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般被认为历代王朝中，边疆治理较为成功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在许多人看来，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都是在清朝时期才被完全纳入中国版图的，从而为今天的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这样说，确实是有道理的，除了外蒙古独立，以及在一些边界地区被迫割让之外，这些地区确实是在清朝才完全纳入中国版图的。尤其是蒙古和西藏，都是清朝在入关之前就已经获得宗主权的，这也被一些人视为清朝入主中原时带给中国的“嫁妆”。
在边疆治理上，清朝确实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加强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比如在东北和蒙古、新疆地区，采取了编旗管理的方式，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体系有效保证了清朝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管理。
但清朝作为一个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仍然在许多方面与历代王朝保持了一致性，既延续了一些历代王朝的做法，也有所创新。所以，虽然清朝的边疆治理相对历代王朝而言，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但也沿袭了历代王朝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先来简单总结一下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的特征。
首先，从汉代开始，绝大多数汉人王朝在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上，都存在着中原中心主义的倾向，在边疆治理上始终是以保持汉族聚居的农业地区的安全为基本出发点。
也就是说，只要边疆地区不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不主动进攻中原地区，中原王朝就会尽可能少的干预这些地区的内部事务。无论是汉朝时期的长期对匈奴战争和在西域地区的开拓，还是唐朝时期对突厥的战争和在西域的管理，都以保证中原地区不被匈奴侵略为基本目标，而在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些地区的时候，没有从保证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在这些地区建立一套更加稳定有序的内部政治秩序。
因此，无论是匈奴还是突厥，都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一旦在内部的争斗中出现一个强大的部落，完成内部的整合，就会威胁中原地区，从而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总结起来，就是历代王朝在边疆治理思路上，始终以中原地区为本位，重稳定而轻治理。
也是因为中原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历代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的时候都首先考虑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时机的利益，如果发现进行战争不如接受一定代价之下的和平，就会采取妥协政策，比如汉朝和唐朝的和亲，宋朝的岁币。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甚至把王安石执政时期拓边河湟取得的千里之地放弃了，撤回了宋军，理由是占领这些无用之地，加重了内陆的经济负担。
其次，在边疆治理的问题上，历代中原王朝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重军事而轻民事的倾向。因为前面说过的，中原王朝始终以保持中原地区的稳定为根本性的目标，所以，即便是在王朝的武力鼎盛期，能够击败草原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这些地区也更加重视军事上的控制，而没有过多的干预这些地区的民事治理。
这从汉朝在西域地区最早设置的官职为都尉、校尉、都护这样的军事职务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汉朝征服匈奴以后，还是唐朝征服突厥以后，也仍然是把这些地区和游牧民众的管理权交给了原来的贵族，他们所沿用的管理方式和所要遵循的法律制度，也仍然是这些民族原有的法律和习惯，中原王朝并没有更加积极的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文化。
即便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的地区，采取的治理方式也是区别对待，汉人用汉法，少数民族则仍然沿用本民族原有的法律和习惯，而不是一视同仁。
所以，这些游牧政权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对这些政权的上层贵族有影响，而对下层的普通民众没有影响。
比如汉朝时期，普通的匈奴牧民在和汉朝的战争中还能够通过掳掠获取一些利益，而在匈奴归降汉朝之后，朝廷给予的赏赐都归贵族所有，下层的普通民众并没有分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
在很多时候，这甚至被中原王朝当成说服游牧政权与自己保持和平的主要理由。因此，一旦倾向与中原地区保持和平的游牧政权领袖死亡或者失败，其他人就又会马上开始新一轮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
第三，重主权而轻治权。虽然主权和治权都是现代才有的概念，但在观察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时候，这样的概念也完全适用。历代中原王朝在对待边疆地区的态度上，都是只求主权，而不求治权。
