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典文学专家经过综合系统的研究后早已指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1]，但这部作品的构成元素又异常复杂，其体内还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曾被鲁迅高度赞誉为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
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众生相、“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内涵深度，使得人们对这部杰作流连忘返，由喜爱而走向研究，竟成为一门专学。“红学”在清代与“经学”并立，近现代又与“甲骨学” “敦煌学”鼎足而三。
然而，红学中的“死结”和难解疑谜太多了，以至于引起了很多学者包括一流学术大师去猜谜解梦，有的甚至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心香燃尽，其治红成果亦并未在学界达成共识。
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诸家研索的操作方式不同，学术思路迥异，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红学史上能成一家之言的不同研究流派。
从前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红学研究者对某些缺陷明显的红学流派如索隐派等进行了简单否定，对考证派亦大加鞑伐，尽管硕果仅存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一花独放，但实践证明，其并不能解决好也不可能包办红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只有多元的红学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红学研究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从红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主要经历了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以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为起点，包括脂砚斋在早期钞本上作的“自赏型”评语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导读型”评点[2]，还有探究《红楼梦》“真事”的索隐红学。称为古代红学的原因是清代红学的评点、索隐均是以文本为依托的没有经过“西学东渐”洗礼的传统解经模式；
第二阶段为近现代红学，这个阶段从王国维引入西方哲学及美学理论为《红楼梦》的评论树立新典范开始，而胡适改造乾嘉学派建立的新红学成为《红楼梦》研究模式的主流；
第三阶段为当代红学，这个阶段以1954年泛政治化语境下出现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红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文献研究空前繁荣及文本研究多元化格局，标志着当代红学史的新时期到来。
上述三个阶段的红学研究成果丰硕，不少红学代表作可圈可点。新时期以来，总结红学的渊源流变、学科特点的红学史研究应需而生。
20世纪80年代初，曾出版了两部红学史方面的专著：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及《续稿》和韩进廉《红学史稿》[3]，但这两部专著由于成书时间较早，未能反映出新时期以来红学的进一步发展。
众所周知，后来红学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热点问题，诸如围绕欧阳健“程先脂后说”及杜春耕《红楼梦》“二书合成说”的《红楼梦》版本论争，还有围绕周汝昌刊于《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还红学以学》论争以及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论争，还有王国华著述《太极红楼梦》及霍国玲等著述《红楼解梦》的论争。
此外，围绕曹雪芹祖籍、曹雪芹“墓石”的论争以及新旧两版《红楼梦》电视剧的论争都很激烈。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4]对上述某些新的红学热点有所反映，但该书体例同郭豫适、韩进廉那两部专著一样，都是侧重于红学历史分期的横向考察，还不是从纵向做红学流派本体源流的追溯；进入21世纪后，陈维昭《红学通史》[5]关注到红学研究地域文化上的差异，特别强调“解释学的立场”，并注意了红学史的当代阐释。
李广柏《红学史》[6]还关注到红学史上“渐近”与“巨变”的关系。但这两部专著体例方面仍未摆脱以历史分期为本位的窠臼。
除了以上红学史专著，还有一些含有红学史内容的著作，如杜景华的《红学风雨》[7]，该书大体概括了20世纪红学的百年历程：从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的研红模式比较到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迷失，又从20世纪70年代泛政治化语境下的红学到新时期以来红学多元格局的形成，为人们再现了《红楼梦》这一迷人的文化景观，此书缺陷是对红学史的丰富性注意不够。
苗怀明《红楼梦研究史论集》[8]也仅侧重对20世纪红学盛况的点评。梁归智《独上红楼》[9]，将原著与续书两种格局的《红楼梦》作为“焦点问题”的论述颇具思辨色彩，但置“探佚派”红学以压倒一切的地位，明显表现出某种学术旨趣的自恋情结，在这个问题上被自己的学术视野所遮蔽。
孙玉明《红学：1954》[10]从另外的视角，详细地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那场划时代红学运动的全过程，涉及到许多重大问题令人深思，但受“截面式”体例所限，该书不可能勾勒出红学史的全貌。
高淮生《红学学案》[11]虽是部“学案”性质的《红楼梦》学术史著述，但主要着眼点是新时期《红楼梦》批评派，也就不可能全面反映出其他红学流派的特色。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12]有上升到文化史的高度总结红学这门“显学”的意图，为红学研究者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一个再思考的平台，但由于过多篇幅投注在考证派红学的论争方面，对《红楼梦》的精神向度和艺术构思这些最关键的红学本体性问题反而缺乏鞭辟入里的分析。
