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家乡的背影（连载十七、难忘德国行）

三    坔    夜   话

一方水土坔有一方文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世事春秋长；乡风儒语对月饮，三坔夜话万钟情。斯时也，李老师轩楼临窗，说史聊文，谈古论今，言庄道巷，诗词吟哦，抒怀述志，漫笔人生，碰心处，高山流水，莫非知音？！

编   者   微   语

严寅贤先生是江苏泰兴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语文特级教师、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编者与其既为老乡，亦是好友，深为其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和浓郁的的乡情而感佩。本公号在发了他的长诗《希望之光，永不灭》后不久，即连载其文笔优美，又特接地气、特文化的笔记散文《寻觅家乡的背影》。上期是连载之十六，作者写的是自己游西藏的感受；本期为连载之十七，写的则是自己带病坚持去德国访问和考察的另一种感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身在异邦，因为，家乡始终都在心中，所以，不管到哪里，作者都要去寻觅家乡的影子，去寻找和体会那种家乡的感觉。

寻觅家乡的背影

严寅贤

十七、异邦德国行难忘（1）

我们北京101中学与德国的一所中学是友好学校，因此我有机会去了德国两次。终生难忘的是第二次德国之行 ，那是我发着烧赶往德国的。

 2010年暑假和寒假，过得实在是累，基本上没有喘息的机会。

根据学校安排，1月23号，我要带着10位学生和两位老师去101中的友好学校--德国辛德芬根市的史蒂夫茨中学访问。

学校21号放寒假。巧了，21号夜间我突然发烧了。按说，头疼发烧很正常，可对我而言，实在不是时候。夫人急忙给我吃了点药，烧退了。可第二天中午，“烧神”又不期而至，内心不免有些发慌，有些烦躁。于是又吃药，企盼能立刻就好。

22号凌晨两点，烧又起来了。我心里那个急呀--再过10小时，就要去机场啦；我心中那个烦呀--因为我们这次是吃住都在对方校长家里，零距离全天候和德国的学生、老师以及校长进行交流。一旦良机错失，那该多么遗憾。

而住在外国人家里，尤其是住在欧洲某一个小镇上的外国人的家里，和他们朝夕相处，那可是我儿时的梦想，一生的企盼，那是我儿时读三哥英语课本时产生的朦胧的幻想。

这可好，从凌晨两点到早晨6点，烧硬是没退。无奈之中，我给郭校长打电话，关机。又给即将同行的万锡茂和白颖老师打电话，跟他们说了我的“万一”.

虽然跟校长联系不上，但我实在不能擅作主张，放弃这次活动。并且，此时想放弃都不可能。因为，我还有“公务”在身。我又和王涛副校长商量，他说可以先到医院做个检查再说。

无奈之中，夫人开车送我去医院。不到7点钟，我们赶到了一家部队医院。这家医院是学校的共建单位，因情况紧急，我找到了医院有关方面负责人，请他帮我尽快完成相关化验、检查、治疗等等。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大夫告诉我，我患的是病毒性感冒。并被告知，这种感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传染率达35%以上。

2010年的北京的冬天，特别干燥，与2009年简直判若两冬，整个冬天几乎未见一片雪花。这该死的感冒不早不晚，偏偏这时候缠到我这儿了。

到底是能去，还是不能去，医生让我自己拿主意。

我怎么拿得出主意？我怎么能拿主意？因为这毕竟是学校重要的外事活动，因为毕竟是我带队，因为再过6小时，我们就要登上去德国的飞机了。

9点钟，终于打通了校长的手机。没想到，校长回答得很是轻松很是爽快很是利索：“不就是个感冒嘛，还是去吧。多准备点药。没事。”临了又补充一句：“有一次，我也是出国前感冒，吃点药就没事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去。顶多不就是把德国校长也传染了嘛。我在心里调侃，有点“歹毒”。我甚至设想了高烧不退时种种应急方案。

大夫给我开了最有效的退烧药以及其他一些药品。夫人则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这个“药盲”和“医盲”: 什么药怎么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等等。

2010年1月23日中午1点钟，我们乘法航飞机飞往巴黎，一飞就是近9000公里，9个小时。当地时间晚6点在戴高乐机场转机，飞行将近1小时后，于当地时间第二天晚7点到达目的地--德国斯图加特机场。

