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联奎
一
韩昌黎有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读此，以见由于学问知识的传授，而知师生关系的密切。今之学者，亦必有师，师生关系，古今同然。凡师之所应尊，道之所必重，自属人伦之常。常言说的“尊师重道”，诚是我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孟子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伦，是道，是理，通常谓为五伦。这是在各阶层中人与人相接应循的常道常理。而在师生之间，学生对师长的态度，亦有必循之道。道，在礼俗上可释为“行为规则”。因此，师生间的行为规则，可谓为“师生有礼”。我主张五伦之中应加一伦而曰六伦。尊师重道，意义深长，实有倡明的必要。
在大学里，我亲炙的已归道山的四位老师：一是蔡元培先生，二是胡适先生，三是陈源先生，四是林语堂先生。我生平不喜写亦不善写婚丧寿庆文字，亲友师长中有可庆可吊的，偶写几笔以纪念之。蔡先生一九四〇年在香港逝世，曾撰文以吊之。陈先生一九六九年在伦敦逝世，亦曾撰文以悼之。尤其是蔡先生在校中讲授美术的起源，师资所承，获益匪浅。我毕业后，留学英、法，攻社会学和民族学，是受了蔡老师传授的影响。高山仰止，怀念无已！（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蔡孑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胡先生于一九六二年逝世，林先生于一九七六年逝世，这两位老师，前后捐馆，都埋幽于台湾。怀仰泰斗，何能无词。
二
胡先生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于台北南港，我撰挽联以悼之：
“在学校，亲炙教诲：中西哲学，宋明义理，清儒考证，举世共称真博士。
对国家，倡导学术：通俗白话，文化思想，科学发展，胡天不吊丧斯人。”
词虽不工，但把胡先生学问的造诣和对国家的贡献，扼要地指出来。
一九二二年，我进北大本科英文系肄业，那时，学校采选科制，即本系学生可选修别系的课，所以我选了哲学系和国文系的课。胡老师以哲学系主任兼英文系主任，其中一度赴美讲学，英文系主任由陈源师代理。胡老师讲中国古代哲学史，有开山的作用，立论精辟，很叫座。每上讲堂，听者满席满窗，听而不厌不倦。又开宋元明理学，讲宋元明义理，后由单不广先生接代。接着又讲清儒章学诚之史学，崔东璧之考信，戴东原之经学，颜元、李塨学派等等。凡此讲授，开风气之先，给学生研究理学、朴学、实学很多的启发。胡老师提倡白话文学，促进学术研究，策励文化交流；晚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凡关科学发展，推行不遗余力。综此以观，他对国家社会已有辉煌的贡献。胡老师治哲学而娴文学，博综威信，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誉满国际，世人以哲学家尊之，老师实当之而无愧。
三
一九七四年，林先生八秩大庆，我撰一文以求教，尚不失尊师重道之义。
原文前言云：
林先生学贯中西，有节操，粹然学者之英，儒者之秀。早年在校授文学批评与语音学，师资所承，得窥学问途辙，诚是生平之幸。一九六六年，先生海外归来，相叙于台北，风采未改，言笑犹昔。息影草山，不停写作，综其一生之贡献，可为我国艺林放一异彩。（《商代□父癸爵礼器之研究》，《华冈学报》第九期。）
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老师竟于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溘逝；二十九日，遗灵空运返台；四月一日，安窆于士林仰德大道“有不为斋”的庭园中。我以四语悼之：“学者之英，儒者之秀，清风亮节，芳流百世！”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间，英文系老师聚于校者，各以所长擅一世。胡先生讲作文小说，后由克拉克先生（Dr.Clarke）、陈源先生接替。温源宁先生讲英国文学史及十七八世纪文学。杨子馀先生讲英美散文及英文演说。柴思先生（Dr.H.Chase）讲解英国文学名著，如迭更生 16 （Charles Dickens）作的David Copperfield和A Tale of Two Cities；又讲解英诗选读，如F.T.Palgrave选纂的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林先生开文学批评和语音学两课。他讲述英文学家爱诺尔特 17 （Matthew Arnold）文学及其评论，很精彩，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语音，得之于天者独厚，文学修养，功力俱到。他讲语音学，则用直接法指授语音法则，循循善诱，嘉惠良多。授课之余，又致力于中国古音的研究。其诲人不倦，好学又如此。他匠心独运，编开明英文读本和英文文法，以策励中学英文程度的提高。其语音学的应用，可于此中觇之。我自审学而不专，少有成就，回想起来，愧对老师！
林老师饱学自赏，著作如林，用英文写的有三十四种，用中文写的有三种。英文本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的，不一而足；版本之多，不可胜数。听说他著作中用英文写的《苏东坡评传》，最为杰出，有识人士对之已有所评鉴。陶希圣先生谓：“先生以文学知名并见重于世。其所谓'幽默’，实在就是古来通儒与达人治学之余事。”其言平允。如仅以幽默大师视林先生，窃以为不取。以先生之智慧，以先生之学养，以先生悠然自得的人生态度，以先生多彩的中西文笔，灵机一动，烟斗一放，信手写来，便成篇成册，这真是文学界之一奇！综其学之所发挥，在大众传播上、文化交流上具有莫大的影响力。
