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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家乡的背影(连载三)

三    坔    夜   话

一方水土有一方文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世事春秋长;乡风儒语对月饮,三坔夜话万钟情。斯时也,李老师轩楼临窗,说史聊文,谈古论今,言庄道巷,诗词吟哦,抒怀述志,漫笔人生,碰心处,高山流水,莫非知音?!


编  者  微  语

严寅贤先生是江苏泰兴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语文特级教师、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编者与其既为老乡,亦是好友,深为其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和浓郁的的乡情而感佩。本公号在发了他的长诗《希望之光,永不灭》后不久,即连载其文笔优美,又特接地气、特文化的笔记散文《寻觅家乡的背影》,上期是连载之二,本期为连载之三。

寻觅家乡的背影

严寅贤

三、父爱如山不见顶——关于父亲的“速写

家父严瑞蘅,诞生于1909年,曾是一位在我们家乡一带极富影响力、德高望重的私塾老先生。因为父亲辈分高,在父辈中又排行老二,所以,无论晚辈还是同辈,人们都尊称父亲为“二老爹”,一如《红楼梦》里人称贾政、贾赦为“政老爹”“赦老爹" .
解放后,因为他的人品和学识,长期担任大队会计(似乎类似于现在的村财务主管)。他的一生,给我的家和我们这个村作出了太多的奉献;他的一生,学富五车,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与变幻,承载着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德。老人家戴着老花镜,轻声诵读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很好玩的一行大字下面两行小字的古书(后来知道叫“线装书”)时的形象,让我终生不能忘记。“闲倚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似乎也生动地刻画出父亲在他那个安静的时代专心读古籍的形象。
在那个年代,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 1972年,父亲以烈属、军属代表的双重身份(三哥时任部队干部),出席我们县首届烈军属代表大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他读书休息之时,只要我在家里,他总要给我讲一讲书中的故事。比如,什么唐朝著名将领薛仁贵“征东”又“征西”的故事,什么“栊翠庵品茶梅花雪”,即贾母和刘姥姥在栊翠庵一起品梅花雪,以及众人如何戏侃刘姥姥的故事等等,父亲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在眼前,让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读过《旧唐书》,读过《红楼梦》,读过《三国演义》,读过《周易》等许多古代典籍。
在我写这些文字时,特意又一次整理父亲当年写给我的家书。我发现,其语言风格、方言土语竟然像极了《红楼梦》. 比如,派人干活叫“着人”,请人做事称“央人”, “胡说”叫做“混说”, “玩耍”写作“顽耍”等。当然,这也可能与红楼中的故事发生在离家乡不远的扬州、金陵和姑苏有关。
父亲让我猜字谜,同样成为我生命的记忆。我至今记得,繁体字“廟”的谜面是:“一点一横长,一撇下东洋。十字对十字,一月对太阳。”只不过,长大后,我一直不善此道,枉费了父亲的心血。
父亲给我讲严氏家谱,讲“庄严”两姓本是一家,讲严氏家族的渊源,讲严氏的同姓不同宗。老人家娓娓道来,我却常常一头雾水,但又不敢表现出任何的不屑或不满。
后来我知道,父亲对道学似乎也有点研究。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谁家的孩子受了惊吓等这样的小毛病,总是让父亲给孩子“画符”. “一点灵光即是符,世人枉费墨和朱。”据说,在道家符里,有“先天符”和“后天符”之分,“先天符”讲究运力一笔而成,即所谓“一点灵光即是符”。看来父亲谙熟此道。小时候见他画符,总有一种神秘感。我上初中时,父亲将“秘技”传我:晚上(父亲告诫,白天不可为之),在孩子的耳朵(父亲说必须男右女左)里侧写“身之”二字。要求是:两个字须一笔写下来,写完之后,立刻用嘴在字上呵一口气。
曾记得父亲在画符时,嘴里似乎还在默念着什么,神情专注而虔诚。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也未将此“秘技”传我。至于“身之”是什么意思(身体状况将要到达康复境界?)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灵”吗?我也不知道。好在孩子得的都是小毛病,不会耽误事情。
现在想起来,此类事情倒也不见得全是“迷信”,它也是一种文化,一种虔诚。
听故事好玩,猜谜语有意思,听严氏家族渊源似懂非懂,“画符”有一种神秘神圣感。
长大后才明白,父亲是在引领我对文化的向往,是在教我与人为善。
