徐达、邵荣攻克宜兴，廖永安率水军深入太湖，后军不继，为吕珍所俘，不肯投降，被囚到死。次年正月胡大海攻克士诚的重镇诸暨，杭州受到威胁，士诚倾全力要夺回诸暨，六月，士诚绍兴守将吕珍攻诸暨，决水堰灌城，胡大海夺堰反灌，吕珍退去。二十年九月第二次攻诸暨，二十二年三月乘元璋金华、处州苗军叛变的机会，以张士信统万余人三围诸暨，守将谢再兴苦战二十九日，设伏城外，大败士信军。士信发急，增兵再攻，再兴求援于李文忠。李文忠命胡德济驰援，扬言徐达、邵荣已从严州领大军增援。士信军心动摇，计划退兵，德济和再兴于夜半率壮士出击，士信军大乱溃退。二十三年九月李伯昇又领大军围诸暨，诸暨城守坚固，不克退去。二十五年二月张士信又统兵二十万来攻，为李文忠所大败。这五次争夺战，消耗了东吴大量军力。
在第三次诸暨争夺战之后，发生了谢再兴叛降张士诚的意外挫折。
谢再兴是淮西旧将，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妻父。士诚绍兴守将吕珍在诸暨筑堰，每年水发，动辄渰城，再兴不时遣人偷决，力战功多。部下有两个将领派人带违禁物品去扬州贩卖，元璋发觉了，怕泄漏了军机，杀了这两个人，把头挂在再兴厅上，再兴已经受不住了。元璋又做主把他的次女嫁给徐达。召再兴到应天计议军事，返防后另派参军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再兴成为副将。再兴大愤，说：“女嫁不令我知，有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竟执李梦庚向绍兴吕珍投降，元璋气极，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42]从此种下了他对部下将领的猜疑心理，对他们的监视越发严密了。
西吴和东吴另一据点的争夺战是长兴，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东吴司徒李伯昇率十余万众，水陆并进，包围长兴，城中守兵只有七千人，苦战月余，常遇春、邵荣先后驰救，伯昇败去。二十四年十月张士信又攻长兴，为耿炳文、汤和所击败。
此外，至正十九年二月邵荣攻湖州，十二月常遇春攻杭州，胡大海攻绍兴，虽然都打了胜仗，却都不能攻克城池，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在和东吴作战的长期战役中，元璋部下骁将邵荣、赵继祖立了不少功劳。邵荣、赵继祖也是元璋初起时的战友。邵荣于至正十八年和徐达攻克宜兴，十九年大破张士诚军于余杭，攻湖州大败李伯昇，二十一年三月以战功从枢密院同知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大将常遇春之上。二十二年处州苗军叛变，命邵荣统兵平定。凯旋回应天后，和参政赵继祖密谋暗杀朱元璋，为检校[43]宋国兴所告发。元璋命廖永忠安排酒宴，席间擒了二人，锁了脖子。元璋和他们喝酒，问：“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荣答曰：“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不肯喝酒，对赵继祖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两人都被缢死。[44]这件公案，明朝史书记载都以为是谋叛，只有明末的史家谈迁认为当时朱元璋和邵荣都是宋的将领：“渡江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45]他们的行为说不上是什么造反，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这件事给元璋的影响是深刻的，内部发生了裂痕，非加强控制不可。不久又发生谢再兴投敌的事件，越发使他认识到必须牢牢掌握军权，建立一套必要的制度，使将不能专兵，军队不能由任何将领掌握，后来军卫法的制定和杀戮功臣，都和这两件事有密切关系。
元璋和张士诚相持了十年，打来打去，双方都占不到便宜。直到元璋从武昌凯旋以后，集中军力，进攻东吴，局面才发生剧烈的变化。[46]
元璋对东吴的攻势，分作三个步骤：第一步攻势起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攻击目标是东吴北境淮水流域，到二十六年四月间，尽取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孙德崖早已死去，濠州四面受敌，也投降了。半年工夫，完成预定任务，使东吴军力局促于长江之南。
第二步攻势起于二十六年八月，分兵两路，进取湖州、杭州，切断东吴的左右两臂，到十一月间，湖、杭守军投降，造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的形势。
第三步攻势是平江的攻围战，从二十六年十二月到吴元年九月，前后一共十个月，才攻下平江，俘执士诚，结束了十年来的拉锯战。
元璋于尽占淮水诸城之后，至正二十六年五月，传檄声讨张士诚，檄文详尽说明当时情势，和自己起兵经过，檄文说：
盖闻伐罪吊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洽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然而终不能治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乡军为号，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父子兄弟，面缚舆榇，既待以不死，又列以封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不及，而政令颇修。
唯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大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称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乃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完者），其罪五也；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堕，公然害其丞相达识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几此八罪，……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率领马步官军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妄洽，备有条章。凡我逋逃居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踢，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凡予所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
橄文开始：“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结尾：“敬此，除敬遵外，敬请施行，准此，合行备出文榜晓谕，故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须议出给者。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许士杰赍到。”[47]和这篇檄文同时，还有性质相同的一道宣谕徐州吏民的文告说：
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颍，天下之人以为豪杰奋兴，太平可致。而彼唯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是用自底灭亡。及元兵云集，其老将旧臣，虽有握兵之权，皆无戡乱之略，师行之地，甚于群盗。致使中原版荡，城郭丘墟，十有余年，祸乱极矣。[48]
