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索隐式研究已经由原先只言片语式的简单猜谜发展成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篇幅动辄上万字，甚至达十数万字，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索隐式研究理论和方法。
较之王国维等人的红学研究，索隐派的观点在社会上同样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无疑是红学研究史上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学术文化现象。
在这一时期的索隐诸家中，以蔡元培最具典型性，影响也最大。
《石头记索隐》受《郎潜纪闻》一书的启发，将《红楼梦》视作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小说作者“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故需要“阐证本事”，这是全书立论的一个前提。
总的来看，蔡氏索隐出来的本事并没有太多新意，不过是旁征博引，排比资料，论证作品中的人物、事迹影射某一历史人物，如贾宝玉影射雍礽、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王熙凤影射余国柱等等。较之以往的同类著述，不过索隐出来的人物、事迹更多，更为系统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书中将以往片言只语的简单猜谜发展成较为完整系统的论述，并归纳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索隐式研究法。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指出：“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蔡元培所归纳出来的索隐式研究法可以称作“三法推求”法，即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
所谓的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这三种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人物品行、秉性、事迹的类比以及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在作品人物与历史人物的某一个方面建立联系，从而确定彼此存在影射关系。
以探春影射徐健庵为例，其证据是“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名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探春嘱托贾宝玉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之事则是影射徐健庵“尝请崇节俭、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之事。
这一论证综合运用了蔡氏所归纳的三种方法，其中“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属于姓名相关法，“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属于“轶事有征法”，贾探春嘱托贾宝玉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之事影射徐健庵“尝请崇节俭、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之事则属于“品行相类法”。根据这三种方法，他得出贾探春影射徐健庵的结论。
书中其他人物也大多是按照这种思路和方法索隐出彼此间的影射关系，比如贾宝玉爱红之癖蕴涵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这一观点，其证据是作品中多用“红”字，这是在影射“朱”字，而“朱者，明也，汉也”。
就是利用汉字的字义，经过一番转换，在红与汉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将爱红之癖等同于“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
这种索隐式小说解读法的产生自有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产生发展历程及人们较为纷杂的小说观念有着内在的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不同，受早熟的史传文学影响极深，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小说观念到评价标准，从叙事视角到行文布局，无不深深打着史传文学的烙印，即便是在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成熟之后仍是如此。
小说创作以史传为最高标准，能否补正史之余往往成为作者追求的一种目标，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将小说是否真实作为判断其价值的一个基本依据。
这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白话通俗小说虽然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根本无法达到补正史的要求，但作者及评论者仍将其作为目标。
事实上，这种观念对小说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尽管想象虚构的成分很多，但不少仍有所本，历史演义小说不说，就连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都要由一件史实生发推演。
后来的《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更是将真人真事糅合进小说作品，这样就为读者辨析真假、探寻本事提供了空间。
古代小说批评中，有不少是对小说与史实的异同进行辨析，真假问题往往成为读者、批评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对小说本事的解读成为一种很常见的解读方式。
在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谋，对读者来讲，索隐式研究符合其阅读期待视野，同时满足了其探求谜底的好奇心，因而容易受到关注，这是索隐式研究得以存在并广为流传的文化心理基础。
由上述分析可知，索隐式研究并非红学研究的专利，它在小说研究中十分常见，比如对《金瓶梅》等作品的本事，明清以来不断有人探讨，迄今不绝。只是由于《红楼梦》影响太大，红学研究过于显赫，索隐式研究才更为发达，引人注目。
同时也不可否认，《红楼梦》作品自身的一些特点也为这些索隐式阅读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使其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首先，《红楼梦》以其对人物事件极为生动细致的描摹刻画使小说达到了一种高度的真实。这种真实使一部分读者混淆了作品与现实的界限，将作品中的人物等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这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其次，作者本人在真假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暗示也给了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他在全书一开头就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1]
无疑，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暗示，到底作者隐去了哪些真事，以何种方法隐去，这对读者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在此情况下，不难理解会有不少人费心劳力来揭示其中的本事，乐此不疲。且不说还有脂砚斋等人在评点中以当事人、知情人者身份不时进行的点拨。显然，索隐式研究有其渊源近因，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就研究方法而言，这种索隐式研究属于主题先行式，即往往是脑海里先有了某种观念、想法后，再通过各种方法来进行图解落实。
毕竟《红楼梦》是一部大书，在书中成千上万字词的音、形、义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将其中的人物故事与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之间寻找相似性，有着无限可能性，索隐式研究者因而总能找到自己所希望的那种联系。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照我个人的推测，‘索隐派’诸人，自清末以迄今日，都是先有了明、清之际一段遗民的血泪史亘于胸中，然后才在《红楼梦》中看出种种反满的迹象。”[2]这话用在蔡元培身上，也是很准确的。
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使索隐派红学逐渐成型，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后世红学研究影响深远。
至于何以这种研究方式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又一直有着如此广大的读者群，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
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揭示，有助于对国民文化心态全面、准确的了解，同时它还帮助公众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阅读习惯有着特别的意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索隐派红学不能简单地批评了事，而是首先应该进行深入了解，读读他们的著作，看看索隐派研究者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到底是如何说的，具体操作方法如何，在此基础上提出批评意见。
贴标签、戴帽子的粗暴霸权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既难以服人，也会招致公众的反感。我们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毕竟客观公正并不等于同情，更不意味着默许和赞成。
[1]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载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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