我们刚刚走进机场大厅，就发现，布莱尔校长以及我们的学生将要入住的德国10个家庭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全部到机场迎接我们。

见面之后，我们和校长彼此做了简单的介绍和寒暄。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跟我们随行一路的孩子们竟然一个都不见了--他们坐上了他们在德国的“家”的汽车--回家去了。

刹那间，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个世界太奇妙了，这个世界太渺小了，这个世界太简单了，人类的天性太容易融通了。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民族、文化、语言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就这样轻松地融入了进去。

我们乘校长的车到他家里，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多了。车在他家的楼后面停了下来，趁着灯光，我一下子就看见校长家二楼的书房，一种同行的职业亲切感涌上心头。因为是同行，见面之后，也总是少了许多距离感。一进家门，果然只见楼上楼下都是书，更是平添了几分熟悉和随意。

校长把我们领到二楼，和他的夫人见面。然后，我们在校长家二楼客厅简单聊天，用了简单的晚餐之后，当地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我们各自休息。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入住外国人的家庭，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人家里睡觉，我还将在他们家里吃饭，休息，进行关于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也可以闲聊其他。而交流、沟通与闲聊，则是我最感兴趣的事。

当我躺在地铺上的时候，我看了看表，晚上10点钟。此时，我已经连续27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眼了。

尤其让我感到惊奇、感到高兴的是，自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再也没有发烧！我猜想，一是药的功效，二是德国湿润气候与北京异常干燥的巨大反差--我们到达当地时，这个地方已经连续五天下雪了。

然后，我想，是我的勇敢感动了上帝？上帝把我的感冒赶到九霄云外了？

穿唐装“闪亮登场”

第二天5点钟，我们按时起床，天刚刚放亮。5: 30分，我们到二楼用早餐。

因为当天要出席辛德芬根市市长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仪式，我特意穿了一件褐红色的唐装。这件衣服即使在国内，我也很少穿，每逢元旦，我们学校干部出席新年团拜会的时候，偶尔穿一次。这次到德国来，因为要参加一些公务活动，所以，我是特意带来的。我心想，西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中国人到西方国家，为什么一定要穿西服？穿中式服装，难道不是更得体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次特殊的活动，所以，我的自我要求是，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当尽可能得体。更何况，在许多场合，服装，体现着一种文化，隐含着政治的元素。

当我穿着唐装走进二楼校长家的简洁的餐厅时，校长正在看报纸。当校长和夫人看见我穿着唐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老两口一脸惊讶，并用英语连声说：太漂亮了！

我用我的小心眼子揣度对方：嗨，早就料到你们的反应了。你们没有想到吧，中国人到你们家，到你们国家，竟然不穿西服，而是穿“中服”来了，也让你们在自己家里欣赏一下我们中国老外的“风采”.

看校长老两口子如此兴奋，我顺水推舟，对我们白颖老师说：“告诉校长先生，如果喜欢，等校长到北京时，我为校长量身定制一件，免费送给校长了。"

餐厅里，充满着愉快的笑声。德国人的早餐很简单，面包和奶酪，还有奶茶。校长夫人考虑到我们的饮食习惯，还经常特意为我们煎几个鸡蛋。

吃罢早餐，稍事休息，我们就坐着校长的“专车”--一辆很旧的奔驰小面包去学校了。我心想，广大德国人民也真够艰苦朴素的了，校长竟然开这样的车。这，尤其值得我们广大中国人民学习：富了，你也别铺张，别挥霍，别张狂，别嚣张。

在此后的几天里，这辆车也就成了我们的“专车”，我们和校长一起，乘着这辆车早出晚归，通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天黑才回到校长家。

根据对方安排，我们的第一天，先在附近参观几个景点，然后，等到上午10点钟，辛德芬根市市长要为我们举行一个欢迎仪式。

10点钟，仪式准时开始。欢迎仪式在市政府一楼大厅举行。仪式简单得很，没有中国式的欢迎横幅，没有录像，没有各级官员到场。对方就是一位市长，一位校长，另外还有两名来自史蒂夫茨中学的中文教师担任翻译。这两名中文老师，一名是来自上海的朱女士，一名是来自陕西的杨女士。朱女士的丈夫是地道的德国人，图宾根大学汉学教授。

