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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炎:论水浒文化两重矛盾碰撞与起伏式传承

01
   《水浒传》包含两重矛盾

《水浒传》包含两重矛盾:一重是国家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平民百姓与贪官污吏的矛盾。这重矛盾关联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反抗斗争精神,追求公平正义,维护个体利益和尊严,敢于对抗邪恶势力,敢于反抗官府。面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各种压迫凌辱,勇于抗争,揭竿而起,不畏朝廷王法,不畏流血捐躯。人生态度,快意恩仇,向往大碗酒,大块肉的生活。敢于杀官造反,甚至取而代之。

敦伟绘水浒一百零八将

书中敢于反抗斗争、铤而走险者很多,“逼上梁山”是主要模式。也有主动出击者,主动劫取官府不义之财,或行侠仗义打死恶霸者。也有历经犹豫徘徊,几度反复之后才逼上梁山者。伴随他们走上反抗斗争之路,他们体现出个性人格的傲岸和个体生命的尊严。

《水浒传》另一重矛盾是对外的国家民族矛盾。这重矛盾关联家国情怀和民族性格。“家国情怀”是一种家国同构、休戚与共的情怀。

传统血缘宗法社会培养出家国一体的人生使命感,期望承担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梯次性人生使命。历经社会战乱、国破家亡、百姓涂炭、民族苦难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家国情怀进一步升华,会联系人生态度,睹黍离而生悲,感家国之痛而伤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家国情怀可以融入人们血液,化为人生态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匡扶天下是男儿。

当家国情怀遭遇外敌侵略和民族危难,最容易激发人的民族感情,激荡民族热血。须要指出,对外的国家矛盾和民族矛盾,是一种历史范畴的概念。历史上汉朝与匈奴政权,宋朝明朝与辽金元和清朝政权的矛盾,曾是国家矛盾对外矛盾。

对外矛盾激发民族感情,主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至高无上。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小我荣辱,可以舍弃。   

戴敦邦绘水浒群英图

国内的阶级和阶层矛盾始终存在,平民百姓与贪官污吏的矛盾始终存在。对外的国家民

族矛盾却常有变化,矛盾对象、矛盾程度都可能变化,这类矛盾经常有阶段性特征。理解把握两类矛盾的转换碰撞,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难点。

02
  宋元时代内外矛盾推动《水浒传》产生

《水浒传》的发生发展,与以上两重矛盾紧密相关。英雄好汉反抗贪官污吏,揭竿而起,劫富济贫,不畏官府和王法。这方面特性,容易得到后人理解和认可,本文不作展开。

而《水浒传》能够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是因为这部作品更为厚重,其产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家国情怀与对外矛盾。

赵梦林绘年画《梁山五虎将》

长期以来人们用“农民起义”来解释《水浒传》,但这令人疑虑:若讲农民起义,有很多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赤眉绿林、黄巾之乱、黄巢之乱,乃至北宋的方腊起义,在规模气势、时间跨度、地域范围各方面都远远超过水泊梁山。很多农民起义建号称尊,甚至一度夺取天下。相比之下,宋江一伙时间太短规模太小。

然而,众多大型农民起义得不到古代文学的反映;即便少数作品有反映,也是根本否定态度,如《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五代史平话》否定黄巢起义,《水浒传》否定方腊起义等等。

大型农民起义被忽视被否定,规模很小的《水浒传》却受重视受肯定,根本原因就在于《水浒传》的特殊性。《水浒传》包含两重矛盾,反映对外矛盾、家国情怀,反映外敌欺凌、民族危难深重时,怎样对待外敌,怎样对待朝廷。

《水浒传》及其续书《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一致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水浒传》能成为中国文学经典,原因就在于此。

《水浒传》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时间段,在南宋和元代。北宋末的宋江事件并不算历史大事,但特殊的时代背景使这个故事在南宋迅速发展。国家残破,人心思变,北方难民,大量南下,社会上流民和游民激增,推动通俗文艺粗豪尚武的审美倾向。人们渴望收复失地,渴望宋朝军事力量壮大,对草莽武装持有特殊关注和期待,产生新的描绘和评价。

电视剧《水浒传》梁山好汉剧照

这种背景下,宋江集团的故事得到快速发展。《水浒传》中虽然大大小小故事很多,但是另有一个关注焦点,就是边疆事务和民族矛盾。宋江从一开始就反复策划强调:好汉们暂且栖身山寨,等待朝廷招安,到边上一刀一枪报效国家,搏个封妻荫子。甚至早在上梁山之前,他就对武松等人这样策划过。宋江这番话在宋代很真实也可行。

