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入云龙”公孙胜是一个极为奇特的角色。他出场颇早，积极参与劫取生辰纲，为梁山初创成员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力非凡，“学成武艺多般”，“亦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第十五回，195页）①。
入伙梁山后，公孙胜地位崇高，始终与吴用位居梁山决策层。然而，无论是入伙梁山前的劫取生辰纲行动中，还是入伙梁山时与王伦的明争暗斗中，甚至在整个梁山聚义期间（尤其是早期），公孙胜都绝少出力献计，作用有如“鸡肋”。他甚至多次汲汲于脱离梁山，与其他梁山人物一旦上山入伙（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逼的），就对梁山忠心不二、再无他念的立场迥然不同。
以此而论，公孙胜这一人物形象更加值得关注的地方，不在于他的地位崇高及能力非凡，而在于他的“鸡肋”作用与地位崇高及能力非凡之间的强烈反差，在于他与梁山聚义故事之间的若即若离，乃至于格格不入。
许多梁山人物的形象、行事、地位，仅仅依据《水浒传》现有文本就足以做出合理、完整的解读。而仅仅依据现有文本解读公孙胜的形象、行事、地位，则会有许多让人困惑不解的问题，甚至越是依据现有文本解读，就越是难以自圆其说。
只有基于水浒故事演变及《水浒传》成书视角解读，才能得出让人豁然开朗的结论。对公孙胜的形象、行事、地位的解读，可以解决不少《水浒传》版本演变方面的问题，这是这一人物形象与许多梁山人物的重大区别。
公孙胜出场于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前。他刚刚出场，即拳打晁盖庄上家丁，引起晁盖吃惊。而后，晁盖请他入庄相见。他对晁盖说道：“贫道复姓公孙，单讳一个胜字，道号一清先生。小道是蓟州人氏，自幼乡中好习枪棒，学成武艺多般，人但呼为公孙胜大郎。因为学得一家道术，亦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做入云龙。”（第十五回，195页）。
关于公孙胜的外貌衣着，《水浒传》中写道：“身长八尺，道貌堂堂，威风凛凛，生得古怪……头绾两枚鬅松双丫髻，身穿一领巴山短褐袍，腰系杂色彩丝绦，背上松纹古铜剑。白肉脚衬着多耳麻鞋，锦囊手拿着鳖壳扇子。八字眉一双杏子眼，四方口一部落腮胡。”（第十五回，194页）。
随后，公孙胜与晁盖、吴用等人在黄泥岗劫取了杨志押运的十万贯生辰纲。劫取生辰纲事件案发后，官府派人缉拿公孙胜与晁盖、吴用等人，他们逃往靠近梁山的石碣村，大败官军，而后落草梁山。
公孙胜与晁盖、吴用等人投奔梁山入伙时，遭到梁山开山寨主王伦拒绝，林冲基于义愤，火并王伦，而后推举晁盖为梁山寨主，他的理由是：“林冲虽系禁军，遭配到此，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争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因此火并了这厮，非林冲要图此位。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好么？”
其次，“智多星”吴用有出谋划策、行军用兵之能，林冲说道：“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须坐第二位。”再次，林冲即将“入云龙”公孙胜推上高位。
按照林冲的说法：“公孙先生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谁能及也。”公孙胜道：“虽有些小之法，亦无济世之才，如何敢占上，还是头领坐了。”林冲甚至说道：“只今番克敌制胜，谁人及得先生良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孙胜推辞不过，只得坐了第三位。（第二十回，249页）。
实际上，晁盖江湖声望和地位远超其他梁山人物，为梁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吴用为出谋划策、行军用兵的军师，两人确实“缺一不可”，公孙胜却未必如此不可或缺。如果说何人不可或缺，应是林冲以其超凡武艺，为梁山武将之首，与晁盖、吴用“鼎分三足，缺一不可”才最为妥当。
公孙胜出场后很长时间里，行事简略，在梁山内部议事、外部征战中可有可无（即便公孙胜在梁山内部议事、外部征战时出场，往往也只是提到名字而已，绝少单独行事），甚至在决定梁山存亡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期间，公孙胜同样有如摆设，从无出谋划策的行事，战功乏善可陈，也极少表现出“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
在向晁盖通报生辰纲消息时，公孙胜拳打晁盖庄上家丁的做法，反倒更像一个惯于舞枪弄棒的江湖好汉，而不是一个道行高深莫测的法师。
