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世说新语》（下称《世说》）研究史上，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无疑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力。
1969年，正值大陆的“文革”运动山呼海啸、如火如荼，学术研究几告停滞之时，此书在香港悄然问世，旋即在港台及海外汉学界掀起了一波“世说热”，一时洛阳纸贵不说，还带动了海外的《世说》翻译及研究。比如，饱受争议的法国汉学家布鲁诺·贝莱佩尔（Bruno Belpaire）的法译本（1974年），以及好评如潮的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Mather）的英译本《世说新语》（1976年），便是在杨著出版的基础上先后完成的。而差不多十四年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年）及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1984年）才陆续在大陆出版。
从《世说》研究及传播史上来看，杨著《世说新语校笺》可谓导夫先路，独领风骚，谓其当代之临川功臣、《世说》羽翼，不为过矣。
杨勇（1929-2008），字东波，浙江温州永嘉人。早年曾读过私塾，成年后做过小学教员、永嘉警察局文员，后考入江西陆军军官学校，国共内战时参加过平津战役，被俘后遣散回乡。1951年3月赴香港求学，师从钱穆、伍叔傥、饶宗颐诸大师，1959年毕业于香港私立新亚书院中文系，获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1968年获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嗣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历任助教、副讲师、讲师、高级讲师及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研究所教授等职。一生于古籍校勘最为用力，著有《世说新语校笺》《陶渊明集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杨勇学术论文集》等。
杨氏《世说新语校笺》（下称《校笺》）于1969年9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印行，一度引起轰动。著名学者饶宗颐为之作序，称其书“服膺二刘，寝馈六代，旁鸠众本，探赜甄微，网罗古今”；郑骞称其“取材宏富、体大思精”；[1]柳存仁谓其“巍然巨编”、“精宏之作”[2]；周法高谓其“出版最早，有开创之功”；[3]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 B.Mather）称其为“里程碑式的杰作”[4]；好评盛赞，不一而足。
两年后，1971年10月，台湾明伦出版社再度印行。1976年，台北正文书局又加翻印，《出版说明》称此书“订正注解，用力勤坚，彻底恢复了原书的面貌。……实为近年来学术界之绝大贡献。问世以来，将近七载，翻印盗版，不下数万册，颇为学术界所喜诵”。[5]2000年5月，台北正文书局又出修订版。2006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引进正文书局版权，于是年6月出版，首印4000套，未及一年售罄；2007年5月又重印。
研寻杨氏《校笺》的几个版本，加上2003年正文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6]，可窥杨氏“世说学”之整体风貌。以下概要言之。
相比以往的《世说》著述，杨氏《校笺》之贡献略有三端：
其一，体例创新，读者称便。
众所周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动笔在先，成书更早，然若以出版顺序言，杨氏《校笺》可谓后来居上，捷足先登，故客观上成了对《世说新语》的首次完整校勘和笺注。是书问世于香港，沐浴时风，故在体例上颇有创变：
（一）《世说》刘孝标注文，一向与正文参行，而杨氏《校笺》则将正文与注文分开排印，对于读不惯古书的一般读者而言，确实更为简便易入。
（二）充分利用新式标点符号，如在每条正文之上，一律加上阿拉伯数字表明其次第，号数之起迄，则以本篇为单位。同时，又于注文之上，加[一][二][三]等依次标明其位置；如此全书一千余条及每篇条数一目了然，检索浏览颇为方便。
（三）是书又把《世说》刘注中“别见”“已见”之例，一一注明出某篇某条，如《德行》第2条刘注“子居别见”，杨氏注云：“别见《赏誉篇》1注。”又如《政事篇》第1“陈仲弓为太丘长”条，刘注“陈寔已见”，杨笺曰：“陈寔已见《德行篇》6注一。”便于读者前后互见。
杨氏并阐明其注例说：“孝标注《世说》，有'已见’、'别见’及'已别见’例。已见者，其人行事已详见于前也。别见者，其人行事别在后详之也。已别见者，必有二人以上，或已见于前，或别详于后也。……全书如此，其例严密，法自《汉志》，孝标仍之。”[7]
