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崔溥奉王命赴济州岛公干，闰正月初三，因奔父丧，自济州岛出发返朝鲜本岛，途中遭大风暴，帆破桅折，漂入大海。经十四昼夜漂至牛头外洋临海地界，弃舟登陆后被疑为倭寇，押送至桃渚城审查，初步查明是朝鲜官员，非倭类。于二十三日海门卫差千户许清、翟勇及军吏二十余人护送崔溥一行四十三人北上。崔溥回国后写下了《漂海录》一书，其中详细地记载了途中经过宁海的五天。
闰正月二十四日进入宁海县地界，至健跳所。千户李昂迎入城门，在一客馆款待。有一尹姓老者引陪吏程保等人到他家设宴款待。期间有一人以丙午年（1486）登科小录（科举之题名录）来见崔溥说：“此吾的登科第榜录也。”又指点录中“张辅”二字曰“此吾姓名也。”并问崔溥：“你国亦贵登科者乎？”崔溥答：“是的。”张辅又说：“我国制，草茅士登第者，皆官给俸禄，旌表门闾，刺衔，亦书赐进士及第某科某等人。”然后张辅把崔溥带到家里，果然看到了张辅家前街以雕龙石柱作二层三间之门，金碧炫耀，其上书“丙午科张辅之家”之标，其实张辅有点夸耀自己登科的意思，崔溥不以为然，并不客气地说：“我再中科第，岁受米二百石，旌门三层，足下其不及我矣。”张辅说：“何以见得？”崔溥拿出他的文科重试小录——乙科第一给张辅看，张辅见到崔溥的职位与姓名，下跪说：“我殆不及矣。”
张辅，字邦佐，宁海健跳人，正德二年（1507）曾编修过《宁海正德县志》，对于这一次会面，他写了一篇文章《送朝鲜崔校理序》，他道：“今之朝鲜，古之高丽，箕子之遗墟，我之东藩也，其人必能守礼持义。”遂往访之。相见后，“见其动静纡徐，声容哀戚，盖患难不入于心而克持丧礼者，固加敬焉。”并对崔溥说：“子之此行，所谓失于东隅收桑榆者乎。”“是虽摧帆失楫于风涛之中，神泣胆落，自分葬于鱼腹，万无生理。抑孰知由是以观中国之大观，庸非天之意乎？”“子行将上会稽，涉钱塘，追延陵，渡天堑，历吕梁之险，登歌风之台，观泰山之巍峨，孔林之丛蔚，以极于皇都之大……亦此行之失收之也。”
此次会面两人之间有过交流，但崔与张之间的说法，各执一词。其实张辅的“失收”之论有牵强之嫌。虽然崔溥一行大难不死，四十三人全部生还，确是奇迹，但《漂海录》的一个“漂”字是最好的总结，他们是不自由不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无奈的，不用说漂在大风浪里时，就是登陆后，虽经桃渚初审解除“倭嫌”，但一路北上，不是押送就是管送，说好听一点是护送，实际上就是遣送。经绍兴二审，到杭州三司终审，期间不能外出，只能待在驿馆内等候，也不得与外人交流，这是当时的外交制度所决定的，因此哪来的收之桑榆？这就是“漂”与“游”的天壤之别。
二十五日，李昂、许清、王匡及庄、尹二老俱送崔溥上船告别（其中没记张辅是否在列），与翟勇同舟过大海。夕，至宁海县之越溪巡检司。城在山巅，军卒皆举甲列于海旁。翟勇与下属下舟入巡检司城报备，崔溥等人留于海岸等候。明代为防倭寇，在海防设置卫、所与巡检司，洪武初年，汤和在宁海设置五个巡检司（铁场、长亭、越溪、窦岙、曼岙），因越溪地处亭头江边上，是进出宁海的重要关卡。因此在江岸山上设立巡检司，现存兵寨遗址。崔溥漂流事迹碑就设在“寨岭”脚下（现越溪乡成校后）。
