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视野和精细阅读
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最忌一种偏向，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过于封闭，对理论、对现实毫无兴趣，只囿于一个狭小的天地。因此既要研读古代文学原著，又要广泛涉猎史学、哲学等，加强文艺学的理论修养，才能保持开放的胸襟，创造的活力。我的研究生导师北大吴小如教授说：“现在做学问往往分工太细，如治西方文学的不懂本国文学，治文学的不搞语言，治古典文学的不搞现、当代文学，治诗歌的不搞小说戏曲，甚至治先秦一段的连两汉以下的部分都不闻不问，这实在是自己把路给走窄了，看似很专，其实却脱离实际。”遵照吴先生的教导，我虽然是做古代小说研究的，但我也常读理论方面的书，也读现当代的小说，密切注视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动态，这有助我们开阔视野，使研究工作与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例如，我读了一些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觉得应该充分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但是过分夸大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就会陷入相对主义。针对当前文学史界的一些理论和当代“新历史小说”的问题，我写了《关于相对主义思潮影响的思考》（《福建论坛》2000年6期）和《文学史不是神话和传奇故事》（《文学遗产》2002年6期）两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我也十分关注现实的学术争论，针对近年《水浒传》研究中的问题，写了《正确科学地评价李逵》（《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5期）、《水浒戏的贡献不可抹杀》（《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水浒传〉创作成功的历史原因》（《辽东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水浒传〉研究中的一个悖论》（《齐鲁学刊》2010年6期）、《对〈水浒传〉中血腥、暴力问题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水浒传〉不同繁本系统之比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
读书，特别是读经典名著，不能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因为名著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有高超精致的艺术描写，而且，研究论着汗牛充栋，如果不精细的阅读，就很难有新的发现和见解。我的导师北大吴组缃先生有精妙形象的比喻，他说，读名著就像品好茶，要慢慢品味，而不能作“牛饮”；他又说就像吃橄榄，要含在嘴里才能尝出味道。只有精细阅读才能真正领会经典作品的丰厚的内涵和艺术的奥妙。《红楼梦》为什么百读不厌又争论不休？因为作者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它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不精细阅读是难以深刻理解的。
要重视作品的文本细读，只有精细阅读才能真正领会经典作品的丰厚内涵和艺术奥妙，才能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我在读《三国志演义》嘉靖本时，发现魏延二次出场描写都说到他“如关云长模样”，“此人是谁？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如关云长模样，武艺独魁，江表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不仅形貌相似，而且性格相同，悲剧结局相同，甚至连使用的兵器也相同。作者既然要把魏延写成另一个关羽，那么，为什么要在魏延的脑后安上一块“反骨”呢？或许可以反过来问，既然魏延脑后有“反骨”，是个叛臣贼子，为什么又要让他有一个“如关云长模样”的外貌？再仔细阅读全书，发现作者多处写诸葛亮陷害魏延，又虚构了魏延富有正义感的事迹，这就造成了诸葛亮、魏延形象的分裂。为此，我查对了《三国志演义》各种版本，到清初的毛宗岗本把魏延与关羽形貌相似、诸葛亮陷害魏延的种种“丑事”都删去了，诸葛亮和魏延的形象统一了，但也带来了“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的缺陷。进一步思考魏延、关羽和诸葛亮的关系，可发现其中隐约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将相争权、文武不和的问题（《镜像关系：魏延与关羽》《文学遗产》2005年1期）。像这样的问题不细心阅读是不容易发现的。在读《儒林外史》的时候我注意到文本中的一些细节，因此撰写了《读〈儒林外史〉札记》（《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一文，对学术界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质疑。如王惠把枕箱赠送给蘧公孙的细节，有人认为是王惠嫁祸蘧公孙。蘧公孙对王惠可谓“往日无仇，近日有恩”，王惠为什么要嫁祸蘧公孙？这既没有文本的依据，也不合逻辑。至于说《高青邱集诗话》给蘧公孙惹祸，也没有根据。蘧公孙把高季迪的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印了几百部遍送亲友，“人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因此，成了令人仰慕的少年名士。娄三、娄四还把蘧公孙的诗和这本诗话送给鲁编修，“极夸少年美才”。 蘧太守没有制止；鲁编修和娄三、娄四没有谴责；印了几百部送人也没有惹出麻烦，说明这时它不是禁书，不会惹祸。至于蘧公孙把枕箱给丫头双红，由此而引起的公案，只是与枕箱有关，而与《高青邱集诗话》无关。双红、宦臣、差人谈话中没有一句涉及书。蘧公孙藏匿钦犯王惠的箱子，就是杀头的罪，差人以此来讹诈，就够了。所以，后来差人只要马二先生出钱赎了箱子，蘧公孙这场危机就化解了，丝毫没有提及《高青邱集诗话》。
《隋唐演义系列小说》，齐裕焜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既要开阔视野，广泛涉猎，又要精细阅读，细心品味，这是我读书的粗浅体会。
在八、九十年代，我除了古代小说研究和教学工作外，还有繁重的行政工作，从1984年到1998年先后担任副系主任、系主任14年。福建师大中文系是一个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教学科研实力较强的系。在原有基础上，我们大力抓学科建设，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是送出去，请进来。1994年我们选派8位青年教师到名校，拜名师读博士（当时我们全系没有一个博士）。这批博士97年回校，逐渐成为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同时引进了几位教授、副教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队伍强了，教学科研在原有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95年我们评上国家“文科基地”；96年我们“中国文学学科”评上福建省重点学科；98年我们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同时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我的后任者和全系教师继续努力，现代文学评上国家重点学科，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现在条件更好了，重要著作和高质量的论文不断涌现。就我们古代小说来说，涂秀虹、刘海燕等已成为这个领域里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我们远离北京、上海等学术中心，也不是985和211学校，但我们的实力处在全国中文学科的先进行列，是得来不易的。这为科研工作和青年教师的成长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八、九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取得辉煌成就，活跃的学术交流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参加了1981年、1983年在武汉和山东菏泽的《水浒》研讨会、1984年洛阳的《三国演义》研讨会，1990年南京的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1993年北京香山饭店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等，都受到很大的启发，结识了许多学界的朋友。