宋代国土沦丧国防孱弱,受辽国和西夏欺侮,年年给对方纳贡,自称子侄之国,这是爱国志士痛心之处。到边上一刀一枪,就是切身参与保卫国防、收复失地的战争。这种说法在北宋现实具体,具有感召力。

宋江对接受招安、去边疆抗敌,确实长期策划。他为此多次主动联系朝廷大臣,还冒险潜入京城直接向宋徽宗陈情。宋江接受招安属于史实,近年来随着李若水《捕盗偶成》等诗歌的发掘研究,宋江接受招安的实际情形竟与书中具体描写一致。

宋江故事的传播,南宋皇家画院待诏李嵩有很大推动作用,他为宋江36人一一绘图,这样容易扩大影响。李嵩是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皇家画院待诏,资历很深而且艺术高明,有可能接近皇帝。他为宋江36人绘图,这可能需要皇帝授意,或者皇帝知情认可。

梁山一百零八将图

这件事在《水浒传》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这也反映宋江故事南宋后期已经成型,传播于整个社会。《大宋宣和遗事》中记载的宋江故事,是说书人讲故事风格,应当传播于社会下层。

宋末元初,龚开进一步扩大宋江故事的影响。龚开给李嵩的宋江36人画像逐一配写诗赞,用诗赞文字介绍并评价人物,还写了总序,这就是《宋江三十六赞并序》。

文字介绍与评价,与绘画功能不同,二者结合进一步推动水浒故事的发展。龚开是南宋后期抗元中枢扬州幕府重要官员,在幕府中他与淮南同乡陆秀夫是莫逆之交。南宋灭亡时,已经担任宰相的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悲壮跳海。

龚开与扬州军队一路转战南撤,部队在泉州被打散,龚开返回江浙,进行秘密串联和文化宣传活动。他为陆秀夫所作传记,后来成为《宋史· 陆秀夫传》的底本。

龚开绘《中山出游图》

龚开是元初文坛领袖,诗文绘画影响很大。他以画马画人物见长,大不同于后来元代四大家画凄凉空旷山水的画风。龚开画作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日本大阪等多家美术馆。所画钟馗,目光灼灼欲捉鬼;所画瘦马,铁骨铮铮思战斗。

元明著名文人题咏其画作者不下数十家。倪瓒题《瘦马图》诗中说:

淮阴老人气忠义,短褐雪髯当宋季。国亡身在忆南朝,画思诗情无不至。宋江三十肖形模,钟(中)山鬼队尤可吁。高马小儿传意象,诗就还成瘦马图[1]。

此诗赞美龚开坚定遗民情操和诗文绘画。

“宋江三十肖形模”一句,高度肯定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诗赞。龚开为36人画像所作诗赞第一个写宋江,明确肯定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

宋江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其内涵逐渐模糊,读者不清楚准确意思。及时雨是针对及时助人、行侠仗义而言。保义指保义郎。保义郎是宋徽宗时才设定的武官名称,级别很低,但属于皇帝侍卫,紧密跟随皇帝。

《水浒叶子》宋江

宋江绰号呼保义,呼字强调他自称保义郎,反映他对皇帝的态度。龚开概括36人的总体特点是:“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2]

这些评价长期有重要价值。在南宋和元代,肯定宋江和水浒英雄的,既有李嵩龚开这种上层人士,有众多文人士大夫,也有广大民间艺人书会才人,有《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民间水浒故事,两方面共同推动这部文学经典的发展。《水浒传》文本则长期处在发展变动中,梁山受招安之后首先征辽,这个情节最早可能出现在元代,反映了民族感情。

03
  明代国内矛盾发展与《水浒传》受到禁毁

水浒故事的发展,在南宋和元代受到多方面力量一致支持,然而,这只是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背景下出现的全民族一致现象。

当民族危机过后,伴随国内矛盾的发展,《水浒传》会受到不同类型的批评否定。主要的否定来自封建统治阶级,《水浒传》写个人和群体反抗黑暗欺压,占山为王,对抗官府。接受招安之后则成了朝廷官兵、朝廷官员,这是封建正统人士不能容许的。

《水浒传》邮票

明代正统文人对《水浒传》及其作者的责骂诅咒不断。批评《水浒传》诲盗,诅咒施耐庵或者罗贯中三世皆哑,是最常见说法。这类批评者是保守的正统人士,如钱功甫、莫是龙、郑暄之流。也有田汝成等一般文人记载这类批评。

