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是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后对《红楼梦》文学成就及特点进行系统阐述的又一篇长文，全文分三个部分：引子——纪念伟大的天才曹雪芹逝世百七十年、《红楼梦》作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之考察、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
胡适、蔡元培论战之后，新红学战胜索隐派，成为《红楼梦》研究的主流，被学界和社会广泛接受，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在作者、版本等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对《红楼梦》的文学性则关注不够。
李长之《红楼梦批判》一文借助西方文艺理论，对《红楼梦》的文学性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肯定了曹雪芹的伟大成就，展示了新红学之外的学术风景。文中许多观点现在已被广泛接受，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红楼梦〉作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之考察》一文为《红楼梦批判》的第二部分，主要讲曹雪芹的文学态度即文学观。这个话题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二百多年前，曹雪芹既不可能受到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也读不到文学概论之类的专业书籍，他只能通过大量阅读前代的文学作品来揣摩，形成自己的文学观。
这种文学观无疑会体现在其创作中，比如在作品里，曹雪芹借石头和贾母之口，批评嘲讽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模式，有了这种认识，《红楼梦》自然就不会再落入这样的窠臼。在林黛玉教香菱作诗部分，也集中反映了曹雪芹的诗歌观。
从《红楼梦》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曹雪芹对文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文学观内涵丰富，值得深入探讨。
但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这种探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通过对曹雪芹文学观的梳理，还原其创作的背景，了解《红楼梦》何以呈现出如今的形态，何以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成就最高的小说，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文学者对于文学的态度，则我们去了解一个文学者的作品时，便有很大的方便”，“我们从他的文学见解，我们才越发能了解他的创作”。
二是通过对曹雪芹文学观的梳理，可以对这位作家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把作家当作是文学理论上的人物看待”。这个话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因为不仅可以了解曹雪芹的文学观，还涉及到曹雪芹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文学方面的知识，它潜在地决定着曹雪芹的文学素养及创作能力。
限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人们对曹雪芹生平经历的了解相当有限，通过作品归纳概括其文学观念，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作者也正是这样做的，在“《红楼梦》中见出他对于文学的态度”。
经过比较，他“认为贾宝玉、贾母、林黛玉三人的意见，是最可以代表作者的意见的”。
作者从文本出发，将曹雪芹的文学观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
一是“喜欢纯文艺”，也就是说曹雪芹注重作品的情感，注重文学自身的价值，反对文学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
这个结论是从贾宝玉读书的情况得出的，“平常我们看他的读书，他最心爱、最熟悉的书，便是《西厢记》、《牡丹亭》一类了”，“许多冷酷的讲道德说仁义的迂腐纸篇儿，是不敌那些浓诗艳词的”。这种文学观自然会影响到曹雪芹的创作：“他写纯文艺的大作品——《红楼梦》，必定是用了十分郑重的态度来写的，必定是把这看做了一种事业，一种使命来动笔的。”
二是反对八股文。
作者将其概括为，“对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的态度：他是痛骂”，“在他看来，八股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游戏，是欺世盗名的得饭碗的一种工具”。这一点曹雪芹在作品流露的很是明显，读者比较容易理解。
三是“反对陈套，要求忠实”。
这是文中谈得最为详细的，分为六个方面，包括什么是忠实；如何忠实，“在《红楼梦》书中处处见到自然主义作风的技巧，只也是这求合情理的观念的实行”；艺术“只可以本身为目的”，《红楼梦》只是“把艺术当作是手段”；“主张用白话”；文学作品“该是提高人的精神的”；书中主要人物“应该是理想的”，《红楼梦》是有理想的，“他书中理想的人物，便由作者赋予一种美丽的灵魂”；“反对老套的场面”。
四是曹雪芹的诗学观，他“对于诗的态度：以创作论，他重内容，轻形式；以鉴赏论，他提出艺术的真”。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对曹雪芹文学观所做的梳理和概括，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我们见出曹雪芹的文学理论，已经不是泛泛的了，依他的时代看，我们不能不说惊人，退一步，依我们的时代看，也还不失为正确。”对曹雪芹的思想了解得越多，对《红楼梦》的理解也就越透彻。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曹雪芹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最高的地位。”“《红楼梦》这部大著作乃是中国唯一的出自有文学素养的作家之手的小说。”说“最高”、“唯一”未必人人同意，但这种肯定相信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总的来看，作者抓住了曹雪芹文学观念中有特色、有价值的部分，以此凸显与其以往作家的不同，因而也就解释了《红楼梦》何以成为绝世之作，“他对于文学的见解如此，所以他能写出一部伟大的著作，实不是偶然的”。
阅读该文，有助于我们对曹雪芹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对《红楼梦》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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