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苏社科院后，我走上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路，有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也遇到了一批贵人，他们帮助我、影响我一步步前行。我应该终身感激他们！他们就是徐若通、胡福明、刘冬、刘洛同志。
说起徐若通同志，学术界的先生肯定都很陌生。但他却确实是我在社科院遇到的贵人.我之所以能调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与徐若通书记关系极大。
84年，江苏社科院希望调我至文学所工作，淮阴方面不同意，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先与淮阴协商，欲将我从淮阴教育学院借调至江苏省社科院。
借调时，淮阴教育学院的领导还是不放，因为我是淮阴的政协委员，讨论时曾跟女市长徐燕在一个组，因此相识。市长徐燕认为，能借调到社科院文学所历练历练是件好事。于是，她跟学院的领导说：让老萧去锻炼些时日吧，这对他将来的工作更有好处（我很感谢徐燕同志）。于是我借调进了社科院文学所。
85年要正式调动，有徐燕同志的这番话在前，再加那时淮阴教育学院需要教师，淮阴负责干部管理的组织部不同意我调动（我也很感谢学院对我的器重），是徐若通书记给曾经是他部下——时任淮阴地委组织部长XXX同志写信，刘洛所长、欧阳健先生带着这封信到淮阴组织部协调，我才得以正式从淮阴教育学院调入本院文学所。但我那时候并不知晓我的调动是徐书记一力促成，连一句谢谢的话都没对徐书记说。
调进社科院文学所，为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白天我几乎天天泡南京图书馆，晚上则住在南京艺术学院的招待所中，吃饭就到省委食堂。
有一天，那是一个星期一，南京图书馆休息，我不能去看书，一个人，正孤单地呆坐在招待所的住房中。
天空阴沉沉的，窗外细雨晰晰。我凝视窗外，陷入沉思和无端的惆怅之中。在淮阴时沉浮于学海之中，漫无目标，似一叶孤舟在无边的大海中飘荡的情绪又出现在脑海中。
人说南京是个悲伤哭泣的城市！不仅天老是阴沉沉的，难得一见晴朗，从“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忆想中的三国东吴，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东晋，再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南朝，立都南京的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的，历史就如那易变的天空，晴少阴多，变换不定。我不知道，如果明王朝不迁都北京能够传承多久？想起这些，更令我愁绪绵绵，“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就在我沉思、惆怅之时，靠走廊一边，忽然传来阵阵敲门声。开门一看，一个人，打着一把雨伞，正站在门口。出乎意外，那竟然是徐若通书记。让座寒喧之后，徐书记详细询问我的起居和日常生活情况，连在哪里吃饭都问到了。
我本来由文学所的姚政同志带领，同他一起，在靠省委宣传部附近的食堂吃饭；徐书记却告诉我：“省委后院靠马鞍山（不是安徽马鞍山）附近也有个食堂，那里离图书馆更近，不如到那里去吃，我给你办理一下手续。”
一个书记，如此看望并关心刚调来不久的下属，真是难得！这事虽很小，却温暖了我的心。我从对个人命运的沉思中醒了过来，惆帐一扫而空，下决心做好工作，以报答书记的关怀。
当时，包括现在，还流行着一种思想：“外行不能领导內行”。对此，我一直有一种不同的看法：钱学森、邓稼先等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要是没有周恩来，钱学森能顺利回国？要是没有聂荣臻、张爱萍那样的领导，他们能创出那样的业绩？聂荣臻、张爱萍在科研方面可能是外行，在管理方面也许是有初心的内行——关键是要有初心。
后来我按徐书记的嘱咐，到省委后院的食堂就餐，那里离南艺和图书馆果然更近。
又后来徐若通书记调走了，不知道是工作需要，还是与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有关。
古语云：寿高八十，丧为“喜丧”。胡福明先生八十六岁仙逝，自为喜丧无疑，可我这个耄耋老人却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不禁潸然泪下，且泪如泉涌。
胡福明先生曾是我院的院长，因为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而闻名全国。他也是个很有气度、很有胸怀、了解科研规律的领导——一个值得人忆念的好人。
记得他从党校调到社科院的时候，召开了一次中层干部会，那时我是文学所的副所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省政府的文件，要社科院成为省委、省政府的参谋部，因此胡院长特别强调了应用研究的重要。我却不识“时务”，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就在这次会上，我当胡院长的面，提出了异议，讲：“我不反对应用研究，只是希望院领导在提倡应用研究的同时，给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留出一定的空间。”此时，全场一片肃静。
停了一刻，胡院长问我：“老萧，请问：什么是应用研究，什么是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我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我们且不在概念上纠缠，我只想问问胡院长：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属于什么研究？”
这时整个会场更是一片寂静。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胡院长身上，也把餘光投向了我。又过了片刻，胡院长淡然地答道：“当然属于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我说道：“这种研究难道不重要？”
