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和日记史料价值刍议
——兼谈《恩福堂诗钞》的成书过程 郑小悠
内容摘要：英和是嘉庆、道光年间重臣，清中期满洲科举世家的代表人物，《壬戌扈从随笔》与《奉使陕甘日记》是他的两部日记手稿。《壬戌扈从随笔》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记为嘉庆七年（1802）英和随扈嘉庆皇帝木兰秋狝及拜谒东陵诸事；《奉使陕甘日记》现藏国家图书馆，所记为嘉庆十一年（1806）英和偕内阁学士初彭龄赴甘肃查办案件的沿途情形。两部日记基于其原始性、主观性、细节性的文献特点，具有激活清中期政治史、制度史、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价值。将其中记录的诗作与英和诗集《恩福堂诗钞》稿、抄、刻本进行校勘比对，亦对理解《恩福堂诗钞》各版本成书过程有所帮助。
关键词：英和 《壬戌扈从随笔》 《奉使陕甘日记》 《恩福堂诗钞》
翁心存、翁同龢居京日记对读研究 贾宏涛
内容摘要：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于1860-1862年间均居住于北京，其日记有三年时间的交叉重合，经过对这一时期日记的对读，发现翁氏父子日记在书写法则、措辞语气、内容编排上存在种种雷同巧合，由此可以推测其家族日记私密性较为薄弱的特征。同时，翁氏父子日记在对同一事件的记录上表现出时间的错位，参考其他史料，揭示出翁同龢日记记录的随意性和模糊性，这与日记文体的即时性特征发生背离。最后，通过三年居京日记的对读及整体把握，彰显出《翁心存日记》相比《翁同龢日记》更为丰富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翁心存 翁同龢 日记 对读
稿本《安宜日记》所收函札辑考
——兼论日记收录函札文献的价值 杨凯
内容摘要: 方濬师是晚清官僚、藏书家和诗人，其手稿《安宜日记》保存大量与中央政府机要官员、任职地方的亲属朋僚以及各类社会人员的往来函札，内容涉及中法战争史、晚清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史实，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辑录考证历史上私人日记中的函札材料，对于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者予以关注。
关键词:方濬师 《安宜日记》 函札文献
徐森玉先生与京师图书馆
——以俞泽箴日记资料为中心 孙玉蓉
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徐森玉先生曾在京师图书馆工作过，而留下的文字记载却不多。在他同事俞泽箴的日记手稿中，有关于徐森玉先生在此期间主持擘画、奔走操劳的片断的文字记载。为保护馆藏善本及《四库全书》，为扩充馆址，为应对“国立京师图书馆”的风波以及诸多馆务工作，徐森玉克服重重困难，躬亲其事，恪尽职守。以俞泽箴日记手稿中的记载为基础，与现存相关文献史料相参照，借以证明日记记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靠性，从中看到徐森玉先生为京师图书馆事业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徐森玉 京师图书馆 俞泽箴 日记
新发现张彭春日记的文献价值考述 张诗洋
内容摘要：新发现的张彭春日记详细记载1924年到1932年间，张彭春在清华学校（大学）、南开大学任职的生活点滴，是作者历经“五四”之后的数次政治变局、文学思潮、思想论争的真实反映。日记不仅涉及张彭春与张伯苓、梁启超、徐志摩、胡适、吴宓、梅兰芳等人的密切交往，还包含张氏参与戏剧排演、从事戏曲研究的详实记录，是考察中国早期话剧发展史及张彭春本人戏剧思想的新证。同时张氏主持清华学校改革、清华国学院成立等校务，在日记中留下诸多记载。张彭春日记涉事丰富，可读性较强，对研究民国期间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张彭春 日记 戏剧 清华学校（大学） 南开新剧团
伊犁将军长庚有关阿尔泰山的六通未刊信札考释 章成
内容摘要：同治、光绪两朝期间，科布多与新疆之间就阿尔泰山地区的治权争夺日益激烈，两地官员为此龃龉不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有伊犁将军长庚关于阿尔泰山之信札六通，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间，长庚分别写给时任新疆巡抚饶应祺、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幕僚贺家栋、礼亲王世铎、塔城参赞大臣额勒浑的秘信。函札内容主要记载长庚考察阿尔泰山、调停多方矛盾、筹边谋划、把控全局的过程。六通信札涉及的人事，系统反映了阿尔泰山借地积案的解决过程，可与出版文献互读互证，并为研究边疆治理提供新史料。
关键词：长庚 阿尔泰山 新疆 科布多 信札
辛亥壬子之际曹元忠致张锡恭书札考释 向东
内容摘要：曹元忠和张锡恭都是晚清民国之交著名的遗民学者，矢志效忠清室。当辛亥壬子之际，曹有致张书札一通，展现二人在易代时不同的心路历程，张决意归隐，曹初志与清室共存亡，但终亦与张同隐。信中亦谈及缪荃孙、陈宝琛、劳乃宣、顾麟士、于式枚等人的事迹，以及曹、张等人的图书和著作留藏情况。结合相关史料，考释此信内容，揭橥鼎革时清遗民学者的轶事，可管窥清遗民学者的思想和交往情况，亦庶有补于近代学术史、文献史之研究。
关键词：曹元忠 张锡恭 辛亥 易代 遗民
《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相关史事考述
——从赵万里佚札与王献唐佚跋说起 石祥
