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连本大戏《封神天榜》,共十本,每本二十四出,共计二百四十出,今佚第二本全部二十四出,内容大致相当于小说《封神演义》中第十回后半至第二十一回前半共计十一回的内容,重要内容如姜子牙出世、哪吒出世、西伯姬昌囚羑里等都收在此本。每出各有一题目,皆为七字,每两出回目间的用词及平仄彼此对应。
本剧有清内务府抄本,为乾嘉两朝所抄,中华书局于1964年1月出版影印,收录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九辑,将原本每一本分为两册,共计十八册,即本篇评介所为依据。
此抄本并非一人抄成,剧中的许多用字并不统一,如剧中多用“仝”字代替“同”字,但在第七本中多用“同”字,只有该本第八至十出仍用“仝”;第五本第十三、十五两出的“逃”字,在第十四出中写为“迯”等。
剧中的许多文字是经过补缀的,其中九、十两本至为明显,尤以第九本为最。本剧每页分正反两面,唱词用大字,每面八行,每行二十一字,科范及切末均用小字标识,每面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即小字左右两字共占据大字一符位。
但在第九本中经常可以见到字数超过固定数量的情况,如第八页第二面第二行左侧[1]原本应是十个字符位的位置插入了十五字,第十四页第一面第五行右侧原本应为十一字符的位置插入了十七字,类似情形不可枚举。
但察其大略,总归是有脱讹,如涉及邓昆芮吉的地方总有两字符的增补[2],应是原本写作“邓芮二侯”而后改作“邓昆芮吉二侯”而造成的偏差;第六十页第二面第四行原本是五个字符的位置插入了七个字,“黄明”二字应是增补,盖本段写卞吉捉将“一次拿了南宫适,二次拿了黄飞虎、黄明,三次拿了雷震子”,增补进黄明的名字符合《封神演义》原著,但在念白的节奏上就差得多了。
且在修改的过程中,有本剧原本涣漫之处而由后来整理者妄改的地方,如第六十三页第一面第五六两行说“况武成公是我两姨”,颇为不类。考查原著,邓昆本是黄飞虎的姨丈,故此可知“两姨”应为“内姪”之误。可见本剧非但是同人所抄,连同本也不能完成同一人之手。
一些章节是有明显缺失的,如潼关遇痘神一事完全没有正面描写,只从杨戬求救开始写起[3]。但剧中前后情节却尽最大程度保持了统一,如剧中设定黄飞虎投周之前在商为武成公,则在后文方弼、方相兄弟见到黄飞虎[4]及邓芮二侯归周前[5]仍以“武成公”称之,第一本中涉及的兔仙扑死姜环一事[6]也在后文中得到了印证[7]。
本剧应系直接由小说《封神演义》整理而来,剧中的许多对话都是按照《封神演义》原著转录的,但将闻太师手下“吉立”改为“吉志”[8],魔家四将的名字改为魔风、魔调、魔雨、魔顺[9],“金光阵”改为“毫光阵”、“红砂阵”改为“绿沙阵”[10]等,应是故事戏曲化的过程中经过民间艺人的再创作而致此。
今将本剧划分为十本,应该不是最初的样貌。如第三本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出与第四本前九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章回,即今日京剧所谓《反五关》者,若加之第三本第二十一出中黄飞虎放神鸟抓伤妲己一事,则刚好为十二回,是每本出数的一半。
此事又正是妲己陷害黄飞虎的直接原因,故此十二出实在应属于同一个故事的。第三本第七出和第十五出都写北戎番王赛罕作乱,事不见《封神演义》原著,此两出共占十一页,前后各回都写比干被剖心一事,即便删掉此两出也不影响剧情的完整表达,且此两出虽与主线支离,却能保证彼此前后的一贯,有理由相信是后来增插进来的。
原本的内容应该类似于今日的京剧《大回朝》,先写闻太师平叛各种情形,而后写其回朝陈十策等,则这两出便相当于一个引子,自然与各出就和谐得多了。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则第三本中各出页数参差,应是整理者强行将之前的二十四出整理为二十二出,以同其他各本出数保持一致的结果。
再如第五本第二十三、二十四出及第六本第一出,原作中的故事顺序是:武王失陷红砂阵——申公豹游说三姑——三姑计摆黄河阵——二天尊破黄河阵——南极仙翁破红砂阵。在故事之中嵌套故事,用以增加武王的磨难。
本剧的故事顺序则是申公豹游说三姑——武王失陷绿沙阵——南极仙翁破绿沙阵——三姑计摆黄河阵——二天尊破黄河阵。将绿沙阵的故事讲完再讲黄河阵,使每一个故事都成为独立单元。
盖《黄河阵》本是传统剧目,具有一定独立性,本剧中如删掉这个章回(共计六出),则十绝阵的故事同样为十二出,故此有理由相信,本剧的十绝阵和黄河阵原本是各自独立的,将赵公明的故事及申公豹游说三姑的故事插入十绝阵中反而是根据《封神演义》原著整理的结果。
此外,黄飞虎放鸟抓伤妲己一事在《封神演义》中被安排在姬昌、姜子牙出兵伐崇之前,剧中则移至杀崇侯虎与文王托孤之间[11],颇为突兀。
罗宣火烧西岐城安排在了张山、李锦阵亡之后[12],于逻辑不通。张山等人死后,商兵已无统帅,则商军阵中何人可以接纳罗宣,罗宣又复以谁为依靠,在剧中都难以得到有力的解释。
丁策投军放在彻地夫人洞察金吒、木吒阴谋及二人破关的中间[13],割断了前后两出的有机联系,且在破游魂关之后,金吒、木吒不言其功,只交代斩杀了在投军之后再未出场过的丁策[14],前后逻辑处理得十分生硬。凡此种种皆当是整理者对原有情节拆分重组时处理不慎的结果。
因此我们猜测,《封神天榜》当有一原本,是按照故事而非时间分本演绎的。今本《封神天榜》以二十四出为一本,以时间为线索,是后来整理的结果。
因此,本剧急于将彼此关联的情节在一出或相连的几出内合并叙述,如本剧在处理姜子牙劫营破闻仲时,设计了闻仲的六个部将全部战死[15],实则在原著中劫营时仅死掉一位张节,闻仲的其他部将则是在劫营后到绝龙岭的路上次第死掉的。
与一般《封神演义》的改编本相比,《封神天榜》对《封神演义》内容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首先,就结构的改造而言,《封神天榜》有意构造更为宏大的天人之境。
第一本的第一出是引子,提纲擎领,只有叙事,没有人物。从第二出起,先由昊天上帝开端,由神而人,元始天尊与四方采访使者均对昊天上帝跪拜,封神榜也非三教佥押,而是昊天上帝御旨托付元始天尊去办,女娲请三妖下凡亦须请旨然后施行,其接旨的行为则在同本第八出写明“女娲作迎接、跪科”云云。
《封神演义》的成书过程中本有宗教人物的参与,故以三清为尊;《封神天榜》则为宫廷大戏,有意讨好人间帝王,昊天上帝为帝王在上天的象征,自然位在三清、女娲之上。
同本第三出姬发率先登场,一是姬发乃是伐纣的主角,让姬发率先出场自然更符合历史;二是姬发本是西周开国的君主,故应提前写出,表示人间亦以帝王为尊;三是在封神故事中周与商有正邪之别,先正后邪、先仁主后昏君,正是儒家道德式的写法。
写姬发、姬考准备家筵,重申孝悌之义,以祥和的景致取代《封神演义》开篇的淫乱和肃杀,这也是皇家戏剧的作法。而后四五两出才是女娲宫纣王进香,始与《封神演义》的内容相同。