大家都感到讶然，一些与我关系不错的同志还为我担心，担心我得罪了这位新任领导。想不到会议快要结束时，胡院长却总结道：“社科院是要成为省委、省政府的参谋机构，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基础研究，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同志们都面露喜色——不为别的，庆幸大家又遇到了一位肯倾听意见的好领导，尤其是文、史、哲研究所的所长们。
又过了些日子，在赤壁路小学通往省委省政府后院的路上，我与拙荆遇到了胡院长。打过招呼后，我们正要离开，胡院长却拦住了我们。他深情地说：“今年是你升所长的最后一年（我已经五十五岁了）。院党委申报了你，并获得批准，以后文学所的工作就主要靠你了。”
想到这里，我对胡院长的敬意更增加了几分。这是一个大度的领导，一个肯倾听下属意见的领导！如今他仙逝了，怎不令人心痛！
因为研究《水浒传》一书，也涉猎了它的作者施耐庵的某些问题，还写过一篇《关于施耐庵的通讯》的小文，与刘冬同志商榷，发在《江海学刊》上。
那时，我还在淮阴的一所中学里教书，而刘冬同志自1952年发现施耐庵墓志及有关史料，并撰文在《文艺报》上发表，引起全国学界轰动以来，已是学界知名的学者，且成了文学所的负责人，著述很多，但他一点也没有权威学者的架势，令人感动。这是我与刘冬同志文字交往的第一回。
就因为这篇小文，1982年在兴化、大丰召开全国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会时，我也被兴化县政府作为学术殿堂之外的人邀请与会。我第二次真正见到了刘冬同志。
刘冬同志是个忠厚长者，为人谦和虚心，学风严谨认真。记得他曾和朱一玄、章培恒、袁世硕、马蹄疾等先生，把墓碑移到阳光下，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辨认，对每一件文物史料的内涵及其历史地位作出明确的鉴定。
会上、会外，他向参会诸先生请教自己所有的不甚明白的问题，比如说，他曾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长张啸虎先生问及关于如何看待施耐庵传说的问题。张先生思考了一下，回答道：“我认为，既要重文碑，也要重口碑。有时口碑比文碑更为可靠。”
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应该说，我这一辈子，也算参加过学术界的不少考察研讨会，虽然各有各的特点，而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一次，乃是学风最正、最认真严谨的一次！
思想起来，我的调动，实际也与刘冬同志有极大的关系。
84年，我以淮阴市青浦中学副校长的身份到江苏教育学院校长班学习半年。学习期间，参加了刘冬同志主办的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界人士座谈会。会议倡导，成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出版《明清小说研究》期刊，让大家有一个广泛发表意见的更广阔的平台，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
在会上，刘冬同志也告诉与会的先生，江苏社科院决定，文学所将以明清小说研究等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我的调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促成的。
我进所前，刘冬同志就已经离休了，但他离休前为文学所制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规划，一直是所里从事小说研究同志致力推进的工作，更成了我此后的研究纲领、我孜孜以求实现的目标。这个规划，无愧“宏伟实在”四个字！
他强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要从从基础做起，一，先做《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次做《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再做古代通俗小说的思想艺术研究（后来由周钧韬、欧阳健和我一起主编的《通俗小说鉴赏辞典》便是这一计划的成果之一），复次编著《中国通俗小说史》；二，完成《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进行文言小说的思想艺术研究，编著《中国文言小说史》；三，编著《中国小说史》。
我没有实现刘冬同志的愿望，很是愧疚。但我也常想，假如没有刘冬同志的这一规划，我这个并无明确科研目标的小人物，还能不能做出现今取得的这点成绩来？
为了使全国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有一块展示成果的园地，离休后的刘冬同志，仍然为创办《明清小说研究》期刊竭尽全力。
1985年刊物创立，他也一直担任刊物的顾问，指导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为刊物制定了科学的办刊原则和方针：“兼容各种观点，贯彻双百方针。篇不计长短，文不论家门。考证务以翔实见长，论述当以深颖取胜。论难不避，言当有据；评说当新，力戒浮华。”这原则和方针，亦一直是我主持刊物编辑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按照刘冬同志的办刊原则和方针办刊，刊物越办越好，记得有一期的《明清小说研究》，在人大《全国报刊复印资料》上就复印了四五篇。由于全国学人的支持，刊物也终于成了全国核心期刊（C刊）。
刘冬同志，这个顾问，乃是真真实实的既顾且问的。我有什么想法告诉他，他总是不厌其烦的指导帮助。
记得我希望利用杂志，以拓展明清小说文本研究的学术空间，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刘冬同志。他马上利用自己的人脉，找来好友——写《陈焕生进城》的高晓生同志，在自己家中，商量如何将明清小说研究与当代小说的创作经验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个“当代小说家谈明清小说”（大意）的栏目。
