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1917年都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里可以列举一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比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吴梅在北京大学讲授曲学，等等。
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蔡元培，与其有关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他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是他的出版《石头记索隐》。这一年蔡元培49岁。
将这两件与蔡元培相关的事情放在一起，可以形成一种颇为有趣的对照。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人们早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大书特书，一致给予正面肯定，相关研究成果甚多，这里不再赘述。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石头记索隐》则成为红学索隐派的样本，不断受到批评乃至斥责。
一位对现代学术制度建立有着如此重要奠基之功的开创者，其学术著作竟然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负面典型，这种反差实在是过于戏剧性，这种令人尴尬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其间存在什么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转眼又是一个世纪过去了，对相关问题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以往学界强调蔡元培作为政治家、教育家的身份，这是没问题的，但这种强调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作为一位学者的身份。
毫无疑问，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不可被忽视的学人，如果没有他的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课程体系改革，胡适、周作人、吴梅等人就很难有任职北京大学的机会，也就不会有1917年的小说、戏曲进入大学课堂乃至后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时间势必会大大推迟。
可以说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缔造者，他在北京大学创建的学术制度体系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也为其他高等学府提供了一个样板和典范。
仅就蔡元培本人的学术研究而言，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颇为丰硕，值得一说的。
尽管学术界对蔡元培教育、美学等方面的著述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就蔡元培本人的认知而言，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最为看重的著述则是《石头记索隐》。
在谈到自己的著述时，时常提及，比如他在1923年秋至1924年间所写的《自书简历》中介绍自己的著述，将《石头记索隐》与《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等著作并列。
在1921年3月2日的日记中，他不无得意地提到，法国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在演讲时，“注重于北大废院存系之办法，对于我个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头记索隐》”（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第11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为撰写该书，从搜集资料到最后完稿，再到补充完善，蔡元培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花费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仅此一部。对其中的甘苦，其本人自然是最清楚的。
蔡元培对《石头记索隐》一书的偏爱与学界对该书的评价存在着非常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说是截然对立，何以如此，这显然是值得深思的。
学界在评价该书时，固然有自己的判断和依据，但对蔡元培本人的意见也是要尊重的，可以作为参考，毕竟是其心血所系，再者他对当时的学术潮流及研究情况是了解的，并非信口开河。尽管可以不认同他的意见，但至少要理解他偏爱自己著作的缘由。
不少人在肆意批评指责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其深厚的学养，忽略了其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忽略其留学德国的经历，要知道在当时，具有这种贯通中西学养的学人是非常之少的。
尽管《石头记索隐》一书给蔡元培带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但不可否认，该书确实很能体现其治学思想及特点。
尽管有研究者强调该书的反清思想，将该书的写作与蔡元培的反清革命经历结合起来观照，似乎这样可以为该书增加一些正当性，带来一些正面评价。
但从该书的写作经过以及相关文章、日记等相关资料来看，蔡元培尽管曾经从事过反清斗争，尽管他从《红楼梦》中索隐出来的内容带有政治色彩，但他是将个人的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截然分开的，并没有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射影时政。
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56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他就是喜欢索隐，喜欢通过猜谜的方式来索隐故事背后的人物本事和原型。
在蔡元培看来，《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可以索隐，《红楼梦》也可以索隐，都是“有影事在后面”，“读起来有趣一点”。在《石头记索隐》一书的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这里说得很明确，蔡元培是把《红楼梦》作为“因话录、旧闻记”来读的，注重其中的趣味，而不是借此抒发反清情绪。
对蔡元培来说，《红楼梦》索隐既是一项学术研究，也是一件消遣娱乐的趣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石头记索隐》一书出版之后，他乐此不疲，仍在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遗憾的是未能在该书重印时将后来所写的内容增补进去。
这种闲适放松的心态与蔡元培本人的小说观是一致的，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187页）。
