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取材于武王伐纣，这一史实与商汤伐桀并称为“汤武革命”，是儒家的经典论题。因为儒家一方面主张忠君，另一方面却主张仁政，而当君主强行不实施仁政时是捍卫君主实施暴政的权力还是推翻君主另行仁政便形成了一种伦理上的断层。
而儒家所捍卫的周礼建自周朝，周朝正是用暴力推翻商朝而诞生的，因而这种伦理断层所造成的讽刺意义便愈发明显。及至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民众冀求社会秩序稳定，一方面长期的战争迫使统治者不断压迫民众、民不聊生。
于是儒家提出重视民生与民本，将古代君王圣贤化，由于圣贤必须与现世有所距离，因而儒家必须选择开国君主，将周文王、周武王与夏禹、商汤并称为“三王”，也是现实的需求所致，但其所造成的伦理悖论却是致命的：
齐宣王田辟彊责难孟轲说：“臣弑其君，可乎？”孟轲告诉他：“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
但这里的标准却是模糊的，因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即“贼仁”和“贼义”的界定标准——并非是客观的。孟轲惯于用立场取代逻辑，这是其人、其书长期无法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汉朝，这个问题被重新提及，《史记·儒林列传》记载：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过去的历史学家用阶级史观分析，认为黄生和辕固生是儒道之争，这是没什么道理的。从先秦文献来看，黄老之学本不讲求等级，而庄子的遗说则是远避政治的，强调君臣不能易位的，得其反倒是儒家的正名思想。
儒家内部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歧，乃是由于孔子的创造。周武王与纣王原本不是君臣关系，乃是世仇。纣的父亲文丁杀害周武王的祖父季历，二者为军事斗争、权力斗争。
且殷周的关系乃是方伯和宗主的关系，较之春秋时期的诸侯与天子尚弗如远甚，更遑论后世的君臣关系。但孔子既准备尊王，实行“大一统”，自然地要将这段历史道德化，一方面将周文王塑造成严格恪守君臣之谊之人，称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2]，另一方面却要承认周武王革命的合法性。
这就必须将纣王刻画为一个残暴、无耻的君主，连孔子的弟子端木赐都知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3]然而，归恶于纣并没有解决武王伐纣的伦理困境，这一论题保留到汉朝，直到汉景帝强行以行政手段停止了学术讨论。
但强行停止讨论并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在汉景帝之后的武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伯夷列传》推为列传中的第一篇，而其叙述伯夷、叔齐的内容仅有215字，而其通篇都在讨论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的合理性。
后世讨论武王伐纣便用讨论《伯夷列传》的方式进行，而王充《论衡》则将伯夷和姜子牙对立起来，称“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把原本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但称“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4]，各打五十板。但武王及周公是儒家的先驱，伯夷又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圣贤，故以当时的情境看，其批评情形也只得如此。
而宋元话本以演史为主，以讲史的态度，认为前朝被后代接替乃是必然，而在叙述中则突出在历史中有推动作用的英雄人物，故在武王伐纣的事迹上，极力颂扬武王革命，痛斥纣王的暴行，认为纣王作恶多端，理应被推翻。
