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之后，主要的当政者变为李傕、郭汜，可谓一变为二。李傕、郭汜之乱平定后，当时的政治受益者固然分成两党，但人数却是五个：张杨与董承为一党，杨奉与韩暹、李乐为一党，可谓二变为五。
朝政既已复杂，许多人都动起了控制皇帝的念头，比如张杨就希望将皇帝迎回已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洛阳，遭到了杨奉一党的反对。
刘协本人颠沛已久，自然希望重回旧都，以笼络民心、士心，建立新的朝政秩序。他将年号改为“建安”，其实正是建立政权、安定天下的意思，毛宗岗父子说这两个字理解成“建都安邦之义”，虽然氏父子乃是做小说的批评，可是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
于是刘协要求杨奉、韩暹、李乐三人出兵护送，实际上承认杨奉一党的主要头目在新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终于获得了杨奉一伙的同意。最后平衡的结果是：张杨一党中只留下董承、杨奉一党只留下韩暹，其余人全部出京驻守，但是可以“持节”，也就是随时代表皇帝掌握生杀大权。
各地方势力的幕僚们看到见到这种内部争斗的情形，也都建议把皇帝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畴里面，比如在张杨刚开始提出迎接刘协回洛阳时，沮授就试图劝说袁绍抢先迎奉。只是被郭图、淳于琼等人劝阻，后者的意见是：“汉王朝早已动荡不安，要想复兴难上加难。何况英雄并起，各占有州郡，兵马动辄上万，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平心来说，郭图、淳于琼等人的意见并没有大错。但他们无疑忘记了，秦朝建立时根基并没有稳固，六国的余党直到楚汉相争时还在，不必说魏豹、赵歇，就连项藉本人都是挟项燕之后的名头自重的，彼时根本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
但两汉已经统治已经接近四百年，特别是经过王莽篡夺以后，对汉朝正统的认识不减反增，汉朝皇帝的正统地位只好用周天子的地位相比。秦国虽然强盛，却任由周王室苟延残喘而非立刻取而代之，至于周朝式微之处，吕小白等人更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借天子维护自身的威权。
所以在汉朝基业初倾的情形下，“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最好的选择，曹操看明了其中的利益所在，并在后来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吕小白和姬重耳自比，也是很真实的话了。
于是他提出让曹洪迎奉刘协，并遭到了董承的拒绝，这是现实的利益使然。董承作为军阀，没有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忠贞，能力则更为堪忧。
在董承治下，内部经济萧条，致令宫廷秘书署助理（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因为亲自摘野菜而丧命；对外则软弱无能，当时袁术已经试图勾连孙策等人试图代汉自立，虽然遭到了后者的拒绝，但野心昭昭，而董承居然毫无反应，反而忙于与韩暹的内斗。
曹操当然抓住了这个机会，试图劝说杨奉与自己联合，没想到董承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居然主动迎接曹操兵团，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和政治立场可言。等到曹操进入洛阳后，同时弹劾张杨和韩暹，看似对派系维持平衡，实际是在剪除董承在首都之外的势力，而董承居然可以弃盟友的利益于不顾，无论从政治还是道德上都是愚蠢而短见的。
《三国志演义》为了将后文执行“衣带诏”的董承美化成忠于汉室的英雄，将宣召曹操的责任推给了杨彪和刘协自己——
太尉杨彪奏帝：“前蒙降诏，未曾发遣。今曹操在山东屯兵数十万，可宣入朝，以辅王室佐主。”帝曰：“朕躬既已降诏，卿何必再奏，即便差人前去。”
除了择清董承的责任外，也使杨彪成为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直接促成者，即同前两节一样，为后来曹操杀杨修的不是埋下了道德上的伏笔。
按：“挟天子以令诸侯”七字本是诸葛亮对曹操的评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以此作为对曹操的定评，目的是将曹操作为皇帝的劫持者，否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中的道德属性。
