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杨晖（宁夏）
今天是2020年的冬至日，六盘山区北风扬雪，天寒地冻。触景生情，我的思绪回到了7年前那个冰雪天气的日子。那天年老体弱的母亲因她那小脚在冰雪中站立不稳，摔倒在老家院子里得了脑溢血，在县医院治疗无效，从此卧床不起。半年后她带着许多牵挂、无奈和不舍离开了我们。在母亲去世125天后父亲也离开了我们。明天农历十一月初八，是父亲仙逝7周年忌日。父母的离去给我们儿女留下了长久的悲痛、悔恨和自责：总觉得他们一生吃苦受累太多，为家庭操劳的太多，为儿女付出的爱太多；而他们有许多应得的福还没来得及享受，儿女们还没有好好报答他们含辛茹苦的大恩大德。今天写下这些追忆父母的文字，表达儿子对他们深深的怀念之情……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穷苦出身的农民，生在山村，长在山村，嫁娶在山村，生活和养老在山村。至于上学读书，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母亲娘家6口人，姐弟四人，母亲排行老二。母亲9岁那年，外公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在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失联，下落不明，生死不详。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姐弟四人均未上学读书。母亲5岁那年，她和同时代的女孩子一样难逃封建陋习的厄运，被姥姥强迫着开始缠脚。据母亲说，经过五个阶段规定程序的反复固定和裹缠，在承受了钻心的疼痛和折磨，大约两年时间小脚才定型，变成了封建社会女性流行的“三寸金莲”模样，于是我的母亲就有了一双给她一生带来极多不便和麻烦的“美丽小脚”。
1946年父亲和母亲经媒人介绍结婚。16岁的母亲走进的是一个四世同堂的近20口人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由婆家奶奶主事。我们家现住的普通院子就是家族的老宅。挤在这个不大的宅院里的，上有我的太爷太太、下有爷爷奶奶，还有均已成家的三爷爷、五爷爷、六爷爷家。大家庭人口杂多，住房极其紧张，而土地数量又少，加之贫瘠和干旱，粮食产量很低，生活极度困难。在我爷爷的小家里还有我的4个未成年叔父和4个未出嫁个姑姑。父亲在同辈男孩中排行老大，从15岁开始就跟着五爷爷给地主家拉长工，用苦力换来粮食，补贴长年缺吃少穿的大家庭生计。解放后，三爷爷、五爷爷家先后分家搬出老宅，直到1978年六奶奶家和五叔家先后搬出，老宅才真正成为了现在我们这一家人的院子。在30年的大家庭生活中，我的父亲和母亲在拉扯和抓养自己孩子的同时，任劳任怨倾其所有的善良和能力，上敬祖父母和公婆，下帮叔侄和兄弟，使他们一个个成家立业过上了自己的日子。多年后，所有从我们老宅走出去的爷爷叔叔们，都还记着我父亲母亲在大家庭里体恤和帮衬过他们的恩情，他们象对待长辈一样敬重我的父亲母亲，同辈人亲近的称呼为“大哥哥，大嫂子！”，长辈们称呼为“他大哥，他大嫂！”。从这些平时的称呼中不难听出父亲母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亲对爷爷奶奶的孝敬，主要体现在高度自觉、亲历亲为，关怀备至、尽心尽力上。从他们身上，让我真正读懂了孝的内涵。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的。那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又接连不断。我的家和所有村民一样，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每当饭点时刻，我们几个就早早围在灶台周围，急着帮母亲往灶膛里添柴和拉风箱，希望尽快满足饥肠辘辘的肚子。可不管我们多么焦急，母亲都必须将出锅的第一碗饭先端给爷爷奶奶，只有爷爷奶奶动筷子了，家里其他人才能按长幼次序端碗吃饭。爷爷80岁时满口没有了牙齿，母亲每次做饭时，都要把面条擀得薄而透亮，以便于爷爷咀嚼和消化。如果是做洋芋面，母亲先要用笊篱给爷爷捞一碗纯面条，然后才把洋芋条下到面里。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一碗精面条就是对老人最大的敬重和关爱。
1975年，奶奶手上长的肿瘤转化为癌症晚期，疼痛难耐。在奶奶卧床不起，大小便都失禁时，父亲除了干好地里的农活儿，每天还要将奶奶身上换下的衣裤、尿片拿到河水中去冲洗，即便是在冬天，父亲也从不怠慢。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常常被冻得通红甚至裂开了口子。父亲母亲轮流守护在奶奶的炕头，端水喂饭，擦洗身子，嘘寒问暖、安慰止疼，尽量帮奶奶减少痛苦，直到奶奶安然离世。