这两篇文字，充满了封建理论的代表者儒家的思想，可以明白看出是刘基、宋濂等人的策略，也可能出于他们的手笔。指责张士诚的八款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和西吴有关以外，其他六款都是张士诚背叛元朝的罪状，不看头尾，使人容易误会成是元朝政府的讨伐令，朱元璋竟然站在他所反对的元朝政府立场声讨敌人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一方面实在举不出张士诚什么罪状。檄文末段分化东吴军民，说明只杀首恶，不追究从犯；东吴臣僚投降的都给官做；逃亡居民和投降军士，都许他们回来；百姓——主要是地主能够安业的，许其保有原来田产房舍，争取东吴治下官僚、地主的归顺，减少大军进攻的抵抗力量。这一段文字明确声明他的立场的变，从反对封建地主突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他的根本立场改变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消除东吴官僚、地主对红军的疑惧，在第一段强调指斥弥勒教为妖术、妖言、凶谋，列举他们杀人放火，主要是杀戮士大夫的罪状，并且还严肃声言自己已经灼见妖言不能成事，不相信这一套了。他已经背叛了弥勒教了。陈友谅父兄子弟归降，都封列侯，将相都做大官，地主和农民各安生理，就是他不相信弥勒教的证据，也就是东吴官僚、地主的榜样。就这样，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实质上是声讨红军的檄文，而被声讨的最高人物——皇帝，恰恰就是红军的首脑宋帝小明王！表面上看来充满了矛盾，而在实质上却并不矛盾。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的转变。陶安、李习、刘基、宋镰等这一地主儒生集团几年来所起的作用，到这时候明朗化了，具体化了，公开化了。宋的军队没有了，将领都已死亡，小明王寄居滁州，仅存名号，红军的招牌已经没有号召作用。元璋的周围充塞着地主阶级的首脑人物，政权的本质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和这基础相适应，便不能不提出新的口号争取地主巨绅的支持，各地“民兵”“乡军”的支持，士大夫的同情和拥护。这两篇文告把朱元璋一生划作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是弥勒教徒，农民起义的领袖，任务是破坏旧的封建社会秩序；此后则公开和地主、巨绅联合，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封建统治理论的代表者——儒家的护法，不但要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并且要建立并维持旧的和新的地主阶级政权和封建秩序了。
朱元璋已经公开宣告和红军决裂，小明王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至正二十六年（龙凤十二年）十二月，元璋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于瓜州渡江，中流把船凿沉，永忠径回应天复命。小明王死，宋亡。[49]此后，朱元璋不再提龙凤的事，连当年镇江西城打败东吴的纪功碑，因为有龙凤年号，也捶毁灭迹。[50]文书上有关的龙凤史料，更是销毁得干干净净。元璋死后所编的《明太祖实录》，不提元璋和龙风臣属关系一字，这一段历史被湮灭，被歪曲了几百年。
元璋对东吴的第二步攻势，动员了二十万大军，以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为统帅。在出兵前商讨战略，常遇春坚决主张直取平江，以为巢穴既破，其余诸郡可以不战而下。元璋却决定用叶兑的次策，以为士诚出身盐枭，和湖、杭诸郡守将都是愍不畏死之徒，同甘共苦。如先攻平江，湖、杭守军必然齐心并力，来救老家，援兵四合，不易取胜。不如想法分散他的兵力，先取湖、杭，士诚无法援救，我军可以集中兵力，个别击破，枝叶一去，根本动摇，使士诚疲于奔命，然后移兵直取平江，必然可以成功。遂分兵攻围杭州、湖州。元璋亲自誓师，叮咛嘱咐，要将帅和睦，不许左右欺凌军士，进城时不要烧杀掳掠，不要挖掘坟墓，尤其平江城外张士诚母亲的坟，千万不可侵毁，以免刺激东吴人民，增加抗拒心理。说了又写成戒约，印发给军士。[51]
第三步攻势，湖、杭既下之后，应用叶兑的销城法，进围平江，徐达军葑门，常遇春军虎丘，郭兴军娄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军阊门，王弼军盘门，张温军西门，康茂才军北门，耿炳文军城东北，仇成军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四面筑长围困之。
又架木塔三层，下瞰城中，名曰敌楼，每层施弓弩火铳于上。又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士诚死守，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突围又失败了。元璋一再派人劝降，士诚坚决拒绝。城破时亲自率兵巷战，看到实在不行了，一把火烧死了家属。他也上吊自杀，被部将解救，西吴兵已到府中，俘送应天。在船上闭眼不说话，也不进饮食。元璋问话不理，李善长问话，挨了一顿骂。元璋气极，一顿乱棍把他打死，连尸骨都烧成灰，这年士诚四十七岁，东吴亡。[52]
元璋后来和群臣总结战胜汉、吴两大敌人的经验说：“元末群雄中，张士诚、陈友谅最强大，士诚地方富庶，友谅军力雄厚，我都不如，只靠不乱杀老百姓，说话算话，刻苦做事，和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开头夹处在汉、吴两大之间，士诚尤其逼近，有人主张先向东吴进攻。我的看法是，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的好生事，器小的没长远打算，所以决定先攻友谅。鄱阳湖这一场决战，士诚果然不能出平江一步。假如先攻士诚，友谅一定空国而来，我便被迫两线作战，腹背受敌，胜负便很难说了。”[53]
李伯昇是士诚十八兄弟之一，同时起事，父亲李行素做丞相，他官为司徒，守湖州，兵败出降。平江固守，使说客招降的是他，把士诚交给常遇春的也是他。平江人记住这段历史，凡是出卖朋友的人就叫作“李司徒”[54]。
张士诚从起兵到败死，前后十四年。城破前他把征收赋税的鱼鳞图籍全部烧毁，平江固守十月，朱元璋恨当地人为士诚坚决拒守，取沈万三家租簿定额，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55]六百年来，苏州人每年于七月三十日烧九四香，托名为烧地藏香。九四是士诚小名，七月三十是士诚生日。[56]从这两件事看来，士诚得到当地地主的坚决支持，他的政权也是变了质的，是属于地主阶级的政权。
元璋大军凯旋后，论功行赏。第二天诸将来谢，元璋问有没有摆酒席庆贺，都说吃了酒席，高兴得很。元璋说：“我也何尝不想和诸军欢宴一天，但中原尚未平定，还不是晏安的时候。你们应该记取张士诚的教训，他经常和将相们宴会、酣歌、逸乐，今天怎么样了？要引以为戒才是。”又对东吴降将讲话：“你们都是张士诚旧部，做将官带部队，计穷势屈，才不得已投降。我厚待你们，还让你们做将校。但是要给你们讲清楚一条道理，我所用诸将，多是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的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比江浙地方富庶，耽于逸乐。你们也不是富贵人家出身的，一朝做了将军带了兵，就胡乱取人子女玉帛，什么坏事全做了。如今既然在我这里，就得改去老毛病，像我的濠、泗诸将那样，才能保住爵位。人人都想富贵，但是取富贵不难，长保富贵却是难事。你们真能尽心尽力，和大军一起除暴平乱，早日统一天下，不但你们能享富贵，连子孙也可以享福。假如只图一时快意，不向前看，虽然暂时快乐，却保不住日后丧败。这是你们亲见的事，不可不戒。”[57]
平江合围后，吴元年九月元璋又遣将攻讨浙东方国珍。令参政朱亮祖率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攻台州，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吴祯率常州、长兴、宜兴、江阴诸军攻庆元（今浙江宁波）。又命征南副将军廖永忠率水军从海路进攻，与汤和军相会合，切断国珍逃入海中的退路。
方国珍从至正八年聚众海上起事，吴元年十二月降西吴，在群雄中最先起事，称雄浙东二十年。
台州黄岩靠近海边，人多地少，无地少地的农民只好靠海吃饭，打鱼晒盐，漂洋过海，在海上过的日子比陆地上的多。国珍和兄弟国璋、国瑛、国珉一家子，世代贩盐浮海为业。国珍是地方上有名的土豪，生得身材高大，黑紫脸膛，体力强壮，快步如飞。至正初年海盗劫掠商民，抢了运皇粮漕船，杀了督运使臣，地方官千方百计追捕。国珍的仇家向官府告发国珍私通海盗，坐地分赃。国珍杀了仇家，带领全家和邻里怕事的逃入海中，集结了几千人，四处抢劫。[58]元朝发兵围杀，国珍打败官军，连将官也俘虏了。受招安做定海尉。不久又反，俘获元朝大将，又受招安做了大官。如此时降时叛，每反复一次，便升一次官。到至正十七年一直做到元浙东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他以庆元为根据地，兼领温州、台州，占有浙东沿海一带地方，拥有水军千艘，控制着丰富的渔盐资源，兄弟子侄全做大官，心满意足，只想保住这份好基业。[59]