首次从流派视角切入红学史论述的，系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13]，虽仅是一篇论文，但思路新颖独特，视野开阔，只是他将红学史概括为索隐、考证、批评三派之间的冲突，尚不能充分反映出红学史的“全息图像”。
黄毅 许建平《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14]虽非红学专著，但该书附个案篇“《红楼梦》研究方法论”，归纳出的主要视角与方法比较契合红学实际，虽然其中分梳的“文本分析派”“形象论析派”“形式分析派”等应合并，而“考据派”与“文献学视角”似不必强行分开。
此外，香港学人洪涛专著《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15]颇具新意，其援引的理论范畴主要是作者功能理论、文本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但对传统文论重视不够，诚如作者自序所云该书特点“是以西方文学理论为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尝试以传统史学中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对红学史著作进行归类，并剖析各种体例红学史的阐释盲点。有研究者曾指出这种概括的学术启示意义[16]，尽管其概括并未能涵盖各种类型的红学史著述。
总的来看，以往红学史专著或具有红学史性质的著述，不外乎以红学历史分期为本位、以红学人物为本位、以红学方法论为本位和以国别红学为本位等几大类别，体例不一，论述侧重点各异，研究者都从各自的视角总结了其视野所及之红学，但多少也都出现了由材料和方法带来的缺陷及阐释盲点，尚未能梳理出200多年来《红楼梦》被读者接受的真正脉络。
本书对当前红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思考，努力通过对红学史盲点的探索而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应属于红学史的“推进型”研究，符合学术史发展趋势。
应当指出的是，红学史的“写法”还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策略，不同红学史模式的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和思路，红学流派批评史的建构[17]，正是要追寻红学发展史的真正脉络。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8]
倘若按照以上要求去衡量红学诸流派，也可以说，旧红学时期的评点、题咏等，其模式还只能算是“随感式”杂评，并没有构成有影响的时代思潮，其影响也仅局限于红学领域。自从蔡元培、胡适以及稍前一些的王国维分别以自己的红学实绩奠定了索隐派、考证派、批评派的主要格局之后，红学研究才真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回眸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成果时，人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红学与20世纪百年的民族兴亡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华人文学术史联系得非常密切，没有任何一门学问能像《红楼梦》研究那样，学界巨擘、政坛领袖、广大民众等各色人物均入“楼”中，正如刘梦溪形象描绘的：“《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19]
20世纪百年红学确实给人留下了很多启示[20]，抓住主要红学流派之间的冲突对垒作为重点个案分析，大致还是能抓住红学中的核心问题。
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曾指出：
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21]
以上这段话，将红学索隐与考证两派的学术特征描述得非常准确。从前，不少红学研究者对索隐批评过苛，其实，就出发点而言，索隐派欲挖掘《红楼梦》的微言大义，初衷并不坏。
《红楼梦》索隐的最大失误就是非要在文本意义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内在学术理路上的先天不足导致其存在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后来崛起的考证红学颇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赞赏的那种朴学学风，这一派在曹雪芹家世钩沉、《红楼梦》版本文献等整理方面下过很大功夫。
然而发展到后来，考证派的症结居然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如果说，索隐派的偏差在于机械地将清代历史与《红楼梦》中人物一一坐实的话，那么考证派立足点的偏差也正是过分地将《红楼梦》与“曹家”史实一一对应。
由于在学理上这两派存在着通弊，以后均被社会历史批评派摧陷廓清并最终取而代之。当然，从红学流派发展史上考察，考证派代替索隐派，是红学历史的进步。相比索隐派缺乏“定力”的学术质素而言，正是考证红学，才使得《红楼梦》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但文学毕竟又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识”是难以得到圆满解释的，倘强调过头，有时这种“科学意识”反而还会成为窒息创造精神的劲敌，出现艺术与科学的“二律背反”现象。毋庸讳言，考证派用曹家史实去机械对应《红楼梦》生动活泼的艺术情节，那种“文史合一”的思维模式毕竟是违反创作规律的。
考证派的研究内容虽然切近了《红楼梦》的具体历史语境，但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与文本相关却并非文本自身，而且很多无关宏旨的文献考证也已偏离了《红楼梦》的文本轴心。
正是由于考证红学对文献的处理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导致遮蔽了《红楼梦》文本的审美视线。
考证红学末流走向的这种作茧自缚尴尬境地，也就势必走向新红学创立之初那种生机勃勃局面的反面，而彼时新的时代又要求在社会科学领域尝试用新的治学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范式得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应时而生。