为了坐实曹操劫持者的身份，作者故意虚构了李傕、郭汜之乱的尾声，以便让曹操得以发兵二十万、斩首万余，曹洪、李典、许褚、典韦等人同时进谏刘协，进而对皇帝实施威慑，简直和对董卓及李傕、郭汜的描绘没什么不同。
毛宗岗父子为了解释曹操成功的原因，牵强附会地说：“操之迁帝许都，与卓之迁帝长安，傕、汜之迁帝郿坞，无以异也。然卓与傕、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顺者，勤王之师与劫驾不同，所以独成气候。”
毛宗岗父子无疑忘了，董卓当年进京为的也是平定何进死后的宦官之乱，同样是“勤王之师”，但却因为在政治上的破坏而身败名裂。
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政局不是破坏而是建设，如他虽然弹劾张杨和韩暹，却并没有对他们斩尽杀绝，而是以刘协的名义，以他们“有翼车驾”为名而赦免。同时优先对董承一党进行册封，而后逐渐录用自己派系的人物，这才是真正的“伯者之事”，而非像小说描绘的在册封董承一党的同时册封自己的幕僚二十一人。
事实上，《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里颇费了一些心思，没有如同正史一样展开对董承一党姓名及爵位的罗列，只说“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并不忘补上一句：“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而对于荀彧、满宠等人的封赏则逐一罗列，甚至连普通指挥官（校尉）和民兵司令（都尉）都罗列其中，又说“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以至于毛宗岗父子读后揶揄道：“李傕、郭汜自写职衔，勒令帝封；今曹操竟自封职衔，更不劳天子费心：愈出愈奇。”史实却是刘协亲自到曹操的军营中封他为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和武平侯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详细写了曹操收服徐晃的经过。《三国志演义》写名将俱有其板眼，如同样是写忠勇，写典韦时突出其对曹操个人的忠诚，写徐晃则突出其对汉室的忠忱。
从其跟随“大汉杨奉”保卫刘协看出其忠于汉室，从其迎战李傕、郭汜、斧劈李乐、力敌许褚照见其勇、其能，夜见满宠、畅谈心怀可见其对朋友的恩义，秉烛被甲而坐说明其内心中怀有隐忧，知道杨奉、韩暹非其主，这是他的智慧，不忍杀杨奉、韩暹又见其既忠义又仁慈。
毛宗岗父子说：“（徐晃不杀杨奉、韩暹）与吕布杀丁原大相悬绝。公明真义士，故后来独与云长公交厚。”《蜀记》中说“羽与晃宿相爱，（襄樊之战时）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所谓“近朱者赤”，关羽的忠义必复刻于徐晃的身上，毛宗岗父子的这条批语算是明白作者设计的三昧的。
比起对曹操劫持天子一段的设计，作者对吕布夺取徐州的设计更为巧妙。历史上的徐州之失乃是因为袁术进攻刘备，刘备赴盱眙、淮阴一带迎敌，令张飞守下邳国。
下邳国虽属于徐州的管辖范围，但离扬州更近，下邳国原本的宰相本笮融和彭城国的宰相薛礼甚至一度接受扬州全权州长（扬州牧）刘繇的管辖，虽然笮融受曹操征讨徐州的冲击几次改换门庭，但下邳国有独立的趋势总是不争的事实。
在刘备离开徐州州治以后，张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变得简单粗暴，直接斩杀了下邳国新任宰相曹豹，致使下邳国发生内乱。
袁术趁此机会邀约吕布进攻下邳国，正当吕布进攻之际，同为下邳国警卫指挥官（中郎将）的许耽与之里应外合，带领所率领的徐州精锐丹阳军向吕布投降——这支军队为陶谦缔造的王牌，也是东汉三国时代最重要的军队之一——刘备回援未果，从而再回头迎战袁术，导致补给全无，士兵之间相互屠杀、吃掉对方的尸体，刘备百般无奈只得向吕布请降。
在这场战役中，刘备至少犯了三个致命性的错误：第一是用人不当，同样是后院起火，曹操离开兖州之际，让荀彧和程昱驻守鄄城，张邈、陈宫之叛绝不亚于曹豹和许耽，但二者却能守住鄄城、东阿、范县三地作为据点，使曹操东山再起，张飞显然没有这个本领。
毕竟荀彧能够洞察张邈之叛，能够果断拉拢豫州州长（豫州刺史）郭贡，程昱能够及时劝说范县县长靳允，都有分清敌我的政治眼光，张飞却只知以威权控制下邳国，全不顾政治平衡。
第二是不能及时稳定军心，下邳国内乱后，应继续前线与袁术作战，直至下邳国形势完全稳定下来再回援，贸然回到下邳国会令军中将士意识到自己的妻儿父子全被吕布控制，自然毫无战斗意志。
第三是在下邳国作战失利后再讨袁术，一方面消耗粮饷，另一方面也令将士疲于奔命，自然损失战斗力。故此刘备的失利完全在意料之中。
然而《三国志演义》却是以刘备为第一主角的，自然不能显得他反复和愚蠢，于是必先做一种开脱。首先将刘备与袁术、吕布之争变成了刘备与曹操之争——
操既定大事，乃设一宴于后堂，聚众谋士共议。操曰：“吾今以尊王室，位至三公，皆赖汝等助之。吾所忧者，袁术、袁绍耳。此二人已据土地，未可图之。刘备见屯徐州，已领州事。近吕布在山东，被吾杀败，今投刘备，养于小沛。二人若互相起兵，乃吾心腹之大患也。公等有何妙计可图之？”