元璋攻取婺州后，和国珍邻境相望。国珍兵力弱小，北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他和这两家都不大和洽，见元璋兵势甚盛，怕被吞并，就派使臣向元璋送金银绸缎，接受龙凤官诰，口头还说愿意献出三郡，只是不肯奉龙凤年号。元璋多次派使臣督责，国珍推说：“当初献三郡，为保百姓，请上位（当时人称君主为上位）多发军马来守，交还城池。若遽奉正朔，张士诚、陈友定来攻，援兵万一赶不到，就危险了。不如姑以至正为名，他们便找不出罪名来攻。若真要我奉龙凤年号，必须多发军马，军马一到，便以三郡交还。情感领弟侄到应天听命，止求一身不做官，以报元之恩德。”元璋听说，笑了一声：“也好，且摆在那里。等我取下平江，那时他要奉正朔也晚了。”[60]国珍一面向西吴进贡，一面又替元朝运粮，脚踏两只船，左右摇摆。到元璋取了杭州以后，国珍越发害怕，使人北通扩廓帖木儿，南联陈友定，打算结成犄角之势，抵抗西吴进攻。还盘算万一两头的支援都靠不住，敌不过，好在他有千数的海船，到时载满金银财宝，合家逃奔大海，也还够一辈子享用。主意打定，日夜搜集珍宝，修治船只，准备随时下海。[61]
吴元年九月，朱亮祖军进占台州、温州，汤和大军长驱直取庆元，国珍逃入海中，又为廖永忠水军所败。走投无路，只好哀辞求降。西吴军从进攻到凯旋，前后不过三个多月。[62]
这一年，韩林儿已死，龙凤年号不能再用了，更不能用元至正年号。按甲子这年是丁未年，未属羊，童谣不是说：“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吗？东吴已在包围中了，为了再一次应童谣，元璋下令叫这年为吴元年。
朱元璋在出兵征服方国珍的同时，决定了南征北伐的大计。
吴元年九月间，元璋统治的疆土，大体上据有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浙江，包括汉水下游和长江下游，是全中国土地最肥沃，物产最丰富，人口密度最高，最繁荣富庶的地区。
中国南部除元璋所占地区以外，分裂成几个军事割据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是夏国明昇，云南有元宗室梁王镇守，两广也是元朝的势力，福建陈友定虽然跋扈，仍然对元朝效忠。
元璋见夏国主幼兵弱，不会有所作为，云南太远，暂时可以不问，决定首先进军目标是福建和两广。
中国北部在表面上属于元朝政府统治，但情况十分复杂：山东是黄军（地主军）王宣的防地；河南属扩廓帖木儿；关内陇右则有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孛罗帖木儿一军镇大同。扩廓帖木儿和李、张二将不和，孛罗帖木儿又和扩廓帖木儿对立。当元璋进兵江浙的时候，元朝这几个将军正在争军权，抢地盘，一心一意打内战，拼个死活，谁也不管整个战局。和军事领袖内部冲突的同时，元朝统治阶级最上层宫廷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深化、激化了。宫廷的阴谋政变和军事领袖的公开内战相结合，并且互相利用，元朝统治阶级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倾轧、残杀的集团，双方都要夺取政权，都有贵族官僚支持，都有武装力量，势均力敌，争得热闹，杀得热闹，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元璋趁着元朝内部打得火热的有利形势，乘机东征南伐，扩大地盘，充实军力。等到元璋北伐大军兵临城下，元朝的军事领袖们才着了慌，停止互相残杀，却又不肯也不甘心和别人合作，听别人指挥，仍然是各保地方，各自为战，为朱元璋造成集中强大军力进行个别歼灭的良好战机。元朝政府分散的军事力量一股接着一股被消灭的结果，长期进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蒙汉地主联合政权，也随之被消灭了。
元朝军事领袖内部斗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
红军起义后，元朝正规军队抵抗不住，四处打败仗。坚决顽强地和红军作战的是“义军”。这是由地主土豪所组织的保卫私家生命财产的地方“民兵”，也叫作“乡军”。红军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主们却要保卫自己的统治，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旗帜十分鲜明，斗争自然非常激烈。“义军”中最强大的有两支：一支是起自沈丘（今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察罕帖木儿的祖先是元初征占河南的蒙古军人，子孙在沈丘落户，至正十二年和罗山地主李思齐率领乡里子弟袭破红军所占领的罗山，元朝政府授官汝宁府达鲁花赤，各地的地主武装闻风先后参加，组成一支万人的地主军，几年来连败红军，重占河北、关陕，陷汴梁，取河南，号令达江浙，屯重兵于太行山。正准备大举进攻山东时，和另一支“义军”发生了内战。[63]一支是元朝世将答失八都鲁所招募的襄阳官吏和流亡土豪的两万“义丁”，和刘福通作战有功，重占襄阳、亳州。[64]答失八都鲁死，子孛罗帖木儿代之掌兵，移镇大同。山西晋冀之地原本是察罕帖木儿的部队进占的，察罕帖木儿大军东出，孛罗帖木儿就进军晋冀，强占察罕帖木儿的防地，察罕帖木儿自然不甘心，两军就大打特打，交战几年，元朝政府无力制止，屡次派人调停讲和。察罕帖木儿被刺死后，孛罗帖木儿又领兵来争晋冀，内战又起。[65]
和军事领袖公开内战的发展同时进行的是元朝宫廷的阴谋政变。
脱脱丞相贬死后，哈麻代为丞相。哈麻阴谋废元顺帝而立皇太子，事泄被杀。皇太子生母高丽奇皇后和皇太子仍旧阴谋废立，使宦官朴不花和丞相太平商量，太平不肯，太子愤恨，把太平害死了。宫廷里分作两派，丞相搠思监和朴不花帮太子，贵臣老的沙帮皇帝。太子派靠扩廓帖木儿作外援，皇帝派就拉拢孛罗帖木儿来对抗。
老的沙得罪于皇太子，逃入孛罗帖木儿军中。皇太子怨恨孛罗帖木儿收容他的仇人，搠思监、朴不花就诬害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元朝政府下诏数孛罗帖木儿罪状，解其兵权，削其官爵。孛罗帖木儿也不客气，竟自带领大军进向大都。元顺帝慌了，缚送搠思监、朴不花谢罪，孛罗帖木儿才回师大同。太子失败了，不甘心，逃出大都，再征扩廓帖木儿出兵打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又举兵进攻大都，太子战败，逃到太原。孛罗帖木儿入都，做中书左承相。二十五年太子调扩廓帖木儿和诸路兵进攻，孛罗帖木儿战败，被刺死于宫中，扩廓帖木儿入都代为丞相。
太子奔太原时，要仿效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为皇帝，扩廓帖木儿不赞成。扩廓帖木儿入都时，奇皇后又要他带重兵拥太子进宫，逼顺帝让位。扩廓帖木儿又不肯，离京三里就命大军驻下，只带数骑入朝。以此，奇皇后和太子深恨扩廓帖木儿。元顺帝也疑忌他兵权太重，朝中大臣嫌他不是根脚官人（世代贵族），另眼相看。扩廓帖木儿在军中日子久了，不习惯于尔诈我虞的宫廷阴谋斗争，兼之上下都对他嫌忌，自己知道站不住脚，就请求出外带兵。元顺帝便封他为河南王，统率全国军马，代皇太子出征。[66]
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扩廓帖木儿回到河南军中，调度各处军马，用檄文调关中四将军会师。李思齐得调兵劄，勃然大怒，骂说：“乳臭小儿，黄发还没有退，敢来调我！我跟你父亲同乡里，同起义兵，你父亲进酒，还三拜才喝，你在我面前连站脚处都没有，居然称总兵，敢来调我！”下令各部，一戈一甲不许出武关，王保保来见，则整兵杀之。张良弼、孔兴、脱列伯三军也不受节制。扩廓帖木儿军令不行，只好把南征一事暂且放下，派一部分军队屯驻济南，防御南方进攻，亲自带领大军入关攻李思齐。李思齐等四将军也会兵长安，盟于含元殿旧基，合力抵抗。两军军力相差不多，整整打了一年，大小几百战，分不出胜负。元顺帝再三命令扩廓帖木儿停战，一意南征，扩廓帖木儿不听。二十七年七月扩廓帖木儿抽调部下最精锐的貊高一军，渡河从背后直捣凤翔，貊高部将中有一部分是孛罗帖木儿的旧将，半路上计议：“朝廷调我们打妖贼，如今却去打李思齐，李思齐是官军，官军杀官军，为什么来？”逼貊高倒戈声讨扩廓帖木儿。元顺帝本来疑忌扩廓帖木儿，又恨他不听命令，正在想法夺去扩廓帖木儿兵权，貊高的报告一到，他十分高兴，升貊高为知枢密院兼平章，总河北军马；并下诏书解除扩廓帖木儿统帅权，只领本部兵马，肃清江淮。李思齐等部分兵进取。特设大抚军院，以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帖木儿。[67]