此一段说明，深思密察，不唯发明孝标之注例于千年之后，同时亦开启杨氏《校笺》一大体例，对于《世说》笺注学不啻为一大贡献。
其二，校笺详赡，不避繁难。
《世说》之校注，代不乏人，成果显著，蔚为大观。近代以来，先后有李慈铭、刘盼遂、李审言、程炎震、沈剑知诸家，次第笺注，虽各擅胜场，然除余嘉锡外，鲜有通校通注全书者。
杨著初版即参考征引各类古籍及相关研究文献二百四十余种，校笺凡二千八百余处，约二十五万言；2000年修订本由台北正文书局出版时，又“修订九百余处，新增三万言”；2006年中华书局再版，“又改正增益八十余处”，书后附有汪藻《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世说新语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等资料，足称完备。
数十寒暑间，杨氏几易其稿，可谓孜孜矻矻，鞠躬尽瘁，此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治学精神令人动容，极可钦佩。
其三，考释精审，足资借镜。
杨著虽不以考史见长，考辨亦颇精审可观。其初版《自序》称“晦则明之，略则详之；或疏义庆之奥，或释孝标之滞；集先贤之成说，申未竟之绪余”，洵非虚语。
如《德行》45“吴郡陈遗”条，孝标于陈遗下，自注“未详”。杨笺则引《南史·吴逵传》：“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锅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后孙恩乱，聚得数升，恒带自随。及败逃窜，多有饿死，遗以此得活。母昼夜泣涕，目为失明，耳无所闻。遗还入户，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此亦可补刘注之失。
杨著对词语的考释亦颇可观。如《文学篇》第41条“剧谈”一词，杨笺曰：“剧谈，穷之以词，苦相诘难，轻薄之词也。”又引《宋书·谢灵运传》《史通·言语篇》《酉阳杂俎》诸文献以证之，得出的结论亦令人信服。再如《德行篇》第14条释“私起”、同篇第33条释“阿奴”、《言语篇》第40条释“隐”等，皆可见其学识。
其书又广征博引古籍新著，以为考史论世之资，于魏晋六朝人文名物之分疏，社会风习之研判，多有前人未发之覆。柳存仁称：“本书之成就，据愚见所及，似笺尤胜于校。”“其于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文化活动，语言风尚，宜可多所取资”。[8]确为平情之论。
然而，与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适成对比的是，杨氏《校笺》存在的问题也不容无视。特别是作者在校勘上采取的方法及造成的缺憾，尤须秉承实事求是之精神予以揭示及评骘，如此方可辨明是非，以裨后学。
窃以为，杨氏《校笺》至少在以下诸方面大可商榷：
其一，径增条目，淆乱原著，有违版本整理之通则。
众所周知，今传《世说》善本，无论影宋本还是明袁褧本，全书条数皆1130条，并无差异。《世说》刘注虽遭宋元人删削，而《世说》正文，则“尚称全璧”。清人叶德辉曾广览类书，辑得《世说佚文》八十余则；刘盼遂亦曾“于叶辑外，复得若干则，皆今本所无，予旧依类编入《世说》各篇”；然，自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问世后，足证这些所谓“佚文”，“必非临川原本，实出于注语及临川别书矣。然不得唐本，迄难能证成此说，此写本可以破从来佚文之谬说也”。[9]
杨氏自然读过叶、刘二氏之书，然其《校笺》初版时，却根据日本前田氏所藏宋本书后所附汪藻《世说考异》，增补四条材料入《世说》正文[10]，分别是：
1、王丞相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丞相甚恶之，潜为之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窟钱，料之百亿，大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见《校笺·德行》48。杨笺曰：“勇按：右条宋本不见，《考异》有，而与本篇29混；今分置之，姑系于此。并见本篇29校笺。”又，《德行》29校笺：“勇按：《考异》当是宋代另本如此，必有据。今录其异者另作一条，置于篇末。”）
2、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悽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歔欷，人有怀土之切；向晚，又吹，贼并弃围而散走。或云是刘道真。（见《校笺·雅量》43。杨笺曰：“勇按：右条正文、注文，宋本皆无，《考异》有，并云：'右前卷所无，邵本收在《雅量门》。’今据录，姑系于此。”）
3、祖士少道王右军：“王家阿菟，何缘复减处仲？”（见《校笺·赏誉》157。杨笺曰：“勇按：右条宋本无，《考异》有，云：'又前卷所无。’今度其语意，当入《赏誉篇》，姑系于此。”）
4、王大将军初尚主，豫武帝会，既升殿，觉上不平，如坈穽中行。乃顾看四坐，无出其右者，意寻得定。（见《校笺·纰漏》9。杨笺曰：“此条宋本《世说》不见，《考异》载之，并云：'右前卷所无者。’当是宋时别本有此，而晏、董所据者无此。今当录入。度其文意，姑系于《纰漏篇》。”[11]）