但同本第四出仍然从女娲赶赴乾元山大会写起,然后才是商朝重臣出面,由是天、人、周、商次第展开,封神的舞台便算是铺垫下了。
同样,在本剧末尾数出,先写武王对诸侯分封,其次是对黄滚、武吉等加封,之后才是姜子牙封神,先爵、后官、最后为神,全剧以神起、以神收,正映衬了本书的神话主题。
等到封神台建成、封神榜供奉之后,栢鉴[16]受姜子牙之命将在封神榜佥押之前已经去世的人物全部引入封神台来[17],稍后的情节里这些魂魄再度出场[18],于是《封神天榜》遂构成了一个以昊天上帝、女娲娘娘为代表的神界,以封神台为主要舞台的冥界,及以阐截两教、商周两朝为代表的人间世界。
闻仲战死后,所有亡灵同在封神台预备迎接即将作为“诸神领袖”、“神侣之枢机”的闻仲英灵的到来[19]。
原著中对封神台的塑造极为无聊,通常是在斩将之后附上一句“一魂已入封神台去了”,但剧作却有其具象化的好处,通常是每出之末由栢鉴引路,各角色扮魂魄,搭魂帕纸钱在台上走一遍过场,尤其是万仙阵后一百九十条各具姓名的魂魄次第过场[20],蔚为壮观。
姜子牙宣读封神榜时,原著在封斗部正神时,仅宣布一条敕诰,而后便列了一份长名单,本剧为了观感则重新划分了斗部,每一部宣读之前都加入了一些敕诰的内容[21],错落有致,不致使观者烦闷。
本剧中的封神榜名单是重新整理过的,如原著中云霄、琼霄、碧霄被封为“坑三姑娘”,本剧则将她们封为感应仙姑、随应仙姑、报应仙姑,封神也不是斩将之后的必然,许多在封神台但不在封神榜名单中的人“自有闫君收管”[22]。
且整理者多次使这些灵魂出场或独白或与生者对话,如让妲己离开封神台对苏护托梦,言说自己被妖狐占据身躯等事[23],赵启、梅栢、胶鬲、夏招、商容、比干、姜后、黄妃、贾氏在封神台的允许下来到朝歌对纣王讨命等[24]。
至此,三界之间交通便以人间世界,尤其是武王—姜子牙一系为核心了,即姜子牙可以直接取得与神界和冥界的联系。至于神冥两界在本剧中并不互通,为了满足这个架构,原著中受符元仙翁之命的月老在本剧中接受的是玉虚符命[25],龙吉公主也不再是封神故事里突兀的一员,而作为神界的代表于周朝阵营中存在。
本剧之写人间,亦颇有设计。第三本第七出、第十五出写太师闻仲征讨北戎番王赛罕,也在原著小说所不及见。
原著中写闻太师平北方袁福通之乱,《封神天榜》改为“北戎番王赛罕作反,扰我边疆”[26],盖彼时纣王失德尚不明显,袁氏之反自然说不通,何况闻仲一走就是数年,如果仅是境内造反,又有北伯侯崇侯虎协助镇压,不当有如是规模。
原著中将袁福通之乱仅做暗中表述,《封神天榜》则在第三本的两出中直接刻画赛罕形象。如果说第七出中不过写其欲迎战闻仲,并未有实质情节,那么第十五出中的情节便颇有深意:赛罕与闻仲交兵失败,逃至瀚海游猎——赛罕暗意闻仲将中原之兵,势不能到瀚海,故此悠游,不意被闻仲追至。
赛罕逃命时战马已死,自料不能逃生,元始天尊化身一道者放狂风救助,并留书与闻仲,理由是“自古天生夷种,各占一方,为天之娇子,不与中国相同”[27]。
此间“中国”二字固为“中原”的本义,然而考虑到剧中的戎族的扮相虽然有“各戴盔簪,狐尾雉尾”,像极了古游牧民族的装扮,在扮相上却都是“大鼻子”,不似亚洲人种,故应系影射清圣祖康熙帝玄烨讨伐沙俄之事,此间关于华夷人种的探讨也应是当时整理者的有意为之,体现的应是乾嘉时期对中华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的一种官方认识。
此外,武王分封,将箕子的封地由高丽改为嬴[28],大概也是考虑到朝鲜使者可能观看宫廷大戏时的观感,也可以理解成当时帝王已不再信奉世界同出华夏的世界观。
其次,就事实的改造而言,《封神天榜》明显是经过“按鉴”式的调整的。
例如第一本中除文中说白的部分称“纣王”之外,其余各处均称其为“受辛”或“帝辛”,“伯邑考”改为“姬考”,文王的正妻改成了“太姒”,以符合《史记》,而非《封神演义》之错为“太姬”。
不过,这些称呼在第三本及以后各本中并不能恪守,其间仍不乏将纣王称为“皇帝”[29]、文王为“先帝”[30],或将妲己称为“皇后”[31]、比干称为“皇叔”、闻仲称为“皇叔祖”[32]的例子,并且剧中仍称姬昌为“西伯侯”。
第四本第十出黄飞虎为保晁田,对姜子牙说其人“只知有纣,不知有周”,第五本第六出武王称“叵耐纣王无故加兵,前来问罪”,都把作为谥号的“纣”字直接讲出。
第一本、第三本及第四本前半,对黄飞虎的封爵称为“武成公”而非“武成王”,是符合商周之时的实际的,那时候惟天子称“王”,群臣最多只到公爵。然而转入第四本飞虎投周后,周武王将他由商朝的镇国武成公改为周朝的开国武成王,不但不合历史,而且不合情理。
盖西周本以礼治,黄飞虎初入周朝,背主投敌,对他的赏赐便成了对僭越尊卑的鼓励,必会动摇统治理论。何况其投周之时并没有寸功,仅凭所带人马就能晋爵并阖家受封,无异于助长其傲慢与野心。
然则此节亦可能影射清初吴、孔、尚、耿四王受封之事——吴三桂等在明最高不过是伯爵,入清即为王。类似的影射还有苏护统兵观阵时,所观之兵为刀法、枪法、藤牌棍法及火器[33]。本剧固不知整理者为谁,然则清代词臣料不能如此无识,以为商代便有火器,当是影射清代火器营之意。
此外,剧中引用后世的书籍、典故等亦在在有之,如第三本第一出姬昌唱词中有“酆都”、“神荼”之类。同本第十三出,比干自陈读过《素问》、《本草》等书,二书同出两汉,但托名神农、黄帝,言及尚有可说,但同出后文又引“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佛教伦理,便毫无道理。
同本第四出写武吉求救于姜子牙时引用“结草衔环”的春秋典故,虽是引用《封神演义》原文,但却不合整理者一贯改造原著以谐应历史的作法。
至于后文中费仲、尤浑说自己“纸上谈兵”、又说自己“从不知六韬”[34],雷震子投周时引用“斑衣彩戏”的典故[35],乃至借姜子牙之口说出孔子的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6]等,更是尤为不类了。
再次,就人物的改造而言,《封神天榜》更注重道德伦理。
如第一本第十出将苏护的反叛合理化,因为至少在清朝,皇帝向大臣提出纳女并不是无理要求,苏护以此为名反叛,失其正当性。
《封神天榜》刻画苏护的心理状态:“一则怕人谈论,二来恐那四镇方伯讥诮他以色惑主,只怕少时还有一番议论,惹动圣上大怒,难免杀身之祸。”写纣王因为得不到女色动辄杀害大臣,此是昏君行为,自然能够免于殃及其他君主的类似行径。
原著中始终令雷震子称姬昌为“父亲”或“父王”,本剧则令雷震子称之为“义父”[37],是王室血缘不可混乱的意思。闻仲的身份则改为“身为帝族,乃成汤之后裔,躬赞朝纲,乃两朝之宰辅。
先王武乙系老夫之嫡侄,今上受辛乃老夫之侄孙”[38],借鉴的是《隋唐演义》中靠山王杨林、《杨家将》中八贤王的形象,使后文陈十策变得更为合理,否则便像权臣当道。