西吴侦探得上面所说的一切情况，元璋决心利用元军忙于内战，主要军力自相抵销的有利时机，南征北伐同时并进。吴元年十月，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中书省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由江西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率湖广诸卫军取广西。
取福建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辉率步骑从江西度杉关为正兵，汤和、廖永忠由明州以舟师取福州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今福建建瓯）为疑兵。陈友定的根据地延平（今福建南平）和福州犄角，建宁则为延平外线据点，驻有重兵。元璋三路大军分头进攻，正兵使敌人以主力应战，奇兵使敌人不测所以，疑兵分散敌人兵力。
陈友定福建福清人。出身雇农，做富农的上门女婿，做买卖总是赔钱，投充驿卒。至正十二年红军进攻福建，友定投效做了“民兵”，立了战功，升为小军官，占领很多城池，积官到福建行省平章，镇守闽中八郡。在地方虽然跋扈专行，对元朝政府却极为恭顺，年年运粮到大都。朱元璋占婺州后，和友定接境。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友定进攻处州，为西吴大将胡深所败，深乘胜追击，元璋调发江西驻军南下，准备两路会师，一举攻下延平。不料胡深部队进展太快，孤军深入，中伏被俘，为友定所杀，平闽计划受了挫折，暂时搁起。
到方国珍投降后，西吴水师乘胜南下，友定辖境和元朝本部隔绝，孤立无援。福州、建宁先后失去，延平被围。洪武元年正月城破，友定和僚属诀别，服毒自杀不死，被俘到应天。元璋责备他攻处州、杀胡深的罪状，友定厉声回答：“国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说！”父子同时被杀。[68]
西吴从出兵到克服延平，费时四月，从克服延平到平定全闽，又费了八个月工夫。
平定两广的部署，也是分兵三路：第一路杨璟、周德兴由湖南取广西；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今广东曲江）捣德庆；第三路是平闽的水师，由海道取广州。第一路军于吴元年十月出发，第二、三路军于洪武元年二月出发，所遇抵抗以第一路军为最大。从衡州推进到广西，第一座名城永州（今湖南零陵），第二全州（今广西全县），都是经过激烈血战才占领的，进围靖江（今广西桂林）。第二路军用三个月时间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带，切断了广州和靖江的交通线。第三路军廖永忠遣使向元朝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左丞何真劝降，大军到潮州，何真送上印章、图籍、户口，奉表归降。广州和附近州县，不战而下。廖永忠以所部沿西江入广西，北上会合第一路军攻围靖江。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广西平定，两广全归元璋版图。[69]
福建、两广平定后，南部除了四川、云南以外，都联成一片了，大后方的人力、财力，供给北伐军以无限的支持。
北伐军在出发前，经过元璋和刘基仔细商定了作战计划，再和诸将在军事会议上讨论决定。常遇春提出的方案是攻坚战术，直捣大都，以为南方都已平定，兵力有余，以我百战的精兵消灭元朝疲惫的兵力，必胜无疑。把首都攻下后，以破竹之势，分兵扫荡，其余城池可以不战而下。元璋的计划正好相反，他指出直攻大都的危险性，以为这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一定很坚固。假使我孤军深入，一时攻打不下，屯兵于坚城之下，后边的粮饷接济不上。元朝的援兵从四面八方赶到，我军进退不得，岂不坏事？不如用斫树的法子，先去枝叶，再挖老根。先取山东，撤掉大都的屏风；回师下河南，剪断它的羽翼；进踞潼关，占领它的门户，东南西三方面的军事要点都在我军手里了，再进围大都，那时元朝政府势孤援绝，自然不战可取了。大都既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都可席卷而下。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逐步为营，步步推进，逐渐扩大，占领地和后方联结在一起，人力和粮饷的补给线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且以自己的全力集中打击敌人分散的兵力，从积极方面说可以稳操胜算，从消极方面说，也是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军事思想是十分高明的，十多年的战斗生活的实践，培养朱元璋成为既细心、又大胆，既看到局部，又看到全局，能够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了。诸将听了，都同声说好。[70]
北伐军的统帅部的组织，也经过慎重研究，选择最优秀的大将组成。在平陈友谅以前，诸将直接由元璋亲自指挥，彼此不相统率。有一次打了个大胜仗，常遇春把汉的降兵全部杀死，徐达阻止不住，才派定徐达做大将军，节制诸将。这次北伐大军，关系更重大，徐达用兵持重，不打无把握之仗，行军有纪律，尤其重要的是他小心谨慎，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靠得住，放得下心，任为征虏大将军，统帅全军。常遇春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任为副将军。元璋担心他健斗轻敌，特别约束告诫，如大敌当前，以遇春做先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勇冠诸军，各领一军，使当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责任是运筹决胜，策励诸将，不可轻动。[71]
元璋又再三申明纪律，告谕将士以北伐意义：这次北伐的目的不仅仅是攻城略地，重要的是平定中原，削平祸乱，推翻这个坏政府，解除人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见敌人就打，所经地方和打下的城子，不可乱杀人，不可抢财物，不可毁坏民居，不可破坏农具，不可杀耕牛，不可掠人子女。如有收留下遗弃的孤儿幼女，父母亲戚来讨，一定要交还，这是件好事，大家都要这样做。[72]
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军北伐的道理，要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红军恐惧疑忌的心理，和瓦解元军的军心士气，还必须着实做好宣传工作。宋濂奉命写的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顷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73]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代表性作品，突出了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突出了儒家的天命论，突出了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
