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主要蓝本。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史学家谯周。仕蜀为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专权，陈寿不愿阿附，因而累遭谴黜。入晋为著作郎，领巴西郡中正，官至治书侍御史，后因丁母忧去职。著作除《三国志》外，另有《古国志》、《益都耆旧传》、《官司论》、《释讳》、《广国论》等。曾编定《蜀相诸葛亮集》。其生平事迹见《晋书》本传。陈寿去世后约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晋时曾任殿中将军，州主簿。入宋，历任太子洗马、永嘉太守、国子博士。原有集，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文七篇。生平事迹见《宋书》卷六四、《南史》卷三三。《三国志》注于元嘉六年（429）奏上。
一般人注释古书，大都以训诂为主，而裴注则聚焦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裴松之所征引的古籍，多达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文字诠释及评论的部分，则为一百五十余种。其中十分之九已经亡佚，赖裴注得以见其崖略。且裴注引书，往往首尾完整，不加割截，参考价值尤大。读《三国志》，不能不读裴注。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及注的血缘关系，从书名即可见一斑。所谓“演义”，就是解释、阐述，大体相当于《左传》的“传”。《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编写的，目的是要传（zhuàn阐释、解释）孔子所修的史书《春秋》，因此称为《春秋左氏传》。
而元明之际的罗贯中用小说演述三国历史，也是以解释、阐述陈寿《三国志》为标榜的，故明高儒《百川书志》特别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赅括万事。”
强调《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用是使《三国志》易于为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读者所理解，“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胡适《三国志演义》序）。可以说，没有《三国志》及注，就没有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
毛本《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最为通行的版本。一般认为，现存最早刊本即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接近于罗贯中原本；清初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简称毛本）是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主要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基础上辨证史实、增删文字、更换论赞，并将回目改为对偶；在《三国演义》的众多版本中，嘉靖元年本和毛本是真正值得重视的版本，而毛本尤为通行。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小说史、文学史所论述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就毛本而言，只在需要时附带提及嘉靖本。崇文书局以毛本《三国演义》为底本，就《三国演义》的各种情节展开历史考证，而在考证中又以《三国志》及注为主要史料依据，是明智的，也是恰当的。
崇文书局的这个历史考证版，有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把握三国时期的历史进程。例如，三国鼎立，魏强而蜀、吴弱，如何构成动态的平衡关系，孙权与刘备结盟是其关键之一，也是三国时期最受关注的事件。读《三国志》及注，对其前因后果，可以获得相当深刻的理解。
据《吴书·鲁肃传》记载，有一次，曹操正在写信，听说孙权把荆州资助刘备，手中的笔不觉落地。这件事很耐人寻味。当时荆州已不属曹操所有了，不过是孙家的地盘让给刘家，与曹操有什么相干呢?
曹操之所以惊恐到如此地步，只是因为担心孙权出让荆州后，孙、刘两股强大力量结为同盟，难以对付。
曹操的忧虑使我们想起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终于出山。他的隆中决策的重心之一便是刘备与孙权联合，协力拒曹。其设想是：如果能够灭掉魏国，诛杀曹操，那么天下的前途是难以预料的(真实的意思是，灭魏后，接下来必然是孙、刘决战，那时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即使不能灭掉魏国、诛杀曹操，孙、刘结盟，也可免于被曹魏各个击破。
诸葛亮热衷于联孙抗曹，曹操也害怕孙、刘联合，而鲁肃借荆州给刘备，亦意在联刘抗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吕蒙的见识达不到这一步，这才袭取荆州，导致了孙、刘联盟的破裂和蜀汉的衰落；同样，刘备的见识达不到这一步，这才因为失去荆州的缘故，大举攻吴，以致兵败呕血而死。
蜀的衰落为后来司马氏灭蜀创造了条件；蜀灭后，东吴独木难支，苟延残喘，等着晋来收拾，这都是必然的事情。
凡此种种，均为曹操、诸葛亮、鲁肃有远见的验证。而对这些历史事实的精彩记述，体现了《三国志》卓越的历史品格。
崇文书局的这个历史考证版，有助于读者在“历史的三国”和“演义的三国”之间建立联系。三国是一个人材辈出的时代，而《三国志》及注又对相关事实做了生动展现，尤其是裴松之的注，它的许多片断已臻于“绘声绘色”的境界，因而，虽然《三国志》是一部历史著作，但读《三国志》及注，却不时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小说趣味。《三国志》第一卷即“武帝纪”，也就是曹操的本纪。关于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本纪说：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顒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裴松之注与此相关的共八条，其中两条说：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㖞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曹瞒传》是吴人的作品，虚构意味很浓。它表现曹操的狡狯，真能做到形神俱活。孙盛《异同杂语》所写尤其耐人寻味。“才武绝人”，这样的定位尚在读者意料之中，被人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能“大笑”，这才出人意外，足以显示曹操的奸雄本色。
所谓“乱世之奸雄”，即“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不讳言自己的“奸”，唯“奸”能“雄”，他甚至为此而感到得意。这样一个曹操，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极为鲜明的。
所有这些情节，后来都进入了《三国演义》，这一事实表明，从历史到演义，两者之间的鸿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巨大。
崇文书局的这个历史考证版，也有助于读者在对照中把握《三国演义》与历史著述的差异。《三国演义》除了大量依据历史文献外，也包含了丰富多彩的来自民间说书的内容。
以赤壁之战为例，《三国演义》虽然并未抹杀周瑜作为前线指挥官的历史事实，但其中那些让读者陶然如醉的故事，如舌战群儒、蒋干中计、草船借箭、祭东风、义释曹操等，却都得益于民间艺术家的虚构。《三国演义》中一些讲故事的方式，例如悬念，也是民间艺术家的创造，而不是仰仗历史著作。
《三国演义》写曹操、郭嘉、荀彧、贾诩、陆逊、周瑜诸人用计，大都明说，事先交待清楚；由于读者对事件的过程自始至终了如指掌，便不再感到神秘、神奇、不可测度。
但写诸葛亮用计，则往往采用悬念的手段。其方式有二：一是锦囊妙计，二是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来代替作战方案的交代，目的都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这些精彩之处，有了历史考证的提示，读者便会体会得更为深切。
崇文书局的这个历史考证版，确有出版价值。
2021年6月22日于武汉大学
陈文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编有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等。著有《明代诗学》《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小说传统》等。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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