于是,本剧将原著中的“痛陈十策”改成了滑稽戏,纣王与闻仲虽皆以净角应工,但一问一答间仿佛老生和丑角的对话。这里的对话是家人式的,体现纣王和闻仲间的伦理关系,一旦延伸到政治事务中,如闻仲殴打费仲、尤浑后,要求纣王对二人斩讫时,原著中写道:“费、尤二人虽是冒犯参卿,其罪尚小,且发下法司勘问。情真罪当,彼亦无怨。”本剧则说:“二人以忤皇叔祖而见诛,则皇叔祖反有欺君之名也”[39],看似商榷的口气之下,却饱含了对王权维护的坚决,闻仲听得这种言辞,自然也不好坚持。
事实上,《封神演义》的最终整理者并非文人,故有许多民间的风气。作为宫廷大戏,《封神天榜》变民间艺术为宫廷文学,自然在回避对帝王形象的丑化的同时恪守君臣之间的尊卑界线。
如第八本第二十出写界牌关徐盖上书纣王,被置之不论,原著中极写纣王与箕子之间的问对,本剧则将对话全都变成纣王与妲己之间的,削弱了纣王的自我意志,突出了妲己对于亡国的责任。
第一本第二十二、二十三出有意识回避了晁雷、晁田及雷开、殷破败等人追杀、缉拿殷洪、殷郊的过程,以此回避王室的内在恩怨。
同本第二十出写梅栢[40]进谏遭受炮烙一事,不直接写纣王与妲己的对话,而从费仲、尤浑之口道出,但到了第二十一出写对姜皇后剜目、炮烙双手时却将二人对话写的很详细,这是秉承清代后宫不应干涉前朝之事的祖训,后妃之争本是后宫之事,所以不在此限。尤浑又说:“我听得说是苏娘娘恐进谏人多,劳烦圣听,想出此处治的”,“听说”二字既写后宫与前朝的界线,又增添了人主的神秘与恐怖。
第三本第十六出写夏招犯言直谏,原著说:“内有一下大夫厉声大叫:'昏君无辜擅杀叔父,纪纲绝灭,吾自见驾。’此官乃是夏招,自往鹿台,不听宣召,迳上台来。”俨然以纣王的审判者自居,《封神天榜》中则写夏招的百般计较:“不是俺卤莽难容,只为昏德无端夸暴勇,即便弑他何碍?除害情深,重建中宫。成汤社稷可无崩,苍生灾难应消净。”倒显得是拼死维护商朝社稷的忠勇形象。
原著中写夏招面对纣王时,直言“特来弑君”,这里改成了“特来斩除妖妇”,这也是对君主权威维护的一种表现。夏招处处针对妲己,是过去小说或史书中将亡国责任推与女性的故技,但他对纣王的那番辩驳:“死一妲己,天下何愁再无妲己之美;死一比干,朝廷那里还得有比干之忠?”[41]倒有一些借此宫廷大戏规讽当时帝王的意思。
在传统伦理中,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往往是同构的,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封神演义》原著时常有“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及“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的说法。父子伦理间的辩难以哪吒出身处为最多,而本剧则刚好失落相关的内容。
但后文中用整整三出写卞金龙死后其子卞吉为父报仇的故事[42],并在第九出中用卞吉之母胥氏的哭夫变英雄传奇为世情小说,增加了观众对于卞吉一家的共情,也体现了整理者在不动摇商周正邪对立这一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对于卞吉为父报仇这一行为的同情态度。
事实上,不但君臣、父子之间如是,主仆之间亦是如此。如本剧写黄飞虎之反,众将、众子反复逼迫黄飞虎“还是反了的好”,但部将黄明等人并不像原著中反讽说“又不是我们的事,恼他怎的”,还敢跟其他三名部将在旁“抬一桌酒吃,四人大笑不止”,只是假传黄飞虎的军令,告诉“众将官上帐听令,元帅反了”[43]。
基于这种设计,本剧的整理者自然也删去了有后文中周纪撺掇黄飞虎与纣王在午门前的那场大战,用最简单的对情节的删和改的方式维持着脆弱的尊卑正义。
本剧对姬昌的形象的改造也印证了这一点。平心来说,《封神天榜》对姬昌的改造可谓是大刀阔斧的,在第三本中极写他的雄才。作为带有民间文学色彩的作品,《封神演义》对君主的期许是“宽仁”,所以极写他的仁义,乃至于懦弱的地步。
比如剧中写姬昌逃五关时,雷震子欲背他逃走,姬昌居然惦记其自己的白马:“此马随我患难七年,今日一旦弃他,我心何忍?”又写他在被姬发及群臣迎接后,“作歌罢,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跌下逍遥马来,面如白纸”,其后便是吐出伯邑考的肉饼,肉饼变为兔子云云,此事甚至上了原著小说的回目[44],但到了《封神天榜》中便完全删去了[45]。
同出甚至还删去了姬昌“泽及枯骨”的故事——此事固然可以说明姬昌仁德,但却必须要挖沼成功才能成立,而后者却又体现了其朝令夕改,对君主形象的塑造有所伤害。
迎接姜子牙的过程中删去了姜子牙不在家的情节,过程之中也少了许多做作,但原著中仅凭几句歌词就认定姜子牙是大贤未免失之草率,所以用一句“那六韬三略事非长”将复杂的军政大计带过[46],却表明了二人君臣相得的际遇。
兵伐崇侯也由原著中的姜子牙苦劝变成了姬昌的自我决策,他对姜子牙说:“俺这里兵机要审何为要?”看似是问计姜子牙,其实不过要他一句“天子假以节钺,原可以将无道者伐之,并非擅动征诛”的名头[47]——作为君主,出兵必须有正义性,而这又不能由自己说出,最好由下属代劳——即由原来的毫无主见变为了帝王心术。
为了深化姬昌的这一个性,又写他与姜子牙同去校场祭纛,下令“如有暴害黎民及专擅不用命、退缩不前者,法应无赦”[48],“专擅”自然指将领而言,“退缩不前”则指士兵而说,展露了姬昌作为王者的决断。
姬昌准备审判崇侯父子时,姜子牙出首阻止,称“主公不消,恐他有乞怜之状,主公动欲放之慈,反为不便”[49]云云,不过一唱一和,故作仁义罢了。
最终写姬昌之死,写他的独白“不想近日以来,精神顿减,寝食乖常,自觉不久人世”[50],相较于原著中“自杀侯虎之后,孤每夜闻悲泣之声,合目则立于榻前,吾思不能久立于阳世矣”的理由自然更为可信。凡此种种,皆与原著的仁懦形象迥异,却更符合奠基之主的丰姿。
然则,出于对君臣尊卑界线的恪守,整理者仍不得不按照原著的旨意,让姬昌在临终之前嘱托武王及姜尚勿得反叛:“倘吾死之后,总然君恶贯满盈,切不可使我儿听诸侯之言,以臣伐君。若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越”[51],真可谓“曲终奏雅”,用他临终前的一番无聊说教,对儒家所探讨的汤武受命放杀做了一点尽力却并不高明的衷和,却把之前改造的立体形象消磨去大半了。
武王和姜子牙亦是本剧中的重要角色。原著中的武王与文王的形象类同,仍然是仁懦的形象,只是年纪更轻,更为胆怯,以至于畏葸的地步。
本剧的处理方式是有意淡化了他对姜子牙的依赖,如姜子牙一上昆仑时,本剧没有像原著一样,正面描写姜子牙辞别武王一事,自然就没有写到原著里武王所谓“兵临阵下,将至濠边,国内无人,相父不可逗留高山,使孤盼望”的话,让他有了一定的自决[52]。
姚宾用落魂阵拜去姜子牙的魂魄后,赤精子营救而不得,若不像原著一样为姜子牙的情形着急哭泣,便失去了明主的仁心,过于急切而哭又失去了作为人君的决断杀伐。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整理者将赤精子面见武王交待姜子牙的生死情况改写为武王派出杨戬、哪吒迎接赤精子,赤精子只需对两位属下师侄交待即可[53]。