首先他们把国内的少数民族都叫作“夷狄”，把中国只看成是汉族的中国，不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中国只能由汉人统治，少数民族的统治便是“冠履倒置”；而且硬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事实，从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是落后的、陈旧的、反动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的朝代的统治者是汉人，也有的朝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同时，在同一时期，曾经出现这种情况，较大地区统治者是汉人，其他某些地区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从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等方面来说，各民族之间确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民族本身并没有什么上下高低之分，相同之点却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由于长时期的大汉族主义作怪，使得刘基、宋濂这些人，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也看不见蒙古贵族统治全国将近百年，蒙古民族已经加入了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内夏外夷的偏见，在这篇檄文中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天命论也被强调了，说元朝统一，“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是天命。红军起义，“天厌其德而弃之”。元朝又没有天命了。他自己则是“恭承天命”，统一全国的天命又归朱元璋了。把一个旧政权的被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都归结为天命，这种唯心思想，也是一千多年来儒家的中心思想。朱元璋是由农民起义起家的，正是农民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力量，使他取得胜利，但是在天命论的掩饰下，这个伟大力量被一笔勾销了。人民群众的力量，革命斗争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被阉割了，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只是由于朱元璋得了天命。
红军起义是鲜明的阶级斗争，要推翻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要破坏旧的封建秩序。檄文却正好相反，要“立纲陈纪”，这个纲、纪，正是封建秩序的纲纪，是“御世之大防”，檄文明确提出这个恢复封建地主阶级纲、纪的目标，比不久前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谴责红军、背叛红军，又前进了一步了。
尽管如此，这篇檄文在那个时候却在北方广大的官僚、地主、儒生、大汉族主义者中间起了明显的广泛的作用。檄文的中心有三点：第一是民族革命，强调“夷”夏的区别，强调中国应由汉族人来治理，过去蒙古、色目贵族的统治，使“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当前北伐的目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雪中国（这两字指的是汉族）之耻，这两句现实的口号，比之红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从狭隘的搬出一个已被遗忘的幽灵，进一步喊出恢复中华的主张，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够获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大汉族主义者的支持；第二是复兴道统，也就是旧有的封建文化、思想的恢复，檄文中提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中国居内以制夷狄”，都是纲是纪，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多少世代以来维持封建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被约束在这一封建思想体系中。蒙古、色目贵族破坏了这一思想体系，“渎乱甚矣！”“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这次北伐，目的是“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恢复这个世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扬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幻想故事，更能广泛地获得儒生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第三是统一和安定，几十年来的元君荒淫，有司毒虐，天下兵起，中原之民，久无所主。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治世安民，是为了拯生民于涂炭，是为了使人民永安于中华，使民皆得其所。提出统一和安定民生的号召，这是符合于当时各阶层人民要求的，是符合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当时各阶层人民所欢迎、所拥护、所争取的目标在这篇檄文中特出地揭示出来，这样也就自然产生出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最后胜利铺平道路。
骂元朝政府，说他破坏封建传统文化，宫廷内乱七八糟，指斥他政治贪污腐化，毒虐人民，是个坏政府，不但人心离叛，连上天也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原来是汉人王保保，为母舅察罕帖木儿收养，元顺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帖木儿用蒙古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等阻兵据险，志在养力。这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吞噬，不但不能庇民，反为生民之巨害，都不能作为华夏之主。那么，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论版图之广大，人民之众多，军力之强大，逐“胡虏”，“除暴乱”，“雪国耻”，“拯生民”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由淮右布衣朱元璋负担起来了。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指出只要他们知礼义，愿为臣民，也就和中夏之人同样抚养，一视同仁。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还只是消极地斥责弥勒教，空洞地骂元朝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地提出民族革命、复兴封建道统和统一安定的号召，这是朱元璋进一步的思想转变、政治转变，也是元璋幕府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儒生们的再一次的胜利。
这一宣传文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北伐军所到之处，山东、河南州县纷纷降附，名城如济南、益都、汴梁、河南府都不战而降。连蒙古、色目人也望风降附了，扩廓帖木儿的舅父老保投降了，外祖父梁王阿鲁温也投降了，汴梁守将过去守庐州的左君弼也不战而降。有的元朝守将知道抵挡不住，弃城逃走。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胜利。
北伐军徐达一军由淮入河是主力，征戍将军邓愈由襄阳北略南阳以北州郡是偏师，目的在分散元军兵力。
从军事进展情形来说，徐达正确地执行了预定的计划。这个计划如上文所说，是剪其枝叶，步步推进。第一步从出师这天起，到洪武元年正月，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第二步由山东取河南，分兵两路：一路取归德（今河南商丘）、许州（今河南许昌），和邓愈军会师，抄汴梁的后路；一路由郓城渡黄河直达陈桥，两路兵力像两个钳子夹住，汴梁不战而降。进败元军于洛水，河南（今河南洛阳）降，河南全境平定。别将冯胜也攻克潼关，李思齐、张良弼遁走。这是洪武元年三、四月间的事。