此外,他对我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家和万事兴”“养不教父之过”“家不和外人欺”之类中国老一辈家长的“老式”教诲,尤其是他的刚柔相济的性格,他终生与人为善、从不与人交恶的高尚品性,毫无疑问,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给我讲的一件事,让我终生不忘。他年轻时骑老式自行车(老家叫“脚踏车”)出门,对方不小心与他相撞,撞掉了父亲两颗门牙,责任完全在对方。可对方向他说了几句好话之后,他竟然什么也没说,就让对方走人了。“得理要让人”,是父亲对我们一贯的教导。
父亲的节俭意识特别鲜明。吃饭穿衣,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细节,老人家都要求我们节俭再节俭。比如,吃饭,他从不让我们有一点剩饭剩菜。大概是那个时代的贫困所致,“不喜欢吃也得吃”,就是父亲为我们立下的无条件接受、神圣不可冒犯的家规。
但父亲自己却特别喜欢吃好的。我记得,“文革”前政府发给父母的烈属抚恤费每人每月3块钱。父亲领回来之后,总要买一两斤肉回家自己烧红烧肉。而我参加工作后,每当回家探亲,必定要买几盒上等的鱼罐头,让父亲一饱口福。
我从小接受父亲教导最多的是,说话做事要讲究分寸。见了长辈怎么说话,和同辈怎样交往,在学校里如何尊敬老师等等,父亲总是耳提面命,告诉我怎样才是“有分寸”。长大后我明白了,父亲的“分寸”教育其实就是“得体”教育。
后来我越发明白,人生的全部,其实几乎都和“分寸”和“得体”有关:小到举止言谈、穿戴打扮,甚至玩笑和戏谑要得体,大到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单位管理等等都要讲究得体,注意分寸。不得体,就会俗气,就会庸俗;不得体,就会或过或不及;不得体,就会讨人嫌;不得体,就会把事情办糟。得体,是一种修养,得体,是一种气度,得体,是一种品质。
也许是我对“得体”的向往,对俗气、庸俗等的厌恶,一位哲人之言让我过目不忘:俗气,不是指负面的不足,而是指正面的过分。
这句话,太值得我们玩味了。
父亲极鲜明的个性与品格,父亲的家教,父亲的为人,不仅仅培育了我从小的读书兴趣,而且滋润了我的生命成长与性格发展,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伴我一生,并且影响我的下一代。
参加工作后,和父亲频频书信来往,老人家不写他漂亮的软笔字--他说新社会不兴用毛笔写字--竟然硬是用工整规范的硬笔字--老一辈人写硬笔字很费劲--坚持与我通信。当然都是繁体字,当然没有标点,当然通篇只是“句号”.
父亲在信中继续教导我,即使远离家人,也要秉承家风,认真读书,刻苦学习,要团结同志,尊重领导。让年轻的我似懂非懂的是,父亲在信中经常引用古代典籍中的经典话语教育我。诸如:做事不能太让别人觉得你能,因为“象齿焚身”;违反规定,再小的事不能做;帮助同志,再小的事也要做,“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后来我读《周易》才发现,父亲引用的成语和名言正是出自该典。
父亲大人几十年前写给我的所有的,包括第一封和最后一封家书,我一直精心珍藏着。孩提时代的我,就知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两句诗,但一直把它美丽地错解为“家里的藏书很值钱”。直到远离父母之后,我才得以解读并品味它的亲情内涵:家书,是父母对儿女的关爱与希望,是儿女对父母的感恩与牵挂。
在今天这样一个“言而无信”的时代,即使是我辈草根人家的普通家书,又何尝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元素,饱含着恒久的亲情与温馨,弥足珍贵。
在今天这样一个“言而无信”的时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少了多少文化的彼此浸润,少了多少情感的彼此珍藏与珍重。
1981年9月13日,初秋时节一个凄清的夜晚,父亲在他73岁时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家乡以虚岁纪年)。父亲安葬的那一天,村小学全体师生在父亲的灵柩前静穆致哀。多少年来,我总是心存遗憾:总觉得在父亲身边生活的时间实在太短暂;多少年来,我总是心生幻想:父亲大人如果今日仍然健在,我该从他老人家身上学得多少东西啊!
人在年少,常常感受不了太多的厚重与广博。
多少年来,每当我读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时,心里总是荡漾起一股莫名的亲切与庄重。严子陵终生归隐,其与吾父之时代与身世亦迥异,但因了严子陵与吾辈同姓,更因了这些话似乎也写活了家父的才学与品性,故览之亲之,乃心之共鸣,人之常情也。
由于家世的原因,我记得家里古代典籍收藏颇丰。我至今都能隐约回味这样的情景:
每年南方的梅雨时节,阴冷潮湿,难得艳阳高照。家里的很多东西容易发霉,藏书首当其冲。为了防止藏书发霉遭虫蛀,每当艳阳高照,母亲及家人都在父亲的指挥下,井井有条地把所有的书都搬出来,或摊在竹席子上,或摆在竹匾里,趁着难得的太阳“晒书”。一家人忙碌着跑来跑去,温馨而快乐。
梅雨霏霏,久雨甫晴,“故纸堆”沐浴初夏阳光,弥散出淡淡“霉香”。书的“霉香”弥漫在初夏知了的叫声里和温和的阳光里,直沁人的心脾,并且融入我的生命记忆,仿佛如昨日。
趁晒书之机,我把三哥志贤若干本作文本剩下的方格纸撕下来,“组装”成新的作文本,心理满足感顿生。然而,在我还不具备阅读古籍能力时,家中所有藏书,包括父亲的长子、1949年大军渡江解放南京时不幸牺牲的我的长兄法贤,他所遗留下来的建国以前的中小学课本,就都已经付之一炬了。并且,由于当时我们家既是“烈属”,又是“军属”,是“文革”期间最为典型的“红色家庭”,书,当然会烧得非常彻底,片纸不留。现在想起来,这是怎样一种彻心之痛和无可挽回之悲。