林老师治文学而娴人生哲学，学贯中西，识通古今，著作宏富，名噪国际。世人以文学家称之，老师亦当之而无愧。
四
胡博士和林博士，是我的老师，亲炙门墙，知之甚切。他们在学术上文学上，对国家对社会，几有同样的贡献。他们顶天立地，治身清标，又有同样的风范。追思两老，仰慕不已！谨撰数行，以纪念之。
词曰：
当世两博士，文坛并称雄。
其人为谁何？胡公与林翁。
治学虽异趣，所造殆类同。
博综古到今，中西皆贯通。
文章洛阳贵，名满宇宙中。
天夺斯文去，长使后人恫！
挺挺两博士，正人君子风。
节节吐清芬，飘香无尽穷！
一九七六年五四纪念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六期（一九七六年六月号）
方师铎
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题旁的两句话，是赵元任先生挽刘半农先生的挽联。刘、赵两位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流的语言学家，而且对于音乐都有相同的爱好；《叫我如何不想他》这支歌，就是由刘先生作词，赵先生作曲，流行了将近四十年，现在还有人在唱。
《叫我如何不想他》这支歌尽管流行，唱的人尽管众多，可是现在唱这支歌的青年朋友们，又有几个人知道刘半农先生是谁呢？又有几个人知道刘先生对于中国声韵学、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和新文学方面的贡献呢？
刘先生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四年，在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当了十年教授。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二时，死在北平协和医院。我虽然也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毕业生，可是因为我的大学一年级是在燕京大学念的，第二年才转到北京大学来。我进北大的时候，已是一九三四年的九月，刘先生已逝世一个多月了，因此我未能亲受刘先生的教益。话虽如此，刘先生在北大设置的“中国语音乐律实验室”，依然仍旧，我们这些念中国文学的毛头小伙子，还是按照刘先生所手订的遗规，每星期还得有两个下午，关在实验室里，对着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作语音测绘的研究。
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以为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系，只是讲些诗词歌赋，风花雪月而已；其实这是皮相之见，现在的国文系固然不如此，过去的国文系更不如此。拿北京大学的国文系来说，就分为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我是念语言文字组的，除了要念钟鼎、甲骨的古文字而外，还得念语音学、语言学、声韵学、训诂学这些艰涩的功课；最要命的就是做实验，交实验报告。这在今天念“乙组”的同学听来，也许认为是奇谈了。
我虽然没有能亲受刘先生的教益，可是刘先生对北大国文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于选语言文字组的学生，要是语音实验不及格，干脆只有一条路可走——转系！我今天还能靠教声韵学谋生，不能不归功于刘先生的遗惠。
我初进北大的时候，系主任是马裕藻先生，接着是胡适之先生代理，最后是罗常培先生。那时的教授阵容，可以说极一时之选：文学方面有胡适之、周作人、闻一多、罗庸、郑奠诸先生，语言文字方面有沈兼士、钱玄同、马裕藻、唐兰、罗常培、魏建功诸先生，他们对于刘先生都是众口一词，交相赞誉。我从诸位师长的口中，和高年级同学的闲谈之中，得知刘先生多方面的才华，也读过不少刘先生的遗著；因此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执笔为文，追记往事。
我之认识刘先生，大概是由于史老伯的介绍。史老伯跟我父亲是老同学，跟丁文江先生是儿女亲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闲来无事，就带着我们几个男孩子逛书摊，吃小馆儿；北平西四牌楼的“同和居”、什刹海的“会贤堂”、前门外的“馅饼周”，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初见刘先生，大概是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无意碰到的，他跟史老伯谈得很起劲。我那时只是高中学生，还不知学问为何物，面对着刘半农、丁文江这些大人物，只知道陪着他们吃喝，一声不响的，静听他们风趣的谈论，如此而已；过后思之，亦自失笑。
现在该再提到赵元任先生写的那副挽联下一联的“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了。“叫我如何不想他”是歌名，前面已经说过；那么，“数人”又是什么意思呢？说到“数人”，最好再看看钱玄同先生挽刘先生的挽联。那副挽联很长，原文是：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情感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无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钱先生的这副挽联里，不但提到“数人会”，并且把刘先生的一生事迹，都概括地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大可利用钱先生所写的这副长联，略述一下刘先生的生平大事。