仪式的过程也很简单，市长和布莱尔校长以及我分别致词结束，就完事了。根据对方要求，我的致词在我们去德国之前就发给他们了。到那里以后，朱女士说，一是我所引用的《周易》里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她怎么也不能准确翻译出来。二是稿子略长，要压缩。我遵命照办。

市长首先致词。这是一位很年轻很帅气的市长。可是，没想到的是，他的致词虽然很得体，也很幽默，可实在是长，足足用了10分钟。市长发言期间，朱女士悄悄走到我身边，说：“严校长，你也可以讲得长一些呀，市长讲话也很长，没事，就用原来的稿子吧，不要压缩了。"

正中下怀。于是，我也走向讲台。但是，我没有照本宣科，也没有“正襟危站”，基本上是很随意、很轻松地脱稿而说。

在我讲完之后，也来了点幽默和热忱：“希望市长先生能访问我们学校，并到我家做客。到时候，我将亲自下厨，为市长先生做一顿精美的中餐。"

市长高兴极了。除了说我讲得好之类的应酬的话以外，他也看上了我所穿的这件唐装，并非常感谢我的盛情邀请。事后，朱女士告诉我，德国人视邀请朋友到自己家里做客为很尊贵的礼遇。以下是我的致词全文：

尊敬的市长先生：

尊敬的鲁道夫·布莱尔校长：

各位老师、同学们：

2007年10月，北京一零一中郭涵校长带领我校部分师生访问贵校，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到这里，这让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高兴。

三年前造访这里的我校师生，对贵校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办学成果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相信我们也一定不虚此行。

我记得，2009年5月，在中国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贵校同学把自己的零花钱献出来，通过北京第12中学，捐给震后的汶川。这让我们深受感动。

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第二次踏上贵国的土地。

作为一名中国的语文教师，我一直对德国有着由衷的文化景仰。德国的传统文化符号，诸如哲学巨人费尔巴哈、马克思、黑格尔、海德格尔，文学巨匠歌德、席勒、莱辛、海涅等等，一直在中国，在全世界放射出迷人的光辉。

即使在当代中国中学生群体中，他们也拥有很多的“粉丝”.

至于马克思，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至于文学巨匠歌德、席勒等，同样在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我时常对因男女同学关系而陷入不愉快的我的学生戏言--“怎么了，陷入'少年维特之烦恼 ’了？" ，接着就是学生会意的笑声。

而贵国伟大作家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则与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中国儒家的“入世”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美，它们共同激励着中德两国人民肩负社会责任，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在我来贵校之前的1月17日午后，我从我们国家的《光明日报》上读到德国当代作家马塞尔·巴耶尔先生写给中国读者的文章。他认为，读者对于作家“作品的阅读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我想以马塞尔·巴耶尔先生的这种见解作为我的结束语：希望史蒂夫茨中学和北京一零一中的同学们，在我们共同的“文化阅读”中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谢谢！

上述发言内容，我是认真考虑之后用心写成的。

我的基本要求是：得体，随意，轻松。从我致词之后双方的反应看，我的这个目的达到了。

由此，想谈及另一个问题，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具备一定的演讲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使演讲既生动又得体，其中有许多因素。语言（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听众的身份、文化背景，甚至国别等等，都需要认真考虑。在这里，我想写下另一件事。

2008年9月29日，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来我校演讲。因为郭校长不在学校，由我致欢迎词。欢迎词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詹姆斯·莫里斯先生：

各位老师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昨天上午，我和我的同事刚刚在人民大会堂第三小礼堂聆听了莫里斯先生睿智的发言，此时此刻，在中国历史名校北京一零一中学，我们又一次分享您的精彩演讲，这是我校的荣耀。我们谨向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最热烈的欢迎！

尊敬的莫里斯先生：您的来访，是我校“让师生走进高端文化”教育项目的精彩内容之一。此前，我们曾有幸聆听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先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幕克先生的演讲。今天，您的光临，同样会让我校师生获益匪浅。值此机会，我们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秋的北京一零一中学，欢快而宁静。我们在这里欢迎莫里斯先生的光临，更希望您在今后的日子里，重新走进这座美丽的校园，和我校充满朝气的老师同学欢聚一堂，畅谈科学发展与人类进步。

因为，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对您怀有无限的敬意。谢谢！

我记得，致词之后，同样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因为我是语文教师，因为我追求得体。