二十六日，船过亭江，到巡检司对岸越溪铺，自铺前舍舟乘陆，从溪岸而行。亭江上游是白峤港，再往上就是溪海交界处的港头、水车，然后就是白溪流域，这就是溪、港、江、海、洋，一条蛟龙入海之景象。崔溥只知溪之通海口甚广阔，（那时两山之间并无陆地围塘江面很宽）。不知其源之所从来。行过西洋岭（现薛坡村西的山岭）、许家山（后人叫馒头山岭，可能是许家人的山，故称许家山，并非现在的许家山村）、至市奥铺（现白峤村），铺是官方或民间设置可供行人歇脚饮水之处。铺中人馈茶数碗。又行至白峤岭，有军卒二十余人抬轿来迎接崔溥等。崔溥与陪吏光州牧吏程保、和顺县吏金重、罗州随陪吏孙孝子、承仕郎（县监助理）李桢、青岩驿吏崔巨伊山及翟勇等八人乘轿。过进士坊，至宁海县之白峤驿。驿在县治之中（西边）。崔溥载：“有知县姓唐者，供馈臣等，期至于饱。”其实弘治元年宁海的知县是江徵，姓唐者可能是县丞唐进。宁海县的待客之道可见一斑，又是派轿迎接，又是设宴款待。
饭后，天虽雨，但按规不得停留，继续乘轿冒雨而行，过桐山铺、梅林铺、江旋岭、缸窑铺、海口铺。其间有三大川（即凫溪、紫溪、五市溪）、二大桥（即集义桥、朱行桥）。夜二更，至西店驿以宿。驿有甲兵警戌，如防御所。
二十七日，是日大风大雨，溪涧小涨，不得已留于西店驿。
二十八日，仍旧大雨，翟勇对崔溥说：“我大明法令严整，少有迟缓必将罪责，今虽大雨不可复留。”护送的其他军吏和崔溥的从者都不想走，说：“今日雨大至，水溢洞壑，不可行。”翟勇讲：“洞壑潦水，落而复除。且此驿支给亦有限量，昨日之留已为不可。”（翟勇的这一番话并废危言耸听，当翟勇护送崔溥到杭州后，仅因为在西店留滞延误一天，虽远涉千有余里，但镇守太监张庆犹责翟勇以迟缓之罪，杖之。）因此一行人只得冒雨过堋墟铺，拆开岭、山隍铺，出宁海境，进入奉化地界。
这五日可以说是崔溥等人从死亡边缘回来，走向回国的重大转折点，《漂海录》中十四昼夜，水尽粮绝加狂风暴雨，途中还两次遭海盗抢劫，九死一生，到登陆后，被村民误为倭寇，“里中人或举杖剑或击铮鼓。前途有闻铮鼓之声者，群聚如云，叫号隳突，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前里如是，后里又如是。”直至仙岩里，海门卫千户许清接手押送至桃渚城，接受审查，幸亏崔溥有文书、账册、官帽官服，并以书写文字进行笔谈，才基本搞清身份，否则就会被当做倭寇是可以先斩后奏的。只是自宁海开始就受到了较好的礼遇。
尽管崔溥在宁海仅仅五天时间，《漂海录》中的记载篇幅也不多，但其中的信息量却不少。其一，明弘治年间海防设施还是很完善的，一个府里设卫（海门卫），县里设所（桃渚所、健跳所），各海口还设巡检司，卫、所、司里都有军用设施（城寨）和军队、武器。其二，从官方到民间对倭寇的防范意识都很强。这从一上岸就遭到里人的盘问与追打可看出，尽管在桃渚已查明崔溥等人身份后，还是严加看管，一路派兵管送，不得随意走动，也不得与外人接触，而张辅却是个例外。其三当时的交通以水路为主，便捷省力，从健跳到越溪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在陆地上只能步行为主，南方很少有骑马或坐车，坐轿已是最高礼遇了，崔溥与陪吏（官吏）才有这个待遇。从白峤岭一直到奉化江都是陆路，此后直至京城均以水路为主，属京杭大运河及其延伸段杭甬运河。同时沿路设有铺与驿站作为官方用于公务接待。而崔溥在我国遇到的第一铺是越溪铺，第一驿是白峤驿。其四，宁海人比较好客，到了健跳，既有官员接待，又有民间大户宴请，到了宁海尚有县令招待，况且每个驿站都配有一定的给养，可供食宿。其五，可见明代对涉外案件管理的制度非常严格，一路上不到官方设置的驿站不得住宿与吃饭，即使大雨也不得延误滞留，有时要日夜兼程，一旦滞留延误日期，负责护送的官员就要受到惩罚。
综上可见崔溥漂流经过宁海的五天亦可称得上宁海明代的三大事件之一，另两件当然是靖难之变与徐霞客游记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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