刘先生单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二十日，殁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享年四十四岁。他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用“半侬”笔名，在上海滩上，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偶尔也写些“鸳鸯蝴蝶”的文章；那大概正是“礼拜六”派在上海盛极一时的时候，刘先生也不过二十几岁。
一九一七年以后，刘先生到北京大学当“预科”教员，教普通国文。那时正是胡适之、陈独秀诸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刘先生也扯掉了“鸳鸯蝴蝶派”的外衣，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命》《应用文之教授》几篇文章。
从一九一八年起，他常常用白话作诗，这就是所谓《扬鞭集》；还有一本诗集叫《瓦釜集》，全部都是依仿他家乡的江阴民歌作的，有浓厚的江阴方言色彩。这年他又在北大发起征集全国近代歌谣，数年之中，收到了好几千首；后来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编印《歌谣周刊》，这几千首歌谣，多数都被刊登了。这一年，刘先生开始在北大预科，讲授文法课程，曾用很新的见解，编成《中国文法通论》一书；该书本是北大讲义，一九二〇年八月，交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后来刘先生又编成《中国文法讲话》一册，一九三二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前两年，台北的启明书局，曾将该书照相翻印，现在大概还买得到。
一九二〇年，刘先生离开北大，到法国去深造，专门研究语音学。一九二五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北京大学任教。他留法期间，曾写有《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实验ㄗㄘㄓㄔ四母之结果》诸文，及《四声实验录》《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略》三书；后两书都是用法文写的。
一九二五年秋天，刘先生从法国带回来很多语音学的最新仪器，就在北大本科开始教语音学。一九二九年，北大的“语音乐律实验室”，才完全布置就绪，可以利用仪器，测量出语音的浪纹曲线；刘先生也就凭借这些仪器测绘的结果，写出《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北平方音析数表》等专著。刘先生的抱负是很大的，他打算以北大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中心，把中国各地方言里的声调，作一次总清算；要把中国各地方言里的声调曲线，完全用仪器测绘出来，写成一部《四声新谱》。这还不算，他还打算更进一步，调查全国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调查顺利，工作的人员多，他还希望按照法国语音地图的办法，编成一套《中国方言地图》。此外，他还打算利用录音机，把中国各地的方言都录下来，作研究的资料；同时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俗曲，以及将要失传的旧乐，也都兼收并蓄，希望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录音库”。
刘先生沿着平绥铁路出发，经过绥远城到包头和百灵庙，带着语音仪器，沿途记录语音声调，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大工作中的一环；而最主要的理由，则是他为了要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代表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地理学会，为纪念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辰而编印的一本世界性的论文集。想不到为了纪念斯文·赫定的七十寿辰，反而牺牲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
刘先生在中国语文方面的贡献不但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相当深远的。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被教育部聘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二〇年，又被聘为“国语辞典委员会”的委员。他留法的时期，曾用法文写过一本《国语运动史略》；回国路过上海的时候，又顺便跟上海群益书社谈妥，由他和黎锦熙、钱玄同、顾颉刚、白涤洲等人，合编一部《中国辞典》交由群益书社出版。不料该社后来把这笔资金，移作开矿之用；钱都赔光了，书当然无法出版。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刘先生又向中华民国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提出一个编纂《中国大字典》的计划，预算须六十万元，政府不肯通过，结果只成立了一个徒具空名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刘先生被聘为编纂员之一。现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厚册的《国语辞典》，就是由那个“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出来的，里面还包含着刘先生的一部分的心血。