至于从个人质素上,武王也多了一些勇毅和包容,如原著中写武王初见雷震子时“见雷震子形形像凶恶,不敢命入内廷,恐震太姬等”,本剧则直接由自己带着雷震子“入宫朝见妃母去者”[54]。
白鱼跃舟的一场戏是本剧整理者对武王形象重塑的重头戏,此事典出《史记》,《论衡》及《宋书·符瑞志》对此多有发挥[55]。
原著中为了突出武王仁者的形象,有意将他的形象弱化,写“水势分开,一声响亮,有一尾白鱼,跳在船舱来,就把武王吓了一跳”,更在姜子牙解释这是“继汤而有天下”的象征之后不肯接受,“仍命掷之河中”,还是姜子牙力主,“左右领子牙令,速命庖人烹来,不一时献上”。
本剧则在此情节中刻画出武王的政治决断,上场时便是一曲《望乡歌》,气势非凡:“辟地开疆,风洽万方。龙旌遥逐风云望,戈矛遥指群归向。喜见升平象。沿溪路,古道旁,黎民稽首献壶浆。齐称颂,学拜飏,愿祈伐罪展恩光。”
曲子的第一句先写武功再写文治,二三两句作为证明。四五两句则写民心在彼,以此证明伐纣的正义性。
自然,这个曲子仍不免带有歌颂清朝文治武功的意思,但放在这里却很好地证明了周武王对于伐纣正义性的坚定及对前途的乐观。所以当风云变色,“内作风涛声”的时候,武王只是问了姜子牙一句:“相父,为何风涛掀波,龙舟荡漾起来?”等到姜子牙说出:“臣启主公,黄河浪急,平昔犹然,正值风顺帆扬,是以如此”,武王便说出:“相父之言有理,中军,吩咐艄水缓缓而行,待孤家观览景致一番。”
面对大风大浪,不是畏惧而是从容,正是武王之为“武”的特点。白鱼入舟后,武王问姜子牙:“此鱼入舟,主何佳兆?”只言“佳兆”而非像原著一样问“主何吉凶”,是武王自信事已至此,无往不利。至于他预备放生白鱼,只是觉得以凡人的身份吃掉天降的祥瑞是“不仁”之举,并没有拒绝代商自立的意思。
姜子牙一旦对他解释此事并不违反天意后,便令中军烹杀,政自己出,不假于人,这才是开国雄主的应有风范。
在武王被众诸侯推举为天子时,原著以说话家的立场,以为应该反复谦让才能体现出武王的谦逊,不仅有“位轻德薄,名誉未著”的谦辞,甚至说出“孤与相父,早归故土,以守臣节而已”的话并一度举荐姜文焕为天子,这却是不符合政治规则的。清初的时候,正是由于豪格的假意谦虚才给了多尔衮口实,不但失去了皇位而且最终丢掉了性命。
即便小说中,这种情境下的推让也不合逻辑。《水浒传》中宋江之所以敢将寨主之位假以让给呼延灼、卢俊义、关胜等是因为自己在梁山地位稳固,其他将领不可能接受外来者的统治,而外来者又无足够的军事能力与梁山抗衡。
换在此情境下,纣王方死,其余党尚在,周武王有要以一人之力应对八百诸侯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任何能够落人口实的言行都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败笔。所以本剧以政治的立场淡化了武王的推让过程,在群臣推戴中武王仅开口两次,之后便假手于姜子牙完成了自己执政的合法化[56]。
姜子牙的情况则更复杂些,为了确保姜子牙的主角地位,整理者自然要回避原著中姜子牙在失败时的一些丑态,但后文中三十六路大兵伐岐本就是神魔作品中的挫折之意,一如《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
如果每次都以姜子牙绝对胜利或不明显的失败为关节,则故事未免失之平淡。因而整理者在安排情节时对姜子牙的失败都用暗笔,如写姜子牙被九龙岛炼气士打败及二上昆仑等事,全用姜子牙独白道出[57],原著中所允承的称臣、开仓、送还黄飞虎三件事情,则是借王魔之口道出的:“姜尚那厮曾对我说,要将黄飞虎擒献。”[58]
对于他的胜利,整理者则重点写他作为人间丞相的运筹帷幄,而非作为道士的法术高明,如冰冻西岐山一节,只写了姜子牙的一段独白,并没有直接刻画他的作法降雪[59],在对抗羽翼仙水淹西岐之时,原著中姜子牙作法求救在本剧中也变成了元始天尊的主动行为[60]。
同时整理者也有意删掉了武王一方在被闻仲击败后的大胜而直接接入姜子牙劫营一事,此事在原著中仅有99字,本剧则安排为一出,并用一支《南吕·九转货郎儿》一唱到底,极写他排兵布阵之能[61]。
原著中所写姜子牙杀胡升一事,先写姜子牙对着胡升的裨将王信许诺“你主将既已纳款,吾亦不究往事;明日即行献关,毋得再有推阻。”并劝慰阻止此事的洪锦。
然则等胡升真正来降时又责以“此事虽是火灵圣母主意,也要你自己肯为,我也难以准信,留你久後必定为祸”,并将他斩首,简直是反复无常。所以有学者以为“这和姜尚平日守信义、重诺言的性格是矛盾的,《三国演义》写孔明,就决不会有如此败笔。”[62]
本剧的整理者则设计胡升在王信的引见下自己请降,姜子牙没有答应胡升的请求,更没有在旁人面前对之开脱,只说“你且起来,引路到帅府中去”,为后来的杀降留下了合理的空间。
同样,原著中姜子牙先劝告武王封飞廉、恶来为中大夫而后因封神榜名额不够而杀之,与《西游记》八十一难不足而后补之的叙事方法是一致的,但却难免给人以姜子牙反复之感。本剧则全由武王发号施令,将飞廉、恶来直接处死[63],既避免了姜子牙的出尔反尔,又强化了武王乾纲独断的个性。
但整理者对姜子牙的另外一些描绘则有失沉稳,如原著写申公豹与姜子牙赌头之前要求:“你依我烧了封神榜,同吾往朝歌,亦不失丞相之位”,姜子牙跟他赌誓烧榜自然情有可原。
但在本剧中申公豹只是要求“拿榜来,我替背着,与你同去”,这时姜子牙说出“你果能如此,我就焚了此榜,同你下山助纣”[64],以其本意而言固在说姜子牙待人至诚,但还原到当时的情境里,其实未免失于轻佻。
对于剧中的正面人物,整理者有意夸张他们的贡献,并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同情而回避他们的问题。
夸张贡献的如将原著中四天王水淹西岐时姜子牙倒北海之水救西岐变为了“拘得四海水来保无虞”[65],增加了原著中杨戬的出场次数,比如在收服马元的时候,原著中马元掏心被擒的对象在本剧中被定义成了杨戬的化身[66],原著中杨戬盗取混元珍珠伞在本剧中也变成了盗走魔家四将的全部宝贝[67],原著中杨戬的成功多数是靠法术护体,本剧则增加了他的智慧,如在抵抗余化的化血神刀时,原著中写其“运动八九玄功,将元神遁出,以左臂迎来,伤了一刀”,但在本剧中则改为杨戬用树枝幻化为左臂迎接这一刀[68]。
在向玉鼎真人[69]寻求解决方法时,原著交代玉鼎真人对杨戬“附耳:'如此如此方可。’”但在本剧中则之说:“但是欲得此丹,非尔不可”,杨戬便说:“多谢师尊,弟子理会得也,就此告辞。”[70]一答一对之间,体现的是拈花微笑般的心证。这种人物的设计倒是很符合帝王及贵族们的审美意趣。
回避问题的如原著写黄飞虎被闻仲叫阵,自是“觌面难回”,本剧中便被删去了[71]。又在迎战徐盖的过程中删掉了孙子羽之死[72],而让他死在后文的邬文化劫营中[73],目的在于避免原著中“苏家父子不敢向前”,回避了苏护对于战败弃逃的责任。
原著中黄天化下山后“在山吃斋,今日在王府吃荤。头挽双抓髻,穿王服,带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贯金锁甲,束玉带”被姜子牙训斥,只好找借口说:“弟子下山,退魔家四将,故如此将家装束耳,怎敢忘本?”分明是背弃清虚道德真君的教诲。