鲁、豫既定，潼关一军堵住元关中军的出路，三面包围元大都的军事局势已经造成。五月，元璋亲自到汴梁，大会诸将，重新研究战局和决定下一步骤的战略。
当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中原，元朝各地方守将告急的羽书，雪片似的飞向大都的时候，元军正忙于内战，打得难解难分，政局反复和军权转移，干变万化、扩廓帖木儿被解除统帅权后，退兵据泽州（今山西晋城），部将关保投向元朝政府。元顺帝见扩廓帖木儿势孤，下诏李思齐等军东出关，和貊高合军围攻扩廓帖木儿，令关保以所部戍守太原。扩廓帖木儿愤极，径自出兵据太原，尽杀元朝政府所置官吏。元顺帝也下诏书尽削扩廓帖木儿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伐。元璋北伐大军就趁这大好时机，下山东、取汴梁，元将望风降附，无一人抵抗，无一军堵截，小城降，大城也降，汉官汉将弃城逃走，蒙古、色目官吏将军也弃城逃走，真是“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到了潼关失守，貊高、关保又为扩廓帖木儿所擒杀，元顺帝这才着了慌，面对着两个敌人，自己却赤手空拳，一筹莫展。想来想去，只好和扩廓帖木儿和解，让他来替自己挡一阵。但又苦于前头事情做得太决绝了，不好转圈，便把一切过错都算在皇太子名下，下诏书撤消抚军院，尽复扩廓帖木儿官爵，令他和李思齐分道南征。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看到局势严重，也着了慌，正准备调遣军队，整装出发，可是这时北伐军已经向大都推进，挽救不及了。
第三步攻击的目标才是大都。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大会诸将于临清，布置进军方略。马步舟师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军连吃败仗，毫无斗志。元顺帝知道援军已被隔绝，孤城难守，怕被俘虏，蹈宋徽、钦二帝和瀛国公的覆辙，二十八日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去了。[74]八月初二日北伐军进入大都，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这一天正式被推翻了，广大的各族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愿望实现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代替这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却是汉族旧、新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倒了一座压在头上的大山，换来的仍旧是一座大山，依然被压得喘不得气。
元大都虽下，元顺帝在上都，仍然保有完整的政府机构，元军的主力仍然完整强大，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徐达、常遇春移兵进取山西、陕西，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打了一年，才取得解放西北的胜利，完成了北伐战役第四步的任务。在这一年中，元军不但坚决抵抗，而且还有力量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反攻，在整个北伐战役中，这一年打得最激烈，也最艰苦。
西征军从河北进入山西南部，扩廓帖木儿遣将以兵来争泽州，大败西征军。又乘北平（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空虚，亲出雁门关偷袭北平。徐达得到情报，也不回救北平，径率大军直捣扩廓帖木儿的根据地太原。扩廓帖木儿进军才到半路，闻报回军援救，半夜里被徐达军偷营袭击，不知所措，以十八骑北走，山西平。
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入奉元路（今陕西西安），李思齐逃奔风翔，又奔临洮，大军进逼，他势穷力竭，只好投降。元军又乘虚攻通州，北平无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直捣元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北平转危为安。遇春暴卒，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生擒脱列伯，杀孔兴。元顺帝组织了几次反攻，都失败了，损失惨重，没有力量再南下了，叹一口气，打消了重回大都的念头，洪武三年死去，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立。徐达大军继续西进，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帖木儿所执。其弟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叛，城破被杀，陕西平定。
李思齐、孔兴、脱列伯、张良弼兄弟，降的降，死的死，蒙古大将只剩扩廓帖木儿还拥大军驻屯宁夏，不时出兵攻掠，边境守将昼夜提防，十分紧张。刘基警告元璋说：“不可轻视扩廓帖木儿，此人真是将材。”洪武三年，元璋又命徐达领大军北攻沙漠，扩廓帖木儿方围兰州，解围还救，大败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五年又遣将率大军分道进攻，到岭北为扩廓帖木儿所大败。二十五年后，元璋想起这次大败仗，还非常伤心，写信告诫他的儿子朱木冈、朱棣说：“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据当时人记载，连同过去几次败仗，合计死亡有四十多万人。
扩廓帖木儿逃回和林以后，家属被俘，元璋使人送信劝他投降，娶他妹子为第二子秦王妃。最后派李思齐去做说客。见面时扩廓帖木儿以礼款待，辞回时还派骑士送到交界地方，正欲分别，骑士说：“奉总兵令，请留一点东西作纪念。”思齐说：“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相赠。”骑士直说：“我要你的一只手臂。”思齐知不可免，只好砍下一只手臂，回来后不久就死了。[75]元璋尝说：“如今天下一家了，尚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一件少传国玺，一件王保保未擒，一件元太子无音问。”到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死。洪武十一年爱猷识里达腊死，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仍然拥有重兵，不时进攻明朝边境。[76]
元璋事后总结北伐战役的战略方针说：“陈友谅、张士诚既灭，举兵北伐，先取山东，次下河洛，止住潼关西进之师，不急攻秦陇，这是因为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都是百战之余，决不肯轻易屈服。而且，大军西攻，正好促成他们联合起来，全力抗拒。不如出其不意，直取大都，根本既除，然后西进，张、李势穷望绝，不战而克。可是扩廓帖木儿还是顽抗到底，费了多少事！当时假如不取北平，就和关中军决战，又会是两线作战形势，我以一敌二，丧失主动，胜利就没有把握了。”他又指出临敌必须持重，不可骄傲大意，告诫诸将说：“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我从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敌，亦如大敌，所以能够致胜。”[77]
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出兵攻夏。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军，率舟师由瞿塘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副将军，率步骑由秦、陇取成都。