好在,书香门第之“香气”并没有在家中消失。几十年前家里洋溢着的文静、祥和与安宁的氛围,一直弥漫在我的心头,滋养着我的灵魂,这种感觉让我难以言表。我在家排行老小,大哥、二哥、三哥都在解放前或“文革”前至少读完了高中,父亲对我这个“老贵儿”(家乡方言,称兄弟排行“老小”者)同样寄予厚望,对我的读书与管教异常严格乃至苛刻,丝毫不实行中国老一代父母对老小的特殊的宽容和“怀柔政策”.
父亲对我近乎残酷的管教,早已化成了我生命的镌刻。
我至今还记得,在父亲给我规定的读书或做功课的时间内,我绝对要保持安静与规矩,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一旦偷偷地溜出去和小伙伴玩儿,一经发现,父亲会很“温和”地把我叫回家,然后,冷不防几巴掌打过来,并且,决不允许哭,你越哭他老人家打得越起劲。并且,决不允许“救援人员”到场。我母亲和姐姐常常想进行“人质解救”,但定然会被父亲至高无上的威严挡在门外。
长大后才知道:父亲惩罚我时“只许打不许哭”,像极了红楼里贾政痛打贾宝玉。只可惜,我的母亲在父亲面前,哪里有贾母在贾政面前的威严与震慑力。所以,我至今异常清晰地记得当时面临父亲“家庭暴力”的“切齿痛恨”、百般无奈甚至“绝望”.
如果和别的小朋友闹别扭,父亲也从来都是不由分说,首先冲着我痛打一顿,整个儿“蛮不讲理”。而父亲“专制”地推行“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吃要有吃相”之类苛刻的家规家法等,更是让我不敢越雷池一步。记得已经上初中的我,跟父亲同一桌吃饭,我还胆战心惊,生怕“吃相”不雅,猝不及防挨父亲一巴掌呢。
当然,无论怎样的“严惩不贷”,父亲都很讲究“方略”。一是从来都只打屁股不打别处;二是我记得好像自我上了高中,父亲再也没打过我。“棒不打过头儿”,我猜想父亲一定奉为圭臬。当然,“棒打出孝子”,老人家也肯定恪守不渝。
此外,让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受宠的就是,父亲在惩罚之后,在我痛定未及思痛之时,来一点奖赏,在我看来更是恩赐:老人家命我拿着他自己编织的渔网,和他一起,到门前的河里捕鱼。此时,我总是又喜又惊又惧,一言不发,乖乖地,闷着头跟着他老人家走。
父亲会织网,能捕鱼。走到河边,一网撒下去,几条大白鲢鱼尽入网中,直让我兴奋得要死,但不敢喜形于色,不敢手舞足蹈。因为,父亲的威严时时让我抑制着兴奋的神经。
但是,挨打之后的疼痛和悲伤至此也就烟消云散了。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记忆中,每次跟父亲捕鱼归来,他总要郑重其事,跟我念叨起这句话。记忆中,大凡父亲用这些古训教导我时,他都要先说一句“老人家从前讲过”之类的话(“老人家”是家乡方言,意即先哲先贤)。当时,我总误以为是指我爷爷或我奶奶。长大后,我明白了,父亲是在引经据典。
“鲢鱼头肉馒头”,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说鲢鱼头有营养。所以,每次母亲把鲢鱼烧出来,总忘不了让我吃鱼头。
我至今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对他的孩子那么的“凶”。是父亲老人家看多了《红楼梦》?是贾政打宝玉对老父亲的影响太深刻,而刻意效法贾老爹?
可是,我这个农村贫民子弟和纨绔子弟贾宝玉根本就挨不上。并且,我所犯“罪行”,其性质与宝玉也完全不同:我们充其量是“顽劣”,宝玉可是犯有“与帷内厮混”之罪的呀。后来知道,很多“老式家长”教子,从贾政到高老太爷,到我老父亲,皆然。