通过朝廷禁令来禁毁《水浒传》,这与批评指责《水浒传》,是不同性质的事情。从批评到禁毁,是逐渐发展的过程。

明朝社会相对安定,《水浒传》长期合法传播,也有不少人喜爱这部作品。然而明末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明朝统治。李自成、张献忠纵横数省,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而在水浒故事的“故乡”山东梁山,以李青山为首的造反队伍,公开占据梁山对抗官府,袭击城市,影响漕运。

山东籍著名官员左懋第上书朝廷,主张严厉禁毁《水浒传》。左懋第指出《水浒传》:“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3]

左懋第的奏折得到朝廷批准,下令全国各地地方官收缴《水浒传》,并收缴板片烧毁。这是《水浒传》传承史上第一次遭受朝廷明令禁毁。

04
  明清易代民族矛盾与《水浒传》受到的赞赏期许
四川绵阳水浒人物版画

中国文化素重夷夏之防。明清易代,民族矛盾激化,顾炎武、王夫之一批学者痛心疾首,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于异族即亡天下。

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朝廷军队抗敌不力,总有一批文人士大夫对绿林武装投去期盼目光。而绿林武装中也有人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愿意与朝廷合作。这基本成为我们民族在危难情势下常有的情形,宋金易代、明清易代之际俱如此。

外敌欺凌和民族危难造成《水浒传》内容复杂,题旨深刻,激发人们的创作想象和审美激情,这是理解《水浒传》内涵的关键所在。独特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贯注于作品的解读阐释、改编续写整个过程中,贯注于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形成更宏阔的水浒文化,形成无法抹去、无法忽略的民族特色。

晚明时期,明朝受到满族政权的威胁不断加重。随着满族势力迅速扩张,明朝损兵折将、领土失陷,形势危急。这时候刊刻的《钟伯敬评忠义水浒传》,有著名文人钟惺署名的序言,序言中说:

《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

 “噫!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4]

《秋风》可能是《大风》之误,汉高祖《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序言以李逵、吴用代表理想的猛将谋臣,感慨朝廷缺少这类猛将谋臣,才让努尔哈赤猖獗辽东。对李逵吴用们的殷切期待,给人印象深刻。

这一时期有出版商刊刻《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合刻本,题名为《英雄谱》。这种新版本的独特题名及其序言,迎合当时人们的焦虑心态,联系危机重重的对外战局,批评朝廷官员腐败无能、朝廷军队毫无战斗力,同时努力张扬家国情怀英雄情结,主张草莽力量为国效力,挽救时局,对《水浒传》的赞许和期盼态度异常强烈。

明清易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民族苦难深重。爱国志士通过文学创作表达理想,展示思路,以《水浒传》续书形式出现的《后水浒传》、 《水浒后传》都深刻表现了对个人、群体、国家民族多层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水浒传》的反思认识,具有深刻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表述方式。

《后水浒传》

《后水浒传》题青莲室主人著,作者不详。写梁山宋江、卢俊义等人投胎转世。宋江为杨幺,卢俊义为王摩。当时正值辽兵南侵,百姓逃亡,杨幺王摩都是自幼从北方颠沛流离逃到南方成长起来。

转世后的梁山弟兄逐渐聚集到一起,反抗社会黑暗,揭竿起义。最后他们占据洞庭湖君山,力量强大。有人开始考虑政权问题,建议杨幺称王,先占领楚地,进一步夺取天下。然而此书也一直紧密关注并反映辽金南侵、国家残破与百姓苦难。

杨幺的思想与众不同,他有浓重的家国天下情怀,愿意为了国家和天下百姓而放弃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他亲自潜入皇宫,仔细观察皇帝动向。随后直接说明自己身份,与宋高宗展开谈判性质的交谈。

宋高宗保证抗金,邀请杨幺投靠朝廷。杨幺则要求宋高宗先杀掉秦桧等奸臣,他才可以投靠,如果奸臣一直在朝廷,那他不敢投靠。此前杨幺与王摩等人讨论时,他表示过要掌握自己命运,不能受制于人;甚至表示政治清明与否,要看皇帝本人,皇帝才是关键。

杨幺的意见最终被兄弟们接受,为国家大局民族大义他们放弃夺取政权,不与官军作战,士卒遣散,首领潜藏。最后结局是象征性情节:杨幺王摩众弟兄深入轩辕古井,天罡地煞魔星化作星云凝聚,不再出来。

春风文艺出版社版《后水浒传》

《后水浒传》叙述情节与描写人物的艺术水平一般,但是思想深刻敏锐,看问题透彻,明确反思宋江卢俊义们的悲剧。奸臣在朝掌权,忠义志士接受招安,没有安全保障。即使没有奸臣,也要看皇帝是否清明。