晁盖统领梁山后，“吴学究做军师，公孙先生同掌军权，林教头等共管山寨。”（第二十回，249页）。梁山人物排座次时，公孙胜排名第四位，与吴用同为“梁山泊掌管机密军师”。（第七十一回，929页）。对于公孙胜位居高位，梁山人物并无丝毫质疑。
《水浒传》中，从故事情节编排及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而论，公孙胜的出现是突兀的，人物形象毫无生动可言，许多时候还显得颇为多余——以向晁盖通报生辰纲消息为例，此前“赤发鬼”刘唐已经寻到晁盖庄上，晁盖与吴用等人也开始筹划如何劫取生辰纲，公孙胜再次通报信息，实属多此一举。
更何况，以公孙胜“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如欲劫取生辰纲，只需略施法术即可，何需兴师动众？此后，无论是晁盖时期还是宋江时期，公孙胜始终以梁山军师资格位居高位，与吴用并驾齐驱。然而，他却从未承担过运筹帷幄、行军布阵的军师职责，颇给人以“尸位素餐”之感。
根据专家考证，公孙胜完全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梁山人物。[②]宋末元初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赞》中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名单中没有公孙胜的名字。他的名字始见于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却也只是出现在三十六人名单中，完全是一个为凑足三十六人的“备位”人员而已，对他的形象、行事、地位全无单独的描述（自然没有道家身份）。[③]
传世的元杂剧水浒戏中，根本不见公孙胜的身影，更谈不到道家身份。明朝中叶李开先所作传奇《宝剑记》中，公孙胜以林冲友人身份出场，却只是位居“参军”的世俗军官，毫无道家高人影子。
随着水浒故事进一步演变及《水浒传》文本改写定型，公孙胜身份改变、能力加强、地位提高，最终形成了地位崇高、“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的道家高人形象。
鲁迅指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成化时有方李孜，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羨，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④]
水浒故事流传演变时间漫长，成书历史漫长，成书过程复杂，最终定型于明朝中叶。而明朝中叶正是道教深受皇家（尤其是嘉靖皇帝）推崇而声势鼎沸之时。增添公孙胜这样的人物完全是“趋时”之举：公孙胜是道教在世俗社会的代表。以此而论，他排名在当前位置并非毫无缘由，甚至理所应当。
然而，即便公孙胜的身份与地位发生质变，后来居上的他却始终给人一种游离于梁山聚义故事之外的感觉——不仅在“智取生辰纲”事件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人”，即便入伙梁山后位居高位，仍然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梁山聚义期间，且不说公孙胜多次离开梁山兄弟，甚至刻意隐藏踪迹，即便身在梁山，也只是在梁山被法术置于危难境地后才会现身，一旦解除法术威胁后，又即刻退出梁山兄弟的视野。公孙胜更多的只是承担特定任务的“工具人”而已。
从某种角度而言，公孙胜是梁山名不副实的军师。一方面，他地位崇高，与吴用同为“梁山泊掌管机密军师”（有论者指出，吴用的智谋与公孙胜的法术优势互补，才刚好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⑤]以此而论，可以称他为吴用的补充。
在古典白话小说中，军师人物大多具有超凡入圣的色彩），却自上山入伙后，未曾为山寨内部发展及对外征战献过一策；另一方面，他即便发挥过几次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在“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方面，而从未体现在出谋划策、行军用兵方面。
故此，称公孙胜为梁山降妖除魔的“法师”更为恰如其分，“神机军师”朱武才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位梁山军师。
故此，只要让担负军师之责的吴用或朱武具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而将公孙胜从梁山人物中抹去，既不会冲击梁山聚义故事主线、也不会影响水浒故事完整性，也不会对梁山聚义大业带来丝毫不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将公孙胜从梁山人物中抹去，反而因为剔除了不合逻辑的内容，提升了故事的整体质量。
公孙胜的“鸡肋”作用使得他的身份显得颇为多余，他的行事也多有奇特之处。