我想得更多的是:我们从小就在父亲的“酷刑”与“家庭暴力”中成长,可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今天家庭中的父子对立?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甚至连“离家出走”的念头都没有,遑论“轻生”?或许是因为,我们当年就“认命”了?父亲打儿子,天经地义。儿子犯错,父亲不打,谁打?“养不教父之过”嘛。所以,我们从小压根儿就没有所谓“心理问题”,我们当时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乐。挨打,在我们童年快乐生活的海洋里,是美丽的浪花一朵朵。
因为,在我们一堆小伙伴的心中,挨揍,是我们想要获取的最美丽的笑料。只要得知谁在家挨了揍的新闻,大家的幸灾乐祸之心具有高度同一性,见面后必定被戏谑得活灵活现,然后大家前仰后合。
此外,或许还因为,每当“酷刑”过后,我会很快收获来自母亲和姐姐的安慰。我唯一的姐姐志英会过来哄我:“不要紧的,过一会儿屁股就不疼了。”母亲则会在烧名副其实的大米“稀饭”时,为我打上一个或两个在当时极其珍贵的鸡蛋。
至今,我还能回味母亲犒劳我的鸡蛋的那种淡淡的清香!
在父亲的严惩不贷中,还有许多幸福和温馨让我忘却伤痛。
记忆中的童年,来自父亲最重大的奖赏是1968年国庆节前夕,我“芳龄”14岁时,当年轰动世界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在南京工作的堂兄留龙邀请父亲前往南京观看通车典礼,父亲竟然带我同去。这重大奖赏,成全了我少年时代的若干“第一次”:第一次从公社驻地坐汽车,第一次走进南京这样的大都市,第一次观看如此盛大的典礼,第一次发现什么是“人山人海”,以至于此后每当我从山东回乡探亲,乘火车路过南京长江大桥时,心中总是充满了幸福的回忆和无限的憧憬。回忆的,自不待说;憧憬的,是希望能在南京这样的大都市,这个六朝古都工作。这种憧憬,直到我进京之后,才倏然消逝。因为,向往大都市,是我们年轻时最美丽的梦幻。因此,火车驶进南京长江大桥之前的汽笛声,火车驶进大桥之后的轰鸣声,列车服务员要求乘客拉上窗帘的叮嘱声,也就成了我心中永恒的交响乐,成了父爱如山的幸福的回忆。
我小时候的南方冬日,比现在冷了许多。我清楚地记得,每个冬日的清晨,妈妈和姐姐很早就起床,为一家人忙碌。母亲为一家人烧早饭,姐姐每天清晨必做的一件事则是,把我那破旧的、僵硬的棉袄棉裤(旧棉衣中的棉花很僵硬)放在火盆上面烤,直烤得软软的,暖暖的,甚至发烫。烤热的棉衣,暖气易散。姐姐总是马上把棉衣送到我跟前,并帮我赶快穿好。
寒冬的清晨,屋里寒气逼人。穿上姐姐烤得烫乎乎的棉袄棉裤之后的那种幸福感,满足感,至今洋溢在我的心头,融在我的血液中。
小时候,总是母亲做饭,总是母亲给家人盛饭。而每一次开锅的第一碗热气腾腾的饭,母亲必定总是盛给我。按照母亲大人的说法,第一碗饭有“仙气”,小孩子吃了“肯长”(家乡方言,长得快,长得壮实).
而在我做了父亲之后,便完全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从我女儿学会吃第一顿饭开始,每顿饭的第一碗,必定是女儿的。如今,女儿已二十多岁了,多年来,一如既往。
难言天下父母心。
谁能读懂,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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