如此一来，则《世说》正文凭空多出4条，共计1134条（见杨著初版《自序》）。而事实上，汪藻的《世说考异》，非考《世说》正文之异文，乃考史敬胤《世说》选注宋代各本之异文也。“前卷”乃指十卷本的前九卷即《世说》正文，而第十卷则是作为“附录”系于书后的史敬胤《世说》选注。故此，杨笺所增入的四条，与《世说》祖本毫无关系[12]。
杨氏将其阑入原著，实在太过武断而大胆。以《德行篇》所增第48条为例，此则本出刘义庆《幽明录》，语涉志怪，与《世说》体例殊乖，以之增入本文，犹南辕北辙，去之所以更远。今有学者亦引用杨著增补的四则以为《世说》本文，亦不考之甚。
杨著此一做法，属于郑樵所谓“以今之书，校古之书”（《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本无理据，学术上亦冒极大之风险。本来寄希望于杨氏能在修订时一改此误，无奈修订版唯将妄增之《德行篇》第48条删去而已，其余三条依然故我[1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其二，轻改原文，臆增刘注，有违古籍讎校之通例。
杨著初版后，学界赞誉颇多，如柳存仁称其“巍然巨编”，“虽以唐宋本为其校雠之底本，其取决一本客观之推断，而无佞唐宋之用心于其间。其自序云：'苟是矣，虽则类书小本不敢遗；有所未安，则虽唐卷宋本不敢信。’其忠于真理之态度如此。”[14]何敬群称其书“严正了《世说》的文字，扩大了《世说》的领域”，“恢复了二刘原来的面貌”，“虽不能说是绝后，实可说是空前的佳作”。[15]
然揆诸事实，这些评价未免过于溢美。
首先，杨氏虽然在《凡例·二》中明言以宋本和唐写本残卷为“底本”，参校他书；又在初版《自序》云：“卒依朱子《韩文考异》之法，一以《世说》文章之平淡清远，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类书小本不敢遗；有所未安，则虽唐卷宋本不敢信。”
“不敢遗”、“不敢信”固然可嘉，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变成了“大胆改”与“断然增”，这就不能说是“一本客观之推断”了。本来以宋本唐卷作底本，已存在底本不一的问题，二者同为底本，则校勘的结果只能是形成一个非唐非宋的新版本。
不过话又说回来，据唐卷改宋本，毕竟尚有版本依据。如《规箴》第22：“王大语东亭：'卿乃復伦伍不恶。那得与僧弥戏？’”“伦伍”，宋本作“论成”，杨笺据唐卷改，并加按语曰：“伦伍者，品论人物之次第也。时人品论人物高下，犹军伍之有先后也；故有难兄难弟之言。”此种改订，有理有据，值得肯定。
但根据与《世说》无关的其它文献来擅改《世说》原文及刘注，就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了。如《德行篇》第1“陈仲举言为士则”条，刘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常豫炙鸡一只，以绵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
杨笺则据《后汉书·徐稚传》注引《谢承书》，径改三处：将“及其死，万里赴吊”改作“有死丧，负笈赴吊”；将“径到所赴冢隧外”，“赴”改作“起”；又于“以水渍绵”后，增“使有酒气”四字。
又如《赏誉》第55条：“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杨笺则据《晋书·王羲之传》，改为“汝是我家佳子弟”，多一“家”字，与“佳”同音，语义反不如原著，类似擅改，殊无谓也。
本来此种问题，只要忠实底本，再加校记说明之，并不难解决，即使要在原文上修订，亦可采取原文与改文并存之方式。
查杨著《凡例·五》，亦称：“宋本及唐卷中之误文，有保留价值而不得删去者，则将讹误之文用小一号字加圆括号排列；改正之文，则用同号字排列于误文之下，并加方括号以别之。”若真能如此，亦可避免径改原文之弊。
可奇怪的是，泛览杨著全书，却几乎看不到“用小一号字加圆括号排列”及“方括号以别之”的情况，大部分倒是径改原文，于校笺中加以说明而已。如《方正》20宋本作：“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曰卿之不置。”杨著则径删“曰”字，仅在校笺中说：“庾下，宋本有'曰’字。袁本无，今从袁。”让人怀疑此一凡例究竟是被作者忘记了，抑或本来就是写与人看，自己根本不屑为之呢？
夫校雠之学，自有家法，要在尊重古本原貌，考镜异同，辨明源流。刘向《别录》释“校雠”说：“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谈及“对校法”时说：“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16]
“校异同，不校是非”、“不参己见”，唯有如此方能异同立见，是非立判。
胡适亦曾指出：“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那有是非？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测而忽得古本作印证似的，所以初学的人看惯了这样的推理，也就以为校勘之事是应该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证的了。”又说：“一代有一代的语言习惯，不可凭借私见浅识来妄解或妄改古书。”[17]