内容摘要：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刻本《水云集》《湖山类稿》贴有赵万里致王献唐信，另有王献唐题跋，均未经披露。这两件史料揭示了二人因校勘《水云集》而发生的学术交往。赵万里在王献唐寄去的这部《水云集》《湖山类稿》上，过录了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的校语。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包含了多个校勘辑佚来源：王国维校出的王乃昭本相对于鲍刻本的异文、过录的王乃昭本上的黄丕烈所写校字、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文，以及赵万里据《诗渊》《永乐大典》校出的异文。王乃昭本曾经黄丕烈收藏，黄氏对此本的认识也有先后变化。因未见王乃昭本，加之诸家对该本称谓不一，王献唐一度将“黄丕烈校王乃昭本”误解为黄氏以王本为参校本临校的另一个本子，将自己校勘《汪水云集》的底本——海源阁流出的黄丕烈旧藏王孝咏本——误认为王乃昭本。王孝咏本入藏山东省立图书馆后，因抗战流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关键词：赵万里 王献唐 《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
王重民旅法期间致顾颉刚二函考释 赵大旺
内容摘要：王重民旅法期间致顾颉刚的两封信，谈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本《尚书》写卷的情况，信函反映顾颉刚等人搜求敦煌本《尚书》写卷的艰辛历程，也体现王重民等人海外访书对中国早期敦煌学的贡献。尽管受到国内客观条件的限制，但顾颉刚等人提出请求摄影的《尚书》写卷清单仍体现出其对法藏敦煌本《尚书》卷子的情况掌握得较为全面，足以站在世界的前列。
关键字：王重民 顾颉刚 顾廷龙 敦煌文书 《尚书》写卷
新见王重民致伯希和信札七通诠解——以王重民对法藏敦煌遗书的整理为中心 刘蕊
内容摘要：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档案内保存有七通王重民致伯希和的信函，内容主要涉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编目事宜，尚未见披露。通过释读书信，可进一步了解王重民编纂法藏敦煌目录的具体细节，以及王、伯二氏就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工作所进行的探讨。此外，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法学术交流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王重民 伯希和 信札 敦煌遗书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之发现与研究
——以上海图书馆藏叶景葵、顾廷龙往来信札为中心 丁小明、柳和城
内容摘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发现及研究的过程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写本文献研究的经典案例，特别是叶景葵与顾廷龙、钱穆等学者间就此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影响广泛。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叶景葵、顾廷龙两人往来信札，是还原《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之发现与研究的伟大历程的核心文献。此案例也有助于探讨笔迹对比与内容校勘这两个维度在稿本鉴定中的实际效用。
关键词：叶景葵 顾廷龙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稿本
顾颉刚致沈文倬信札一通考论
——兼及两先生以礼学为中心的学术因缘 楼培
内容摘要：顾颉刚1975年4月3日致沈文倬函一通，涉及现代礼学、经学研究的一段学术因缘。结合日记、书信等文献，可知顾颉刚与沈文倬于1940年代订交，亦师亦友，多方举荐。沈文倬在堪称绝学的礼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一直都有顾颉刚的关怀提携，特别是在艰难岁月中的支持鼓励。顾氏的爱惜人才与磊落襟怀，沈氏的淡泊明志与潜心学术，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真正的风骨与精神。
关键词：顾颉刚 沈文倬 礼学 经学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马忠文
日记与信札都属于比较特殊的私家文献，既是第一手材料，具有原始性，又有很强的私密性。不少学者对日记和信札多有青睐，喜欢据之进行学术研究，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文献不止提供材料和历史信息，还有心灵沟通和情感的因素，说到底，它们是一种有温度的文献，容易唤起人们（包括作者和读者）的亲近感和共鸣。引用日记、信札材料的文章往往情节丰富，很快能将读者带入历史场景中。
当然，使用日记、信札进行研究和写作的维度会有所不同。既可以将其作为多种文献类型之一，用于一般的史学研究中；也可以通过对特定日记和信札的考察、分析，反窥历史中的某个片段和环节，揭示某些内幕，澄清某些隐情，推动研究进步。后者似乎更具有文献学研究的特点。
《文献》本期特设专刊，选编的12篇文章都是以日记和信札为核心材料的研究，揭示了清末以来政治、社会和学术层面的不同面相，其中不乏精妙的论证和细致的考订，对推动学术进步均有助益。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也改变了传统士人群体的人生道路。向东通过对民初遗老曹元忠致同道张锡恭的一封信札的考释，还原了辛亥壬子之际遗老学者的心路历程。
