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毫不犹豫，没有第二个选择，先直接说出答案，免得大家说我是标题党。
这是在家乡流行的一句民谣。
现在来看，这句民谣绝对是至理名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笔者春节前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没有理发。
疫情到来，猝不及防，没想到春节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理发。前天有人要给我录视频，坚决拒绝，理由也很充分：现在足不出户，营养过剩，头发疯长，蓬头垢面，没脸见人。虽然已是中年油腻猥琐男，总还是得稍微注意点形象吧。
今天听说外面开始上班，从小区领个通行证，出去转了一圈，倒是找到几家理发店，结果全是铁将军把门。
眼看头发一天长似一天，白发三千丈，也只能走长发披肩、蓄发明志的路线了。自己也有剪刀、剃须刀一类的工具，但没有手艺，修理之后的效果相当于毁容，还不如就这样维持现状，顺其自然吧。
既然没办法出门理发，那就望梅止渴，纸上谈兵，坐在屋里想想和理发有关的事情总可以吧。
在中国古代早先的观念里，理发可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甚至会有一些罪恶感。因为《孝经》里讲得很明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因此古人对头发看得很重，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件事就是曹操的断发代首。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带兵打仗，自己行军时犯了错，为严明军纪，采取割发代首的处罚方式，结果战士们深受感动。
这种刑罚放在当下，估计能让那些贪官污吏们高兴死，但在古代，这可是很严重的一种处罚。古代有一种刑罚叫髡刑，就是把罪犯的头发剃了，比如弄成现在的平头板寸之类，虽然没有皮肉之苦，但在精神上却是严重打击，大概相当于把犯人的隐私放在网络上去晒吧。
当然，不敢毁伤头发、胡须并不等于不能修饰美化，否则眉毛胡子一大把，每人都蓬头垢面的，既不美观，生活上也很不方便，甚至还会寄生小动物，比如虱子、跳蚤或臭虫什么的，肯定要时不时修理一下。
到南北朝的时候，理发已比较流行，髡刑也在这一时期废止。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勉学》里批评曾那些贵游子弟，不学无术，却“无不熏衣剃面”，类似于批评今天的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天天捯饬衣服、发型。不过这也是古今通理，别说颜之推那个时代，放到现在，那些穿得光鲜、发型时尚的官二代、富二代哪个愿意做学者，还不是都继续从政、发大财。
南北朝的时候人们究竟怎样理发，限于文献，现已难以确知，不过可以通过当时的理发工具和技术来想象。
古往今来，发式往往是时尚潮流的晴雨表，这玩意是专门的学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一个不能不提，那就是工具和技术。理发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发型。今天人的发型非常复杂丰富，显然与理发工具及技术的发达有关。
说起来古代人挺可怜的，他们能用来修理头发的工具只有梳子、剪子、剃刀之类，远不如现在的电推剪、吹风机等用着顺手。像那种技术难度很高的莫西干头，你就是把古代的理发师打死，他也弄不起来。可以想象，他们理发的手法也不外乎剪和刮，要么是长发盘起，要么是剃成光头，操作起来相当简单，理发师的功夫更多下在洗头、梳头、盘头上。
因为发型简单，古人在这方面也就没怎么说道，翻翻古代诗文辞赋、小说戏曲，好像没多少讲理发这件事的。
理发这门行当真正发达起来，大概要到唐宋了。最起码宋代肯定是发达的，据《武林旧事·社会》记载，当时的杭州有净发社，以梳剃为业。所谓净发社，就是理发者的行会组织。理发者叫待诏、镊工，不是后来所称的剃头匠。杭州在当时是过百万人的大城市，理发师的数量不会少。
另据洪迈《夷坚志乙》卷十二《成都镊工》记载：“政和初，成都有镊工，出行尘间，妻独居。一髯髻道人来，求摘须毛，先与钱二百。妻谢曰：‘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为我耐烦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
虽然是篇小说，但如实写出了宋代理发行营业时的场景，时间相隔近千年，但看起来很熟悉，和现在的理发店差不多。
《永乐大典》卷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五也收录了一部元人所著的《净发须知》，介绍净发这一行当应注意的江湖规矩和注意事项，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净发行业之发达。
到了清代，理发陡然成了一个无比严肃的大问题，一是因为新的王朝强令大家更换发型，让人在性命和发型之间二选一。这大概是世界理发史上唯一的一次。
二是因为这种新发型需要不断维护。除了辫子外，头上其他地方都要剃光，而头发又不断长出，于是只好不断剃发，这无疑刺激了清代理发业的繁荣。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需求，清代的理发业相当发达，无论是乡间还是城镇，无论是广州还是上海，到处活跃着理发师们的身影。
好在到清代中后期的时候，照相术已经发明，有不少西方人拍摄的照片保存下来，今天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那时理发的真实情景。
西方人之所以对中国的理发如此关注，原因很简单，清代人的发型和他们的相差实在太大了，而且东西方理发的技术和方法也很不一样。
不过很快就天下大同了，1912年大清帝国灭亡，那种拖着长辫子的奇特发型就此走向终结，不过中国人的发型却再也没有回到大明乃至唐宋，而是彻底西化，除了光头还算国粹外，平头、后背头、烫发、大波浪等都是舶来品，不少城市还模仿西方，开办了理发店。
这次发式的全面西化倒没有引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那么激烈的斗争，好像大家觉得顺理成章，一夜之间完成了这种转变。
转变归转变，拿头发说事的事情仍屡屡发生，比如文革时期给反动分子剃阴阳头，上个时期八十年代禁止年轻人留长发等。当然也有梅兰芳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这样的佳话。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中小学对学生头发的长短做文章，可见在理发这件事上，还是大有话题可说的。
再后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情景了。有钱的、讲时髦的，多出点钱，到上点档次的理发店去理发。一般的平民百姓，就到家门口的剃头摊上解决。街头巷尾的剃头摊很快成为城市一景，也成为新的民俗。
有句俗话，叫剃头挑子——一头热。引申的意义且不管，字面的意思说的正是当时的剃头工具，一副担子，一头是一个高凳，下面抽屉里摆放各类理发工具，另一头则是烧水的炉子和脸盆，可不就是一头热嘛。
笔者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候往往是队长出面，将全村老少爷们理发的事情承包给某一个剃头匠，每年村里给人家百十斤粮食，剃头师父代着徒弟则一年来数次，负责为全村人理发。
那时候的剃头匠不仅给人理发，还经常在理发之后帮人挖耳朵，顺带也捶捶背，捏捏肩之类的。遗憾的是那时候小孩子只能理发，不能享受这些服务。在我的印象里，村里的女人从来不找剃头匠理发，都是邻里之间相互剪头。
如今，流动作业的剃头摊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特别是城市里，它已经成为儿时的记忆，各种各样的理发店成了唯一可以理发的地方。
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没有多少人会关注街头这些不起眼的理发店，而一旦失去它，诸多不便一下就显露出来了。
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辈子都在追求所谓的幸福，到头来也并没见到什么幸福。其实幸福很简单，那就是正常的活着，正常的去上班，正常的去买菜，正常的外出闲逛，当然还包括正常的去理发。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赶紧到理发店好好理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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