2009年清明节，已84岁的父亲还拄着拐杖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头插香、烧纸钱、奠茶奠酒，这足见父亲对爷爷奶奶的敬重和感恩！
父母的勤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一则是生活所迫，全家11口人的吃喝穿用和孩子们的上学费用都要他们张罗，二则是承接祖上勤俭持家、再苦再累再难也不放弃的家风。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天不亮就下地干活，等村里人天亮上工时，父亲已经干了大半天工的活儿。每天干完农活收工时，还要割一大捆苜蓿或高粱，背回家中铡碎喂牲口。母亲更是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她在山上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也要附带拔几把柴火或铲一筐猪草。回到家里，还有更繁重的家务在等待着她。一家人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是母亲的必修课，晚饭后母亲紧接着开始洗锅、喂猪，等干完这一系列的家务后，已是夜深人静、三星当空，这时候她还要为孩子缝缝补补，为第二天步行到15里外上中学的孩子准备要拿的馍馍。这些都是靠母亲加夜班来完成的。
家中面柜里常常就没有面粉了，母亲还要找点杂粮用簸箕端着，到家门口的石磨上一个人默默地推成面粉，然后才开始烙馍馍。曾经一段时间，由于干旱和自然灾害，家里实在没有面烙馍馍，母亲就在凌晨4点左右起床，在炕洞里烧几个洋芋，等到6点多我们上学时，热乎乎的洋芋已经装在了我们的干粮袋里……
为了添补家里的油盐费用和针针线线，母亲常常要熬夜加班，把自己在麦场上精心整理的麦秆掐成草辫，再将草辫缝制加工成洁白漂亮的草帽，由姐姐拿到集市上卖。那时一顶草帽子可换得七八角钱。为了节省照明的煤油，母亲练就了一手绝活，就是在不点灯的黑夜里掐草辫。在我的记忆里，当我多少次深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坐在炕头默默地掐着草辫，待第二天天亮时，一捆捆笔直的麦秆已变成两大盘草帽辫挂在炕头的墙上，母亲却早已又投入到新的一天的家务和农活中去了。我勤劳本分的父亲母亲，克勤克俭已至如此地步。
祖祖辈辈的穷困艰难使父母将节俭变成了一种习惯，因而父母对我们在吃喝穿用上要求十分苛刻。虽然他们不曾知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但他们笃信“家从细处有，富是积攒来”的民间佳话，并用一生践行并诠释着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记忆中的父母非常珍惜粮食，从不糟蹋食物，每次吃完饭都要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不留半粒剩菜剩米在碗里。吃馍馍时，总是用双手拘着，细嚼慢咽，如果不小心掉在地上一粒馍馍渣儿，也一定要捡起来，吹一吹土，放进嘴里。父母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补丁摞满补丁，如果凭布票购置了新布料，他们自己舍不得用，总是尽量添补给年老的爷爷奶奶和嗷嗷待哺的孩子。那些实在破的穿不成的衣服，母亲也要将它拆成布块，浆成做鞋帮或鞋底的用料，一点儿也不浪费。有时在路上捡到一块破布，母亲也要带回家积攒到一起经拼凑做成鞋垫。某包装物上一片废弃的绸缎布料，母亲会在上面精心地绣上花儿，做成小孩子的枕头顶。
俗话说，医者仁心。解放前父亲一直给地主家拉长工，既干农活也喂牲口，了解了一些骡马牛羊的生活习性和喂养规律，解放后他又参加了人民公社组织的乡村赤脚医生和兽医的培训班。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民，他凭借自己的经验积累和专业医师的口传手授，掌握了许多家畜家禽常见病的治疗知识和方法，懂得了一些中、西药的使用禁忌。就这样父亲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乡村兽医，并随着多次的培训学习和自己不断实践总结，父亲渐渐成为知名的乡村兽医。
