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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敢:悼念胡文彬先生


胡文彬先生

我与文彬兄相识于1985年6月在徐州召开的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参见下图),当时他在人民出版社任编辑。

那是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开创意义,不言而喻;其深远影响,莫可估量。

1985年6月首届(徐州)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

会议即将结束,与会人员意犹未尽,6月12日上午大会间隙,辛原、吴敢、刘辉、周钧韬、王汝梅、张远芬、王旭、胡文彬、侯忠义、张国星等商计,建议组成全国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以徐朔方、袁世硕、王汝梅、刘辉、吴新雷、黄霖、杜维沫、吴敢、孙逊、沈天佑、胡文彬、张远芬、周钧韬、辛原等为委员,由吴敢、胡文彬、张远芬、周晶、马美信、张国星、及巨涛组成秘书处,吴敢为秘书长。

一个令人向往的学术交游开端,文彬兄因此出席了1986年10月在徐州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参见下图),并为同期举办的“《金瓶梅》专题讲习班”讲解《金瓶梅》文献。

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新闻出版界代表较多,10月24日晚因此集中宴请了一次,辛原、丁爱华、吴敢、张远芬、及巨涛主陪,出席宴会的有刘辉(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林辰、杨爱群(春风文艺出版社),胡文彬(人民出版社),杜维沫(人民文学出版社),徐栢荣、邱思达(百花文艺出版社),赵洪林(吉林文史出版社),袁闾琨、徐彻、常晶(辽宁人民出版社),任笃行、周晶(齐鲁书社),张国星(《文学评论》编辑部)等。

1986年10月第二届(徐州)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

我与刘辉、林辰、胡文彬、杜维沫、张国星、徐栢荣、赵洪林、袁闾琨、仁笃行同桌,酒酣耳热之际,说到“红学”,刘辉兄说《金瓶梅》研究也可叫做“金学”,张国星兄开玩笑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金学”却是“红学”的弟弟。文彬兄拍手称快,说红学由来已久,足可参鉴。这是“金学”一词第一次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9年出版了一套《金瓶梅》研究丛书,拙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1987年7月出版)与文彬兄大著《金瓶梅书录》(1986年10月出版,参见下图)同列其中。

胡文彬赠书《金瓶梅书录》

文彬兄乃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学第一批与第一层面研究者,其与张庆善选编的《论金瓶梅》于1984年12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主编的《金瓶梅的世界》于1987年2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后文彬兄学术兴趣转移,我们之间的交往遂不定期中断。

2014年9月,文彬兄应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高淮生教授邀来徐州讲学,要淮生兄打电话约我相见。

21日 晚高淮生夫妇宴请于云龙湖临湖居,胡文彬、乔福锦、孙越仁(徐州市工商联副主委)、施永红(矿大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书记)、王传棨(矿大外语学院党委副书记)与我等在座。席间,契阔谈讌,快如之何,遂合影留念(参见下图。

胡文彬与吴敢合影于彭城

2015年2月1日收文彬兄电邮:

吴敢学兄:

相别十余年又在古城相聚,真真是感动不已。吾兄古道热肠,往昔相聚之情又在眼前,令弟感慨不已。因前数日忙于琐事,邀请函未及时奉复,还请吾兄谅宥。

金瓶梅会弟只要身体、时间允许,一定会参加,待决定后一定函告吾兄。填了回执,还附一条小建议,略供兄参考而已。

弟自退休后没有了硬差事吧,大多时间是在读书消闲中度过。现今已届八旬,血压偏高,血脂亦高,只能量力而行了。从古城返京后,仔细拜读大著,获益良多。兄雄风仍在,思想开阔,文思泉涌,大著中多所发明,令弟不胜钦慕。

耑此奉达,并颂

文健!

弟胡文彬拜

2015年2月1日夜


2015年为纪念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召开30周年,我拟在徐州召开第十一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后于8月举办),遂向文彬兄发出邀请。

胡文彬赠书《金瓶梅书录》

6月4日收文彬兄电邮:

吴敢兄:

古城相聚甚欢,时时不敢稍忘。惜时间匆匆,未得深谈,引为憾事。返京后患重感冒十余天后方好,但已感年龄不饶人了。前月收到二次通知后本当立即回信,因杂事及所内事身心疲惫,将诸事暂搁下了,乞请谅宥。

弟对金瓶会非常在心,本拟前往与诸位老友新朋相聚。孰料日前接到研究院通知,我等退休(75岁以上)人员要交一本35万字内的书稿,列入院学术文库,并限于8月底前交稿,过期不等。为此,弟从本月起至8月间要全力完成书稿,无法前往彭城参会,心存遗憾,只好如实相告,请兄理解弟之苦衷。

耑此奉达,并祝大会圆满成功!顺颂

夏安!