而《封神演义》则以讲史作为背景，就事论事，代入感很强——前文已然证明《封神演义》的成书时间在明代中后期，而说话家之所以会选择武王伐纣这一母题，因为当时有对暴君政治的不满需要发泄，但同时因为明代已经将父权和君权伦理化，《封神演义》中有“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5]以及“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6]等说法，于是产生了道德和需求的背反。
故而作者一边颂扬武王伐纣，一方面又让背叛纣王的臣子在被前来征讨的纣方将领辱骂后“觌面难回”。
至于纣王的作恶，《封神演义》的整理者一方面不能取消纣王的这些暴行，否则武王伐纣便失去了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在纣王可以随心所欲的前提下，又不能用这些暴行否定君主行政的合理性。
所以《封神演义》的整理者一方面将这些责任归咎妲己，一方面又用悲天悯人的态度表示适度的同情。
如写到纣王剖孕妇一事时，《平话》评价道：“刳胎斫胫剖忠良，颠覆殷汤旧纪纲；积恶已盈天震怒，渎天不免鹿台亡”，而《封神演义》则写道：“败叶飘飘落故宫，至今犹自起悲风；独夫只听谗言妇，目下朝歌社稷空”以及“大雪纷纷宴鹿台，独夫何苦降飞灾；三贤远遁全宗庙，孕妇身亡实可哀”[7]。
不过对于商朝的重臣，《封神演义》的作者也并非简单以歌颂的态度处理。《封神演义》有三位被正面描写的忠臣良将：张桂芳、鲁雄和闻仲。作者对待张桂芳的情感非常复杂，一方面其写张桂芳的样貌：
只见对阵旗脚下，有一将银盔素铠，白马银。上下似一块寒冰，如一堆瑞雪。怎见得？
顶上银盔排凤翅，连环铠素似秋霜；白袍暗现团龙滚，腰束羊脂八宝镶。护心镜射光明显，四棱锏挂马鞍旁；银鬃马走龙出海，倒提安邦白枰。胸中习就无穷术，授玄功宝异常；青龙关上声名远，纣王驾下紫金梁。白上面书大字，奉敕西征张桂芳。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物，而其在“青龙关上声名远”，武艺当不至于泛泛。但他却先交战哪吒失利，后被黄天祥敌住。
根据上文所列年表，黄天祥本年11岁，哪吒本年18岁，作者在突出少年英雄的同时，也利用少年突出了张桂芳的困窘。在与哪吒交战时，“张桂芳虽是法精熟，也是雄威力敌，不能久战，随用道术要擒哪吒”[8]而终于未果，而在与黄天祥交战时则“三十回合未分上下”，最后被迫自杀。
在三个忠臣中，张桂芳是最困窘的，因为“周营数十骑，左右抢出……围裹上来，把张桂芳围在垓心”，这种状态下，张桂芳只有服输，但作者却设计张桂芳自杀，连生擒受辱的机会都不留给对方，为这位忠臣留下了最后的体面：
从清晨只杀到午牌时分，桂芳料不能出，大叫：“纣王陛下！臣不能报国立功，一死以尽臣节。”自转头一刺，桂芳撞下鞍鞒，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清福神引进去了。正是：英雄半世成何用，留得芳名万载传。
而同回写鲁雄，写其口出大言，称“张桂芳虽少年当道，用兵特强，只知己能，恃胸中秘术。风林乃匹夫之才，故此有失身之祸。”
对同僚傲慢，对自己自负，而其才干只是平常，闻仲对他的看法是“鲁雄虽老，似有将才，况是忠心”[9]，“似有”便是“实则未必”的意思，而其终于成为在张桂芳和四天王之间的过渡人物，而其首级也被姜子牙当成祭祀岐山的祭仪。
但作者仍然为鲁雄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不但用“鲁雄站立，费、尤二贼跪下”突出了鲁雄的气节，而其也用他临终前的最后一段詈语突出了其忠臣的立场。《论语·卫灵公》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鲁雄和张桂芳便是杀身成仁的典范。
作者真正刻画得浓墨重彩的商朝忠臣乃是太师闻仲。前已言之，其名“仲”正是姜子牙名“尚”的反向。如果说申公豹是姜子牙在道教问题上的镜像，那么闻仲便是姜子牙仕途上的镜像。而由于《封神演义》作者在当时的思想，即宣扬忠君，故殷商的老臣也当设计成老成谋国之人。姜子牙既然为“相父”，则闻仲必然承担托孤的责任。