公孙胜与其他梁山人物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梁山始终有种若即若离，甚至刻意脱离的奇怪念头——这与当初主动参与劫取生辰纲，主动落草梁山的做法大相矛盾。
公孙胜是上山入伙极早的梁山人物，并且完全是主动找到晁盖，参与劫取生辰纲，而后义无反顾地追随晁盖上山落草。随着梁山迅猛壮大，应是每位梁山兄弟更加对山寨充满信心、齐心协力壮大山寨声威之时，公孙胜却成为第一个萌生退意的梁山人物。梁山兄弟江州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后，公孙胜以思念母亲、回家省亲为由，下山返家，随即变换姓名，不再返回山寨，甚至有意不与梁山兄弟联络。
直到梁山攻打高唐州败于高廉法术，宋江不得不派遣“神行太保”戴宗、“黑旋风”李逵寻找公孙胜出山相助。经过一番波折，公孙胜出面大败高廉。梁山征辽班师还朝后，公孙胜最终以师命难违，“归山中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为由，辞别宋江等梁山头领。（第九十回，1160页）。以公孙胜地位之高、声望之隆、能力之强，如此行事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水浒传》是一部历经数百年累积流传方基本定型的文学名著，成书过程与个人独创作品大相径庭。公孙胜这一人物形象的“多余”与“奇特”，正是累积流传定型作品的重要特点（在其他古典白话小说中，这样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
然而，这种现象又成为考察《水浒传》文本演变过程的“活化石”。因此，从成书角度解析公孙胜的“多余”与“奇特”，许多煞费思量的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让人豁然开朗。侯会指出：
公孙胜是后来居上的梁山头领。……
对待一位后来增入的关键人物，作者尽可将其排位提升，也可为他增拟一些情节，却很难使他同原有故事水乳相亲、融为一体。今本（《水浒传》）中的公孙胜除了在“智取生辰纲”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热情之外，在后来的起义活动中，态度却颇为消极。他时刻不忘蓟州的老母及二仙山的师父，上山不久就借口省亲，一去不返。此后宋江、吴用三番两次派人下山打探其下落，费尽周折，总算将他请回。然而高唐州降伏高廉后，他又处于默默无闻的低迷状态，并未作出山寨军师应有的贡献。
三打祝家庄时，公孙胜不在山寨，出征将士中没有他的身影，自是无可指摘。然而大破连环马、攻打曾头市，他见在山寨，却仍不能替晃、宋分忧。他的全部功绩，似乎也仅限于降高廉、收樊瑞，对付几个有法术的人。面对呼延灼、关胜、董平、张清等世俗将佐，他反而束手无策。此后，无论排“九宫八封阵”还是破辽军“混天象阵”，主角仍是宋江和吴用；公孙胜徒有呼风唤雨、役使鬼神的本领，而他的实际表现，却往往令读者失望。及至破辽成功，这个始终游离于梁山斗争主线之外的人物，又头一个辞别而去，早早结束了他的军师使命。公孙胜的表现，实在难辞“尸位素餐”之讥。
其实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今本中，这位以道士面目出现的公孙胜，本来就是个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晚起人物。
尽管作者特意为他设计了“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入云龙斗法破高廉”以及“公孙胜芒砀山降魔”等“专场表演”，以张大他的声威，然而仍无法使他融人已基本成形的《水浒》故事中。[⑥]
由此可见，即便改定者煞费苦心地予以修改弥合，公孙胜进入《水浒传》的斧凿痕迹还是过于明显了，以至于无论如何大张旗鼓地渲染，始终难以与梁山聚义故事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即便“装扮”得地位崇高、法力无边，仍然难脱“多余”色彩。
实际上，公孙胜始终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军师。他出场后发挥作用的场合不多，发挥作用的场合又往往是梁山被法术置于困境的生死关头。梁山兵马攻打高唐州营救柴进期间，为高唐州知府高廉（高俅堂弟）法术所败，宋江只得搬请公孙胜出山相助。
公孙胜出山后大破高廉法术，扭转局面；史进、朱武等人领兵攻打向梁山挑战的芒砀山头领“混世魔王”樊瑞等三人时，为樊瑞法术所阻，首战不利，公孙胜赶到，破了樊瑞法术；梁山三败高俅期间，公孙胜作法祭风，协助刘唐火烧官军战船，梁山大获全胜；梁山征辽期间，公孙胜在幽州青石峪破除辽国统军贺重宝法术，又协助梁山兵马大破贺重宝布下的太乙混天象阵，为战败辽国立下大功。
公孙胜以非同一般的身份，在非同一般的场合，发挥着非同一般的特殊作用。故此，在并未排斥神话元素的《水浒传》中，公孙胜的作用又是不可或缺的（这里并非说公孙胜这一人物不可或缺，而是说他作为“工具人”所承担的“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的法术不可或缺）。