我们家院子的各个房檐下都挂满了父亲从山上採集来的中草药，不论是给本村或者外村的牲畜看病治病，只要能用得上父亲所采集的中草药，父亲都是第一时间足量提供，且全部免费。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当了40年的乡村兽医，常见的家畜病父亲都能治好，且还治好过许多例疑难杂症。一些骡马的严重结症病，曾被乡镇兽医站医生判了死刑，但在父亲的土方验方和耐心施治下，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很快恢复了健康。父亲常常助人畜于危难之中，不论是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还是白天黑夜，父亲都能够做到随叫随到，从来不推诿和拖延，而且从来不收取出诊费、手术费和误工费等，但父亲却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感谢和赞誉。
母亲也是一副善良仁慈、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常常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干。母亲虽然也目不识丁，却凭幼年外婆的口传手授以及常年的民间生活经验积累，学习掌握了一些非常经济实用的民间针灸、刮痧等医疗技术，还掌握了一些山区百姓应急的妇、孕、幼民间医疗知识及技能。母亲的这些特殊手艺，成为了偏僻山区百姓的救命稻草。比如村上谁家的孕妇生孩子，非得请母亲去接生，谁家的孩子发烧、大人得了脓疮、炎症、皮肤病、跌打损伤等都要母亲去瞧瞧并帮助治疗。不论村上那户人家来找母亲，母亲不管手头是否忙闲和路途远近，都会欣然答应，及时赶到病人家里。
1980年，农村土地已承包到户，多数家庭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我们家因人口较多，加之兄弟几个都在上学，生活还紧紧巴巴常常入不敷出，但母亲看到那些生活比我们家还困难的亲戚和乡邻，看到时不时来门口讨饭的乞丐、化缘僧人等，母亲都要尽力接济一些，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能让门口来的讨者空手而返。平时母亲如果看到村上谁家小孩衣衫褴褛，她会主动把自家多余衣服送给他们。
2010年春天，母亲已80岁了，但还帮助村上某家媳妇在家里接生。我知道后劝母亲说，时代进步了，你不能再这样担着风险干好事了，应该让人家及时送往医院安全分娩，确保大人小孩平安。母亲对我的回答是“实际情况来不及送往医院了，‘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人在难中，我不能袖手旁观，她能帮一点是一点。”现在细细想来，母亲的想法和作法是正确的，在善良仁慈，乐于助人的背后，她还有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
母亲去世后我每次回到老家，常会遇到一些受过母亲帮助的邻居老乡们，他们念念不忘母亲的慈悲和恩德。常以赞颂的口吻在我面前说起我的母亲。
父亲虽然不曾上过学，但却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直到今天，我一直敬服于父亲当年的远见卓识和果断决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整体处于困难时期，老百姓缺吃少穿，挣扎在温饱线下。我们家是一个拥有11口人的大家庭，日子过得更是举步维艰，但父亲和村子里其他家长最大不同在于，多数人家都让学龄期的孩子辍学放羊，或及早参加集体农业社的生产劳动，来帮大人给家里挣工分，为年终就可以从队里多分来几斤粮一两油，可解决家庭最为现实、紧迫的温饱问题。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的支持八个子女中的六个儿子上学读书，而家里所有的困难则由他和母亲一起扛着。他们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历尽了磨难。为了多挣一分生产队的工分，父母每天都挑拣难度较大挣工分多的活计干，别人往山上挑三担粪，父亲就要挑五担，母亲拖着小脚也要挑四担。土地包产到户后，父母将分到的二十几亩薄田视为命根子，在他们精心耕种和打理下，一家人勉强维持着生计，直到1985年我们家才解决了温饱问题，1987年家里才有了余粮。常言说“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直到那时父母的脸上才洋溢出了满足的笑容。那笑容，是丰收后的喜悦，是对黄土地的感恩，是对自己辛勤劳动的肯定。
在我们兄弟几个上学读书的那段艰难岁月里，大人和孩子所受的苦，只有我们全家人知道。家里的所有开支和学费，都要靠父母养鸡产蛋，养母猪、母牛产仔卖钱来维持。1991年六弟上大学时，学费更加昂贵，父亲把家里一头最好的牛卖了800元还没有凑足，只好到别人家去借。尽管如此，父母也没有让六个上学的孩子中的任何一个辍学。