将“时代背景”的考察引入《红楼梦》研究领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的重要贡献。当然，这种研究范式也不可能穷尽《红楼梦》的全部，从文学要素角度考察，只有从“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四个维度去诠释，才有可能较全面地把握一部文学作品。
但社会历史批评派对世界与作品之间关系看得过重，仅仅触及到《红楼梦》层面的一部分，这就势必以偏概全，发展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阐释成为《红楼梦》意义呈现的基本方式。
自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来，小说作者多以其作品作为宣传自己思想的工具，小说研究者也多从作品中读出作者的社会政治价值关怀，作品中渗入意识形态倾向并不新鲜。
《红楼梦》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张力，不同时代读者语境中都能产生新的价值关怀，陈维昭认为：“意识形态与《红楼梦》相交汇，既使这部小说的意义得以呈现，也使新的解读得以生成；既使《红楼梦》从明清说部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也使这部小说离家出走。”[22]
应该承认，意识形态话语的介入，拓展了对《红楼梦》的阐释空间，但要以尊重文本的整体结构为前提。
还应看到，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诠释的维度仅限于《红楼梦》的物质态文化，而“物质态文化”人们一般比较容易看清，形而上的“精神态文化”却不大容易把握住。
《红楼梦》精神体现的形上思考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实质上指向了生命的真谛。人们之所以对庸俗社会学笼罩下的红学文章有成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那些文章很少指涉《红楼梦》的精神向度。
海明威提出过“冰山理论”，认为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不一叶障目谁都能看得见，但水面下的冰体是冰山体积的若干倍。《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犹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处已经让人们高山仰止，目光不可及之处，还蕴藏着更大的能量，这样描述可能又陷入了东方的“神秘主义”，但恰恰是《红楼梦》炫惑人的真正艺术魅力之所在。
对《红楼梦》“精神态文化”的探索，如果逆流溯源考察的话，应肇始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的典范意义首先在于超越了传统的评点、丛话模式，而以哲学体系框架支撑其小说评论。
不错，王国维是用西方的理论体系去阐释《红楼梦》的，并且由于没有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读，这是客观存在，不必为贤者讳；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
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初阐释学尚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王国维却通过《红楼梦》的评论开始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先声，开拓了解读《红楼梦》的新向度。对于这种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今日应将王国维当年开辟的研究方向进一步引向深入。
尽管王国维红学模式也存在某些清晰可见的误区，但这些误区又足以成为接踵而进的新起点。红学既然被称为古典文学的窗口，就更不应划地为牢，而应让这个领域成为各种研究模式的实验场。至于新方法在引进红学中表现出的不足，应有清醒认识并在实践中纠正。
还要指出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对考证红学独霸红坛局面虽起到了扭转乾坤作用，但这一派以“烦琐”来贬低考证的作用，放弃了寻找对古典文学的阐释与史料之间的天然联系的义务，红学中的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应做到有机统一。
打破传统红学史模式，从红学流派的新视角切入并结合学术渊源考察其源流演变，不失为实现红学史模式转型与构建的有效途径。
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这一思路对今日红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红学中无论是较为注重史料钩沉的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评派，就其根源上讲，与中国传统经学史上的“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宋学派”一脉相承。
如果再做些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西方的“传记式文学批评”与指向作品的索隐及指向作者的考证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学术流派的嬗变沿革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时代价值观念、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渗透。200年来《红楼梦》的“文化苦旅”对这部旷古奇书进行了艰辛求索[23]，然而，正如庄子“言不尽意”那个古老哲学命题所揭示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红学研究模式的不断转型，曾几何时，各领风骚，有的研究模式还成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红学的“典范”。
但同时也看到另一方面可悲的现象，即红学中的无论哪一派，在《红楼梦》这株“长青树”前，都因为远离文本或过度诠释而沦为了僵化甚至是灰色的理论。
红学史模式的转型与建构应力争走在学术前沿，要充分注意到红学史的当代阐释性，对于那些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其原典精神仍扎根于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的红学流派，努力去寻找传统与现代沟通的衔接点，对传统红学流派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用现代学术视野去观照。