这些反思议论出自转世之后的宋江和卢俊义本人,别有一种深刻,一种刻骨之痛。家国天下的民族价值观、个人得失荣辱态度、自我保护意识,都异常冷静地展示出来。

《水浒后传》艺术水平高,影响也更大。作者陈忱是浙江湖州著名遗民文人,曾与顾炎武等同组惊隐诗社。民族危亡之际东南地区爱国文人把眼光投向绿林力量。明亡后顾炎武在晋陕地区活动十几年,有意组织武装反抗,包括联合草莽力量。

陈忱续写《水浒传》,把理想愿望化为小说中人物和情节。《水浒后传》是陈忱精心打造之作,全书故事情节和人物遭遇、人物性格和都紧接着《水浒传》故事续写,不但延续原有的故事,也合理增添新的人物,更引出时代性新问题。增添的人物主要是水浒英雄的后代,以及原书中存在线索的人物。

凤凰出版社版《水浒后传》

时代性新问题即怎样应对外敌入侵、国家沦亡的新局面,这正是《水浒后传》写作的动力。作品语言生动活泼,新鲜晓畅,有很多民间口语。陈忱本人文史修养很高,他用心采取通俗浅显的写法。

绿林武装成为民族危难中最可依靠的“忠义”力量。小说中朝廷放逐蔡京、高俅、童贯之类奸臣,梁山英雄抓住机会处死他们。梁山余部奋起抵抗金兵,同时对宋朝帝王给予保护。

《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北上,境遇悲惨之极。这种情况下竟有梁山英雄燕青和杨林冒险潜入金营探望二帝,还送上青果和黄柑。宋徽宗对自己往日糊涂,受奸臣蒙蔽,对宋江等人含冤而死,深表忏悔痛悼。

宋徽宗把一柄扇子赠给燕青,还在扇面上题写一首七绝小诗,诗的第二句是“普天仅见一忠臣”。这句话有强烈对比效果,令人联想广泛,在血腥残酷民族斗争考验之下,草莽英雄的忠义本色更能显现,帝王对草莽力量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水浒后传》

小说第三十七回,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杀,在今宁波地区乘船出海逃亡。金兵船队紧追不舍,最后紧紧围住宋高宗。宋高宗身边只剩下几百个卫兵、十几个随从,而且已经绝粮。在此危急关头李俊等梁山英雄冒险来救。

宋高宗见杀声震耳、火光冲天,以为金兵发动总攻,绝望中准备自尽,不料却是梁山英雄来救。宋高宗对梁山英雄表达了深深忏悔和感激,称赞梁山英雄是:功垂竹帛,百世流芳!最后李俊派柴进等人把宋高宗护送回临安,这支海外绿林力量,竟然成了宋朝皇帝的依靠。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后传》竟多次描写梁山好汉与倭寇的斗争。第三十回,在山东地区的李应、栾廷玉、呼延灼、关胜、燕青、戴宗一伙好汉共三十多人,率领三千精装士卒,从登州即今烟台乘船南下,准备与海上的李俊一伙会合。他们驾着一百条配备火炮的大船,力量够强,竟然被倭寇拦截抢掠。

倭寇驾三五百条小船,持长刀挠钩,从各个方向不要命地蜂拥而来,虽然被炮打箭射杀死不少,却毫不退缩,等到距离近了火炮打不着更难对付。小船快捷,在大船间钻来绕去,舍命纠缠。倭寇还擅于潜入水下凿沉别人船只。

山东人民出版社版《水浒后传》

最终梁山英雄无奈交出“买路钱”——给倭寇绸缎布匹各五百匹。这一回也特意写出倭寇本性:“贪婪无厌,只要东西,不要性命,不怕杀,只怕打”。得到东西后,倭寇自己互相争夺,互相厮杀拼命。

第三十五回,李俊等人刚在海外取得立足之地,倭国竟趁他们立足未稳,派出大批军队进攻。小说郑重指出:倭国的国君权贵一向残暴不仁,贪婪成性,向外侵略杀戮、掠夺别国以自肥是倭寇本性。还郑重写出倭寇作战特点:擅长长途偷袭,水战擅长凿沉别人船只。

明代倭寇长期杀掠我国沿海,甚至深入内陆,残暴凶狠贪婪至极,湖州及东南沿海长期深受其害。陈忱因而对倭寇本性与作战特点有深刻认识,有长远眼光和很强警惕性,才在《水浒后传》中特意写出倭寇之害和倭寇阴毒作战特点。