这一观念与蔡元培本人所提倡的超越功利的美学思想也是一致的，是他一生秉持的。而这恰恰是后来的红学研究所缺乏的。其后的红学研究将《红楼梦》这部小说看得过重，好像中国文学史上除了《红楼梦》就再没有其他优秀作品一样，且不说研究中还掺杂了名利、恩怨等非学术因素，因而产生的纷争特别多，这种情况直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就研究方法而言，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也是值得关注的。他与王国维、胡适等人一样，尝试借径西方学术思想，将其应用到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开风气之先。
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以叔本华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胡适则是将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红楼梦》的考证。
蔡元培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系统地听过相关课程，受到西方的学术训练，对那里的文艺思想相当了解，并翻译过多部西方学术著作，提倡美育，他同样尝试将西方的文艺思想应用到古代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比如他在1920年6月13日的《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有一段专门谈论《红楼梦》的文字：
许多语体小说里面，要算《石头记》是第一部。他的成书总在二百年以前。他反对父母强制的婚姻，主张自由结婚；他那表面上反对肉欲，提倡真挚的爱情，又用悲剧的哲学的思想来打破爱情的缠缚；他反对禄蠹，提倡纯粹美感的文学。他反对历代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习惯，说男污女洁，且说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的习气，就坏了。他反对主奴的分别，贵公子与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对富贵人家的生活，提倡庄稼人的生活。他反对厚貌深情，赞成天真烂漫。他描写鬼怪，都从迷信的心理上描写，自己却立在迷信的外面。照这几层看来，他的价值已经了不得了。……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30、431页）
这段对《红楼梦》思想的评价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可以感受到其中所受西方哲学及文艺思想的影响。此外他还将《红楼梦》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西方小说进行比较，这同样是有学术眼光的。
这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那一代学人治学的共同特点，蔡元培也不例外。遗憾的是，不少人只看到其索隐的一面，对其红学研究的这一方面不了解或有意无视。因此，在谈到现代红学的开创时时，不能只提及王国维、胡适、鲁迅等人而忽视蔡元培。
在那个年代里，愿意用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讨《红楼梦》这样的稗官小说并对这部小说有着很高的评价，这本身就需要学术勇气和学术眼光，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对此应当从正面着眼，而不是一味指责。
当然，蔡元培研究红学的方法与王国维、胡适等人还是有所不同的，蔡元培更多从传统学术中寻找资源，将其纳入现代学术研究中。他将以往片言只语的简单猜谜整合成较为完整系统的论述，并归纳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索隐式研究法。
这种索隐式研究法可以称作“三法推求”法，即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所谓的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是索隐式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人物品行、秉性、事迹的类比以及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在作品人物与历史人物的某一个方面建立联系，从而确定彼此之间存在影射关系。
众所周知，影射与索隐是中国文学创作、批评的一个传统，源远流长。这种在古代诗文中流行的解读方式是否适用于偏重想象虚构的小说作品，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古代小说从传统评点到现代研究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个问题。何况《红楼梦》这部作品自身的一些特点为这些索隐式阅读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使其发展到极致，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部小说以其对人物事件极为生动细致的描摹刻画使小说达到了一种高度的真实。这种真实使一部分读者混淆了作品与现实的界限，将作品中的人物等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这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作者本人在真假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暗示也给了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他在全书第一回的开头就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
无疑，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暗示，到底作者隐去了哪些真事，以何种方法隐去，这对读者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且不说脂砚斋等人在评点中以当事人、知情人者身份不时进行的的揭示和暗示更强化了这一点。
在此情况下，不难理解会有不少人费心劳力来揭示其中的本事，乐此不疲。显然，索隐式研究有其渊源近因，并非空穴来风。
蔡元培索隐得出的结论也许很多人并不认可，但是必须承认，这种索隐式解读是一种可贵的尝试，哪怕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其负面教训也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只有知道了在哪里碰壁，才会知道此路不通，再去寻找别的途径。
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有意义的，一部现代学术史就是一部学术探索史，交织着成功与失败，不能仅仅将其视作学术著作的龙虎排行榜。
同时还要看到，蔡元培的索隐式研究和当下市面上那些毫无逻辑、信口开河式的猜谜是不同的，从该书引证的丰富可见其深厚的学养，这样的著作没有一定的学术功力是写不出来的。
