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印象
相信大家对蒲松龄创作《聊斋》是通过在村口摆茶摊搜集故事的传说并不陌生，这个传说影响很大，甚至报刊也有所刊载：
1981年的《群众文化》、《文汇报》和1982年的《中国青年报》等，都将蒲松龄摆茶摊一事作为文人谦虚地学习民间文学的范例而加以宣扬。这一说法早在清人邹弢《三借庐笔谈》就已出现。
后经考证，这一说法实为空穴来风。例如鲁迅就在《小说史略》中评论：“至谓作者搜采异闻，乃设烟茗于门前，邀田夫野老，强之谈鬼以为粉本，则不过委巷之谈而已。”后来他在《小说旧闻钞》中也对摆茶摊之说又加以批评。
学者侯岱麟也在《蒲松龄没摆过茶摊》中考证了蒲松龄一生的生活经历，认为蒲松龄没有摆过茶摊。
然而，即使有这些考证为蒲松龄创作《聊斋》翻案，蒲松龄却仍避免不了《聊斋志异》这部作品本身给他带来的固有形象。
在现代影视作品如《蒲松龄》、《神探蒲松龄》、《聊斋变异》中，蒲松龄化身成不同职业身份亲身经历或是收集诡异故事，《聊斋志异》及其中的《倩女幽魂》成为影视剧滥套的两大IP，而蒲松龄也被塑造成单纯的“恐怖小说写手”。
原因探索
通过以上情况，可以感受到世人对《聊斋志异》这部作品的接受程度远高于作者本人。
同时，“摆茶摊向路人搜集故事”这类传闻，反映出人们下意识地消解蒲松龄作为创作主体的关键作用，而将《聊斋》作为广泛的民间经验与民间智慧的集成，蒲松龄在其中退为一个单纯的搜辑记录的角色。
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聊斋志异》的流传形式与大多数作品不同。
由于作者生前经济条件的限制，《聊斋志异》在其成书五十多年后才得以刊刻，并且只有抄本留存，而影响巨大的赵起杲青柯亭刻本，虽然将三种抄本对照校勘，但第一次也只是进行了选刻，且打乱了原稿的顺序；在乾隆年间的“文禁”也使得其删改较多；在后世又因为书商的个人喜恶或成本和市场需求使得本书长时间不能以全本面世。
也就是说，《聊斋志异》的行世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而并不是作者本人作品的原貌。
真实面貌
那么在鬼狐故事掩盖下的《聊斋志异》和撇开《聊斋志异》阴影下的蒲松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同样是“志怪”，六朝志怪书是搜集、记述“怪异非常之事”，当作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记述。
例如《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其书序中就郑重声明： “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饥谤”。而蒲松龄运用唐传奇的手法不只是记述怪异之事，是有意识地结撰故事，并将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尽量写得合乎常情。
鬼狐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就以异类形象出现，“狐狸精”也是淫荡害人的女子的代名词并影响至今，但蒲松龄却推陈出新，使其性情与常人无异。
如《张鸿渐》中狐女舜华不满老妪让外人留宿家中：“女怒曰：‘一门细弱，何得容纳匪人’”。等见到张鸿渐，事情便发生了转变：女审诘邦族，色稍霁，曰，“幸是风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关白，此等草草， 岂所以待君子。”
同时，《聊斋志异》较之唐传奇也有了巨大的飞跃。虚幻和半虚幻的故事是蒲松龄习惯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表现方法，但其更深层次、更根本的目的是表现他的现实感受、经验之理、生活情趣和向往追求。
《聊斋志异》虽然是谈鬼说狐，但是许多篇章所展示的内容都不是世外之事、身外之事，而是蒲松龄个人心声的抒发。我们大可以从中窥见其创作意图。
例如在自抒心声的故事中爱情故事占很大比重，它们大多有稳定的故事模式：男主人公大多为贫寒失意书生，女主人公则出于幻域，大都年轻美貌，温柔多情。女主人公常不请自至，不但给书生性爱上的满足，往往助书生摆脱贫困或科举有成。
这也是蒲松龄的自我影射：大半生在缙绅人家游学，坐馆，一年回家极少，心境必然孤寂，而他任私塾教师地位低下，工资少，也可反映现实的贫寒。同时这些故事也能看出当时读书人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夜读时旁有红袖添香。
《聊斋》有许多篇章对科场考官进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它们或是揭露考官的平庸，或是揭露考官的贪鄙。
由于蒲松龄十九岁进学，文名日起，却屡次乡试不中，饱受科举折磨，因此自然在文章中流露其悲哀，愤懑之情。如《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其实是他自己的境况。
与大众对《聊斋》作品形象理解不同的是，书中有部分几乎不含超现实元素的作品。蒲松龄通过许多篇目揭示官场腐朽的原因与封建官僚的本质。
大半生做私塾教师的蒲松龄自然也很关注家庭伦理和社会风气，写出一些讽刺丑恶现象、颂扬美好德行的故事，其立意更多在于劝诫。
《聊斋俚曲》
但是在聊斋之后，蒲松龄还干了一件事情，创作《聊斋俚曲》，这样大费周章的原因又是为何？
待到蒲松龄晚年，《聊斋志异》的创作基本完成，其关注对象开始由知识阶层转向一般乡野民众。由于作为文言小说的《聊斋》显然难以为后者所接受，蒲松龄开始通过更为通俗的文学形式以推动作品的传播。如其通俗俚曲十四种，大部分皆改编于《聊斋志异》中的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蒲松龄创作《聊斋俚曲》以供底层民众传唱，并不仅仅是为传播自己的小说作品，而是希望起到风俗教化的作用。
在《俚曲》，最多见的题材并非谈狐说鬼，也隐去了科场失意，反而集中于政治黑暗与家庭伦理。
从中或许可以窥见，《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所真正期望流传的题材，也知道他期望能达到的教化效果。而后世狐鬼题材对其他内容的彻底掩盖、甚至奇异故事本身对作品丰富艺术手法与深刻身世之感的掩盖，或许也体现了作品接受与作者本意的错位。
报告人：顾芳
小组成员：徐童，杨柳依，马语歌，常逸怡，王宇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