本剧则将变服一事推诿于黄飞虎:“手下将他带至后营,换了衣冠,前来拜见”[74],体现的不是黄天化为富贵弃道行,而是黄飞虎拳拳爱子之心。所以黄天化战死又被清虚道德真君救醒后,后者也没有责备他变服的问题[75]。
为了彻底洗脱黄天化的责任,整理者在写雷震子前来投效时,武王的反应是“可将御弟带至朝房,换了衣冠”[76],杨戬在后文遇到金毛童子而变服时,姜子牙便为杨戬开脱,“你乃玉虚门人,本不当变服犯规,但此乃天缘相遇,不比等闲”云云[77],前后各用了一番人情笔墨,把黄天化的变服也变成了情理之中。
但在处理邓九公这一形象时整理者的态度却出现了仅有的暧昧,除了延续原著中用自己女儿婚姻为饵试图诱捕姜子牙的情节外,增加了他赚满营将士归周的情节,邓九公欺骗将士们说:“我女方才到来,言失机败走,并未曾被人所擒,我等所闻乃传言非实。他路遇朝歌差官,言朝廷密旨道,我屡次兵败辱国无能,拿解朝歌,与孩儿将并一同问斩也。女儿闻听此言,杀了差官,前来报信。他不肯随吾入朝,我劝他不住,竟自投入西岐去了也。”
一是否定了邓婵玉因为被土行孙强奸而加入西岐的事实,二是诡称朝廷密旨暗指朝廷已对众将士不满,三是用邓婵玉杀差官将众将士与自己的利益裹挟在一起。自然能得到“元帅,反了好”的结论。
于是邓九公将投周的责任全部甩给全营将士:“今日此举非下官主见,皆因尔等众心合一,以为天命不可违逆。”完全是一个会将女儿终身大事作为赌注的政治家的行使。
原著对邓九公劝说军士投周的行为只字不提,固然可以理解成邓九公权力之大,在全营中说一不二,但若没有本剧的对比,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的,故此本剧写邓九公之权谋更具说服力。
自然,这里的权谋也可以理解为正面的智慧,但后文写对战丘引时,故意隐去了邓九公之死,只在丘引的独白中略为一提[78],虽说是为赶后面的进程而不得不如此,但整理者连原著中的邓婵玉、土行孙夫妇为父报仇的情节也删去了[79],完全不符合本剧重视人情的一贯,只能理解成整理者对邓九公的腹诽。
至于商朝阵营里的角色,则着力于淡化他们的能力及影响,以整理者的初心,大约是要突出周营内部的人物能力,但有时却不免失去了原著中的一些精彩,也让原著中的一些情节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如原著中较为精彩的闻仲受封时“率领二十四位正神,迳闯至台下,也不跪”在本剧中就被完全删掉了,只在全剧最末交代其与伯邑考、黄飞虎“各作上香毕,帅众行礼毕,起科”,以此表明了其为群神之首[80]。
哼哈二将的对战改成了攻破青龙关之后二人对战,郑伦更是只用一个回合就杀掉了陈奇[81],全无哼哈二将并尊的意思。原著中韩升、韩变两兄弟夜劫周营,“只杀得血流成渠,尸骸遍野,那分别人自己,武王上了逍遥马,毛公遂、周公旦保驾前行。”连武王都差点不保,引起了众怒,所以即便韩荣宣布阵前起义,姜子牙还是毅然杀掉了他的两个孩子。
本剧为了削弱他们的实力,写姜子牙在二人劫营之后“点聚兵将,未曾大有损伤”,这固然是为了衬托姜子牙治军的能力的,但却在姜子牙杀二人时缺乏一定说服力,只显得这一人物较为残忍。
至于一些道者的形象则被丑化为妖魔。如原著中并未写下山助殷洪的马元是何种怪物,但其行径除喜食人心肝之外,颇与人类相同,本剧则使马元“戴黑熊精脸脑”,并在与杨戬等人交战时都化作黑熊原形[82],在吞噬杨戬反受其害,与《西游记》中铁扇公主吞噬孙悟空之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戒的结局在原著中是有明确提及的——“后来法戒舍卫国化祁它太子,得成正果,归于佛教”,“祁它太子”即祇陀太子,是最早建立伽蓝奉养释迦牟尼的人。但在本剧中,法戒却变成了梅花鹿精,收服他的人也由准提道人变成了南极仙翁[83]。这大概是秉承“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的古训,加之截教又多“披毛戴角之人,湿生卵化之辈”,所以对这些角色进行了妖魔化处理。
第四,就风格的改造来看,《封神天榜》更有些贵族的趣味。
原著中写武吉初见姜子牙时,并不相信他的大才,待姜子牙说“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时,武吉便讥笑他:“看你那个嘴脸不相王侯,你到相个活猴。”完全是民间文学中把侮辱当幽默的恶趣味,《封神天榜》便将此类完全删掉了,自然也删掉了姜子牙为求武吉认可的自辩之词[84]。
虽则当一个有高才的人沉沦下流时,这种自辩之词是很常见的,但故事里的姜子牙早已一度入仕朝歌,年事又高,又有昆仑山四十整年的修行,原是不必如此的。
除此之外,本剧还删除诸如哪吒与黄天化斗嘴[85]、三大士收狮象犼时在原身上挂名牌[86]等情节,将邓婵玉被土行孙强奸仅以“小姐,漏已三鼓,良时不可错过,我与你同入洞房去者”及“须索是凤枕鸳衾,把海誓山盟细较躇”两句轻轻带过[87]。
甚至原著中捉神荼郁垒时,姜子牙用女人屎尿的术士之行也被删去了,踏罡步斗被改成了命四雷公、四风神来布置[88],突出其神性而不是江湖习气。
文王临终时,武王与他讨论自己梦见上帝与自己增加九龄之事[89],事不见于《封神演义》原著,全出《礼记·文王世子》章。
原著中不及伯夷叔齐的出身,本剧则据《史记·伯夷列传》补出二人乃孤竹君二子,因固让君位,而下野隐居的故事[90]。武王分封,诸侯的次序亦按照《史记》做出了调整,先齐而后鲁[91]。
青龙关攻陷后,原著写“营中治酒欢饮”,仅有六字,本剧则详细写君臣大庆成功的场面,并将功劳全部归结于“主上洪福,元帅妙算”[92],不忘了在复杂的战争行文间强调对帝王的忠诚。
此外,《封神演义》里龙吉公主虽然自称“那年蟠桃会,该我奉酒,有失规矩,误犯清戒,将我谪贬凤凰山青鸾斗阙”,但却只是曲言而已,后文叙述她“只因有念思凡,贬在凤凰山青鸾斗阙”,套用的是仙女思凡的母题。
本剧中则改为龙吉公主“有失威仪”[93],用人间的皇室礼仪对神界的故事进行改造,自然也需要回避神界皇室的混乱的,这也是符合本剧作为宫廷连本大戏的意趣的。
在宗教的层面,本剧明显自佛教的立场做了一定改造,如原文中预说李靖的前程是“肉身成圣超天境,久后灵山护法台”,本剧则说他“凌霄护法臣,北阙群神主。环列勾陈,统摄为元辅。威风耀紫宸,浩气辉天府。入圣超凡,身似菩提树,同天不老金身固。”[94]呼应了李靖作为毘沙门天王的地位。
准提道人虽然是道人的身份,却在道袍之外身披袈裟,且对孔宣开化之时口出梵音[95],太乙真人传授哪吒收放法相的咒语也都由梵文构成,哪吒的法相为三头六臂[96],文殊法相为三头六臂、普贤四头八臂、慈航千手千眼[97],保持了与其在佛教法相的相同。
此外,慈航道人以旦角应工,燃灯道人被昆仑山众人称为“祖师”[98],都与他们在佛教的形象和地位相同。原著中虽然刻意保持着三教的平等,但有些情节却将道教师尊位列于佛教之下,如破万仙阵后,西方教主本欲与老子、元始天尊及通天教主同执弟子礼,拜见鸿钧道人时,鸿钧道人说:“吾与道友无有拘束,这三个是吾门下,当得如此。”