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世代务农，有上百亩田地产业，是个中小地主。他身长八尺，目有重瞳，性情刚直，乡里间有口舌纠纷，都找他排解，在地方上很有威信。徐寿辉起兵，玉珍招集乡豪，修械筑防，以保乡里，被推做屯长。徐寿辉使人招降，不得已加入红军，积战功做到统兵征虏大元帅，奉命率所部入川攻取城池。寿辉死后，自立为陇蜀王，以兵守霍塘，和陈友谅断绝来往。至正二十二年即皇帝位于重庆，建国为夏，年号天统。保境安民，礼聘名士，专务节俭，开进士科，求雅乐，赋税十分取一。下令去释道二教，止奉弥勒，各地都建立弥勒佛堂。休兵息民，百姓安居乐业。在位五年，死时才三十六岁。子明昇以十岁孩子继位，诸将争权，互相残杀，国势日渐衰弱。[78]
夏国见大军压境，倚仗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凿两岸石壁，引绳作飞桥，以木板平铺放上炮石木竿铁铳，两岸置炮，层层布防，以为敌人舟师决不能通过。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把重兵都配置在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乘隙南下，连克名城，将攻克城池日子写了木牌，投在长江里。廖永忠得到消息，从间道绕到夏军背后，两面夹攻，断飞桥，烧铁索，水陆并进，夏兵抵挡不住，明昇乞降。傅友德进军成都，成都守将知重庆已失，也投降了。十月，汤和等全定川蜀郡县，夏亡。[79]
[1]《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2]《辍耕录》卷二十八《刑赏失宜》。
[3]《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搏霄传》：“至正十一年，除济宁路总管奉旨从江浙平章教化征进安丰。……遂复安丰。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军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县，而徽、饶贼已陷杭州。教化问搏霄计，搏霄曰：贼皆野人，见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纵欲，不暇为备，宜急攻之。……遂进兵杭城。贼迎敌至盐桥，搏霄麾壮士突前，斩杀数级，而诸军相继夹击之，凡七战，追杀至清河坊。贼奔接待寺，塞其门而焚之，贼皆死，遂复杭州。已而余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答凤督马瑶草书》：“徐寿辉之众，久而弥炽。欧普祥陷袁州，妖彭、项甲陷徽、饶。”《回金正希馆丈书》：“尝观元末，盗起汝、颍，而襄、汉、蕲、黄应之。蕲、黄之贼既陷江州，旋略南康、鄱阳，即由婺源犯休宁，一夕而陷徽州，由是而陷昱岭关，破杭州，蔓延吴兴、延陵，江南之涂炭从此始。当时克复徽、杭，杀妖彭、项奴儿诸盗魁，遏楚贼方张之势。虽董搏霄、三旦八辈督师剿御……”彭莹玉死于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七月，至元四年（公1338年）他在袁州起义，假定起义时为三十岁，彭莹玉存年约为四十五岁左右（公元1308—1352年）。 柯绍忞《新元史》卷二二六《徐寿辉传》记彭莹玉于至正十三年六月被杀于瑞州：“初袁州有妖僧彭莹玉用泉水治病多愈，远近神之。至正十年其徒周子旺以妖术惑众，从者五十余人，僭称周王，官军获而杀之。莹玉避去，匿淮西民家，日夜密构异图。寿辉浴于池，莹玉之徒见其有赤光，异之。十一年八月乃拥寿辉为王，聚众剽掠。……其众以红巾裹首，与汝、颍妖贼同。……十二年二月彭莹玉陷瑞州。……未几，项普略陷饶州、信州。……十三年六月行省左丞火你赤复瑞州，执彭莹玉，斩而脔之。莹玉攻城略地，所至无噍类，至是就戮，天下快之。七月，项普胜陷婺源州、徽州，自昱岭关入浙西，遂陷杭州。……是年，元帅董搏霄得州，受代去，寿辉兵复入昱岭关，陷于潜。行省檄搏霄御之，事具《搏霄传》。”按《元史》卷四十二《顺帝本纪》：“至正十二年三月丁未，徐寿辉伪将陶九陷瑞州。”《新元史》卷二十五《顺帝本纪》同，由此可知陷瑞州的是陶九，不是彭莹玉。项普略陷杭州年月，《新元史》《顺帝纪》也作：“至正十二年七月庚辰，项普略陷杭州路，参知政事樊克敬死之。济宁路总营董搏霄复杭州路，遂复徽州。”和同书《徐寿辉传》自相矛盾。再按王逢《梧溪集》卷三《题岁寒桥》：“至正壬辰七月十日徽寇犯杭，时樊时中执敬为浙省参政，亟御于桥，遂死之。”《辍耕录》卷十一《女奴义烈》、卷十四《忠烈》、卷二十八《刑赏失宜》也记蕲、黄军于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搏霄传》同。由此可见《新元史》的记载不但自相矛盾，也是错误的。今不取。 附录：这本书写成以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讷同志知道我正在研究彭莹玉的史实，抄送给我一些前所未见的材料，附录如下： （1）正德《瑞州府志》卷十一《遗事志》：“至正八年，万载妖人彭国玉诡白莲教以惑众，倡言撒豆成兵，飞茅成剑，谋为不轨。事败，逃至麻城，纠邹普胜，合众数万，以红巾为号。十二年国玉及其党闵总管导贼将况普天拥众寇瑞，据焉，大肆杀戮。乡民立寨自保者，亦称红巾应之。未几，左丞火逆赤等克复本路，擒况普天、闵总管、彭国玉，并家属无少长脔之。民之应者，亦戮以徇。” 崇祯《瑞州府志》卷二十四《余志》所记同。 （2）赵汸《东山存稿》卷四《休宁县达鲁花赤八侯武功记》：“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民有言项奴儿自广德陷常、湖，为大军所逼，弃其众逃来，已入休宁境中者，侯（八忒麻失理）与邑义士分道遮捕。斩首三十余级，生得项奴儿及其将二人。”卷五克复休宁碑：“项奴儿之众溃于浙西，间道逃来，民争起逐之，侯（八忒麻失理）与邑义士遮捕，生得项奴儿，槛车送行省伏诛。”《代举留沙元帅状》：“初复徽州，（沙不丁）亲入贼阵，射杀蕲、黄贼首伪彭万户。”卷四《休宁县达鲁花赤八侯武功记》：“（至正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行省兵大破贼，元帅沙不丁射伪万户之据徽州者，殪之。” 晗按：正德《瑞州府志》记彭莹玉为彭国玉，项普略为况普天，火逆赤即《新元史》的火你赤。这条记载大概就是《新元史》的根据。 《瑞州府志》记彭莹玉、项普略死于江西瑞州，赵汸则以为二人死于安徽，彭万户于至正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被沙不丁射杀，项奴儿则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被擒送行省被杀。两书记载互异，从时间先后看，彭莹玉、项普略在杭州战败后，退走江西或安徽，中伏被擒杀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彭莹玉死在何处，死的时间是至正十二年则是一致的。
[4]《初学集》卷八十《答凤督马瑶草书》：“元季盗之初起，先自汝、颍，而后徐寿辉起蕲、黄，布三王起邓州，孟海马起襄阳，各有其众，各战其地。”
[5]《初学集》卷八十《回金正希馆丈书》：“当时克复徽、杭，杀妖彭、项奴儿诸盗魁，遏楚贼方张之势，虽董搏霄、三旦八辈督师剿御，而汪同、程国胜，俞茂结集民兵，誓死血战，恢复城柵，其功尚多。”
[6]《庚申外史》，《草木子》卷三《克谨篇》，《国初群雄事略》卷三引俞本《纪事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徐贞一本传》，陆深《平胡录》，《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
[7]《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8]《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一。
[9]《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10]《国初群雄事略》卷三天完徐寿辉，《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
[11]《明太祖实录》卷八。
[12]宋濂《平汉录》，《国初礼贤录》。
[13]《明太祖实录》卷八，《平汉录》。
[14]《平汉录》，《国初礼贤录》。
[15]《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纪事录》。
[16]《明太祖实录》卷九。
