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带队在豫西调查，意外发现了偃师市境内的二里头遗址，从而引爆了轰动世界的新闻。此前，尽管夏商周的朝代顺序深入人心，尽管《史记》中明确记录了夏朝，甚至包括了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故事，但因为缺乏对应的文字和实物，夏朝存在与否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打破这个僵局创造了契机。经过科学测年，它的形成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至少在上限就远早于商朝。从时间上来说，应该是夏朝同期。 而且，二里头遗址发现了1号、2号宫殿基址，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还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证明当时文化曾经繁盛一时。我们仿佛能够依稀窥探中华文明曙光的源头，一件重要的青铜器，更是遗址中的明珠，它就是方格纹铜鼎。 1975年，这件铜鼎出土，现场专家欣喜万分。因为它的外形酷似中原龙山文化的陶鼎，说明中华文化传承有序，并没有断层。而且，它的材质为青铜，这在商朝都是贵金属，在更为久远的年代，自然更为稀有。 在华夏民族的心目中，鼎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有功，被公推为华夏族的首领，他便用用九州州牧孝敬的青铜，铸造了九鼎，代表九州一统。从此，鼎也成为了权力的象征。只是到了周朝末期，国力衰微，九鼎最终下落不明。 九鼎的最终结局，猜测很多，但眼前的方格纹铜鼎却是实实在在的。它高为20厘米，底径为10厘米，口径为15.3厘米，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头。按照气势来说，自然比不过国宝重器后母戊鼎，甚至连普通的列鼎都比不过，但是，它却以悠久的历史，地位超然。 从外形来说，它也不够精美，口沿之上对称分布着一对半环状耳。底部非常平坦，空心四棱锥状的鼎足曾让人误以为是青铜鬲。它并没有王子午鼎那样精美绝伦纹饰，也没有毛公鼎上长篇累牍的铭文，只是在腹部有些并不规整的方格纹。 这点点简单的纹饰，代表着华夏人民审美意识的觉醒，也代表着先人们跌跌撞撞闯入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后世那些令人叫绝的夔纹、饕餮纹、蟠虺纹、蟠虫离纹、波纹、云雷纹等等，都是由它孕育而生。也许它的含义相对简单，却为后来复杂多变的纹饰奠定了基础。 从工艺上来看，这件青铜鼎也非常粗矿简单。但就是这种稚拙粗糙的作品，孕育了后来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原始社会遗址中也出土过陶鼎，外形与它极为相似，这说明先民不自觉地继承。后来的青铜鼎，做工考究，但也无法脱离它的窠臼，同样说明文明的传承。没有蹒跚学步，怎么会有中华文明在青铜器制作领域的登峰造极? 当然，这样朴素的青铜鼎，我们却能从低调中看到富贵之气。中华民族讲究礼法，即便早在夏朝，能使用上青铜鼎的人，身份一定相当高贵。这件方格纹铜鼎显然也代表了当时的权贵，是他们地位的象征。 这件青铜鼎出土之后，马上引得文博界的关注。它说明，至少在夏朝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器制作的基本方法，为后来打开争奇斗艳的青铜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意义非凡，被誉为“华夏第一鼎”。能够有这么高的工艺水平，能有这么高的生产力水平，那个时代必然兴旺无比。至于有人说没有文字证明夏朝的存在，小珏认为这不是问题，随着考古的发展，迟早会被我们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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