正是父母经年累月的超常付出，我们一大家人终于从困境中走了过来。如今我们兄弟个个成人成才、成家立业，个个都有满意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姐弟8人中，有5名共产党员，4人获得大学以上学历，现在分别从事大学教授、媒体记者、中学教师、司法干警、乡村干部、建筑小老板等职业。我们个个敬业尽责、廉洁奉公、乐于奉献，成为单位的骨干和能手，先后获得的省、市、县、本系统及单位各类奖励达数百次。在我们姐弟的子女中，个个读书，已有10人大学毕业参加工作，1人大学在读，1人中学在读。我们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发展，最终甩掉了贫穷的帽子，可以肯定地说，是读书让我们改变了人生的命运。但今天的这一切，最大的功劳还在于我的父亲母亲。如果没有当年父亲的远见，没有父母艰辛的默默支持，我们或许走不出那个贫穷的山村，我们也就不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尤其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发展变化，给村子里那些持有“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想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思考。如今村子里家家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业，因为他们懂得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真理。
我的父母都不曾读书识字，但他们在长辈们言传身教的熏陶和艰苦的生活实践中，也懂得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道理。在我们姐弟小时他们就教导我们要孝老爱亲、勤劳节俭、善良诚实、进取有为，并朝夕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些优良的生活作风和优秀的做人品质，犹如春风细雨，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和我们的耳濡目染中，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我们姐弟的血液中，沉淀在我们姐弟的的骨髓里，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着我们姐弟八人的学习生活和社交做人，使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做人做事要有责任与担当、对待他人要尊重与感恩、对待国家和社会要回报与奉献。追忆父母的一生，他们诚实善良的德泽，勤劳俭朴的典范，以及对儿女们的教育、理解、支持、包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我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母亲，你们的大恩大德和养育教诲之恩，我们终生难忘，特别是你们那孝老爱亲、克勤克俭、仁慈助人、注重教育的优秀品质，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和骨髓里，已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灯塔和指南针，照亮、引领着我们前行！现在你们都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悲痛不已：我们多么希望你们能够看看今天这个新时代的太平盛世，享享你们一辈子都没有享过的福。
寒风中，我似乎又看到了你们劳累的身影：父亲你那驼背更弯了，母亲你那坚强不屈的“美丽小脚”更小了！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终生难忘、永远怀念！
【作者简介】杨晖，男，52岁，汉族，中共党员，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人。1991年毕业于西安体育学院，一直从事高中体育教学、课余训练和教育科研工作。本人喜欢阅读，爱好文学，勤于写作。论文和科研课题多次在县、市、自治区评选中获奖，曾在《宁夏教育》《体育教学》《中国学校体育》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学体育教学、课余训练、体育教育科研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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