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炸毁张作霖列车,炮轰沈阳北大营,袭击珍珠港,袭击香港南洋,倭寇一贯如此。几百年前陈忱的警告,虽然是小说家言,却异常深刻足够前瞻,文学不仅深刻认识经已发生的事物,还能总结规律,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事物,这才是文学经典的价值。

陈忱写梁山英雄打败倭寇并不容易。梁山首领李俊就是水军出身,手下水军头领很多,仍然吃了大亏。倭寇水鬼凿沉梁山船只,水寨陷落,梁山军队只好退到岸上,分别守卫要害地点。好在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斗智斗勇,舍命抗敌,终于消灭这批倭寇。

清刊本《水浒后传》

《水浒后传》表现出鲜明的统一战线倾向,虽然没有这个词汇,但是这种倾向很明显。

从现实来讲,民族危难使联合统一成为可能,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分为多股,受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节制。

有的部队只是名义上受节制,而郝摇旗等人率领的部队却成为何腾蛟的重要主力部队。大顺军余部与南明兵部尚书堵胤锡合作,曾经使抗清局面大为好转。大顺军余部抗清斗争后期即夔东十三家时期,郝摇旗的军营中经常有北方的明朝藩王或者藩王的代表出没。

清朝官府档案里有晋陕等地官府审讯“谋逆”分子的口供,相关材料近些年来受到研究者重视,材料质实比较可信。永历帝远在云南,北方明朝藩王或其代表南下“找组织”,在鄂西川东找到郝摇旗,并在郝摇旗处领到永历朝廷发给的“龙票”信印。

这反映农民军在很多方面与南明朝廷合作。张献忠之后的大西军,即便孙可望,也曾经表面上臣服于永历帝。

至于李定国,可谓鞠躬尽瘁支撑永历帝政权多年。李定国被称为民族英雄,反映李定国已经不单代表大西军,反映民族内部存在统一战线曾经是客观现象。梁山英雄营救宋高宗并派柴进等人护送皇帝回临安,俨然成了宋朝的可靠盟友。

《水浒后传》连环画

梁山英雄在队伍建设方面,也很能体现统一战线思想。如《水浒传》中有线索,当时是梁山死敌的祝家庄教师栾廷玉,如《水浒传》里不曾上梁山,而远走西北投军的王进,在《水浒后传》中都加入梁山队伍。《水浒传》里扈家庄被李逵杀掉一家大小,唯一逃走的扈成,在《水浒后传》中也加入梁山队伍。

作品对此用了很多笔墨,努力写得合情理。扈成原是少庄主,但漂泊多年,吃苦受累,接触各类人物,深入了解社会,思想性情变化很多。他出海经商历经坎坷积攒了一担昂贵的奇珍货物,象牙犀角香料之类,准备回乡恢复家业,但路经登州被土豪毛豸夺去并遭到殴打。

他痛恨对方简直想同归于尽,这时遇到阮小七、顾大嫂、孙新、邹润等梁山旧人,大家竟同仇敌忾。毛豸是当年陷害解珍解宝的毛太公之子,现在身有官职,气焰超过其父,他一心铲除梁山余党报仇。顾大嫂孙新等人与他早就是仇敌。

顾大嫂孙新阮小七扈成邹润等夜入毛家复仇,杀尽其全家。案子发作,大家上邹润的登云山躲避。扈成原本痛恨李逵,但世事变化太大,立足现实,他愿意留在山寨,而且成为善于谋划的文武全才。

登州统制栾廷玉带兵攻打登云山。扈成当年曾拜栾廷玉为师,这时出一条计谋对付栾廷玉。他们守住山口不交战,出奇兵夜袭登州城,救出被关押的孙立,杀死登州太守,致使栾廷玉军心涣散溃败。

文化图书公司版《水浒后传》

栾廷玉进退失据,这时扈成来拜见并劝说他:太守被杀,师傅必定要被上司问责治罪,不如上山,众人都很尊敬他。随即众人都来拜见,请他做山寨之主,于是栾廷玉上山做了大头领。到后来暹罗国王李俊封栾廷玉为枢密使,扈成为副使,仿佛国防部正副部长。

王进长期在西北做军官,积累军功升为大将。北宋灭亡时成为防守黄河的十将军之一,由于卖国贼献出防区,金兵过河突袭,宋朝军队大败。王进全军覆没,被梁山人物解救。他也是进退失据,汴京混乱,已经回不去,即便回去,也要被问罪。于是他也加入梁山队伍。