以这些观点移诸对杨氏《校笺》的考察，常有“不幸言中”之感。
杨氏《校笺》存在的问题，早前已有论者指出。如徐道邻《评世说新语校笺》一文，便罗列杨著的八个问题，其中就有涉及版本校勘的，可惜并未击中要害[18]。
比较有力的批评来自唐翼明。在《评<世说新语>英译本》一文中，唐氏顺带指出杨勇径改原文的缺失两处：
一是《言语篇》第31条记周顗的慨叹，宋本作：“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杨笺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景定建康志》所引《晋书·王导传》《敦煌本残类书》新亭条等资料改为：“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但'正自有山河之异’并非不通，宋本必有所承，擅改难免武断之讥。最好是两说并存。Mather译本，正文仍据宋本，而在注解中指出其他材料作'举目有江河之异’。”
一是《文学篇》第六条：宋本作“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杨笺据《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所引古说，定为：“晏闻弼来，乃倒屣迎之；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这当然很有道理，但其中也颇有令人为难的地方，因为所引五段引文没有两处是完全相同的，结果只好由校笺者折中酌定了。对于校订古籍而言，这样做不能不说包含着某种风险。Mather译文该条仍据宋本，未作改动，这种慎重态度是可贵的”。[19]
唐氏还指出，杨著“常常太果于判别，以己意断之，对原文径加增改。这在校勘学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20]
遗憾的是，这些非常中肯的批评意见，并未引起杨氏的重视。是书于2000年在台湾、2006年在大陆两度再版，先后修订近千处，作者时而自叹“视初出面目一新矣”，时而感慨“比前作又胜一筹矣”，却终未能打破旧局，再创新篇。
或许杨氏自己未尝不感到压力，故其在修订本《卷前》新增《世说成书及其改删之迹》一节，阐述其校勘之理路云：
唐卷自《规箴》4孙休好射雉条起，至《豪爽》13桓玄西下条止，凡四篇五十一条，正文与宋本异者有数十字，注文异者尤多。《规箴》6注引《管辂别传》，唐卷多出七十余字，《规箴》26注多出二百六十余字，《夙慧》2多出五十余字，《夙慧》3注多出九十余字，以及其他零星散见者，合约五百余字。若以此推，唐卷被删者全书不下万言。则知今传《世说》非二刘之原作明矣。
然唐卷虽为古，传钞已二百余年，讹误累累，又不得视为本真。此不独文字之误夺云然，而其门第亦数变矣。宋初此等卷子比多，晏殊诸人所藏者，即当时之足本善本也。唯唐卷之可贵，为未经宋人之增损，文字清新，能见六朝人神韵。如《规箴》14“郡家事”被改为“郡事”，22“伦伍不恶”被改为“论成不恶”，24“讽诵”下增“朗畅”二字，不惟有失原意，而文章风神亦全变矣。最为可惜。虽然，前田氏藏宋本仍不失为今传《世说》之最佳本也。
只可惜，杨氏明知“唯唐卷之可贵，为未经宋人之增损，文字清新，能见六朝人神韵”，宋本“不失为今传《世说》之最佳本”，自己又以唐卷宋本为底本，却还是犯了宋人改删增损古本之错误，未能遵守古籍整理之基本原则，致使留下一部轻改臆增之“杨氏本”。虽然其用力不可谓不深，初衷不可谓不善，然终究让人在参考引据时手足无措，如今两岸学者在征引《世说》本文时，大多以严格忠实于古本的“余疏”、“徐笺”为据，就是明证。
正如有人戏称的，“明明可以补丁加补丁，何必非要拆线？”对于一生以古籍校雠为职志的杨氏而言，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其三，杨氏对于《世说》古本面貌，亦有误判失考之处。
杨氏《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一文，论及《世说》书名时，对余嘉锡所谓“世说”乃“世说新书”之“省文”一说不以为然，认为：“今义庆之书，既非据向书而成，则其不得为'《新书》’明矣。其《史通》《酉阳杂俎》《通典》以及《御览》《广记》中所引，或作'《世说》’，或作'《新书》’者，则据录之本不同耳。”[21]此说甚是。
然杨氏又加按语称：
“《新书》”之名，殆起自梁陈之间，宋本《世说新语》附汪藻《叙录》曰：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
如此一来，凭空又多出一部顾野王所撰的《世说新书》来！[22]而事实上，杨氏显然断句有误，而这个错误实来自王利器的《跋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23]。
考汪藻《叙录》“顾野王撰”四字之后，尚有“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曰《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共二十七字。细玩文义，盖指顾野王所撰颜氏本跋语也。因为认定有一部顾野王所撰的《世说新书》，杨氏紧接着的一个判断更加“大胆”：