刘先生因为鉴于《中国大字典》的一时不易完成，而六十万元的巨款，又不容易筹集，就在一九三〇年跟李家瑞合编了一本《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九三二年，又独力写成一大本的《一字长编》；此外还写了一卷《打雅》，编了一部《中小字典》。他其他的著作和译稿，还有：《比较语音学概要》《中国俗曲总目稿》《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猫的天堂》《国外民歌译》《初期白话诗稿》《敦煌缀琐》《半农杂文》《半农谈影》等。
至于“数人会”这个名词，也是有来历的。一千三百七十年前，隋朝的陆法言在《切韵序》里说：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下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
这几位承受陆法言衣钵的现代音韵学家，在讨论国语罗马字的拼法的时候，就采用陆法言、魏渊、刘臻、颜之推等人的往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数人”就是：刘半农、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黎锦熙和汪怡六个人。而发起“数人会”的，则是刘半农，地点是北平赵元任家里，时间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最后该说到刘先生得病的原因了。刘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从北平出发，到绥远去调查方言，同行的有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还有一个工友梅福。他们首先直往包头和百灵庙，回程时在沿途大站，停留调查。他们往返共历时三星期，前二十天大家都是好好的；等到折回张家口的时候，刘先生就开始发烧了，张家口的医生，以为他是感冒，给他吃“阿司匹灵 18 ”；在张家口待了两天，于七月十日，返回北平，经协和医院的医生诊断，认为是“回归热”，于七月十四日病逝。
根据白涤洲先生的报导，他们回程到张家口的时候，刘先生曾在他的衣服上，找到一个白色的小虱子，刘先生认为那是从百灵庙带出来的“蒙古虱子”，而“蒙古虱子”据说是可以传染伤寒病的。刘先生的病因，是不是就由于这个小小的白虱子？因为虱子已经捏死了，无从对证；不过刘先生终于因“回归热”不治而死了，所以钱玄同先生在挽联里说：“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一代学人，只享年四十四岁，就因调查方言，而献出了生命。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追记于台北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卷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号）
桥本万太郎作黄得时译
《言语学入门——言语与记号系统》（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著者赵元任先生，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先生是在使他忆起许多青春往事的母校哈佛大学校园中散步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据说，连当时也在该校校区内的长女赵如兰女士（现任哈佛大学音乐教授）都来不及赶上为先生送终。何况，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美洲大陆，但时差相距四小时的东西两岸相隔如此之遥，我们这些住在西海岸的门生，当然更是无可奈何。那一天，在美洲大陆的西北部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而我，又是正在接受水上飞机驾驶执照的最后阶段技术测验的日子。照说，获得消息时，如能直接返回水上飞机基地，在地面上改搭普通飞机，便能迅速地“飞去”为先生奔丧，奈何这个地球上的时空结构，却阻碍人们难以如愿。我只好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卡斯基特（Cascade Range）山脉银白色的连峰上，那一片蔚蓝透澈的东方天空，向先生默祷致哀。
面对着像元任先生这样伟大的才学巨人的逝世，如果套以“巨星陨落”的句子，未免嫌太陈旧了。先生的逝世，其意义可以说在一般言语学的分野，以及中国语言学的领域上，代表一个时代的终了。因此，遗留给我们的悲伤，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哀悼而已。