小说结尾暹罗国五虎上将为:王进、关胜、呼延灼、李应、栾廷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甚至创造条件联合,是这部小说的特色。李俊曾经搞过太湖小聚义,新聚义的弟兄,后来都成为顶用的头领。

《水浒传》中地位不高、未展示才干的头领,《水浒后传》中都能发挥才干。乔郓哥、唐牛儿之类《水浒传》中曾经露过面的小人物,在此书中都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忱刻意这样写,应该有血泪教训的反思。明朝灭亡,内耗太严重,仅福王小朝廷内,东林党阉党的争斗就始终不绝;马士英、史可法、江北四镇矛盾不断;左良玉挥兵东下,几乎要彻底毁掉这个政权。

华夏出版社版《水浒后传》

其后江河日下,唐王鲁王靖江王还要对峙摩擦。桂王肇庆小朝廷稍获喘息之机,党争就立即爆发。至孙可望李定国的矛盾,直接兵戎相见,明朝灭亡的历史可以说是内耗的历史。《水浒后传》经历深刻沉痛的反思,把统一战线思想化为具体情节,化为生动的人物故事。

05
  《水浒传》在清代受到禁毁与文学批判

在明代批评《水浒传》的大都是不太知名的正统人士。清代则有不少著名人物激烈批评《水浒传》,如中兴四大名臣“曾胡左李”之胡林翼说“一部《水浒传》,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5]。如礼亲王昭槤的《啸亭杂录· 续录》中有不少否定批评文字。

《水浒传》在清代几次受到朝廷禁毁,不准翻译成满文传播。有些重要官员如江苏巡抚丁日昌禁毁《水浒传》,积极主动认真,与以往官员禁书的应付作风不同,而且对小说戏曲和说唱文艺全面开刀。

然而时至清代,水浒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各种刊本流传已久,查禁收缴效果有限。于是有人创作新小说来否定《水浒传》,通过文学批判彻底打垮《水浒传》,这就是俞万春的《荡寇志》,也称《结水浒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荡寇志》

俞万春生活在清代中后期,他是浙江绍兴人,官宦子弟,曾跟随做官的父亲去广东,镇压过粤省民变,了解那里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有山雨欲来之势。他用多年时间精心写成《荡寇志》。此书接着《水浒传》金圣叹本续写。梁山英雄不曾被招安,大聚义之后就遇上了真正对头。

《荡寇志》是一部处处与《水浒传》对着干的“诛心”之作。书中以陈希真、陈丽卿父女、祝永清、祝万年、栾廷玉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是剿灭梁山的主力。祝永清、祝万年和栾廷玉、栾廷芳等人,都是《水浒传》三打祝家庄之后残余的祝家庄力量,陈丽卿则嫁给祝永清,这支队伍简直有点“还乡团”味道。

《水浒传》108将是天罡地煞星宿。《荡寇志》陈希真父女和祝家兄弟这支队伍,则是道教神谱雷霆部36神将下凡,气势压梁山魔星一头。

故事曲折,战役很多,梁山诸人被写得丑陋狼狈,最终被彻底消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多人都被活捉,押送到东京凌迟处死。也有很多人战场上被杀,或者是其它狼狈死法。

《全图足本荡寇志》

俞万春精心安排针对性的“一对一”复仇。神医安道全困守一城,得了瘟疫无药可治,活活病死。会写字刻字的萧让和金大坚被活捉拷打,交待梁山石碣是他们伪造的,仍然被继续拷打而死。

《水浒传》中,栾廷玉作为祝家庄武功教师,本领很强。梁山大费周折,请来他的师兄弟孙立做卧底,攻破祝家庄。

《荡寇志》写栾廷玉活捉到孙立,把孙立千刀万剐直接剐死。王进和林冲原来都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都受过高俅迫害,王进最终参加讨伐梁山的队伍。他与林冲在战场上,主要不是兵器分胜负,而是辩论见高低。

作者写王进滔滔不绝,骂得林冲哑口无言,羞愧难当,回到军营倒头不起,最终郁闷而死。

王进的主要说法是:你我都是禁军教头,都受高俅陷害,但是我遇到事情有见识,及早离开,没有受他凌辱。而且离开之后,我不走邪路歪路,现在还在正道上,仍然可以光宗耀祖。你没有见识,深陷他的圈套,脸上被刺字,人称贼配军。现在你走上邪路歪路,下场悲惨,辱没祖宗。诸如此类一番责骂,竟然把林冲骂倒。

