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看来，封建社会中，中国女性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生理尤其是体力上天生就逊于男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使得中国女性成为了男人的附庸。其实，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历史，女性地位是一个不断走低的过程。自从程朱理学诞生后，就给女性套上了一副最沉重的枷锁，明清时代女性地位就掉入了尘埃之中。
但是，如果说将女性地位拉低的始作俑者，恐怕有一个人脱离不了干系，而她也是一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汉女史学家班昭。
班昭算是一个相当幸运的人，她出生于史学之家，父亲班彪、兄长班固都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这个鸿儒的家庭背景下，班昭自幼读书习字，接触了一般女性都难以企及的文史领域。
在兄长班固未完成《汉书》就去世后，班昭接过了这项事业，开始续写《汉书》，最终让这部光耀千古的史学著作没有半途而废。这是班昭最为杰出的贡献，也让她本人青史留名。此后，班昭出类拔萃的才华引起了皇室的认可，汉和帝多次诏她入宫为皇后及贵人们教习，从此有“大家”之称。汉和帝驾崩后，邓太后更为器重她，甚至让她参与朝政。
在完成《汉书》多年后，班昭又写下了《女诫》。这本来是她写给班家女子阅读的，没想到成书之后，却引得天下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然而，恰恰就是这本《女诫》，让女性地位一落千丈。
在《女诫》之中，班昭分为了“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叔妹第七”七点。全书的观点就是强调男尊女卑，女性应该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性别，无条件顺从男性。
比如在“卑弱第一”中，她引用了《诗经》中的“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自愿将女性和男性的地位拉开到天壤之别的地步。对于男性，她无比宽容，对于女性，她则提出了“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
又比如在“夫妇第二”中，她认为女子应该将丈夫看得比天还大，必须谨慎服侍。只有服侍好了丈夫，这才是人间的义理，而女性怎么就懂义理呢？还是要服侍好丈夫。这个逻辑，真让人无语。
再比如“妇行第四”中，她提出了女性的打扮以及言谈举止都要符合德、言、容、工这四行。所谓这四行，和现在“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要求相比，那是高了太多太多。甚至连“专心纺织，不苟言笑”也作为一项硬性指标。
还比如“专心第五”中，她提出了女性的贞洁观，那就是丈夫去世以后绝对不能再嫁。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能不能对等？班昭女士的回答是不能，非但不能，丈夫还可以再娶纳妾的。
“曲从第六”也是《女诫》的重要内容之一，班昭的观点认为，女性在家必须善事公公婆婆，逆来顺受，一切以对方的满意为主。至于说如果男方有怨气，必须“曲意顺从”。
本来在汉朝，女性地位一点都不低，甚至就是男人为主的官场竞技，也有女性的身影。比如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就屡见不鲜，在两汉的史书记载中，女子封侯封君多达30余例。这些女人们，在当时班昭看来，估计都是不合格的。
《女诫》一书公开后，引起轰动，后来的跟风之作数不胜数，但谁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了，因为它将女性该驯化的已经全部驯化了。后来的朝代，只能在禁锢女性身体上着手，还出现了小脚这样奇葩的习俗。《女诫》也由此成为了《女四书》之首，在整个封建社会，在民国以前成为了识字女性必读的启蒙书籍。
由于班昭女士生活在近两千年之前，不能苛责古人的思想，也不便对其大加批判，不过单就《女诫》一书，确实禁锢了女性一千多年的思想。禁锢女性，就等于禁锢了一半的中华儿女，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还是以清末维新派人士叶瀚的评价结尾吧：
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依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
参考资料：《女诫》、《烈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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