盖《隋志》所录者，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世说注》十卷，必属分别单行之本，故而分别入录；今顾野王所撰，则将孝标注散附义庆书中，使两书合行，通为三卷之本，故名“《世说新书》”，今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款式即然。
杨氏又说：
《南史·刘义庆传》云“所著《世说》十卷”，此乃梁陈间，有合二刘书撰为《新书》者，唐世颇多十卷之本，《南史》殆是据《新书》入录。《新书》既将孝标注散入义庆书中合行，民间流传，寖不知有孝标单行本矣。[24]
而事实上，《隋书·经籍志》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并非“刘孝标《世说注》十卷”，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杨氏所谓“孝标单行本”。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这一表述，实已隐含着这是一个《世说》正文和刘孝标注文合而为一的版本，孝标当初作注时也肯定是随文加注，不可能自己单独誊抄一部不含《世说》本文、只有注文的名为《世说注》的“单行本”。当然就更轮不到顾野王来“将孝标注散附义庆书中，使两书合行，通为三卷之本”，且以《世说新书》冠名以与原书相区别了！[25]
对《世说》卷次的判断，杨氏亦有失误。如其尝曰：“汪藻《叙录》尚有二卷本、九卷本、十一卷本、三十八篇本、三十九篇本、四十五篇本，殆皆藏书家好奇标新，合并附益之事。”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四十五篇本”。[26]
此说最早见于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跋》语，其文说：“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今按：此处“四十五篇”，盖指敬胤所注且与前九卷“重出”的四十五事，非门类之谓也。汪藻引王仲至《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可证。此意王能宪已有揭示，惜乎杨氏未察也。[27]
第四，杨氏认为“清谈原是谈嘲”的观点，亦极难成立。
杨氏晚年耽思清谈之起源问题，2002年夏，撰成《论清谈之起源、原义、语言特色及其影响》一文，收入《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中，其论证清谈起源于战国谈嘲，要点如下：
1、“滑稽”一名，既为清谈之同义词，其始则见于《史记·滑稽列传》。（第16页）
2、总上而言，清谈初名当是“滑稽”，其意在讽谏规劝，其辞则俳优。后又名之曰“戏”者，以其语存嘲啁、谐谑之色也。……其视今人常言“清谈老庄”或“魏晋清谈”之意，特云泥之别矣。（第20-21页）
3、陈寅恪曰：“世之所谓清谈，实始自郭林宗，而完成于阮嗣宗也。”……余以为《世说》中所见清谈实录，除谈玄学及人物评论外，尚有滑稽、诙啁一类，时人谓之“清谈”者，当是指此也。（第32页）
4、又汤用彤《读人物志》曰：“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盖谈论既久，由具体人物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变之必然趋势。”此亦不知清谈原是谈嘲，而以谈玄为人物评鉴之后发事耳。其误解与陈寅恪同。（第32页）
在2006年校笺《再版序》中，杨氏再申此说：“夫清谈，原是谈嘲，起自战国初年之淳于髡，太史公以其滑稽多辩，喜隐语，乃与楚之常以谈笑讽谏者优孟，与秦之善于言笑者优旃合为《滑稽列传》，谓足以和悦人主，谈言微中，亦以解纷乱也。”“其意与滑稽全同，则清谈即是谈嘲无疑也”。[28]又论汤用彤、陈寅恪二氏以谈玄及人物评鉴为清谈，称：“二公之说似可商榷。今以清谈发展之事实言，则清谈并不出于清议，而清议适出于清谈也。”[29]
如此“自铸伟词”之论说，新则新矣，锐则锐矣，却也将清谈之所以为清谈，及其促其产生之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概抹杀了。杨氏此说，盖为论证清谈早于清议，然以谈嘲排调一脉概括魏晋一代学术文化思潮及其精彩表现，实在难免以偏概全、过度阐释之讥。
要言之，杨氏《校笺》可谓筚路蓝缕，草创艰难，其有功于《世说》学之光大自不待言，这是我们必须肯认的事实。
但由于作者撰作伊始，便为个人的再造善本的抱负所指引，而后又因“交相称美”的现实[30]，而未能反躬自省，善纳雅言，终于使其劳瘁半生的学术成果瑕瑜互见，给人以“尽美矣，未尽善也”的观感。
杨氏《世说》学的得失利弊，不免让人产生著书立说“谈何容易”之叹。往者已矣！笔者草撰此文，非为唐突前贤，求备一人，实亦用以自警自励，并与知者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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