梁山人物排座次时，公孙胜再次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梁山聚集一百单八将后，宋江欲建一罗天大醮，说道：“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会，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如今兵刃到处，杀害生灵，无可禳谢大罪。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第七十一回，923页）。
随后，公孙胜与众道士作法七日后，“是夜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门上。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又唤做天门开，又唤做天眼开，里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竟攒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时天眼已合，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跟寻火块。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只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第七十一回，924-925页）。这块石碣上的天书文字正是镌刻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星座排名。
有人认为，这块石碣与太尉洪信放出的“一百单八个魔君”存在关联，梁山人物是上天派到凡间搅扰大宋江山的。也有人认为，石碣是宋江、吴用等人为稳定人心而采取的非常手段（恰恰在宋江提出“欲建一罗天大醮”七日后，出现了镌刻梁山一百单八将星座排名的石碣，此事确实像是预先有所安排。明朝末年的李贽即坚持这一观点）。而无论是前述何种原因，都需要借助于公孙胜的法术与受人敬仰的道家身份。
从公孙胜发挥的特殊作用，再延伸至宗教（不仅是道家）的特殊作用。不同宗教的历史、作用、相互关系（斗争与融合）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阐释清楚。故此，这里仅论及中国历朝历代的各种起事对宗教的借助这一重要现象。
中国历朝历代起事中，多有以宗教为号召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事前的在鱼肚内塞入“陈胜王”字条的做法暂且不论（此事固然具有宗教所有的神秘色彩，却并非借助宗教——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本土宗教出现），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事的领导者张角是宗教领袖，且是太平道创始人，东晋末年孙恩起兵反晋，后余众由妹夫卢循领导，史称“孙恩卢循之乱”，孙恩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北宋末年方腊起事借助摩尼教，主张“是法平等，无分高下”，元末红巾军韩山童、刘福通借助佛教弥勒佛，元明清三朝屡禁屡起的白莲教，源于佛教净土宗，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借助基督教。
这些起事的领导者，未必是所借助的宗教的虔诚信仰者，未必对所借助的宗教的教义有深刻全面的领会，他们更多的只是对宗教思想一鳞半爪的摘取与无限放大，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
这些起事的领导者之所以借助宗教，因民众文化水准普遍较低，普遍敬事鬼神，再加上起事的领导者往往出身卑微、名望欠缺，直接号召四方，被朝廷视为叛逆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会从心理上阻碍民众认同与追随。
在这样的背景下，借助于宗教，不仅让这些起事涂抹上正义的色彩，且弥漫着神秘的色彩。这些起事的领导者则会借此名正言顺地成为让人畏惧的正义、神秘力量（“上天”）的代表，让文化水准普遍较低，普遍敬事鬼神的民众狂热崇拜、积极响应。
事实表明，借助于宗教使得民众形成信仰，比物质的承诺更加能鼓舞人心（借助于宗教并非完全排斥物质的承诺，恰恰相反，借助于宗教的物质承诺往往更加诱人，更加让民众无力抗拒。至于起事成功后这些承诺能否兑现，似乎不是这些起事领导者考虑过的）。
以此而论，中国历朝历代的起事领导者对宗教的借助，与历朝历代的皇帝（尤其是开国帝王）生前身后，郑重其事地渲染其出生及相貌方面的“异像”异曲同工——具有宣示“天命所归”的作用。
《水浒传》中并未排斥神话元素，而对战双方的胜败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武艺相对的硬碰硬决斗。故此，尽管公孙胜的法术威力惊人，又总是受到相当多的约束。