也就是说，只要这些边疆地区在形式上臣服于中原王朝，就可以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关系，但朝廷一般并不追求在这里采用和内陆一样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管理。
比如三国时期著名的诸葛亮南征孟获的故事里，诸葛亮虽然经过艰苦的征战，才将南中地区重新纳入蜀汉政权的版图，但在完成征服之后，并没有直接进行治理，而是又把治理交给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头领孟获等人。
更早一些时期的汉朝，在迫使匈奴臣服之后，虽然给予匈奴不少补助和好处，但仍然是把原来的匈奴老百姓交给原来的匈奴单于和贵族去管理。
更晚一些时候的唐朝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经历了唐朝初期唐太宗到高宗时期的长期武力征伐之后，才终于迫使突厥向唐朝投降，但唐朝朝廷也仍然是让原来的贵族们继续统治突厥部众，最多是换一个投降唐朝更早的突厥贵族来统治。
在这种只有主权没有治权的边疆管理模式之下，虽然看上去经常一个王朝会突然版图扩大，但一旦这个民族的部众在贵族带领下反叛，这些版图也就完全失去了。唐朝虽然设立过一些羁縻都督府，但也还是任命原来的贵族担任这些羁縻都督府的都督，而并没有改变这些民族的普通老百姓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网络。
到清朝初期与准格尔的长期战争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近百年的战争之后，终于击败了准格尔，但又把准格尔交给投降清朝更早的阿木尔萨那去管理，结果是阿木尔萨那也背叛了清朝，成为所谓的最后一个游牧帝国的最后一个可汗。一直到击败阿木尔萨那之后，清朝将准格尔编旗管理，并且迁徙了一部分满蒙八旗人口到新疆，才逐步稳定下来。
第四，重边疆轻边界。传统上边疆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都认为，历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分界线大体上以长城线为准，而长城线也大体上与四百毫米等降雨线重合，所以长城线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
但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严格遵守这条分界线的时期，而是处在一条大体上以长城线为轴心的地带，在不断的南北移动。
总体而言，当游牧民族政权比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这条边界线就会在长城以南，而当游牧民族政权比中原王朝弱小的时候，这条边界线就在长城以北。
所谓的四百毫米等降雨线也并不是绝对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长城更不是一条严格的边界线，因为在长城线南北的很大区域里，都是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的，究竟是游牧还是农耕，几乎完全取决于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实力对比。
比如河西走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游牧地区，而且也在四百毫米等降雨线以外，但在汉武帝时期控制以后，通过逐步移民实边，就把河西走廊变成了粮仓。
在安史之乱之后，因为游牧民族控制，河西走廊又重新变成了游牧地区，直到明朝才又重新控制。明朝时期通过建立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让长城线既变成了实际控制线，又充当着进攻出发线的功能，从而将长城以北的大片地区变成了农耕地区。
甚至在辽朝时期，将今天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地区的海拉尔一带都变成了农耕区，但在元朝却完全退回到了游牧状态，华北大片原来的农田也曾被蒙古当成草场使用，甚至在农业种植条件最好的江南地区，蒙古也划出了大片地区作为牧场。
即便是一直被认为干旱缺水的今天的哈密、吐鲁番一带，经过汉朝时期的屯垦和长期经营，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农业，并且安置了几十万从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从而在五胡十六国一直到唐朝初期，才会在敦煌到今天的吐鲁番一带的荒漠戈壁中出现多个汉人政权。
相反，因为安史之乱之后中原王朝实力衰退，一直到宋朝时期，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的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游牧民族聚居区，变成了草场。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在初期武力强盛的时期，往往会进行大量的对外战争，但大多数王朝在征服一个地区之后，并不是马上着手进行有效管理、建立实际控制，而是又去征服下一个地区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中原王朝的版图在不同时期会出现大开大合的情况的原因。
比如汉朝因为征服匈奴，所以全盛期的汉朝版图包括了中亚一部分，但在衰退之后则实际上连今天山西境内太原以北的地区都无法实际控制。
唐朝也是一样的情况。虽然因为突厥的臣服，唐朝全盛期的版图甚至和今天的伊朗接壤，但只过了短短几十年，就因为西突厥的再次崛起，而让唐朝的版图大幅缩水。中间在唐玄宗时期虽然又一度恢复并且有所扩大，但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就干脆退缩到了天水到今天的陕北延安一线，版图不仅比全盛期大幅缩水，而且比上一次突厥重新崛起时都有大幅缩水。
这就是因为汉朝和唐朝在征服这些游牧地区的过程中，不是占领一个地区就去巩固，而是贪大求多，不断占领新的地区，却不重视建立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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