尽管后来由于某些作家放弃自己所长，搞起了明清小说作家生平的考证，因而走上歪道，这与设此栏目的初衷无关！王蒙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对《红楼梦》文本进行研究就研究得不错，这其中怕也夹着他的创作经验和创作经历。
他还邀请南大在戏剧等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副校长董健先生；本院搞哲学研究的钟克钊先生，在古林公园的一座茶馆中开了个座谈会，专门商讨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如戏剧、哲学、社会学、民俗学乃至心理学等等方面入手，研究明清小说，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为我们今后把《明小说研究》办得更好打下了基础。
刘冬同志是江苏泗阳人，是个老革命， 长期从事报刊宣传工作。他曾是个作家，五十年代出版过长篇小说《英雄的柴米河》，现今还有一部一百万字的特具思想深度的待印长篇《伙伴春秋》。这是部纯文学著作，增删二十五载，方告杀青。意蕴在于指出，伙伴精神是今后人类精神发展焦点所在。可惜到他去世时，这部小说一直未能出版。
和刘冬同志相处，特让人放心、他坦诚待人、还敢于为别人“担担子”。而和他在一起闲聊，则简直是一种享受。有时、他一两句话。即能碰起你的思想火花、给你以极深刻的启迪、因之产生出一个很好的论题， 由此而写出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
他曾经对我说过，他之能够冒险犯难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因为鲁迅；打成右派，陷入浩劫、也是因为鲁迅，——都是对鲁迅迷恋的结果。而时至今日、仍然无怨无悔。他对施耐庵也有一种深深的迷恋。迷恋之中，更带上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揭开《水浒传》最后写定者的面纱。
我虽然在施耐庵的研究途中打了退堂鼓，但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交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水浒传》、施耐庵。我感觉得出，他就像迷恋鲁迅一样迷恋《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顶住来自高层的压力，执着、无惧无畏，就如一首诗所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且不管他关于施耐庵研究的结论如何，他追求真理的那份执着、修正错误——那怕是再微小的错失——的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
他是研究《水浒》作者的元勋，国內两次《水浒》作者研究的高潮都是由他掀起的。我不明白，聂绀弩、徐放等先生二次调查施耐庵的史料，当时为什么不能公布于学界？是谁阻止它的公布？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幅漫画：一口深井，井底一人将一些深埋在井底的文物送上井口；井口趴着一人，将送上来的物品，看亦未仔细看，就一一敲碎，不管它是秦砖还是汉瓦。我们的研究者应做井底的那个人，而不是做趴在井口的那个人啊！
刘冬同志离休，刘洛同志成了文学所的所长。他是调我进文学所的关键人物。是他与欧阳亲往淮阴协商，我才得以离开淮阴调进社科院。可是，我连一声感谢都没说过，他仙逝的时候，我正在广州访书并参加全国近代文学研讨会，连送他一程也没有，一直遗恨至今，痛悔莫及。
在文学所，刘洛同志既把明清小说作为所里研究的重点，又能调动所内其它研究方向学人的积极性，譬如现当代文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在他任期内，不仅小说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其它方面的研究也风生水起，这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创刊运行创造了条件。
刘洛同志还是个只关心属下，从不在意自己生活的好领导。
我是个政治上不求上进的人，刘洛同志曾和我谈话，言下之意，要我靠拢党组织。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只是唯唯否否！但我很感激刘洛同志对自己的关心。
刘洛同志家住在南师大的后门口对过，那里是两条公路的交汇口，人来车行，吵吵闹闹，即在深夜，也难得安静，且面积并不大。院里新盖住房，分配给职工。刘洛同志是个十四级老干部，当然在分配之列。可刘洛同志让给了更需要住房的同志，自己仍住在那噪音不断的房子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同志，唯独没有自己的人！
刘洛同志本来在省委宣传部任处长，搞宣传是他拿手的工作。做了所长后，为了进一步了解研究人员的工作、生活状态，进一步搞好所里的领导工作，他也尝试着搞起明清小说研究来。他的遗作《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亮的悲剧精神》就是他研究三国演义的尝试。这是不是也反映出他进文学所工作的某种心态？
现在我常常想，假如接替刘冬先生的刘洛同志也像时下的一些领导，新官上任，要显示自己的能耐，不管前任的规划是否正确，定要标新立异，“做一番事业”，文学所的研究还能不能如那时一样轰轰烈烈？文学所会是什么样子？我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很庆幸，自己遇到了两任好的直接领导。
徐若通书记、胡福明院长、文学所的两任负责人，他们都是我生命历程里的贵人，我应该终生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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