[17]《元史》卷四十五心《顺帝本纪》，《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18]《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九，《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19]《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叶兑传》。
[20]《国初事迹》，《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21]《国初事迹》，《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22]《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龙凤事迹》，郎瑛《七修类稿》卷七《朱氏世德碑》。
[23]《明太祖实录》卷十二，宋濂《平江汉颂序》，《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
[24]即拔都，巴图鲁，蒙古话勇士的意思。
[25]《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引俞本《纪事录》。
[26]《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十三。
[27]《庚申外史》上，《元史》卷五十一《五行志》二，钱谦益《太祖实录辩证》卷一。
[28]《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29]陶安《陶学士文集》，祝允明《九朝野记》。
[30]《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月山丛谈》。
[31]《国初事迹》。
[32]《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33]《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34]《秘阁元龟政要》，《辍耕录》。
[35]《国初群雄事略》《周张士诚》，周昂《元季伏莽志》。
[36]《明太祖实录》卷四。
[37]《辍耕录》卷二十九《纪隆平》，姚桐寿《乐郊私语》。
[38]《辍耕录》卷八《志苗》，卷二十九《纪隆平》，《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木儿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吴宽《平吴录》。
[39]《国初事迹》。
[4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平吴录》，《明史》卷三十《五行志》。《实录》文字有不同，作：“黄蔡叶，作齿颊，一夜西风来，干瘪！”
[41]贝琼《贝清江集》卷二《铁崖先生传》。
[42]《国初事迹》，《元季伏莽志》。
[43]元璋的特务人员称为检校。
[44]此据刘辰《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十一。支伟成《吴王张士诚载记》引俞本《纪事录》作：“八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部海船于二村港哨巡张氏，谋叛，部下士密告之。朱吴公命廖永忠等谋邀饮擒之，泣数其罪，共宴数日。中秋夜俱斩于聚宝门。”以为邵荣、赵继祖要带海船投降张士城，记载不同。
[45]《国榷》卷一。
[46]《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引逸名《农田余话》。
[47]檄文全文见《平吴录》、祝允明《前闻记》《野记》、陆深《续停骖录》四书。《前闻记》和《平吴录》文字不同处很多，有事后窜改的，如元璋在发此橄文时为吴王，皇帝指小明王，《前闻记》元璋自称朕，《平吴录》则称予、称我，显然《平吴录》是比较可靠的。也有些地方如乡军指地主军，《前闻记》作香军，《平吴录》作乡军，也据《平吴录》。
[48]《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49]《庚中外史》，朱权《通鉴博论》，高岱《鸿猷录》《宋事始末》，潘柽章《国史考异》十六。
[50]《国初事迹》。
[51]《明太祖实录》卷十六。关于张士诚母亲的坟，确是受到保护，完整无损的。这个坟在1964年6月下旬因扩建小学被发现，进行了科学的发掘。详情见《考古》1965年第5期《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
[52]《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引俞本《纪事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平吴录》。
[53]《明史》《太祖本纪》。
[54]《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冶城客论》。
[55]顾公燮《消夏闲记》。
[56]柴萼《梵天庐丛录》。
[57]《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58]叶子奇《草木子》，宋濂《方国珍神道碑铭》，《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国初群雄事略》卷八《方谷真》。
[59]《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
[60]《国初事迹》。
[61]《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
[62]《国初群雄事略》卷八《方谷真》。
[63]《元史》卷一百四十一《察罕帖木儿传》。
[64]《元史》卷一百四十二《答失八都鲁传》。
[65]《庚申外史》。
[66]《庚申外史》，《元史》《顺帝本纪》，卷一百四十一《察罕帖木儿传》，卷二百零七《孛罗帖木儿传》，《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扩廓帖木儿》。
[67]《国初群雄事略》卷九《扩廓帖木儿》。
[68]《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明史》卷一百二十四《陈友定传》，《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二《陈友定》。
[69]《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明史》卷一百三十《何真传》。《国初群雄事路》卷六《东莞伯何真》。
[7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陆深《平胡录》，《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常遇春传》。
[71]《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高岱《鸿猷录》五《北伐中原》。
[7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73]《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鸿猷录》五《北伐中原》。
[74]《庚申外史》，《明太祖实录》卷三十。
[75]俞本《纪事录》，《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扩廓帖木儿传》。
[76]《草木子·余录》，《庚申外史》，《国初群雄事略》卷九《扩廓帖木儿》。
[77]《明史》《明太祖本纪》，《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78]《明太祖实录》卷十六，杨学可《明氏实录》。
[79]《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明玉珍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五《明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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