他本人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也特别强调自己的研究：“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一书中称其“徵引繁富，用力甚勤”（鲁迅《小说史大略》第9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后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称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这个评价还是较为公允的，鲁迅固然不同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书中的观点，但对其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事实上，蔡元培涉及的是古代小说研究中一个到至今都未能彻底解决的难题。与诗文相比，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创建过程中，直接借径西方文艺理论，并未对传统解读方法进行有效的梳理。
直到近些年，学界才开始反思，对小说概念、分类、文体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这既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种补课。
在与蔡元培的论战过程中，看似胡适胜出了，但他并未能说服蔡元培。原因很简单，他未能解答蔡元培提出的疑惑，那就是哪些小说可以索隐，哪些不可索隐，其标准如何，其度该如何把握。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胡适对曹雪芹家世的探讨本身也是一种索隐，比如他将曹家的接驾、抄家等与《红楼梦》中贾府的相关事件进行对照，考索小说的本事和原型，这与蔡元培从清初文人的言行事迹中寻找《红楼梦》人物故事原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何以一个是可以信服的考证，另一个则是捕风捉影的猜笨谜，胡适未能很好的回答这一问题，后来的红学研究者也未能回答这一问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不仅蔡元培没有被说服，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后来的潘重规也没有被说服。
因此研究者在批评索隐派的同时，也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厘清，提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令人信服的研究办法，否则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论证会一直持续下去。
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蔡元培开明宽容的治学精神，这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他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将北京大学打造成为现代学术的重镇。在个人的治学过程中，他也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在与胡适的论争过程中，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同时又吸收了对方的观点。
如果从学术论争的角度来看，蔡元培无疑是占下风的，但他也是有收获的。两人的论争为中国现代学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优良传统，这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当年两人的学术论争是在平等友善、沟通充分的气氛下进行的，虽然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不失君子之风。
胡适晚年在回顾这场争论时，曾颇为感慨的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胡适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与胡颂平的谈话，载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
如果蔡元培没有这种雅量，这场学术论争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收场，是蔡元培成就了胡适，当然也可以说是胡适成就了蔡元培。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此间的一个小插曲。在两人进行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他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其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对考证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赏，在1923年4月5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阅俞平伯所作《红楼梦辨》，论高鹗续书依据及于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第201页）“甚善”，虽然只有简短的两个字，但其中的内涵则是十分丰富的，值得细细回味。
坚持个人的意见，同时也不排斥其他人的见解，蔡元培的治学态度还是颇为开明的，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见及全人。老实说，这种胸怀不是谁都有的，能遇到这样的对手，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来说，也是一种荣幸和福份。
遗憾的是，后来有关红学的学术论争进行了多次，不少以个人结怨告终，未能很好的继承这一传统。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蔡元培宽容地对待他的论敌，但其后的学人并没有宽容地对待他的《石头记索隐》，相反，将其作为索隐派的典型不断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同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石头记索隐》出版之后，相当畅销，一直被不断重印，尽管后来蔡元培被划归索隐派，在与胡适的论战中处于下风，受到学界不断的批评和责难，但这并未影响该书的销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畅销意味着该书契合了很多读者的心理，对这种喜欢索隐猜谜的大众阅读心态显然不能无视，也不能一味简单地指责，需要认真分析，理性对待，否则会招致公众的反感和对立。
遗憾的是，各家出版社在争相刊印《石头记索隐》一书时，大多都是将原书照葫芦画瓢印一遍了事，没有将蔡元培后来增补的内容加进去，也没有收录该书之外蔡元培的红学文字，其遗憾始终未得到弥补。
笔者发愿编一部收录蔡元培全部红学言论的《蔡元培红学论集》，以见其红学研究之全貌，希望能早日出版。
转眼间，时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又到了蔡元培一百五十寿辰。最有意义的纪念应该不是换一套优雅华丽的辞藻为其歌功颂德，而是对其包括《石头记索隐》在内的学术成果重新进行审视，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更多的应该是陈寅恪所说的理解之同情，而不是简单打个索隐派的负面标签。
俗话说盖棺定论，盖棺容易，但定论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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