弟胡文彬 

2015年6月4日


金瓶梅的世界》

2017年3月20日,接文彬兄电话,推荐邀请我为外文出版社汉韩文对照版《金瓶梅》拟一前言。

后斟酌再三,前言定稿为: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受到当代名士的赞颂。

如文学家、公安派领袖袁宏道誉为“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中郎全集》卷一《尺牍·董思白》)

博物学家谢肇淛称道“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蝶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谢肇淛《金瓶梅跋》,见于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

不久,又被明末清初文学家冯梦龙、李渔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清康熙时更被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

清刻本《四大奇书第一种》

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壸奥”(《红楼梦》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认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经典,中国小说人物画廊由此产生了一个空前的崭新形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一方面,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因素(有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生,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

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一县”(张竹坡《金瓶梅读法》八十四),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回)的政治制度的腐朽,以及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同时也不经意间客观地描写了新的政治经济成份,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

《金瓶梅词话》

横空出世的《金瓶梅》,破天荒第一次打破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妖魔神怪为主体的叙事内容,以家庭为社会单元,以百姓为描摹对象,极尽渲染之能事,从平常中见真奇,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众生相、世情图与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以社会各类人等为连属,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

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经典结构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

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一》),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七十九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较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其中有些文字实为人物塑造所需)。这样的文字不足二万字,可谓白璧微瑕。

第一奇书本《金瓶梅》

《金瓶梅》研究被称为金学,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金学之能成立,需要一批大家、一批名著和一批稳定的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

截至1990年底,现当代已经出版《金瓶梅》研究论著近百部,发表《金瓶梅》研究论文近千篇,出现了一支数百人的研究队伍,中国的鲁迅、吴晗、郑振铎、冯沅君、姚令犀、魏子云、孙述宇、朱星、徐朔方、沈天佑、刘辉、黄霖、宁宗一、王汝梅、蔡国梁、胡文彬、张远芬、孙逊、陈诏、周中明、石昌渝、陈昌恒、周钧韬、叶桂桐、郑庆山、白维国、李申、卜键、李时人、鲁歌、马征、陈东有等,国外的康农·加布伦兹、奥托·祁拔、弗朗茨·库恩(以上德国),阿瑟·韦利、克莱门特·埃杰顿(以上英国),小野忍、鸟居久晴、泽田瑞穗、日下翠、大冢秀高、荒木猛等(以上日本),韩南、芮效卫、柯丽徳、浦安迪、马泰来、郑培凯等(以上美国),马努辛、娥尔嘉·费舒曼、李福清(以上前苏联),雷威安、艾金布勒(以上法国)等,世界上这五六十人的《金瓶梅》研究大家的地位也已基本确定。

自1989年首届(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始,会上会下,文内文外,金学一词频繁出现。金学不但已为学术界所认可,而且很快比肩红学而成为显学。

《金瓶梅版本史》

然而,《金瓶梅》研究由来久矣。明清两代数以百计的笔记丛谈,便已带有研究《金瓶梅》的意味,虽然大多是只言词组的传闻、实录或点评,但已经涉及到《金瓶梅》研究课题的诸多方向,并均颇有真知灼见。

在《金瓶梅》古代评点史上,绣像本评点者、张竹坡、文龙,前后绍继,彼此观照,相互依连,贯穿有清一朝,形成笔架式三座高峰。绣像本评点拈出世情,规理路数,为《金瓶梅》评点高格立标;文龙评点引申发扬,拨乱反正,为《金瓶梅》评点补订收结;而尤其是张竹坡评点,踵武金圣叹、毛宗岗,承前启后,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最具成效的代表,开启了近代小说理论的先声。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具有发凡起例、启导引进之功。

现代意义和现代体式上的《金瓶梅》研究,则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出现。

以1924 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以1933 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预示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20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一批名家系列论文的发表,开拓着《金瓶梅》研究的学术层面;以中国大陆、台港与日韩、欧美(美苏法英)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显现着《金瓶梅》研究的强大阵容;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艺术制作、文化传播、文献、美学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揭示着《金瓶梅》的研究方向。