九十年代我们福建师大中文系学术力量加强了，经费充足了，也为古代小说的学术交流出了力。其中较为重要的是1993年11月在福州马尾召开的《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拟定了编写《中国小说史丛书》的计划，期待编写一套代表一代人，影响几代人的高水平著作。丛书决定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96年3月在福州召开小说史丛书审稿会，王枝忠的《汉魏六朝小说史》、我的《明代小说史》、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审稿获得通过。后来断代史6本，在1997年出齐（其它书此后陆续出版），获得好评，“从总体上来看，在数据的辑录和作品的诠释两个方面都达到断代史著述的新的高度”（董乃斌等着《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册23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997年7月由我们主办在武夷山召开了“中国小说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大陆研究古代小说的主要学者大多都与会了，台湾魏子云、王国良、康来新、陈益源等先生，韩国、日本学者李腾渊、吴淳邦、闵宽东、金敏镐、崔真娥、冈本不二明等参加了会议。后来我们还举办了近代文学、明代文学等大型学术会议。进入21世纪还举办了“古代小说研究回顾与前瞻”——主要是年轻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水浒学史》——主要是老年学者参加的审稿会。我们还接待了海内外许多学者，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展了有益的学术交流。
我研究生毕业已五十年，真正进行学术研究也三十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师辈，有着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功底，因而在学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的学生辈，现在条件好，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精力充沛，时间充裕，有着不可限量的前途。而我们这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处在愧对前人，羞见来者的尴尬局面里”（《文史知识》1998年第1期）。
我的学术成就有限，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结构问题。从基本功方面说，我们没有我的导师吴小如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功底。我们对古代经典读得很少。我上大学是1954年批判胡适、俞平伯之后，虽然没有全盘否定考据，但对考据之类的学问采取轻蔑的态度，对我也有影响；我在中学时代读了一些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西方的文学作品很少接触；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所学的都是苏联的文艺理论，西方的文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总之，从基本功到理论素养都很不足。二是时间精力问题。大学研究生共九年，大学期间，“反右”、“大跃进”和下乡下厂等，花了很多时间，我到北京郊区的平谷县就去了六、七次。研究生时到湖北江陵搞“社教”一年。后来“文革”十年，这样我们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就这么过去了。我又长期担任行政工作，也花了一些时间。虽然后来急起直追，但为时已晚。
回忆自己一生，虽然尽力了，但也留下了遗憾。
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老年人谢幕前难免还要絮叨几句，寄希望于后来者，虽然也知道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
有鉴于我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对研究工作的影响，我希望年轻的学者更重视理论学习、要努力学习西方和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小说学和一套话语体系，用以指导我们的研究，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继续重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由于前辈和时贤的努力，古代小说目录、版本、文本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都形成了“大局已定”式的学术成果，似难再有重大的、整体性的突破，那么，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如何进一步拓展？可以考虑：一，借鉴陈翔华编印《三国演义古本丛刊》和周文业开发小说版本数据库的经验，编印《西游记古本丛刊》、《水浒传古本丛刊》等专题丛刊，将分藏在世界各地的版本“一网打尽”，影印出版。在重点推进名著版本出版的同时，其它小说作品的版本收集、整理、出版工作也可同时进行。二，由于古代小说民间坊刻本很多，情节差异、文字错讹是常见的现象，因此要推出“古代小说学术整理本丛刊”，促进整体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学习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办法，做其它小说的校理本。
第三，学术范式的发展和创新。要在全球化视野和当代观念观照下进行三个打通：
（一）、古代小说与现当代小说打通。包括两方面：一是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有何影响，古代小说的“遗传基因”如何发挥作用。二是要把古代小说作为当代精神文化现象来研究。古代小说在当代仍被不少读者阅读，被改编成戏曲、影视作品。它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等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起着什么作用？
（二）是文体之间打通。这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小说与戏曲、说唱等叙事作品之间，小说与诗词等抒情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二是故事类型，也就是故事源头上打通。许多故事类型是跨越文体的，《西厢记》也好，“王昭君”也好，既跨越小说类型也跨越很多文体。如果我们单纯把它界限在一种文体里面，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故事类型的全方位、系统的关照和研究。
（三）是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打通。目前我们小说理论史与小说史是分割开的。小说创作如何推动和丰富了小说理论？小说理论如何总结小说创作的经验，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第四，关注“热点”。所谓“热点”，就是学术动态和学术论争。当前是“国学热”，在“国学热”中古代小说的处境微妙。因为有人认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也可以说是上层文化、精英文化。而小说虽然也受儒家文化影响，但大部分作品是下层文化，市民文化。若囿于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以此来研究古代小说就显得捉襟见肘。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评价小说内容好坏、作家进步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是离经叛道。我们说李卓吾是杰出的思想家，就是因为他大声疾呼“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我们说贾宝玉是有新色彩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有一些离经叛道的乖张言行。《金瓶梅》以及所谓的艳情小说等更与“国学”风马牛不相及了。所以我认为“国学”，还是应该按比较通用的定义来理解，即是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49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版）。这样“国学”既包括上层精英文化，也包括 下层市民文化；既包括诗文，也包括小说、戏曲、民间说唱等。“热点”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等类型小说，颂扬的“劫富济贫”、“快意恩仇”以及血腥、暴力描写等。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