元任先生人生轨迹的规模之大，超过了常人的想象。他出生于公元一八九二年（民前二十年），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也就是那俄国皇太子在日本遇刺受伤的“大津事件”的翌年。当他在康乃尔大学 19 就读时，有一天，同班同学胡适之从外面跑进来说：“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便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一报导。由这些小轶事，可知他活的是多么长久的时代。先生在这将近一世纪的亚洲觉醒之历史当中，不仅是东西文化接触与开花的活证人，更是在这股潮流中担任了主角中的主角。最近，在这个国家中，常常听到国际化的呼声。所谓国际化，换句话说，就是生活在复数的文化中。其在知性上的乐趣，当然不是言语所能尽致的。然而，现实的国际生活，却也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苦楚。尤其是背负着复数文化的生活，和个人心中经常残留着不能获得双方文化圈所谅解的部分。这种遗憾，是无可比喻的。赵元任先生便是背负着这种苦和乐，贯彻了一生的先觉者。到晚年时，先生从第一线上退休下来，以功成名就的巨人所怀的大风度，提拔和造就后进。然而，对我个人来说，只要先生在太平洋的任何一边，便感到无比的安稳。每当我得不到太平洋任何一方之谅解而感到绝望的时候，先生总是以那慈祥的容貌，耐心地听我诉说，给我指点，即时使我豁然开朗。因此，我相信，无论遭遇任何困难，只要赵先生在，必能获得他的谅解和安慰，凭这种安心感活到今天的人一定大有人在。现在，我们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丧失了这样的先觉导师。
我第一次叩先生之门，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算起来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在其间，公式的关系来说，先生当了我四年的指导教授。在先生《言语学入门》日文版的序文中说我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实在是对我过分的厚爱。就在一九七二年，我离开美国回到远东以后，特别是从一九七七年起，为了国际共同研究，每年都有在先生门下度过夏季的机会。因此，我对先生的回忆，几乎是一想起来便无止时。
在这里，我想提出二三件，看过《言语学入门》的读者们较适合的往事，作为凭吊先生的文章。我相信，读过该书的读者，一定更加了解。
元任先生非常喜欢机械类。有时，甚至像无心的儿童般，显示纯真的执着。然而，我记得他的兴趣，与其说是机械本身，毋宁说他对成立机械的“机关”，寄以永难餍足的好奇和关心。有一次，他在街上散步，看见一辆与其他有点不同的自动清扫车，他就不断地询问它的构造。他甚至忘记了对方是一位仅知操作，对内部构造一窍不通的清道夫。当对方觉得麻烦，信口开河随便回答，他便显出愁容，叹息说：“最近的人，都缺少敬业精神。”
去过他在加州大学研究室的人，相信都记得从未自那张桌上消失的旧式电动打字机。看过曾经多次损坏、油漆已剥脱的老爷电动打字机的人，大多会觉得奇怪，像赵先生那样著名的大学者，为什么不换一部IBM的最新电动打字机呢？然而，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那架老爷打字机的由来，其实，它是IBM公司最初创业的——甚至IBM公司非常希望保有它，以便陈列在其公司内博物馆的、极具历史价值的古董。（我不记得它是该公司最早产品的第几号机，它确实是个位数，第九号以前的产品。）到最后，由于型式太旧了，IBM的服务中心不太愿意替它修理，但赵先生却格外爱惜它，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把它报废。无论要花费多少金钱，在研究上必须要使用最新的机器设备——这是先生一向遵守的信念。我觉得他的这种信念的根基，是物理学尚属于自然哲学的时代所具有的，那种对自然的法理，和对其解明的健全关心和赞叹。有一年，元任先生过生日，有人送给他一件礼物。我不知它叫什么——在玻璃瓶中装有液体和半流动体的橡胶状的东西，而那半流动体在透明的液体中不断地流动的玩具。记得当时，元任先生喜出望外，把大群的贺客丢在一边，专心观察流体的动态，乐而忘记其他。恐怕，自然哲学家的眼光，就是这样吧。
言语游戏——对先生来说，或许说是言语巧对的研究更为合适些——似乎是他的偏好。例如说，在餐馆里，主菜已经用过，女侍前来问：“Coffee or tea？”（请问要咖啡或茶？）轮到前面一位回答说“No, thank you”时，坐在邻席的先生，立刻接着说“No，桑喀！”（当时，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刚上市，但尚未普及，其商品名便叫桑喀。）先生看见那女侍顿时莫名其妙地发呆，便会心一笑。这种玩笑，还算是初步的。（这个玩笑，对正人君子的读者，也许需要若干的注解。原来，那位女侍也许一半以为是听错了客人是在说：“No, thank you”，一方面可能以为是那种“咖啡？茶？或××？”的，含若干色情意味的新玩笑，而不知所措。）说到言语巧对的研究，读书如果翻阅过大英百科辞典的“中国语”项目，便会记得先生在那里集合SHY发音的汉字一〇三字，而且用这些汉字谱出一篇美妙的散文。
做为一位近代中国歌曲作曲家的元任先生，只要提起那首名曲《叫我如何不想他》便是不朽之作。正如，只要日本民族仍然存在，泷廉太郎的《荒城之月》永远不朽，《叫我如何不想他》一曲，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次，在元任先生的客厅里，有人在他的青春时代的回忆里说：多么受到下面的甘美名曲所迷惑。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叫我如何不想他？
元任先生听了，想了两三秒，便接着唱道：
叫我如何不想他，
可否相共吃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叫我如何再想他！
不过，据说这不是元任先生的即兴之作，而是这首歌的作词者刘复（半农）先生（留法声乐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戏诗。在某一次学会的会场，司仪介绍刘教授的时候，说：“这位，就是那位'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他’。”当时刘教授灵机一动，便作出这一首戏诗。