得体，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事，说任何话，甚至包括同事、朋友之间的玩笑与戏谑，都是不能背离的重要原则。

利用一切机会和校长交流

和布莱尔校长的深入交流，是我此次德国之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它对地处另一世界的外民族，对他们的文化、历史，对他们的民族习性，价值取向，生活习惯乃至为人处世，所处自然环境、建筑风格等等，总会充满好奇，总会有一种走近、走进，零距离了解的渴望，这或许是人类的天性使然。

作为学校的教育管理者，我当然更想了解对方的教育。更何况，我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力求见多识广，是我的职业所需，职业爱好。而对我这个年轻时没见过太多世面，更没出过国，却又有着这种精神向往的人来说，更多了一份渴望。

我们的交流的时间主要是一早一晚，地点主要在校长家的餐桌上。除此之外，就是校长的办公室。

我们交流的范围十分广泛。

我问：“如果您对我说，你们史蒂夫茨中学是当地最好的学校，那么请问，您想从几个方面向我说明？"

我问：“平时，有没有一些年轻教师因为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求助于您这位校长？"

布莱尔说：“也有，不多。生活上，通常他们没有太多的问题要找我。至于工作上的问题，也不太多。因为，我们每个月召开一次全体教师会，我把本月主要工作向大家作出说明，大家同意了，就会都去做的。”于是，有一种现象让我感触颇深。

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在校长办公室待了将近半天。我惊奇地发现，整整一个上午，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找校长。并且，很少听到校长的手机或座机铃响。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如此悠闲从容，他这样解释：“我办公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我的门虚掩着，老师们一般是不会进来的；你们没有发现，今天我的门始终半关着？电话不多，是事实，我们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别人找我，我也不需要找别人。"

“老师们平时工作量大吗？"

这是我的“焦点关注”，我想问个明白。

“我们老师每周一般要上十五六节课。但是，学生作业不多，老师上完了课就没事，就可以回家了。"

“晚上需要看作业吗？"

我问：“如果你们学校的学生想要上海德堡这样的著名大学，需要通过哪些程序？"

校长说：“首先是报名的学生参加我们学校自己的考试，然后，考试合格者要参加州里的考试。"

校长进一步解释：所谓州里的考试，就是州教育部所属的教研部门（类似于我们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教研室）的教研员出题并组织的考试。这种考试通过了，即可获得有关大学的入学资格。

“这些考试不会有人'走后门’吗？”我笑着问。

“当然不会。”校长说得很平静，很轻松，很真实。

我知道，无需他更多的解释。公平公正，秉公办事，它不是一种规则，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早已渗透到他们西方人的骨髓里面了。

不仅仅如此。访问期间，对方为我们安排了一场芭蕾舞欣赏。整个剧场座无虚席，整个演出期间，秩序井然，我们没有发现一个人退场。第一场、第三场结束之后，全体演员热情谢幕，观众狂热鼓掌。两次谢幕时间长达10分钟。

交流期间，布莱尔校长也会问起我们的情况。比如，他问我是否一直在北京工作，去北京之前在哪里，老家是哪里，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教育的差距在哪里（德国南北也有差距）等等。

有一天，校长突然问我说，愿意不愿听他的课？我说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呀。

校长的课是上午最后一节。临上课之前，他突然在我们面前做浑身颤抖状，样子甚是可爱，我们不解。他说，今天有“著名人士”听他的课，他紧张，所以颤抖。我们都不禁捧腹。

他教的是社会科学课。我们按时来到他的教室。全班21个学生。校长首先提了一个问题，然后让一名学生到讲台上进行解答，然后是全班同学进行讨论，然后是校长的简单总结，下课。

我最重要的发现是，这节课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都有自主发言的机会。

出席校长夫人的生日晚宴   

到学校的第四天上午，中文老师朱女士悄悄告诉我：明晚校长邀请我们出去吃饭。我问何故，朱女士说，明天是校长夫人的生日，但是，校长不让告诉你们，我“泄密”了。

既然“泄密”了，我们就不能装糊涂。我说，那我们无论如何，得买点生日礼品呀。朱女士表示同意。于是，我和万锡茂、白颖老师商量决定，将此事交给朱女士全权办理。

第二天晚上，我们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和校长、朱女士等一起来到一家西餐厅。席间，气氛非常活跃。我们彼此之间互开一些得体的玩笑，追问校长平时在家里是否接受夫人的“领导”，是否经常遭到夫人的“管制”等等。校长呢，也“供认不讳”，说接受夫人的领导是一件省心的幸福的事情。