与张锡恭在清帝退位后即“决意归隐”的志趣不同，曹元忠则存有“与清室共存亡”的心态，以表达其忠诚；但迫于形势，最终也与张锡恭一样，渐渐远离政治，走上了归隐治学的人生道路。信中所谈读书、藏书、治学情况，以及对缪荃孙、陈宝琛、劳乃宣、顾麟士、于式枚等人行迹的反映，可以窥见清遗民学者之间思想交流和生活交往的真实情形，于近代学术史、文献史研究有一定补益。
文章引证王欣夫学礼斋所藏写本《笺经室文存》（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张锡恭《茹荼轩日记》稿本，以及《艺风老人日记》《劳乃宣自订年谱》《沧趣楼诗文集》《笺经室诗存》等，生动呈现民初遗老世界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中学人之间讨论学问，因空间限制，大部分都通过书信往来才能实现，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学者之间仍旧承袭了这种便捷而亲切的论学方式。
1925年前后，藏书家叶景葵购得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1935年10月至1937年8、9月间，他开始与钱穆、顾廷龙、顾颉刚等诸位学者通信，围绕此稿本展开学术讨论。虽然，在他1941年撰写的三千馀言的《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跋》中，对诸位学人的交流原委有过说明，但是，远不如今天利用各位当事人的信札、日记等原始文献，还原历史现场，进一步感受当年的历史情境。
丁小明、柳和城以上海图书馆藏叶景葵、顾廷龙往来信札为核心材料，从版本学层面分析了二顾、叶、钱等学者在讨论《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性质过程中的质疑、求证与趋同，为读者展现学界前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逊的人格魅力。
20世纪30年代也是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1934 年 9 月下旬至 1939 年 8 月末，王重民以国立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的身份被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法藏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建立联系。
刘蕊从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伯希和档案中发现一批王重民的未刊信函，通过对其中七封关涉法藏敦煌遗书整理工作的信函写信时间和内容的考订，进一步明晰了王重民编纂法藏敦煌目录的详细过程，以及王、伯二人就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所进行的探讨和交流。
伯希和曾介绍王重民在伦敦、莱顿图书馆进行各项调查和研究，并将自己亲笔抄录且封存三十载的“千佛洞壁史料”手稿示予王氏，还推荐王重民加入法国亚洲学会，足见一位学界前辈对后辈的赏识和提携。
赵大旺则对王重民旅法期间致顾颉刚两封信的写信时间和史料价值进行了新的考订。第一封信收入1937年1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0期，因受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女士回忆的影响，以往被认为写于1936年10月20日，经过作者考订，确定是同年11月20日所写；而另一封收入顾颉刚、顾廷龙编《尚书文字合编》附录中的王重民书信，原无时间，也被考订出为1936年11月26日所写。
这两封信前后相继，揭示出王重民受顾颉刚委托在旅欧期间调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尚书》写卷的详细情况。文章也还原了30年代伯希和向顾颉刚提纲供敦煌文献清单、国内学人与国际汉学界（包括日本学者）交往的部分细节。
楼培以1975年4月3日顾颉刚致沈文倬的一通佚函作为切入点，回顾这两位学者的早期交往，揭开一段涉及近现代礼学、经学研究的学术因缘。
作者结合顾颉刚日记、信札等文献，指出顾、沈二人早在1940年代便订交，顾氏视沈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抗战胜后沈文倬入职国立编译馆，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上海图书馆，都与顾颉刚的支持和举荐有很大关系。
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于1930年代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任职期间，曾网罗诸本，着手校理宋人汪元量《水云集》。
对于此事经过，石祥通过研究山东省图书馆所藏一部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刻本《水云集》并《湖山类稿》上的一则王献唐题跋和书后粘贴的一封赵万里致王献唐信，揭示出王献唐校理汪集过程的一些细节。即，1933年赵万里应王氏之邀，在一部鲍刻本《湖山类稿》上过录了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的校语，寄给王献唐，王氏后来的校本，实际包含了多个版本的文本面貌。
王献唐将自己校勘《汪水云集》的底本——海源阁流出的黄丕烈旧藏王孝咏本——误认为是王乃昭本，这个误解也在本研究中得到澄清。