这话是不错的,但随后鸿钧道人与西方教主同坐,老子等反而站立受训,三清的身份便隐然位于佛祖之下,故此本剧改称“他二人破阵之后,不知教主驾临,自回西方去了”[99],避免了佛道位次及当面训徒的尴尬。
第五,就主题的改造来看,《封神天榜》更侧重人力而非天意。
本剧中虽不乏一些天命之论,却并不如《封神演义》一样奉为圭臬。第一本中,女娲听说商周交代之事,第一反应是“天心不无可转,君德亦足挽回。那受辛果能修德行仁,虽当劫数,亦未必即便迁转。”[100]
可见商周易代,非惟天数,亦有人致。商朝之所以有忠臣良将,乃是因为“昔日成汤开基创业,也曾施义行仁,今日国运已终,还需得忠义之士报效于商,以表成汤吊民伐罪之正”[101],使人从情感上更能接受无数仁人志士为殷纣而死的事实,而非简单以愚忠愚孝视之。
第三本叙述比干路遇卖菜女的故事,亦由天意变成了计策。原著说:“妇人言人无心即死。若是回道:'人无心还活。’比干亦可不死。”
本剧则写妲己为彻底除掉比干化身为卖菜女,专等比干于途中,所以比干必死无疑[102]。原著中写黄飞虎早知比干被剖心,所以派黄明、周纪暗中跟随,本剧写成比干儿子追随,黄飞虎随后得知,派黄明、周纪寻访未及,自然是更合人情的[103]。
除此而外,本剧还对汤武受命放杀这个主题做了更为深度的探讨。从本剧第七本开始,剧情的进程明显加快,以至于许多重要的情节如洪锦被擒[104]及其与龙吉公主成婚[105]、除徐盖之外的穿云关三将被擒[106],及邓九公[107]、苏护[108]、龙吉公主、洪锦[109]、邓婵玉[110]、郑伦[111]等主要将领之死都用独白的方式交代,但却用一大段的独白只写徐盖在商周之间左右摇摆的心绪[112],并用完整的一出写其与兄弟徐芳的对话[113]。
原著中,两人的对话只是阵前的交谈,与敌我双方在道德上互相审判别无不同,但本剧中却将两人对话的场景安排在府内,完全是兄弟间推心置腹的叙谈。正因如此,双方间对商周正邪间的辩难是抛开了政治需要的道德与信仰之争,最终以徐芳的忽施强暴作结,看似整理者没有做出结论,实际上用此一番气急败坏反映了徐芳的心虚。
这个问题的集中反映则是在姜子牙痛数纣王罪恶的时候,原著中“子牙暴纣王十罪”在本剧被归纳成“泄神明之忿”、“慰中宫之灵”、“正父子之伦”、“抒忠魂之怨”、“泄众人之冤”五条,先鬼神、次伦理、再君臣,最后才是律法。
在清代宫廷大戏的逻辑中,民意和民怨是最不重要的,所以整理者将原著中的其他罪恶融为一炉,在激怒诸侯之外,也为他们的“犯上”赋予了一定的正义性。至此,关于此主题的探讨便告结束,原著中伯夷、叔齐在武王登基之后的再度阻碍及饿死首阳山等事便被整理者全盘删掉了[114]。
第六,对逻辑的改造来说,《封神天榜》会依照政治家的视角重新整理人情。
纣王进香时,“外扮比干、生扮微子启、副扮费仲、丑扮尤浑,各戴纱帽,穿蟒束带,执笏全从上场门上”[115],“副”即“付”,即介于生、丑之间的角色,多为奸诈之人;丑则是喜剧角色。
二人与比干、微子启同时出场,说明纣王已宠信奸佞在先;女娲的笼幔并非因风吹起,而是纣王命内侍高卷,说明纣王渎神之意早在题诗之先。闻仲离京时,费仲、尤浑二人亦前往送行[116],闻仲了解二人为人,不至于因捕风捉影之辞而将之列入所陈十策中,在陈十策之前,亦见二人,问道:“请问费、尤二大人近来骤升何官?”明确了对二人无功而致高位的不满。二人说:“靠我二人有何功绩?这总是太师素日栽培,圣上洪恩。”[117]
看似对闻仲的讨好,实则将其列在纣王之前,可见二人的心机。如果是原著中当闻仲直面直陈他非礼、非臣、非法的“不识时务”的形象,恐怕也很难讨好纣王,这处逻辑上的改造使奸臣的形象变得可信。闻仲离京又与邓九公、雷鲲、雷鹏、鲁仁杰等同行,很好地解释了纣王为乱时这些人何以不在朝中。
原著中苏护没有向费仲、尤浑送一分钱的礼物。本剧写费仲、尤浑收受四大方伯的贿赂,只有西伯姬昌和苏护送的最少,“一共脑儿值不上七八百两银子”[118]。因为费仲、尤浑得势不止一年,收受贿赂自然也不是从本年开始的,如果一开始姬昌和苏护就没有打算送礼物,费仲、尤浑早当与二人交恶,不至于在女娲宫降香后才想到出计陷害。但若此二人声势日涨,姬昌、苏护所送的礼物无法满足二人的需求,相形之下就合理得多。
黄飞虎妻贾氏被逼死后,其妹黄妃决定去摘星楼劝谏纣王之前心中计较:“且住,我想此时哭也无用,嫂嫂既死,哥哥必反,将我置之何地?不如死在哥哥未反之先,还省许多周折。”完全是政治世家女儿的心事。
贾氏、黄妃死后,纣王埋怨妲己:“他二人之死皆由你一言而起,可不是你不好”[119],这是正常人遇事之后推卸责任的反应,相较之下,原著中写“心下甚是懊恼。只是不好埋怨妲己”云云,偏爱之余便成了畏惧。
整理者在做剧情的调整时,实在是非常细心的,一些次要的人物整理者在剧中都增加了他们出场的次数,如写杨戬为了捉拿马善拜访灵鹫山时,见到了已被燃灯道人收服的羽翼仙[120]。
原著中没有结局的人物在本剧中也都有了各自的前途。如萧银释放黄飞虎后,原著仅交代:“飞虎称谢曰:'今日之恩,不知甚日能报?’彼此各分路而行。后来萧银要会在十绝阵内,此是后话不表。”实则十绝阵的故事中仅有萧臻[121]和萧升,而无萧银。
《封神天榜》中则增加了二人对话。黄飞虎邀请道:“张凤已死,萧将军可同我同奔前途,到了西岐,末将必有重报。”萧银则回答:“末将功名之念已灰,出世之心早起,恩主一路留心,趱行休滞,恐有追兵,不当稳便。”[122]这才是两个互有恩情之人告别的应有态度,也是对萧银结局的最好交代。
此外,本剧还将原著中未交代结局的龙环、周纪等十一人与本剧中未能在前文中战死的孙子羽放在一起,以邬文化劫营战死的方式交代了他们的结局[123],虽然是一种很偷懒的作法,但相对于原文主将阵亡后偏将的故事也随之结束的方式确实要好得多了。
至于原著中逻辑不通的地方在本剧中也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黄飞虎投周,原著写他自寻门路而来,《封神天榜》改为武王与姜子牙早知其事,并派散宜生与南宫适一文一武前往迎接。姜子牙说:“尚在西岐,已备知将军冤屈”,武王自陈:“商朝武成公黄飞虎为因君王无道,妻妹惨亡,因此与他父子、诸弟及诸战将杀出五关,投入西岐”。
武王与姜子牙俱是有野心之人,自当关注商朝内部的政治变革,原著中姜子牙初见黄飞虎之面便躬身请问:“大王何事弃商?”无异于让黄飞虎将悲惨经历复述一遍,等同于伤口撒盐,于情节更是拖沓。
《封神天榜》改由武王发问:“将军之事,西岐早知,但不知家门奇变从何而起?”[124]看似问其经历,实则问商朝内部的朝政关系。黄飞虎自然知趣,详说狐妖一节而略提身世,此为西岐所不知者,亦是武王所感兴趣的对象。
第三本写比干之死,先写其被纣王宣召得知剖心之事,之后写回家与家人诀别,才想到拆姜子牙密札,合情合理。
另外,纣王固然残忍暴虐,但剖心王叔之事理应避讳群臣,所以不写群臣是有其道理的[125]——在《封神天榜》的原意,大概是要减少舞台上不必要的人员安排,但却是符合现实道理的,相形之下《封神演义》先写比干拆封姜子牙密札,而后会晤群臣,搞得人尽皆知,这些人却没有及时对比干进行救助,反而徒增喧闹了。