我们边吃边聊，不觉8点已过，校长夫人竟然还没到场。

布莱尔校长夫人是开普勒中学校长，老两口可谓珠联璧合。平时，他们各忙各的。今天迟迟未来，布莱尔的解释是，他们学校今天下午举行文艺演出，等会儿就到。可是，一直到10点，夫人还是没来。校长说，学校有事，来不了了。至于为什么来不了，有什么事，我们不便细问，校长也没说。

朱女士悄悄对我说，刚才夫人来电话，说他们学校出了点事。

我有些惊讶，出了什么事情让校长夫人竟然连自己的生日晚宴也不能出席？

校长终于说话了：近日他们所在州正在进行地方议会选举，夫人的学校在这个敏感时期举办这样的活动，州教育部专门打来电话说不合时宜。并且，此事让媒体知道了。今天，几家报纸电视台的记者到了学校。记者们坚持认为，学校的这个活动，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举行，有帮助某些人拉选票的嫌疑。夫人一直在和他们交涉。为了应付他们，她不能来了。

我们恍然大悟，也有些遗憾，甚至有些震撼。

第二天早晨，我们用早餐时，校长夫人用德语叽里呱啦地和校长说了一通，我和白颖老师一头雾水。稍后，校长用英语平静地告诉我们，昨晚的事已经“摆平”了。只不过夫人回来得很晚，两点钟才到家。

西方民主，有时其实挺好玩儿的，当然，也更令人深思。

到汉学教授家里做客

朱女士几次邀请我们到她家坐一坐，我当然愿意。因为，我们万老师就住在她家。万老师告诉我，朱女士的先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之间可以无障碍沟通。这简直让我无比羡慕。因为，我和校长之间任何简单的交流，都必须是白颖老师在场。否则，我们彼此只能大眼瞪小眼。这种状况甚是尴尬，也甚是无奈。因为，只要是翻译，就大大减少了交流的内容。并且，每一次交流，白颖老师都很累--我们各自说一小时，她要说两小时，工作量比我们大一倍。

好在，白颖老师的英语非常流利。有一次早餐时，我跟她开玩笑：“白颖，如果我们不是同事，如果我不认识你，只是听你如此流利的英语，我就会把你当老外，并且对你说'你长得太像我们中国人了’. "

一日晚间7点钟，我们应邀来到朱女士家。她的家也是两层小楼。我进去之后，朱女士首先让我参观了她先生的书房。

这一看不要紧，让我整个儿惊呆了--这哪里是德国教授的书房，完全彻底是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或历史系教授的书房。整个书房全是书，全是中文图书。《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全的（只差《辽史》) ，从唐诗鉴赏辞典到现代汉语词典，从宋词到元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应有尽有。

岂止是书房，过道里是书，阳台上是书，地毯上是书。

在中国，我敢说，很多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藏书，不一定比得上这位德国汉学家。这时候，我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哪里是在德国，分明是在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书房里徜徉。

我们终于吃到一次完全的中餐。席间，这位汉学教授频频和我们碰杯，并且告诉我们，德国的高脚酒杯相碰的声音非常好听。我们几次相碰，声音的确清脆悦耳。

这位汉学教授温文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文质彬彬，相貌和蔼可亲。如果不是那张脸谱，就整个儿一个中国大知识分子的风度。并且，他似乎完全地“中国化”了。他像中国人一样，热情地用筷子为客人夹菜；他像中国人一样，拼命地为客人加饭，生怕你吃不饱。每天早晨，我们顺道接万老师去学校，他一定要把我们小万送到马路边，并向我们道别。

大约9点多钟，布莱尔先生赶到了。他刚一落座，我就说：“欢迎德国朋友到我们家做客。”布莱尔环顾全场：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会说中文。于是，他明白了，他来了一句：“哎呀，我好孤独啊。"

我们这一坐，就坐到凌晨一点。

德国人太能熬夜了。我们在德国一共住了八个晚上，其中，有四个晚上都是凌晨一点以后睡的觉，那个累呀。

当然，我们是累并愉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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