法术在《水浒传》中的角色，正犹如公孙胜在梁山中的角色——地位崇高，作用有限。一方面，无论是梁山人物还是其他人物，行走江湖、行军用兵依靠的始终是武艺与谋略（武艺又重于谋略）。这样，尽管公孙胜“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却在梁山对外征战中从未以法术先发制人，反而总是梁山被法术置于危难境地后的被动式应对。
一旦破解了法术后，公孙胜又绝然不会以法术乘胜追击，而是立即退居幕后，最决定双方胜败的仍然是武艺与谋略。这样，公孙胜的法术固然远远凌驾于武艺之上，具有绝杀功能，足以与花荣的神箭绝技以及张清的飞石绝技并称为能轻松置敌死地的“三大法宝”。
然而，由于法术总是梁山被法术置于危难境地后的被动式应对，公孙胜的法术在梁山对外征战中的战功，反而不及花荣的神箭绝技以及张清的飞石绝技。
梁山征辽班师还朝后，公孙胜向宋江辞行：“向日本师罗真人嘱付小道，已曾预禀仁兄，令小道送兄长还京师毕日，便回山中学道。今日兄长功成名遂，贫道亦难久处。就今拜别仁兄，辞了众位，即今日便归山中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
宋江见公孙胜说起前言，不敢翻悔，潸然泪下，对公孙胜说道：“我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开；今日弟兄分别，如花零落。吾虽不敢负汝前言，中心岂忍分别！”公孙胜说道：“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贫道寡情薄意。今来仁兄功成名遂，此去非贫道所趋。仁兄只得曲允。……宋江再四挽留不住，便乃设一筵宴，令众弟兄相别。筵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赆。公孙胜推却不受，众兄弟只顾打拴在包里。”
公孙胜辞别后，“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第九十回，1160页）。如此场面，早已不复梁山人物排座次时的激昂壮观。公孙胜之别，正是“弟兄分别，如花零落。”公孙胜是一百单八将中第一个离开的。
以公孙胜的特殊身份，他的离开不无象征意义。这不仅是兄弟别离，更意味着梁山聚义大业开始从“如花方开”走向“如花零落”。
公孙胜离开梁山兄弟的理由是牵强的。因为此时宋江等人的境况，充其量只能说是刚刚洗脱“贼寇”恶名而已，远远没有达到“功成名遂”的地步——甚至招安还是他们厄难的开始。《水浒传》中安排公孙胜决然离开，更有一层现实意义。周思源指出：
从金兵逼近北宋京城汴梁的时间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小说创作遇到的这个难题之大：如果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军继续存在的话，徽钦二宗就不会被俘，历史就必定改写，可是历史又不能改写。于是梁山军必须赶在金兵俘虏徽钦二宗之前彻底瓦解，而且还必须略早一点。如果到了金兵兵临城下的地步，甚至朝廷已经感到危险临近，那么宋徽宗或者其他权臣就不会派梁山军去征方腊了，而是会将他们布防在黄河以北，抵抗金兵了。
……
公孙胜之所以不参加征方腊，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因为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做法降妖。公孙胜若去了，宋军的损失必然大大降低，就不可能实现作者要基本瓦解梁山军的创作意图。所以只好让他早些离队，从此销声匿迹。⑦
主动参与劫取生辰纲、追随晁盖入伙梁山时的公孙胜，并未展现出非凡能力，也未表现出汲汲于脱离梁山的念头（否则也就不会主动追随晁盖入伙梁山了）。
此后，公孙胜的法术不断精进，几乎难逢敌手，他的作用也逐渐突出，却时时萌生退意，以归家奉养老母、修习道术为念，最终不顾宋江等人苦留，隐居于山林泉石之间。虽说道家高人公孙胜如此行事的形成自有其缘由，而以《水浒传》现有文本解读，绰号“入云龙”的公孙胜的行事与秉性，确实犹如一条迥于常人，“见首不见尾”的入云神龙。
①本文所引《水浒传》文字，均见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②侯会：《<水浒><西游>探源》，学苑出版社，2009，第103页。
③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页。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60页。
⑤侯会：《<水浒><西游>探源》，学苑出版社，2009，第107页。
⑥侯会：《<水浒><西游>探源》，学苑出版社，2009，第103-105页。
⑦周思源：《周思源新解<水浒传>》，中华书局，2007，第8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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