第五本写十绝阵,原著中的“玉虚宫第五位门人邓华”已经被成为“仙家”,在本剧中秦完却责怪“邓华幼子,不知进退”,燃灯道人也在邓华死后感叹说秦完“伤吾一弟子”[126],俨然是怜惜晚辈的口吻。
原著的初心本是用邓华玉虚宫门人的身份衬托天绝阵的险恶,但后文中接连试阵的韩毒龙、薛恶虎乃至方弼、方相之流或是门人,或是凡夫,所以本剧将之身份整理为一致倒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手段。
而在处理方弼、方相在见到散宜生和晁田并夺其定风珠的时候,整理者便有欠思量。原著写方弼此刻的想法是“昔日反了朝歌,得罪纣王,一向流落;今日得定风珠,抢去将功赎罪,却不是好?我兄弟还可复职。”
沦落江湖后与原本的镇殿将军职务落差甚大,有此心理不足为怪,本剧整理者却从维护正面人物的形象出发,写他们有心归周,说“夺了他的宝珠,做个贽见之物,投入西岐,有何不可?”[127]但眼见对方宰执级的高官散宜生不想着接纳,反而打劫他的宝物作为贽见之物,这便实在说不通了。
第六本将杨戬所遇的金毛童子由两人改为一人,明确指出他的师父为战死在十绝阵中的曹宝,并补叙他与玉鼎真人有旧[128],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会有人专在五夷山对杨戬等候,又何以听闻其说杨戬的名字倒身便拜。
原著中写周武王兵进朝歌时,鲁仁杰亲自上城、设法防守的情节,但随即在朝歌人民献城之后又出现在了朝堂之上,本剧则用各军士的同白指出“鲁元帅弃城逃命去了”,一是交代了结局,二也让军队放下武器、弃城投降的举动变得更加合理。
至于原著中未作明确交待的情节,整理者也以原创的本领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如其写三妖的出处:“他三个本是秉天地之气,采混沌之精,洞中修炼,不记春秋。虽有妖名,实成仙体”。又说:“修成变化,功行千年大;服气餐霞,终有日飞升高驾”。
可见三妖本是仙体,因女娲复仇在先而堕入魔道。但为了择清女娲的责任,著者特意要她说:“但不可残害生灵,杀伤人命,事成之后,使尔等亦成正果。谨记吾言,切不可妄生毒害。”[129]
此外,整理者另外设计了三妖的一结义兄弟兔仙,妲己欲收买姜皇后的随嫁内监姜环刺杀纣王时,自忖“我想其计虽好,倘或姜环不从,泄漏此事,反为不美”,于是命兔仙扑死姜环[130]。
用这样一处心理活动解释了妲己何以由陷害人而动了杀心,妲己的这个变化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心理变化极为相似,只是前者更侧重心理描绘,后者更重视心理分析而已。由此也可见整理者的心理洞察能力。
至于本剧的第一重要的道具封神榜,原著中给出的描绘并不明确,本剧整理者则写明封神榜为两卷,这大概是因为本剧最后的情节里要宣读完整的封神榜名单,出现全部受封的人物,所以势必要将这一段情节分为两出,以第十本第二十三出宣读头榜,第二十四出宣读二榜。为了避免全剧的枯燥,在宣读二榜之前还令五路神跳舞作为中场休息[131]。
与原著明显的不同是,元始天尊明确告诉姜子牙,这两卷封神榜“汝当宝藏莫露”,姜子牙独白“建造一台,安供神榜,不可开看,临期自有分晓”。原著中说“取封神榜与你,可往岐山造一封神台,台上张挂封神榜”。
整理者这样处理,大概是觉得斩将封神之时,各人对自己是否标名封神榜有知有不知,前后抵牾,故此统一整理为不知,认为封神榜秘而不宣,解决了这个难题。
至于封神榜的规模也较原著大了许多,原著只说“子牙捧定封神榜”,本剧却说姜子牙是身背封神榜的,用重量体现了此榜的重要[132]。同时交代“非有符勅降下,凡尘难以按榜加封”,在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对名单上的人物随斩随封的同时,也突出了玉虚宫在斩将封神活动中的决定性的地位。
第七、作为戏剧之中特定的方式,独白和龙套在本剧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对于独白的使用,整理者有意将一些枝蔓的情节使用角色的独白道出,解决了许多形象创作上的麻烦:首先是上文提及的避免刻画正面人物的丑态。其次是解决了一些道具运用上的难题,如杨戬杀花狐貂[133]、雷震子与辛环交兵[134]、金蛟剪剪除燃灯道人的梅花鹿[135]等皆很难在舞台上展现,所以借人物一口一笔带过。
在写闻仲“黄花山收邓辛张陶”时,整理者干脆将原著中闻仲搬山、运海、设金墙、大林等统统舍弃,改成邓忠等人早就有心归降,所以闻仲甫亮身份,弟兄四人便投顺报效[136]。
再次是保持主干情节的延续性,原著中经常有“文王正危急,按下不题。且说终南山云中子在玉柱洞中碧游床运元神,守离龙,纳坎虎,猛的心血来潮,屈指一算,早知吉凶”之类非常生硬的转折,如果是单纯的说话尚有可说,到了戏剧舞台上,复杂的布景变换势必会浪费舞台资源,同时也让观众在不同的场景下切换,不利于故事的延续。
因而整理者将此支线情节全部转化为独白,如将雷震子吞杏一事全由独白道出[137],颇省事体。这也是戏曲相对小说的优势之处——戏曲可以容忍人物的长篇独白,小说则必须在情节和对话不断推动中交待背景。
《封神演义》作为话本改来的小说,又务必详细交待每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假如雷震子的故事全在与姬昌相逢的时候道出,一定颇费时间,耽搁了躲避追兵的正事,无论如何是不合逻辑的,所以本剧中仅用“说来话长”一句带过,便很是合理。
但在写黄天化的学道经历时,就可以借他与黄飞虎的对话慢慢展开[138],盖当时黄飞虎死而复生,正当稳定心神之际,加之陈桐并未紧追,叙些家常倒是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独白的巧妙运用也能解决一些人物形象的问题,如上文中提及的降香女娲宫一事,虽然在本剧中仍属于商容的提议,却借纣王之口道出,避免了原著一问一答的叙事尴尬[139]。
《封神演义》整理者的原意是希望借此将女娲的身世交待甚详,但却在人物的塑造上将纣王衬托得无知,《封神天榜》做了这种改动,在事情交待成功的同时,也将纣王的形象确立起来了。
最后则是能够避免前后情节的雷同,如原著中殷洪和殷郊的故事都是“下山——被申公豹说反——捉放黄飞虎——大战周营——大战恩师——应誓而死——对纣王托梦”,本剧中则利用独白将殷洪的经历一笔带过,且没有写他的托梦,但于殷郊的故事却逐一发挥,很得详略。
诛仙阵和万仙阵的类同也是如此处理的,在写诛仙阵时本剧甚至将老子一炁化三清的故事全由各仙同白道出,甚至没有写其在诛仙阵内的战斗,而都由各位仙人的独白完成[140],为后文万仙阵的精彩预留了许多空间。
对于龙套的使用,则可以将许多单一的情节具象化,如写赵公明之死时,姜子牙一面拜丁头七箭书[141],一面使追魂使者、招魂使者、焦面鬼王等各做舞蹈[142],写吕岳传播瘟疫时,将原著中“命四门人,每一人拿一葫芦瘟丹,借五行遁进西岐城,吕岳乘了金眼驼,也在当中,把瘟丹用手抓住,往城中按东南西北,洒至五更方回”改成了命八个布瘟使者“暗入西岐,布散瘟㾮,七日之内,俱令丧命”,凡此种种设计,都很具有舞台感。