新的红学范式应该尽量站在当代学术的制高点上，吸收所有红学流派的长处与优点，同时还要具有国际学术视野，使多视点的研究具有其互推互补性。红学中文献、文本、文化三者之间的融通与创新[24]，是红学流派发展态势的必然逻辑归宿。
整合传统红学资源不仅能对以往红学史研究模式进行总结，而且对其他古典小说的研究也会起到启示作用，这正是红学流派批评史课题的选题价值和学术意义。
对红学流派批评史的新建构，本书着眼于各个流派在诠释活动中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对作者创作意图理解基础上的尽可能贴近，并追踪各种意义衍生的过程。
除本章“导论”部分从红学形成切入，介绍该学科研究史的现状、阐释盲点及发展趋势外，主干内容析为十章，前三章分别论述《红楼梦》评点派、题咏派、杂评派。
第一章重点探究《红楼梦》评点的源流嬗变、批评功能以及评点产生的文化渊源与历史环境，并比较了“文人自赏”和“书商导读”两种类型品红模式。
第二章对《红楼梦》题咏的探究，主要考察其缘起、衍化情形并分析其兴衰原因。
第三章对《红楼梦》杂评著作涉及的红学重要文献进行了考辨，并探究其向《红楼梦》批评派著作过渡的“桥梁”意义。
第四、五章论述《红楼梦》索隐派、考证派。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分别追溯这两大红学流派与两汉经学中的今文学派、古文学派之间的渊源，描述了索隐、考证红学 “异质同构”的学术特征，重点剖析这两派的共同理论误区“文史合一”研究范式。
第四章探究了《红楼梦》索隐的产生和“复活”原因，并对这一派的治学方法进行反思。
第五章从曹学取得的成就及曹雪芹研究问题上片面理解知人论世的“意图谬见”，到《红楼梦》研究中科学主义回归与人文精神的失落现象分析，评价了《红楼梦》考证派的学术功过，并辨析了“文献考证”“文学考证”的不同学术旨趣。
第六章探究了《红楼梦》探佚缘起的学理依据及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论争的联系，对这一派研究成果客观平议的同时，也对其试图“复原”《红楼梦》八十回后情节的过度诠释进行了批评。
第七、八章论述《红楼梦》社会历史批评派、美学批评派。
第七章探究了社会历史批评与传统宋学的联系，肯定了这一派对红学空间拓展的贡献并指出其阐释缺位，主要体现在：泛政治化语境下，产生《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方面研究中的“起源谬见”。
第八章介绍了《红楼梦》美学批评的构建及学术理念，重点述及“西学东渐”时代语境下的王国维红学模式及当代西方新批评的《红楼梦》研究价值取向，并探究了《红楼梦》在国外传播的跨文化翻译问题。
第九章论述《红楼梦》的文化研究。主要探究了《红楼梦》中日常生活书写的文化意蕴，传统文化因子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渗透，曹雪芹创作构思与园林建筑及诗词书画艺术原理的融通以及《红楼梦》中南北文化、满汉文化的融通，体现出文化研究对《红楼梦》文本信息的激活，同时还注意到了如何避免《红楼梦》文化研究中的“泛文化”倾向。
第十章论述《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主要结合《红楼梦》电视剧对原著意象的诠释、《红楼梦》的“续仿”现象透视、《红楼梦》的现当代书写继承等，探究了影响研究对《红楼梦》原始文本的“增值”即阐释空间的拓展，并从《红楼梦》的受众期待、接受效果出发，述及接受美学的消极面即读者的“感受谬见”。
此外，影响研究还涉及到“网络红学”，认可网络是普及学术成果的重要媒介，“网络红学”对阅读、欣赏《红楼梦》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也为了解《红楼梦》及红学的传播、影响情况提供了很大便利，因此对其正面意义应给予肯定；但对于网络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无序发展混乱状态则应形成良性的监督体制，以保证“网络红学”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
应该承认，数字化时代的人文困境，确实已成为乾嘉学派遇上互联网的当代新课题。读书被网络阅读取代后形成的思维是发散型的，大家检索到的是同样信息，思考势必都在同一个层面，影响到思考的深度。
尽管如此，还是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发掘文献。考证需要文献材料，计算机检索能发掘大批的文献材料，有了材料，考证就可以往前走；发掘大量关联性材料，又可以对某些研究的问题形成新思考。
已经或尚未被发现的相关红学文献资料可以说浩如烟海，若没有网络上的资料数据，这些文献的获得途径，对人力而言，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为此，影响研究一章中特别探究了引入红学研究的“E考据”科技手段。运用这种手段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虽未成为定论，但毫无疑问，在“E考据”新思路指引下发掘出的不经见重要史料，比传统红学旧的搜检模式所得更丰，推进了红学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
研究红学流派的发展历史，应将各个时期重要的各流派的论述尽量网罗，这就需要占有各个流派的大量资料，尤其需要对过去红学史不常涉及领域的文献进行关注，在钩沉、爬梳、整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将各个流派的特点提契出来，令读者有明晰的观念，并客观地评价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应当看到，不同红学流派对《红楼梦》的解读都有自己独特的阐释方法，但同时也因自己的学术旨趣而导致学术视野的遮蔽，正因为如此，往往就会造成对同一红学现象褒贬悬殊、抑扬失实的情状。通达点说，不能指望某个红学流派所承担的任务超过其功能极限，因为有所恃就必然有所失。
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如何开辟新的方向，是红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研究方法总是在对峙、摇摆、反拨中发展的，在冲突对垒与磨合重构中，正是为了实现红学批评模式的有益转换，而这也是红学史模式转型与建构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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