这样说来，读者也许会误会，先生不过是戏作文字巧对，恐怕是我所举的例子不妥。其实，元任先生真正关心的，是人类语言学，特别是对发音的结构，做永无休止的探讨。很久以前，当我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语言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时，曾经邀请先生演讲。先生欣然答应，他要讲的题目是“Play at language, language at play.（语言游戏，游戏语言）”，当时我便觉得，这个讲题，正是先生的拿手好戏。我到了会场时，元任先生要求会场上要有一架能够将录音带逆转播放的录音机。他说，他要将听众所希望听的歌，倒过来唱。为了让普通人相信，他唱得如何正确，必须当场录音，再逆转放音出来给大家听，才能明白。如众所知，普通在市上贩卖的录音机，是double track方式，不能把录音带倒向放音的。专业用的录音设备也许能用，但是，能够带进会场的手提录音机，根本没有single track方式的。不料，先生却不慌不忙。他说，即使是普通的录音机，将录音带纵向剪成两半，使用时只用上半或下半，便能录音又逆向放音。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普通人在慌忙时绝不会想起来的。不久，先生在讲台上，应听众的要求，将福斯达（Foster）的歌曲倒着唱起来。那声音和节奏，都很奇怪，简直不像人类的声音。乍听时的那种感觉，实在是无法说明。一般人以为英语to，如果倒过来念是ot。可是，实际上写起来同样是t，但to的t是外破音，而ot的t如果不读成内破音，逆向播放时便不会成为to的音。不久，谜底揭晓了。录音机放出来的，居然是非常正确的福斯达歌曲。听众的反应，起初是满场如雷的掌声，就是对出众的魔术师表演精彩魔术那种喝彩。然而，当满场的鼓掌声渐渐平息之后，数以百计的听众，似乎都陷入沉思之中。我立刻感觉到，到底是普林斯顿的听众。人们终于发觉到，所谓文字，即使是表音文字，都是易于欺瞒人的。几乎所有的英语系民族，都单纯地相信自己的文字，是自由地将单音拼起来的。可是，他们从没有想到，英语文字的组合，实际上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元任先生一场如余兴似的表演，使得连不是语言专家的听众，都获得了领悟了。而且，是经由一位，虽是康乃尔、哈佛出身的“秀才”，却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异邦人”之启示。
据元任先生爱女爱丽丝（赵如兰女士）亲自告诉我，先生和早他一年去世的夫人，他们二位的遗嘱，吩咐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殡仪，也不要造墓园。遗体火葬后，骨灰散播在“夏威夷群岛以西”的太平洋中。报上说是中国大陆附近的海域，那是不正确的。我决定将来在追随元任先生奔向冥界时，也要如此。我希望能相信有来世。如果没有希望在来世见到这位恩师，叫我今后如何活下去呢。
译者注：原作者现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原著载于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图书》杂志一九八二年七月号。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八月号）
毛子水
好几年来，我因一个文法上的问题时常想写信请教元任，而素性懒惰，一直没有动笔。忽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自然感到遗憾。元任一生中对中国语文上的贡献，彰彰在人耳目。但有两件事，虽亦是大家所知道的，我不能不把我对这两件事的感想写出来。
一九二〇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演，我们能够请罗素来讲演，乃是当时一班有求知欲望的国人所最欣幸的事情。但罗素是不能讲中国话的。我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有元任这样的人来做翻译，更是我们所最欣幸的事情。非特就讲演者和翻译者的学识来说是这样，即就两人的品性来说亦是这样。我想，元任任罗素的翻译，听众固能受到最大的益处，即罗素自己亦会觉得他的话决不会因翻译而走样的！
另外一件，是关于中国文法的事。就语言学的历史讲，第一本有学理价值的中国文法书，是德国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所著，于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出版。但甲柏连孜所讲的，是中国文言文的文法；与后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所讲的一样。从胡适之先生于一九一九年写出他的《国语文法概论》以后，我常希望我们治语言学的学者能够给我们一本以现代学理为根据的国语文法。当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于一九六八年在加州大学出版部出版时，我心里觉得很高兴，因为这本以现代语言学为经纬的国语文法，是出自一位中国学者的手笔的。在学问上，当然不应有排外的意思。但我总觉得一种语言的文法，出自生长于这种语言环境中的人，多少有它的特别优点在。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四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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