清季伊犁将军长庚经营新疆二十多年，是晚清西北边疆举足轻重的人物。章成利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所藏一批长庚的未刊信札，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间科布多与新疆两地就阿尔泰山地区的治权争议进行了细化研究，揭示出长庚考察阿尔泰山、调停多方矛盾、筹边谋划、控制全局的内幕与过程。
正是在长庚的调解下，经各方官员联衔奏请，才将争议地区分治，平息了这场长达数十年之久、极有可能危害边疆安全的利权纷争。相比以上各篇论文，本文偏重书信史料的整体利用与研究，更多体现信札文献之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日记是编年体的文献，逐日叙事，虽嫌琐碎，却别有用处。从零散记载中搜寻到些微的证据来解决一桩历史悬案，是学者发掘日记珍贵价值的极致案例。另一方面，日记又具有整体性资料的特点，通过一段日记往往可以看出日记撰者的生活特性或人物的定位，官员日记与学人日记因记事侧重不同而产生差异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英和是嘉庆、道光年间清廷重臣，清中期满洲科举世家的代表人物。郑小悠文介绍英和《壬戌扈从随笔》与《奉使陕甘日记》两部日记手稿。
前者记述嘉庆七年（1802）七月至九月英和随扈嘉庆皇帝木兰秋狝及拜谒东陵的经历，披露了清代巡行体制、宫廷生活、行宫与围场地理状况、围猎路线及士大夫群体交往等大量历史信息；后者记述嘉庆十一年二月至八月英和奉旨与内阁学士初彭龄同赴甘肃查办案件的沿途情形，五个多月途经四省、二十二府、七十馀州县驿站、递铺，反映出清中期北方官道及地方供给的真实境况。
因为日记中保存有大量自作诗、应制诗及僚友唱和之作，作者又搜罗现存英和各种诗集的稿本、抄本、刻本，对上述诗作进行对比研究，进而考察英和《恩福堂诗钞》的成书过程及其诗学成就，使两种日记的学术价值得到充分的揭示。
同类型文献的对比研究，也能碰撞出火花。贾宏涛通过对读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在1860年至1862年共同居京期间的日记，发现二人日记在书写法则、措辞语气、内容编排上存在种种雷同，从而推断文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互相阅读和模仿的现象，进而认为家族日记的私密性相对比较薄弱。
同时，作者发现，翁同龢日记不仅在记录时间上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内容也更具随意性，这提醒人们不宜孤立地看待或使用一种文献，只有在对读比照中才能发现其局限性，日记也不例外。
一些官员、文人记日记本身也有保存文献的意图。杨凯发现上海图书馆所藏方濬师《安宜日记》稿本，除记述行事、见闻外，还将每天与亲友朋僚的往来书信或撮录要义、或照录原文地保留下来，不到十二个月的日记中存札多达346 通。其中李鸿章、曾国荃、长善、张树声等人的部分手札,内容从未披露过，对研究中法战争史等颇有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这些保存于日记中的函札，与历史人物日常活动的时空和语境相伴，更易于读者了解相关史实的背景与细节。
徐森玉是近代著名文献版本学家。孙玉蓉通过阅读京师图书馆工作人员俞泽箴的日记，对20世纪20年代徐森玉掌管京师图书馆时期的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尽管徐氏本人留下的相关文字不多，却在“他者”的记载中可以清楚看到其活动的痕迹，显得弥足珍贵。
俞泽箴日记记述下徐森玉为馆务奔走操劳、设法保护馆藏善本及协调帮助浙江图书馆完成《四库全书》抄补工作的种种艰辛努力，更加客观地再现徐森玉恪尽职守、躬亲其事的精神，提供了其他史料所不及的丰富细节与详情。
张诗洋从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文献中，发现了 42 册新月社成员、曾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的稿本日记，多是他在清华学校(大学)、南开大学任职期间的生活、工作记录。他与兄长张伯苓、梁启超、徐志摩、胡适、吴宓、梅兰芳等名人的密切交往，以及接待泰戈尔访华、排演话剧《齐德拉》、主持清华学校改革、见证新月社与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情形,都在日记中留下痕迹。
张氏日记的发掘，对研究民国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都将有可期的推动作用。作者也指出，因时时处在人事纷争中，张彭春的某些叙述难免有主观偏见,日记中也有传闻失实的情况羼杂。因此使用日记史料，需要研究者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做更细致的甄别和考辨。
应该承认，利用日记、书札等原始文献，研究的都是具体问题，可能澄清了一些疑难，推进了某些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细节，但是，也不能过度依赖这些稀缺文献。文献类型各异，年谱、文集、报纸，各类文献本质是平等的。
说到底，研究中没有哪一类史料能够包打天下。日记、信札虽是考订历史细节的绝好材料，也要与其他不同类型的资料对应互证，方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显示其独特价值。
与此同时，也还需要我们不断充实理论素养，拓宽学术视野，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宏大精深的理论思维观照下，像日记、信札这样的珍贵史料才能被“点石成金”，散发出耀眼的学术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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