玉屏山馆刊本《荡寇志》

俞万春可能太想模仿《三国演义》诸葛亮骂倒王朗的情节,但却不顾情理。高俅对王进,只想为难他羞辱他而已,他自己跑掉,丢了职务,也就可以了。高衙内对林娘子害上相思病,林冲就是领着老婆离开,他们也会想办法追赶。林冲已经流放,但是林娘子坚贞不屈,铁心要等林冲回来。高俅父子于是又派人去杀害林冲。
    二人处境不同,王进的吹牛,未免空口说大话。但是俞万春大概很得意自己的“一对一”设计,这类设计的情节不少。看了这类情节,能感受俞万春对《水浒传》的仇恨有多强烈。

小李广花荣与陈丽卿比射箭,竟然被陈丽卿一箭射死。陈丽卿在战场上生擒矮脚虎王英,用一只手夹住王英回归本阵,不料王英还有一只手乱抓,碰到陈丽卿下巴。

陈丽卿大怒,抓住这只手猛拧,王英胳臂骨折痛得昏迷。陈丽卿回到中军,把王英摔到地上,已经七窍流血死去。扈三娘与陈丽卿拼命,抛出丝绦套索,套索上有很多钢钩,陈丽卿急忙架住。两人争夺打斗中一起摔下马去,陈丽卿扼住扈三娘脖子,竟生生把扈三娘掐死。陈丽卿战场上枪挑孙二娘落马,当场活捉。又在战场上斩杀顾大嫂、孙新夫妇。

梁山三个女将全由陈丽卿处治,作者有男女之间不得交手的道学家倾向,这很做作,不合情理。战场上别人不要动手,都等着陈丽卿吗?作者又很爱写陈丽卿作战,乘机描绘咏叹陈丽卿的美色风姿。

中华书局版《荡寇志》

《荡寇志》的战场经常有点怪诞,陈丽卿不但处治了梁山三个女将,还处治了大批男性将领。而她的丈夫祝永清只生擒一名敌将,祝永清、祝万年地位很高却没有多少战绩,而有一种道学家气味。

总体看来,《荡寇志》堪称《水浒传》的死对头,对梁山人物的下场一一作出残酷的精心安排。《荡寇志》问世之后,恰逢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并迅速扩展。太平天国研究资料记载,当时广东等地的乡绅团练曾经集资赶印大批《荡寇志》广为散发。这是围绕农民起义和《水浒传》展开的思想文化交锋。

06
  余论: 波澜起伏  规律长存

中国文学名著中《水浒传》命运最为独特,一方面历经坎坷,否定批评甚至咒骂很多,几次遭受禁毁;另一方面,生命力很强,赞扬肯定也很多,传播越来越广,涉及作品及承载这些作品的文艺形式也在不断扩展,水浒文化越来越壮大。

历史车轮驶入近现代,《水浒传》独特的传承规律依旧延续。梁启超、严复一派社会改良思想家兼小说界革命倡导者,对《水浒传》的基本评价不过是诲盗二字。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对《水浒传》表示轻蔑“不屑道焉”。

珠海出版社版《荡寇志》

而社会革命一派文人王钟麒、黄人、燕南尚生等人,对《水浒传》的肯定则无以复加,称赞《水浒传》为举世第一小说,甚至说它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肯定否定两派批评,都大胆褒贬,随心所欲立论。这种评论风气延续,还出现新的批评角度。

过去否定《水浒传》,主要指责诲盗,可以说意见来自右翼。现代否定《水浒传》,更多指责它反抗斗争不坚决,招安就是投降,可以说意见来自左翼。

随着社会文化生活变化,有人发现新的批评焦点,批判锋芒集中于李逵,把李逵批成野蛮文化的化身,反文明的代表。曾几何时,人们批评宋江接受招安时,曾经热情赞扬李逵是反招安的硬汉,至于钟伯敬期待李逵抗击努尔哈赤的猖獗,也是并不遥远的记忆。实际上,中国人的“水浒记忆”本来稳定,思维模式也基本相通,评价差异缘于批评环境的变化。

日寇侵华十四载,大半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对外矛盾激烈时《水浒传》受到肯定和弘扬的特征再次显露无遗。抗战期间,除了沦陷区,其他地方的爱国戏曲包括水浒戏都相当发达,解放区水浒戏演出和创作活动则掀起高潮,在全国范围独占鳌头。

这种现象或许也与进步青年大量奔赴解放区有关,解放区戏曲演出团体大量涌现。

《打渔杀家》周信芳饰萧恩、童芷苓饰萧桂英

延安的戏曲团体主要有鲁艺实验剧团、军委平剧团、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平剧社。这几家剧团主要演京戏,后来还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另外有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大总校文工团,这几家剧团京戏话剧兼演。