《金瓶梅研究史》

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迄今,《金瓶梅》已经被翻译成满文、蒙文、日文、法文、德文、英文、荷兰文、比利时文、捷克文、瑞典文、芬兰文、意大利文、韩文、俄文、越文、波兰文、匈牙利文、丹麦文、南斯拉夫文、拉丁文、罗马尼亚文等二十余种文字。早期外文翻译多为改写或片段译文或节译,后来则转向全译。

满文译本据《第一奇书》本译出,早期外文译本则据满文本或《第一奇书》本译出。中期英文、法文等译本多从(德)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据《第一奇书》的德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h;oder,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is Men und seinen sechs Frauen)【德国莱比锡岛社(Leipzig:lnse-Verlag) 1930年一版,1954年、1955年、1961年、1970年等相继再版,改由德国威斯巴登岛社(Wiesbaden: Insel-Verlag)出版】转译。

后期的外文译本多为《金瓶梅词话》的译本。(参见拙文《<金瓶梅>翻译史略》,《华西语文学刊》第十一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因为越文译本据《古本金瓶梅》翻译,而《第一奇书》底本为绣像本,所以《金瓶梅》的所有版本均已有译本存在。

在众多的外文译本中,除前述库恩译本和下文将要讲到的韩文本外,以下几部译本各领风骚,最富盛名,即:

外文译本《金瓶梅》

(德)汉斯·康农·冯·德·加布伦兹(Hans Conon von der Gadelentz,1807—1874)于1862—1869年带领两个儿子据满文本直译之德文全译本《金瓶梅》(Gin-Ping-Mei)【马丁·嵇穆(Martin Gimm)整理,柏林国家图书馆(H.Walranvens,Staatsbibliothekzu Berlin )2005—2013出版】。

(德)奥托·祁拔(Otto Kibat,1880—1956)、阿尔图尔·祁拔(Artur Kibat, 1876—1960)兄弟据《第一奇书》意译之德文全译本《金瓶梅》(Djin Ping Meh,Schlehenblǖten in goldener Vase)【恩格哈德—赖赫出版社(Gotha,Engelhard Reyher verlag)1928年第一卷,1932年第二卷,仅至原书第23回。当时曾预告翌年出版第三卷,后因为希特勒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而未果。奥托兄弟的翻译并没有因此停顿,1946年他们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与注释。

瑞士天平出版社接受了这部译稿的出版,1967年出版了第一卷,1983年出版了最后一卷(第六卷)】,(英)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在老舍帮助下据《第一奇书》合译之英文全译本《金莲》(The Golden Lotus)【1939年伦敦G.劳特莱基出版社(London,G.Rotledge)一版,1954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N.Y.,Grove Press)再版,1972年纽约Paragon Book Gallery三版。2008 年,被改编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大中华文库‧金瓶梅》汉英对照本的,就是这个译本】。

日本昭和四十三年金铃社版《金瓶梅》译本

(日)小野忍(1906—1981)和千田九一(1912—1965)据《金瓶梅词话》合译之日文全译本《金瓶梅》【前40回,由东京东方书局1948-1949年出版,至1959年完成全部翻译后出版全本,该译本分别纳入河出书房的《世界风流文学全集》、平凡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劲草书房的《中国之名著》、岩波书店的《岩波文库》,一版再版,至1973—1974年已出版六版】。

(前苏联)马努辛(В. Маннухин,1926—1974)据《金瓶梅词话》翻译之俄文节译本《金瓶梅》(Цветы сливы в золотой вазе или Цзинь, Пин, Мэй Роман)【莫斯科文学出版社(М. худож. лит.)1977年一版,印行50000套;1986年二版,又印行75000套】。

(法)雷威安(André Lévy,1924—)据《金瓶梅词话》翻译的法文全译本《金瓶梅》(Fleur en Fiole d’Or)【1985年4月作为“七叶丛书”之一由巴黎加利玛出版社(Paris: Gallimard, 1985)出版】。

(美)芮效卫(David Tod Roy,1933—2016)自1982年至2012年据《金瓶梅词话》翻译的英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第一卷1993年,第二卷2001年,第三卷2006年,第四卷2011年,第五卷2013年】。

《金瓶梅》芮效卫英译本

朝韩与《金瓶梅》的渊源亦可谓源远流长。朝鲜王朝许筠(1569—1618)《惺所覆瓿稿》云:“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传,不熟此传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此话出于袁宏道《觞政·十之掌故》,袁文作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传世之《金瓶梅词话》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也就是说,尚在《金瓶梅》刊本初行或抄本流传之际,就有朝鲜人言及此书。