这个情节的虚构设计得非常精彩，摆脱了通常叙事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尴尬，既能上承曹操迁都，又能将下文的叙事逐渐转移到徐州。
更巧妙的是，吕布是曹操眼下最大的对手，刘备则是曹操日后更大的敌人，用荀彧的两番计策把两人的内斗串联起来，巧妙之余也在情理之中。
荀彧的第一个计策是通过密信让刘备杀吕布，被刘备婉言谢绝后又将信出示给吕布，用此一件事既见出曹操的狡诈，也见出刘备的坦荡和吕布日后的背信弃义。
第二个计策则干脆将袁术和刘备之争变成了计策的一部分，先通知袁术防范刘备，再让刘备征伐袁术，这是摆明的“阳谋”。
作为手下重要谋士的糜竺自然也能看出这一点并劝谏刘备，但刘备却说：“虽是计，王命不可违也。”正是其忠于汉室的决心。
作者安排刘备提前离开徐州，意在淡化他在失败问题上的责任。又将与吕布里应外合的许耽和被张飞杀死的曹豹合二为一，写张飞打曹豹而未死。
曹豹因私人恩怨出卖徐州是为不忠，借吕布的威风压制张飞是为不义，以此映照张飞的醉酒反倒见其可爱与真诚，后来《说岳全传》中利用了同样的范式写吉青败于金兀朮，可见《三国志演义》为张飞开拓责任的成功。
至于其打曹豹，也因曹豹的抢白而显得爱憎分明——毕竟在曹豹说出吕布之前，张飞只是让士兵把他拿下并没有真的下令动手。其实，历史上的吕布并非曹豹的女婿，这一设定大概是来自《三国志平话》——
（张飞）鞭挞曹豹。曹豹到东宅，自思一计，可报其冤。使女婿张本私地修书，前去小沛见吕布，亦酒食待之，又与金珠。张本复回。
这里的“张本”二字原是人名，《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大约理解成了“预先设计”的意思，故有此联想。
曹豹在被张飞殴打后，写信给吕布：“玄德已往淮南去了，可乘飞醉，来取徐州。今番错过，悔之晚矣！”毛宗岗父子改作时，写道：“备说张飞无礼。且云：'玄德已往淮南……’”，添上了一笔备言前事。
其实按照当时的逻辑，以曹豹预备叛逃的决心自然不必详说自己的委屈，而吕布亦是见利忘义之人，即便对岳父也未必有恩情可言，诚如毛宗岗父子所说：“曹豹吃打，便思为老婆报仇；独不思王允被杀，何不为貂蝉报仇耶？”
但是毛氏父子的结论是“不算爱貂蝉，还是怕老婆”，所以将曹豹作为“陶谦手下旧将”的身份也删去了。其实按照作者的本意，大概是有吕布只以利动的意思。
这便与桃园兄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当张飞失去徐州向刘备哭诉时，刘备只是叹息一句：“得何足喜，失何足忧。”没有追究张飞的责任，用徐州做了笼络张飞的人情信物。
等到张飞告诉刘备连他的妻子都失落时，刘备则说出了千古名句：“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这自然是父权制度下的混账逻辑，但在政治家眼中，无法辅助自己政治事业的妻子往往确实不如更有助于自己的将领重要。
故此，一向反感道学的李卓吾也不得不承认：“玄德此等言语极似道学语，最能收拾人，实亦是英雄语也。”
至于吕布则由一个三流的政客变成了道德上的小人，一个令人厌恶的掠夺者。早在《李傕郭汜乱长安》一节，作者便已经预为铺垫。当时吕布穷途来归，刘备向吕布辞让徐州——
玄德曰：“陶府君新近归天，无人管领徐州，因此令备权摄州事。今幸得将军至此，无德合让有德，备情愿将牌印请将军受之。”吕布却待接，见玄德背后关、张各有拔剑之意。布佯笑曰：“量布一勇之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让。陈宫告曰：“强兵安敢压主乎？请使君勿得疑焉。”玄德方止。
故事里的刘备极为真诚，但作者在这里故意忽略了三英战吕布的往事，无论是吕布还是桃园兄弟都未提及，反不如《三国志平话》中写吕布先写信给刘备，并以“自虎牢关一战，非吕布之罪，皆董卓之过”为前事开脱更有说服力。
“吕布却待接”，说明他既傲慢、莽撞，也没有政治头脑，陈宫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拦说明他不将桃园兄弟放在眼中，有信心与吕布共同经营好徐州。直到吕布见到关羽、张飞的怒视，才自觉不妥，陈宫也顺坡下驴，劝阻刘备。
就其本心而言，吕布本无主意，陈宫更是伺机而动的奸雄。所以在接到曹豹的来信，陈宫当即表示：“只在小沛，何日峥嵘？今若不取，宫必去矣。”以离开吕布相威胁。到了毛宗岗父子的版本中，则将最后一句话改为 “悔之晚矣”，即是啖之以利——吕布在利益面前，自然对刘备也无什么恩义可言。
前番的辞，这一番的夺，都只是利益使然，这也是其反复无常的根由。原著中吕布派人把守刘备宅门后，作者尚且交代“此是吕布弟兄之情也”，突出吕布尚有一些江湖习气，但这句话也被毛宗岗父子删掉，于是吕布彻底沦为唯利是图的宵小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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