晋冀鲁豫根据地京剧团有: 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实验剧团、一二九师野火剧社、建军剧团、太行四分区铁骑剧社。一二○师战斗平剧社京戏水平很高,后来长驻延安。抗大总校文工团则从延安挺进太行山,演出剧目也改为传统戏为主。

山东抗日根据地有文协胜利剧团、文协平剧实验剧团。苏皖抗日根据地著名剧团有拂晓剧团、淮海实验剧团等。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是创作改编高手,他指导下水浒戏的加工改编和演出活动,取得全面丰收。

京剧当时称为平剧,因为重视,延安成立了平剧研究院。延安的京剧活动集中于水浒戏,重视演出,首先重视创作改编。延安演出的水浒戏,都是经过创作改编的。

当时演出最多的是《打渔杀家》,属于传统戏,由京戏《庆顶珠》中两折构成。《庆顶珠》写阮小七反压迫的斗争故事,由陈忱《水浒后传》发展而来。延安演出的改编本为《松花江上》,是由鲁艺干部王震之改编。

故事地点和时代背景改变,改为“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松花江畔,渔霸及大小狗腿子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欺压渔民更凶残。肖恩改为渔民赵瑞,女儿仍然叫桂英。他们的反抗斗争更坚决,最后他们杀掉渔霸和狗腿子,走上抗日道路。

京剧《逼上梁山》剧照

《松花江上》时代感强,反抗斗争更火爆。这两种版本在延安和很多根据地都演过,因为《打渔杀家》不用改动原词,原唱词台词更成熟,人们也更熟悉,后来演出逐渐还是演《打渔杀家》。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都是在延安集体创作的大型京剧,都经过反复研究修改,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中共领袖毛泽东多次写信,参与并支持这类编创。

《逼上梁山》突出林冲与高俅原来就有尖锐矛盾,林冲主张坚决抗击外敌入侵,高俅对外极力妥协投降,二人冲突已久。高衙内骚扰林娘子,是附属性的次要矛盾。

《逼上梁山》突出对外矛盾,但是与明代李开先《宝剑记》有很大差别,《逼上梁山》强调群众斗争,增添很多生动又重要的下层人物,营救林冲,反抗高俅,全力对外,大家集体上梁山。

《三打祝家庄》强调斗争艺术和群众路线。为写好内外结合打下祝家庄,曾作过地下工作的重要领导彭真、刘宁一等人,专门参加编写讨论。这部戏与传统水浒戏风格不同,但是演出后很受欢迎。

《打渔杀家》长短适中,剧情有波折。戏中主要人物肖恩、桂英、教师爷、渔霸、账房先生、狗腿子等等,角色类型多,对比鲜明,唱念做打齐备。唱词情绪饱满,激荡感慨,很能反映生活处境和人物性情。辞句雅俗咸宜,历来受人喜爱,很多京戏名家演过此剧。

蒋采蘋绘《打渔杀家》

《松花江上》于1938年7月7日在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上演出,又在当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演出,都非常成功。女主演演出此剧后调动工作岗位,命运发生巨变。另一主要演员阿甲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改编《打渔杀家》为《松花江上》的王震之建国后在电影局担任要职,足见这部戏深受重视。

梅兰芳和周信芳合作剧目不多,业界以为南北两位顶级巨星本当如此。他们如果合作,则应当是顶级剧目。他们二人同庚而且是喜连成班同科,1946年为纪念二人从艺四十周年兼纪念抗战胜利,决定二人合作演出。

经田汉策划襄赞,二人选择《打渔杀家》在上海演出,梅兰芳演桂英,周信芳演肖恩。这部京剧也被人们看作中国第一剧,这有助于认识水浒戏的地位。

纵观《水浒传》的传承,虽然有不少批评否定,但也有更多肯定赞赏。波澜起伏,不断向前,不断壮大,形成水浒文化。 

对水浒文化内涵复杂,对其传承中充满转换碰撞,充满起伏等现象,应该扩展文化研究视野,展开还原性梳理,剖析因果脉络。这是深化作品解读的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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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诗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四引录,转引自袁世硕、阿部晋一郎:《解识龚开》,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第96页。
2、引文出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并序》,载于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转引朱一玄 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3、《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收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本。转引朱一玄 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4、《钟伯敬评忠义水浒传》四知堂本,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介绍此版本并全文载入钟伯敬这篇序言。《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48页。
5、《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清同治六年刊本。转引自朱一玄 刘毓忱编《水浒资料汇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年1月版, 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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