此后不久,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年(1762—1775)间,《金瓶梅》即传入韩国(参见金宰民《<金瓶梅>在韩国的流传、研究及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韩国各大学图书馆所藏《金瓶梅》,均为第一奇书本,可为佐证。

韩国的《金瓶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亦成绩斐然。与日本类似,由翻译打头,后续以强劲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批《金瓶梅》韩文译本。如金龙济译本,据《第一奇书》译出,1955—1957年连载于《自由新闻》,计614篇,并由南朝鲜正音社1956年出版,100回,5卷,有插图,1962年再版。

李周洪译本,1962—1964年连载于《国际新闻》,计552篇,后由汉城语文阁出版。金东成译本,据《第一全书》译出,1969年由乙酉文化史出版社出版,3册,120回,未删节,对于性描写文字,只引录汉文,而翻译诗词曲歌时,先引录汉文,括号内加上韩文译文,正文需要时文中加双行小注。

韩文版《金瓶梅》

赵诚出译本,据《金瓶梅词话》译出,1971年由三省出版社出版,文间偶见译者率意删削原著,该书1993年再版,收入“中国五大奇书”丛书。李炳注译本,1977年由明文堂出版,两卷,实为缩写本。还有若干节译本。

20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的《金瓶梅》翻译续有推进。如出版了改编本《小说金瓶梅》,内外出版社1990年出版。

朴秀镇的《完译金瓶梅》也于1991—1993年由汉城青年社出版。朴译6册(后4册朴正阳参译),据《金瓶梅词话》译出,偶有删节,卷末附录康泰权的《金瓶梅解说》。

1976年李相翊用比较文学观点研究《艳情小说与金瓶梅》(收录于李相翊《韩中小说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汉城三英社出版1983年),讨论了朝鲜时期《金瓶梅》对韩国文学的影响。接着,安重源的硕士论文《<金瓶梅>研究》(庆北大学1988年)发表。

很快,在韩国出现批量性研究成果。如康泰权的博士论文《<金瓶梅>研究》(延世大学1992年)和金兑坤的博士论文《<金瓶梅>明清两代评论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1993年),对韩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英语世界中的金瓶梅研究》,黄文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这两篇博士论文之后,又出现赵美媛的硕士论文《<金瓶梅词话>的现实认识——以欲望与伦理的对立世界为中心》(延世大学1993年)、金宰民的硕士论文《论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批评》(复旦大学1996年)、李无尽的硕士论文《<金瓶梅>的两面性考察》(高丽大学1997年)和权希正的硕士论文《<金瓶梅>的性文化研究》(东国大学1999年)等。

单篇论文也有崔溶澈、金宰民、康泰权、金兑坤等多人多篇发表,而高丽大学崔溶澈最为热情,几乎参加了当代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所有《金瓶梅》学术会议,并都有具备相当水平的学术成果交流。

21世纪以来,康泰权译韩文本《完译金瓶梅:天下第一全书》,2002年由松树出版社出版,10册,以《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合本为底本。

崔溶澈有一文《<金瓶梅>韩文本的翻译底本及翻译现状》(《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仁书局2013年4月),全面评介了《金瓶梅》的韩文翻译。

韩国水原大学宋真荣的论文《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所藏<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金瓶梅研究》第十辑,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7月),该文将梨花女子大学藏本与目前中国、日本、韩国所知第一奇书各相关版本详加比勘,可为韩国学人研究《金瓶梅》版本的力作。

《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

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社影印《金瓶梅词话》,引领出郑振铎、吴晗等人一批卓越的金学成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的《金瓶梅》出版风潮,使港台与日本、欧美形成当时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金瓶梅》原著出版的风起云涌,启引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终于在20 世纪的最后20 年登堂入室,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同样,日韩、欧美长时间、多人次、多语种、高质量对《金瓶梅》的翻译,也出现了一批大家、一批名著。

据学界评介,在韩文译本中,金东成译本、朴秀镇译本、康泰权译本均颇可观瞻。这次外文出版社出版汉韩文对照版《金瓶梅》,无疑将对《金瓶梅》的传播与韩国的金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学已经不是一座象牙塔,而是一处公众游乐的园林。三百多部论著,四千多篇论文,二百多篇博硕士论文,既有挺拔的大树,也有似锦的繁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探幽寻奇。

《论金瓶梅》

不容置疑,传统的金学,加上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志的、以经典现代解读为旗帜的新金学,必然展示着一个经典命题:说不尽的《金瓶梅》。

吴敢

2017年3月26日于彭城敏宝轩

吴敢 2021年5月1日19:30于彭城预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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