另外,在这些龙套中,整理者加入了龙神[143]、雷公、电母、风伯、雨师[144]等形象,且人数不一[145],很好地调和了原著中哪吒出身故事与其它情节的不协调[146],但若按照原著的意思,则风雨雷电之神是姜子牙封神后方才出现的,本剧最后的封神榜中也有雷部、闪电、助风之神等[147],其间的关系(或矛盾)整理者有欠交代,倒是算得上这部剧本的白璧微瑕了。
要之,作为宫廷连本大戏,《封神天榜》以《封神演义》为蓝本,将原著的民间趣味转变为宫廷意趣,构建的情境更为宏大,情节更为精致,文字更为典雅,逻辑更为通顺,不失为文章改造的一种典范。至于其中的一些对礼教的捍卫和对帝王需要的满足与今看来是有些不妥的,但却很好地为我们保留了其作为宫廷戏剧的一种面貌及研究清朝中叶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的一种样本。
注释:
[1] 为保证行文统一,此处所说行数均以大字行数为主,如出现小字,则在同行之中分别左右。
[2] 如第九本第六十七页第二面第一行在四字符的位置插入六字,第六十八页第一面第二行在三字符的位置插入了五字,本文所引据均依照中华书局影印《古本戏曲丛刊》第九辑《封神天榜》,中华书局,1964年1月版,此处为证实脱讹,故均按页数引据,引文皆在第九本。以下讨论情节,凡引此书,均只写某册某出,凡有标点均为引者所加。
[3] 第九本第一出。
[4] 第五册第十七出。
[5] 第九本第十三出。
[6] 第一本第二十一出。
[7] 第七本第三出。
[8] 首见于第四本第十二出。
[9] 首见于第四本第二十三出。
[10] 首见于第五本第八出。
[11] 第三本第二十一出。
[12] 第七本第十三出。
[13] 第十本第九出。
[14] 第十本第十一出。
[15] 第六本第二出。
[16] 原著作“柏鉴”,下同。
[17] 第四本第十六出。
[18] 第四本第十九出。
[19] 第六本第四出。
[20] 第九本第五出。
[21] 第十本第二十四出。
[22] 第十本第二十四出,“闫君”即“阎君”。
[23] 第七本第三出。
[24] 第十本第十七出。
[25] 第七本第十六出。
[26] 第一册第七出。
[27] 第三本第十五出。
[28] 第十本第二十一出。
[29] 如第三本第七出中四番将称“俺家主公亲领大军骚扰中华,商家皇帝差了太师闻仲前来征讨”。
[30] 第六本第七出。
[31] 第三本第八出等。
[32] 第三本第十二出等。
[33] 第六本第十七出。
[34] 第四本第二十一出。
[35] 第五本第六出。
[36] 第六本第二十四出。
[37] 第三本第一出。
[38] 第一本第七出。
[39] 第三本第十七出。
[40] 原著作“梅伯”。
[41] 以上诸引文均见第三本第十六出。
[42] 第九本第八至十出。
[43] 第三本第二十四出。
[44] 《封神演义》第二十二回《西伯侯文王吐子》。
[45] 第三本第三出。
[46] 以上情节均见第三本第六出。
[47] 以上情节均见第三本第十八出。
[48] 第三本第十八出。
[49] 第三本第二十出。
[50] 第三本第二十二出。
[51] 第三本第二十二出,“总”字当即“纵”字之通假。
[52] 第四本第十五出。
[53] 第五本第十二出。
[54] 第五本第六出。
[55] 见前文《封神演义成书考》。
[56] 第十本第十八出。
[57] 第四本第十八出。
[58] 第四本第二十出。
[59] 第四本第二十二出。
[60] 第七本第六出。
[61] 第五本第五出。
[62] 黄秋耘:《略谈封神演义》,见黄秋耘著《黄秋耘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765页。
[63] 第十本第十九出。
[64] 第四本第十五出。
[65] 第四本第二十四出。
[66] 第七本第一出。
[67] 第五本第一出。
[68] 第八本第十二出。
[69] 本剧为避雍正皇帝讳,将真人统一写为“贞人”,本文为前后行文统一,皆写作“真人”。
[70] 第八本第十三出。
[71] 第五本第四出。
[72] 第八本第二十一出。
[73] 第十本第四出。
[74] 第四本第二十四出。
[75] 第五本第一出。
[76] 第五本第六出。
[77] 第六本第十二出。
[78] 第八本第八出。
[79] 第八本第十出。
[80] 第十本第二十四出。
[81] 第八本第十出。
[82] 第六本第二十四出。
[83] 第八本第二十二出。
[84] 第三本第四出。
[85] 第六本第八出。
[86] 第八本第四出。
[87] 第六本第十五出。
[88] 第九本第二十三出。
[89] 第三本第二十二出。
[90] 第七本第十九出。
[91] 第十本第二十一出。
[92] 第八本第十一出。
[93] 第七本第十三出。
[94] 第七本第十八出。
[95] 第八本第一出。
[96] 第八本第十八出。
[97] 第八本第四出。
[98] 首见于第五本第十二出。
[99] 第九本第六出,此处“教主”指鸿钧道人。
[100] 第一本第四出。
[101] 第一本第二出。
[102] 第三本第十四出。
[103] 第三本第十四出。
[104] 第七本第十六出。
[105] 第七本第十七出。
[106] 第八本第二十四出。
[107] 第八本第八出。
[108] 均见第九本第一出。
[109] 第九本第五出。
[110] 第九本第二十出。
[111] 第十本第六出。
[112] 第八本第二十一出。
[113] 第八本第二十三出。
[114] 第十本第十九出。
[115] 第一本第五出。
[116] 第一本第七出。
[117] 第三本第十六出。
[118] 第一本第九出。
[119] 以上情节同见第三本第二十二出。
[120] 第七本第十一出。
[121] 本剧中写作“萧秦”,见第五本第十八出。
[122] 第四本第一出。
[123] 第十本第四出。
[124] 以上各情节均见第四本第九出。
[125] 第三本第十三出。
[126] 第五本第十五出。
[127] 第五本第十七出。
[128] 第六本第十一出。
[129] 第一本第八出。
[130] 第一本第二十一出。
[131] 第十本第二十四出。
[132] 第四本第十五出。
[133] 第四本第二十四出。
[134] 第五本第六出。
[135] 第五本第二十二出。
[136] 第五本第三出。
[137] 第三本第一出。
[138] 第四本第三出。
[139] 第一本第五出。
[140] 第八本第十九出。
[141] 原著作“钉头七箭书”。
[142] 第五本第二十二出。
[143] 第七本第六出。
[144] 第七本第十三出。
[145] 第九本第二十三出写姜子牙命召四雷公、四风神。
[146] 见前《封神演义成书考》一文。
[147] 第十本第二十三出。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