作者在写闻仲出兵之前先有“人臣将身许国，而忘其家；上马抡兵，而忘其命”的言论，然后用“此一别去：不知何年再君臣面，只落得默默英魂带血归”的句子预示了他的悲剧结局，使其出征具有悲壮感。
虽然作者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描绘闻仲的相貌和着装，但通过四天君骂他为“妖道”以及小校上山来所报：“启二位千岁！有一穿红的道人，把大千岁引入一阵黄气之内，就不见了。”可见闻仲并未戎装出征，反而是穿一件红色的道袍，突出了他的仙风[10]。
此处详言其收四天君，突出了他的道术，而后文又通过子牙观阵之后的感叹“闻太师平日有将才，今观如此整练，人言尚未尽其所学”[11]突出了闻仲的将才和本事。
从第四十一回至五十二回，关于闻仲征伐西岐的章节有十一个半回目之多，这尚且不算前文“太师回兵陈十策”、“闻太师驱兵追袭”以及其它推动性的情节，可见闻仲乃是作者在商朝阵营中最浓墨重彩的人。
在闻仲死后，“忠心不灭，一点真灵，借风迳至朝歌，来见纣王，申诉此情”[12]，而在封神之际，“他英风锐气，不肯让人，那肯随柏鉴？子牙在台上看见，香风一阵，云气盘旋，率领二十四位正神，迳闯至台下，也不跪”[13]，将闻仲的忠诚和骨气延续到了最后。
相形之下，闻仲所效忠的纣王则仅被封为“天喜星”而已，而没有重点突出。《封神演义》将闻仲延续到最后，乃是为了将气节和忠诚延续下去，至于史家重点讨论的“夷齐阻兵”，作者虽然设计伯夷、叔齐与姜子牙在阵前辩论，不过是对《史记》内容的简单翻译，但是由于前文中讨伐西岐的商臣与周朝臣子辩难不断重复，所以伯夷、叔齐的正当性反而被瓦解。
而对于周朝阵营，《封神演义》的作者无法丑化当中的任何角色，但却通过主张天命和宿命的方式，力图消融武王伐纣中的非道德成分，即将主观的“反叛”、“侵略”和“夺权”，客观成为“天命”。
武王伐纣中的“天命”成分来源可溯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中的“命”便是天命。中国的“革命”是依据天命而循环，而西方的“revolution”乃是打破循环，这是其自来含义的不同。有了天命为依据，领袖的作用便可以弱化。
从《封神演义》的文本来看，文王的个性更像刘备，突出忠义而非权谋，而武王的个性则像唐僧，被众将、众仙保护，自己没有勇气和能力，仅有前进的意志而已。
武王看见白鱼跃舟的反应 “水势分开，一声响亮，有一尾白鱼，跳在船舱来，就把武王吓了一跳”[14]，与唐僧看到自己尸体的反应“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溜头泱下一个死尸，长老见了大惊”[15]，如出一辙。
李静在《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义>的伦理困境及解决》[16]中提出相对于《平话》及《列国志传》，文王、武王的形象均被弱化，这自然事实。但同样，《封神演义》中散宜生、黄滚等立于朝廷之士的形象均不突出，而商亡周兴的责任完全系在姜子牙一人身上。
以姜子牙为枢纽，用道教弟子代替朝臣，武王及非神的系统退居二线，由主动的“谋逆者”变为了“天命”的“执行者”，革命与忠君的矛盾至此得到解决。
注释：
[1] 《孟子·梁惠王下》。
[2] 《论语·泰伯》。
[3] 《论语·子张》。
[4] 王充：《论衡·逢遇》。
[5] 《封神演义》第二回。
[6] 《封神演义》第十四回。
[7] 《封神演义》第八十九回。
[8] 以上诸条见《封神演义》第三十六回。
[9] 以上诸条见《封神演义》第三十九回。
[10] 《封神演义》第四十一回。
[11] 《封神演义》第四十二回。
[12] 《封神演义》第五十二回。
[13] 《封神演义》第九十九回。
[14] 《封神演义》第八十八回。
[15] 《西游记》第九十八回。
[16] 《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义>的伦理困境及解决》，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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